胡剑波 湖南科技大学

【提 要】近年来，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引起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本文从六个方面对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进行归纳总结，指出在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研究的系统性等方面存在不足，并简要分析了原因，认为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对于中国特色语言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如何借鉴和发展西方学术思想并形成我国特色的学术思想有重要启发。

随着索绪尔手稿以及第三次普通语言学讲座笔记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在解构主义对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理论发难的时候，国内外的索绪尔研究又掀起了一股热潮。在国外，索绪尔著作的版本研究经久不衰。1996年在日内瓦发现的“橙色手稿”及其英译使更多的研究者获得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同时两位译者Carol Sanders和Matthew Pires所提供的脚注、索引和文献对于理解和进一步研究索绪尔帮助极大。学界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丰厚，下面仅对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进行综述。

1.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1.1 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引导性研究

这里所谓的引导性研究是指，文章的主旨不是专门探讨索氏语言哲学思想，而是在其论文中附带性的论及这一主题。如Beaugrande（1991）认为，索绪尔对语言的认识反映出心智哲学的倾向。罗曼（2001：17）指出，索绪尔在语言的概念里能够摆脱感觉经验论（或者如俄罗斯人所说的猛烈的经验论）的传统。许国璋（1991）“已触及索氏理论的哲学意义”。信德麟（1993）认为，符号性与系统性是索绪尔语言哲学观的两个支柱，索氏明确反对名称总汇（分类命名集）的语言哲学观；刘润清、张绍杰（1997：49）指出，任意性学说体现了索绪尔的整体哲学思想；卢德平（2001）认为任意性特征成为贯穿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简称《教程》）的一条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些有关索绪尔语言哲学的研究论题主要出现在二十世纪，未能归入索绪尔语言哲学的研究范畴，因而未得到进一步的、更为系统的关注和研究。

1.2 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总体性研究

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总体性研究起步较早，近期研究进一步深入。许国璋（1988）通过探讨语言符号的理性和任意性较早地开启了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张绍杰、王克非（1997）通过比较《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与《教程》的差异，澄清了“《教程》中的疑惑或误解，以便更全面、准确地领悟索绪尔的语言哲学观”。余开亮（2002）讨论了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哲学意义、理论演变及其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鞠玉梅和曹春春（2002）阐述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对现代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国外对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相对较为具体，如 Tantiwatana（2010）对索绪尔“差异”概念及其哲学含义的考察，如Gasparov（2013）对索绪尔“抽象”和“还原”（reduction）等科学方法的研究，均可归入索绪尔语言哲学研究的范畴。

对索绪尔语言学哲学基础的研究成果丰硕。伏罗希诺夫在《西方语言学新思潮》一文中第一次详细分析了索绪尔学说的哲学基础。他认为，语言的习惯性和任意性、语言系统和数学符号系统之相近似、注意封闭系统内部确立起来的符号之间的关系，都是源于唯理主义。伏罗希诺夫还认为把共时同历时对立起来，也是受唯理主义影响的结果。Harris和Taylor（1989）阐述了索绪尔语言思想的渊源，还专题论述了索绪尔的有关语言与思维的观点。Koerner（1971）在其博士论文《费迪南·德·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西方语言研究中的渊源与发展》中阐述了辉特尼及新语法学派中的语言学家，如保罗、西弗斯、库尔德内、克鲁斯才夫斯基（M.Kruszewski）、洪堡特等西方语言学家对索绪尔的影响。与Koerner的“索绪尔决不可能直接受到语言学之外的任何学说之概念、原则和理论影响”的观点相对，前苏联学者Sljusareva在其专著《当代语言学观照下的索绪尔理论》中，依据前苏联学者Doroszewski1933年及1958年的研究成果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深受社会学家Durkheim和Tarde的影响。Koerner（1988）的论文集 Saussurean Studies重申了上述观点。Culler（1976）在《索绪尔》一书中用三节的篇幅探索索绪尔理论的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渊源。Holdcroft（1991）以介绍索绪尔著作出版的语境及影响，论述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最后以四章的篇幅阐述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说。Gasparov（2013）在第四章指出索氏符号学的浪漫主义早期认识论基础。

