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家山出土三足青铜器的地域特征分析

2018-03-04赵孝龙黄凤春李玲郭长江王昌燧

考古与文物 2018年6期

赵孝龙黄凤春李玲郭长江王昌燧

（1.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与人类演化重点实验室；2.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随州叶家山遗址是西周早期曾国的一处高级贵族墓地。该墓地发现于201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对其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叶家山遗址出土遗物的无比丰富和重要，使之被视为30年来长江流域商周考古的最重大发现，并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叶家山遗址的发掘资料一经公布，便引起了学术界浓厚的兴趣。学者们围绕叶家山墓地及其出土器物，从墓葬的性质及族属[1]、曾国的历史及与周边诸侯国的关系[2]、青铜器的冶铸及器型[3]、原始瓷的原料及产地[4]以及文物保护[5]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一时间，叶家山遗址成为国内考古研究的焦点和热点。

叶家山墓地出土的大批西周早期器物中，数量甚多且铸造精美的青铜器特别令人注目。众所周知，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通常蕴含着古代社会的丰富信息，叶家山墓地等级高，地位特殊，其出土青铜器数量大、种类多、制作精良，自然备受学界的关注。

不言而喻，有关叶家山青铜器的诸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基本问题是其铸造地区，然而，叶家山青铜器的风格颇为特殊，似乎具有明显的中原地区风格[6]，换句话说，不像其它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具有一目了然的自身特征。尽管如此，仍有学者表示，叶家山青铜器虽总体上与中原青铜器的风格类似，但依然具有一些自身特征[7]。我们的观察、分析也指出，叶家山遗址出土三足青铜器的器口多呈“桃圆形”。为此，本文选择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地、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陕西扶风县周原遗址庄李西周墓地、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及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与叶家山出土青铜器进行了比较分析，现将具体探讨介绍如下。

一、器口形状统计及分析

叶家山出土有多种三足青铜器，不难发现，除爵外，其余三足器，包括圆鼎、分裆鼎、甗、鬲等，它们的器口多为“桃圆形”。所谓“桃圆形”器口(图一～四)，即器物器口的平面图类似桃子的形状，它由三段弧线组成，三个顶点分别为三条足与器口外弧相切的三个点。一般说来，经过桃尖(即顶点A)的两条弧，其弧长和相应的弦长相等，故三个顶点组成的三角形为等腰三角形。如图一所示，AE为BC的垂直平分线，OG为AB的垂直平分线，则O为三角形ABC的外心，也可视为桃圆形器口的中心，过外心O与AE垂直可得HI。于是，作为标准的桃圆形器口应该符合下列条件，即：DE〈FG，AO〉OE。根据这一限定桃圆形器口的条件，我们对叶家山出土三足器(这里及以下三足器皆不含爵)进行逐一分析。

本次共分析非圆形器口三足器37件，基本涵盖了叶家山遗址出土所有桃圆形器口的三足青铜器。尽管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对其中7件器物的器口进行测量，但所测30件器物的数据已足具统计意义。不难认识到，所测样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的“DE〈FG”“AO〉OE”，满足桃圆形器口的基本条件，属于标准的桃圆形器口。由统计分析表一的数据可知，叶家山墓地的桃圆形器口三足器主要出自M28、M65、M2和M27号墓，而其它墓葬仅偶有零星发现。根据发掘报告和表一测量数据的统计分析，不难发现，叶家山墓葬出土桃圆形器口三足青铜器的比例甚高。在表一所分析的37件三足青铜器中，这种标准桃圆形器口有28件。

第二类是表一中标注为“近似椭圆形”的器口，它们仅满足“DE〈FG”和“AO〉OE”中的一项(M28:152甚至两项都不满足)，不过，它们的AE〉HI，致使器口的形状接近于椭圆。严格说来，它们不是“桃圆形器口”，不过，相较于圆形，它们更接近于桃圆形，加之它们腹部的横截面皆呈桃圆形，因此，人们根据视觉很可能将它们的器口归于桃圆形，例如，发掘报告即将M28:152号鼎和M28:164号鼎定为“桃圆形器口”[8]，然而，实际测量指出，它们属典型的“近似椭圆形器口”。相对于“桃圆形器口”而言，它们的数量较少，37件三足青铜器中只占9件，分别是曾侯谏圆鼎2件(M28:152、M28:164)，曾侯谏分裆鼎1件(M28:158)，师铜圆鼎(M1:5)，曾侯谏铜圆鼎(M2:6)，兽面纹铜鼎(M55:5)以及编号依次为M126:17、M83:1、M86:14等3件鼎。尽管本文未将这批三足青铜器的器口定为桃圆形，而定为“近似椭圆形器口”，但相对于圆形，它们更接近于桃圆形，一定程度上，可将其视为桃圆形器口的变种。