近年来，学者们指出从哲学的角度理解和研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如张思锐和莫嘉琳（2006）、潘文 国（2013）、王 寅（2013）、江 怡（2014）；索绪尔在西方哲学语言转向中的地位和作用（刘艳茹2005，2007）；索绪尔语言学在学术源流和基本范畴上的哲学价值（胡鹏林2012）；霍永寿（2014）通过对《普通语言学教程》和《普通语言学手稿》的文本解读，探讨了索绪尔语言哲学的特点，认为“就其意义本体的理论设定而言，和传统及分析性语言哲学相比，索绪尔语言哲学乃是另外一种范式的语言哲学”。钱冠连（2013）指出索绪尔语言哲学两个堪称伟大的贡献：充满分析思辨与缜密的思想的叙述；在语言的“有价值的构件”之内，谈论普通语言学的种种细微研究对象；同时，随时不忘讨论存在、时间、事物、精神与意义等这些西方哲学的普遍问题。谢刚和吕明臣（2014）认为，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主要包括语言本体论和语言研究方法论，其言语、价值、历时语言学研究同语言、价值系统及共时语言学研究的交互是语用学研究的基本研究范畴。张延飞和张绍杰（2009）认为《普通语言学读本》这部著作更易于准确把握索绪尔的语言哲学观。何兰（2012）从哲学视角对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理论进行分析。霍永寿和孙晨（2017）认为，学界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争论是因为有关学者只关注该原则的语言学特性，而忽视其语言哲学的属性。

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影响的成果显著。帕缇曼（T.Pateman）《在语言与社会理论》（Language and social theory）一文中讨论了索绪尔对人类学、社会学等的影响。散德斯（Carol Sanders，2004）主编的《剑桥索绪尔手册》有六篇文章阐述索绪尔对美国语言学、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德里达等产生的影响。鲍贵（2009）指出索绪尔语言思想的哲学贡献，认为“就其核心思想体系——语言系统理论而言，索绪尔不愧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者”。但Ryan（1979）认为，索绪尔持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点，但在行文中却削弱了该立场。

1.3 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本体论研究

对于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本体论的研究者及其观点主要有：

李洪儒（2010）认为，与人的生活世界不同，语言是一个特殊的在者/是者，“它是由具有社会性、心理性的符号实体及其关系构成的具有层级性的大实体。”

屠友祥（2013）认为，索绪尔不探究词与物的指称关系，注重词与意义的任意关系、词与词的差异关系，这是以言说者的意识为出发点看待问题导致的结果。

谢刚、吕明臣（2014）认为，“差异”在时间中产生是索绪尔语言研究辩证法思想的根源。差异不是语言符号系统自身的特点，而是语言符号系统在时间上的自我超越。差异的显现就是语言与言语在空间上的同一，是语言系统与自身在时间上的同一。

李新博（2012）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结构观为语言找到了本体的依托。

谢萌（2014）认为，“系统”是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预设，特殊“在者/是者”。“系统”的存在方式由语言的多种机制多维度构成。系统的“第一原则”——“任意性原则”是对语言多种机制的多维度诠释。

李文新（2012）认为，作为系统整体的“语言”是索绪尔确立的语言本体，它是索绪尔语言本体观、语言科学观和社会心理主义语言观创造的对象。

1.4 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认识论研究

学者们对于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认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认识论的意义。如徐燕杭（2001）认为，索绪尔语言学“所引发的一系列话题至少预示着现代思想的开端，预示着主体理性和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认识论时代的终结和语言论时代的开始。人类从‘绝对精神’的美梦中惊醒，并真正懂得了如何去面对当下的生存境遇”。杨晓（2012）在“作为认识论的语言学——创造思想的‘语言形式平面’”一文中认为，索绪尔彻底地改变了近代认识论，把语言带到了思想的核心地带，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显现本性、回归自身的语言，使语言学正确地走上了成为认识论的道路。在索绪尔的“语言形式平面”中的符号不再是外在的记号，而是凝聚了思想认识的全部生命，这改变了认识活动的模式。由普通语言学的第二公设——线性推出相对的可论证性，使符号蕴含着社会理性的生命。王馥芳（2013）认为，索绪尔的“某些语言哲学思想以及基本方法论已经化为我们概念系统中的一部分，并融人了我们的‘认知血脉’或者‘思想血脉’之中。索绪尔不但参与构建了我们的认知概念系统，而且是我们思维渊源深处最炫目的一抹亮光之一。”

2）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认识论的归属。叶起昌（2012）认为，索绪尔语言学与现象学的亲缘关系显示，索绪尔沿用传统的主/客体模式与基础主义的认识论。

3）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认识论的具体运作。胡潇（2009）认为，索绪尔的语符所指是思想认识活动及其实际内容的语义概括和转换。语言虽然不直接是客观事物的指谓和名集，但从主、客体关系而言，它最终是通过思想认识活动而指向客观对象的。索绪尔的语符能指中介着主体精神、思维活动的内外两个界面，中介着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作为主客体思想关系的中介，更突出地表现在主体间的交往中。索绪尔从四种语言现象双重性进行了他的语符能、所关系的认识论分析。杨晓（2012）认为，索绪尔语言符号的非意指性使语言在认识论的逻辑次序上，有着对思想和事物的先在性，它把思想与事物的外部对立扬弃为符号的内部联想关系，从而使语言学的认识论成为比意识哲学更为深刻的全新的认识论。

4）对索绪尔语言思想中的辩证法的阐述。聂志平（1990）认为索绪尔对语言系统的理解带有很深的去掉了那层“神秘外壳”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胎记。在对语言的研究中，发现了与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相一致的语言本身的辩证法。

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是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除Harris和Taylor（1989）的论述外，胡剑波和毛帅梅（2016）也进行了专题探讨。在索绪尔看来，思维是符号化的思想，是人类心智活动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语言和思维密不可分，原本没有定型的、混沌的思想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是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思维能将理性的秩序和规则引入原本内在混乱的语言之中。于东兴和张日培（2017）认为，“索绪尔一方面反对盛行于19世纪、基于洪堡特观点的语言相对论，另一方面在自己的语言学里又暗含语言相对论的观点。”但 Marie-Laure Ryan（1979）认为，索绪尔是体现在洪堡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的语言相对论的支持者，同时她指出了索绪尔与沃尔夫语言相对论的差异：沃尔夫的假说基于经验的观察，而索绪尔为这一论点提出了理论基础却没有清晰地表述语言与心智的关系。谢序华（2018）认为，索氏的“语言决定论”违犯了唯物辩证法法则，颠倒了语言与意识的源流关系，而且其论证也违犯了同一律和矛盾律。

1.5 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研究

学者们对于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方法论关注较早，如徐思益早在1980就指出，索绪尔的语言共时研究是一种方法论。

对于其语言学理论中所蕴含的方法论的探索包括陈保亚（1997）、鲍贵（2006）、李明洁（2007）、王寅（2013）、叶起昌（2013）等。鲍贵（2006）认为，从作为个体的符号（局部的抽象）和作为整体的符号（整体的抽象）两个视角抽象出语言符号的普遍特征是索绪尔的语言研究方法。李明洁（2007）指出了索绪尔在研究语言时所采用的普适性和高度抽象化的方法论——“脱时间化”。朱炜（2007）指出，索绪尔的差异原则具有方法论意义。王寅（2013）认为，索绪尔语言学哥白尼革命意义在于其“二元切分、重一轻一”，六次“二分”处于不同层面，其间潜存着连贯的逻辑顺序。而潘文国（2013）认为，索绪尔“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方法论主要就是抽象和系统两条。

对于其方法论思想的研究，学者们还采用比较的方法，如陈保亚（1997）比较索绪尔的同质语言观和博爱士的实证方法。叶起昌（2013）比较了索绪尔与海德格尔的方法论与方法，认为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是索绪尔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两种区分，任意性与线性是其方法上的两条原则。

从方法论视角阐述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贡献。如J.Culler（1976）在《索绪尔》一书中指出，索绪尔对人类的贡献不是其语言学理论本身，而是其进行语言研究时采用的方法论，因为其方法论影响了许多其他领域。张新木（2013）从方法论视角阐述了索绪尔对符号学发展的贡献：在思维方式上，从一元性到二元性直至系统性的延伸，使符号结构和符号功能的研究更为全面和科学；在领域扩展上，从语言句段到符号范例的推广，使符号学学科内容更加深化，研究领域更为广泛。王永祥和潘新宁（2013）从“关系论”、“整体论”和“抽象论”三个方面阐述了索绪尔如何突破历史比较语言学“本体求证”的研究套路，从而转变了语言学研究，开启了现代语言学，并为其进入“功能论”时代奠定了基础。