图一桃圆形器口示意图

为了更客观地揭示叶家山墓地出土三足青铜器器口的特征，本文对比分析了我国西周早期遗址或墓葬出土三足青铜器的器口状况，这些遗址或墓葬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地、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陕西扶风县周原遗址庄李西周墓地、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及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墓地等。其结果显示，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的几十件三足器中，仅有1件鼎(M1:4)为桃圆形器口[9]；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的资料尚未完全公开，其已发表数据显示，几十件三足青铜器中，仅有5件为桃圆形器口，分别为3件鼎(编号依次为：JHM2034:9、JHM2144:8、JHM2158:138)和 2件鬲(编号分别为JHM2123:3、JHM2082:9)[10]。需要强调的是，其余的众多遗址或墓葬，皆未发现桃圆形器口的青铜器。

表一叶家山墓地出土非圆形器口青铜器统计表(单位：cm)

关于商代遗址，本文虽然只选择了黄陂盘龙城遗址作为对比分析对象，但妇好墓等著名商代遗址出土的三足青铜器表明，它们基本都为圆形器口(图五)。

图二叶家山M28-158号鼎

图三叶家山M65-46号鼎

图四叶家山M2-1号甗

图五湖北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铜鼎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只有叶家山墓地出土了大量桃圆形器口的青铜器。这些器物铸造非常精美，铭文所在位置也非常固定，都在器口桃尖部位下方的器腹内壁。可以肯定的是，桃圆形器口并非铸造缺陷，也非埋藏过程中的外力所为，而应是特殊的铸造工艺。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叶家山遗址的地方文化特征。事实上，叶家山遗址对桃圆形的偏爱还体现在其它器物上，例如，1号墓出土的2件匕，其头部皆为尖桃圆形[11]，而M65号墓出土的1件半环形龙纹钺，其龙耳亦为小桃形(图六)[12]。

叶家山三足青铜器的鲜明地方特征至少暗示这批三足青铜器为当地铸造。众所周知，湖北省境内有着较为丰富的铜矿资源，即位居那里的曾国拥有铸造青铜器的客观条件，而叶家山M28内青铜礼器旁边出土的2块铜锭(M28:10、M28:11)，无疑为曾国曾经铸造青铜器的重要证据[13]。由此可见，叶家山遗址出土青铜器虽然具有关中和中原的典型西周风格，但其地方特征亦已清晰显现，这应该表明叶家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至少部分为曾国本地铸造。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具有桃圆形器口的器物，它们器腹的横截面也是桃圆形的，三条底足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有资料认为，这是西周早期工艺简化的结果[14]。然而，不难理解，桃圆形器无法像圆形器那样被三等分，即不能像圆形器那样制作三分之一的模即可。显然，要铸造桃圆形器口的器物，通常需制作两个模，方能翻出整范，即其工艺较之圆形三足器会复杂一些。这就是说，叶家山出土三足青铜器的制造工艺并未简化，而是相对复杂化，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曾国业已掌握较为高超的铸造技术。

二、曾国与外界的文化交流

如前所述，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和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也零星出土了桃圆形器口的三足青铜器。这一事实表明，曾国与倗国等有着一定的文化交流。前面的分析指出，曾国青铜器主要具有中原地区的风格，同时保留有明显的地方特征，这应该是对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此外，据发掘报告介绍，叶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上有许多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族徽铭文，但未见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族徽种类，这似乎暗示这些器物多为其它地区交流而来的舶来品[15]，而非曾国本地的产品。令人感兴趣的是，叶家山墓地出土了一组“鱼伯”青铜器。人们知道，“鱼”族青铜器曾于宝鸡、安阳、洛阳及山东青州等地出土，关于“鱼”族的地望，学者们的分歧较大[16]。就目前而言，尽管难以确定叶家山青铜器中“鱼”族的地望，但仍可肯定，曾国与鱼族是有文化交流的。叶家山墓葬出土器物的多角度研究表明，曾国与外界有着十分广泛的交流。这似乎表明古曾国及其周围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次中心，在这里多种文化汇聚、交流、共同发展，并且又被传播到远方。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和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零星出土的桃圆形器口三足青铜器，正是这种交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