此外，学者们还探索了其方法论思想的渊源，如申小龙（2004）探讨了索绪尔对欧洲思想史上的唯理语法的批判继承。刘辉（2011）在方法论视域内对索绪尔语言观进行了梳理与反思，指出，正是在借鉴、吸收、发展和超越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等学科概念（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索绪尔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方法论思想。

全面阐述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如张绍杰（2004）通过对任意性原则的讨论，一方面同西方语言学思想史联系起来，一方面同索绪尔的整体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在全面论述任意性的同时又深入地探讨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1.6 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比读性研究

就研究方法而言，将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与一些重要的哲学家、语言学家进行比读也是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国内外学者也从比较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如将索绪尔与洛克、胡塞尔、巴赫金、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拉康、福柯、德里达、乔姆斯基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孟林林（2014）在其硕士论文中对比研究了洛克与索绪尔语言任意性理论，认为洛克是基于经验主义从语言、观念和事物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来阐述任意性的，而索绪尔基于系统论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并将其视为符号的第一原则。

谢刚和吕明臣（2015）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比较了索绪尔与胡塞尔在语言本质问题上的共鸣：“认识论上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方法论上体现在对经验实在和历史实在的‘悬搁’”，指出了这种“悬搁”不彻底性以及现象学在语言本质认识上对结构主义超越的原因：索绪尔的心理主义立场。刘钟鸣和谢刚（2017）认为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克服了索绪尔语言线性原则所体现的时间哲学思想中经验心理主义和旧形而上学对时间心理感知过程的忽略，是对索绪尔语言线性原则时间性阐释的修正和哲学诠释。

叶起昌（2011）从本体论层面比较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语言观，认为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是建立在社会规范上的，但存在无法摆脱语言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恶性循环的困境；而海德格尔坚持语言本质就在语言自身。2013年叶起昌在其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语言之社会规范说与自然说：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语言观对比研究》，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语言观的渊源、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引领我们从哲学层面作寻根之旅，可谓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胡壮麟 2013：2）。

Arrivé（1992）的《语言学和心理分析：弗洛伊德、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拉康及其他》比读索绪尔与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符号观点，对比索绪尔与拉康理论中的能指，阐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中的符号以及对语言学家的影响等。

Radford和Radford（2005）通过文学事例揭示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与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原则性差异：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深层意义结构系统在认知客体时的优先性与具有物质性的话语组织（discursive formation）对知识分类的无限可能性及其陈述（statement）效果的丰富性。

Strozier（1988）在《索绪尔、德里达与主观形而上学》一书中，第一部分介绍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要义，第二部分对比分析了索绪尔与德里达之间的关系。朱炜（2007）认为，索氏的差异原则排除了主体性，使得意义只能在语言系统中把握，而德里达的延异思想是对差异原则的继承、发展和超越，但也消解了主体性，否定本质意义的存在。

李曙光（2013）认为“巴赫金是在批判中继承了索绪尔，而乔姆斯基则是在继承中批判了索绪尔”，即语言学的第一性事实问题上，巴赫金认为是具体的“言语”而不是抽象的“语言”，乔姆斯基则认为是生成语法所刻画的语言器官的特定状态。“二者对于索绪尔的不同解读，既与他们构建自身理论的需要有关，又是索绪尔‘社会―心理’语言理论框架的开放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吕长竑（2012）认为，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理论所体现的科学方法论上的共同特征是：重视形式理性、运用宰制式建构和具有可检验性前提，并指出“这些特征为语言研究的可能进路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借鉴。”

在索绪尔与维特根斯坦对比方面成果丰硕。1988年Harris出版了其专著《语言、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以系统、能指和所指、语法等为例阐述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在运用“游戏”特别是“棋”隐喻上的趋同性。刘辉（2009）从语言没有本质、言语研究和语言本体性趋向三个方面阐述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索绪尔的继承，以及在拓展语言没有本质，反思语言研究以及深化本体论语言哲学等三个方面对索绪尔语言观的超越。温金海（2011）从语符性质、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的整体性以及语言的功能性等语言本体性的视角论述了维特根斯坦对索绪尔思想的继承性，及其在对索氏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从语符性质、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的整体性、语言的功能性以及语言的主体性四个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超越。刘艳茹（2012）论述在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中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异同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认为“索绪尔提出了形而上的‘价值’决定论，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形而下的‘用法’决定论”。此外，刘辉（2009）对比分析了二者的语言观，杜世洪（2013）阐述了二者的语法观，伍思静（2013）论述了二者的语言游戏观。

2.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特点

2.1 研究视野较宏观

现有研究多数局限于对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总体性研究，如Daylight（2011）、Gasparov（2013）等，虽然有学者对此进行比较具体、微观的研究，如Tantiwatana（2010）对索绪尔“差异”概念及其哲学意蕴的考察，但总体而言视野较宏观。除少数研究连接西方哲学史进行阐述外，较少有研究从哲学的高度做到学术思想的史论结合，论述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2 研究内容的覆盖面不全

国内外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所涉及的面不全。在本体论研究方面我们还可以阐述索绪尔语言理论中语言的存在样态，包括语言的先验存在、社会存在、状态存在（包括空间的存在）、演化存在、心理实体的存在以及语言存在的地位（语言的原本性）等。在认识论方面，探索索绪尔语言认识论来源，揭示索绪尔语言认识论中的主体，研究其认识方法。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具有较强的辩证性，“在内容的讲授上，《第三度教程》……充分体现出辩证的语言哲学思想”（张绍杰2001：VI）。但对此尚无专文论述，尚属空白。多数研究将其思想作为纯语言哲学问题，主要阐述其语言哲学思想，对于其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进行了简要地论述，较少进行批判。

2.3 研究的系统性不强

在研究体系方面，多数研究比较零散，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阐述其观点，相关的研究专著出版只有叶起昌的一部，大多数学者没有在某一特定的研究设想下进行连贯系统的研究。笔者设想可以在认识论的视角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在认识论来源方面探讨索绪尔是理性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认识主体方面，揭示索绪尔语言认识论中的主体，即社会的人和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人如何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借助语言，运用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构认识世界；认识方法方面，在我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索绪尔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但笔者认为，就认识方法而言索绪尔的认识论具有实践性、能动性和历史性。此外，在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方面也可形成系统的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已深入西方思想生活肌理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引发了“语言学的转向”。其后续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从中吸收了丰富的养分，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批判、借鉴。

2.4 国内相关研究与世界接轨不够

国内的索绪尔研究还不能同世界接轨，有些方面比如理论的建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等还比较滞后。因此，我国一些语言学家一直在呼吁加强对索绪尔的研究。姚小平（1995）在谈到中国的语言学史研究时曾不无遗憾地叹道：“像索绪尔这样的大家，竟然一直没有专著评述，真是不可思议。”1998年在纪念索绪尔逝世85周年的座谈会上，刘丹青提出，虽然我国在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国外相比，我们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介绍及实践还差得很远，可以说我们还处在前结构主义阶段，需要更多的人钻研、传播索绪尔的方法。屠友祥（2011：2）感叹道，国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两波索绪尔文献整理及研究的强大力量却基本上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呼应。”

此外，在研究方法方面，仍然局限于静态的规定性研究，多数研究侧重其语言哲学思想的阐述，却忽视了其思想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因而鲜有学者将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动态演变结合起来进行描述性研究。

上述研究不足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研究队伍不够壮大。在我国外语界，即使是到了博士阶段也较少有开设有关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课程，同时从哲学的角度对索氏的思想进行研究需要有较好的哲学功底，这也对外语界学者的研究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在我国汉语界，索绪尔的研究重点限于语法、方言等。在国外，索绪尔的研究专家也大多是来自语言学界，如Harris是普通语言学家，Thibault是语言学与交际学研究的教授，Boris Gasparov是哥伦比亚大学俄国与东欧研究专家等。原因之二是哲学界的学者参与度不高。在哲学界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学者不多，且研究持续时间不长，在我国有陈嘉映（2003）、江怡（2014）、胡潇（2009）等；在国外 Stawarska（2015）是俄勒冈大学的哲学教授，她近期才研究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原因之三是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学会。研究学会的作用非常大，可以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使学者们能讨论交流心得、成果，共同进步；同时也能聚集一批青年才俊投身该研究。此外，学术刊物对此的支持力度也不够。

研究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可以贯通西方语言学史与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将语言学、哲学和社会文化研究等融为一体进行跨学科研究，进而拓宽语言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对中国特色语言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索绪尔是20世纪重要哲学思潮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其在语言研究中泛化出来的哲学思想是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重要思想来源，对其语言哲学思想的挖掘有助于当代语言哲学的发展，对我国如何借鉴和发展西方学术思想并形成我国特色的学术思想有重要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