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他从15岁开始断断续续整理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资料，大学毕业后自费寻访流散在国内外的圆明园文物；他与侯洁合著的《老北京的门墩》出版后引起轰动，他就是把兴趣玩成了专业的80后男孩刘阳。

意外结缘圆明园

刘阳1981年出生于北京，受当教师的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对老北京的历史有着浓厚兴趣。作为地道的北京人，刘阳与圆明园的缘分来得并不早。12岁那年暑假，刘阳刚结束了紧张的小升初毕业考试，准备好好放松一阵。一天下午，待在家里百无聊赖，刘阳本打算去离家不远的颐和园逛

逛。结果他一不留神坐错了公交车，阴差阳错地到了圆明园。既来之，则安之，那就逛圆明园吧。在此之前，刘阳对圆明园的全部印象就是教科书上那张标志性的大水法的图片——一个拱门和几根孤零零的大理石石柱，一片断壁残垣的凄凉景象。

刘阳向大水法奔去，却只看到了一堆光秃秃的大石头。正在扫兴之际，无意中他走进了旁边的展览馆，展览馆中介绍的圆明园先前的盛况让刘阳震惊了：美轮美奂的中式园林、风格迥异的建筑造型、惊心动魄的历史……这些与想象中的圆明园简直是天渊之别。众所周知，圆明园被付之一炬是中国人的耻辱，但那恢宏的建筑和背后绵长的历史却鲜有人提及，而眼前呈现的辉煌场景让刘阳魂不守舍、叹为观止。他第一次觉得圆明园在乾隆年间的地位毫不逊色于故宫。

刘阳兴致勃勃地逛了3个多小时，直到工作人员催促他该净园下班了，他才意犹未尽地走出圆明园。在回去的路上，刘阳依然难抑兴奋之情，他激动地对自己说：“如果说恭王府算得上半部清史，那么圆明园就是一整部清史。要是以后能到圆明园上班该多好啊，哪怕是不开工资也行！”从此，到这个著名的昔日皇家园林工作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

从此以后，刘阳每个月都会骑着自行车去圆明园转悠。光这还不够，如饥似渴的他开始从图书馆搜罗各种关于圆明园的资料，把父母给的零花钱也全都买成书，一头扎进了书海里。

很快，手头这些书不够刘阳“解渴”，为了购买学术性更强的专业书籍，他需要更多的钱，但他觉得父母含辛茹苦已属不易，懂事的他不愿再向父母伸手。刘阳开始到麦当劳餐厅打工。那一年，他15岁。为了每小时3.5元的报酬，他做过前台服务生，也做过大厅清洁工，还在后台当过帮工、打过杂。那时，关于圆明园的书不多，价格也不贵，刘阳一个月有400多元的打工收入，足够支付买书费用。打工虽然辛苦而忙碌，但能买到自己心仪的书，刘阳乐此不疲。

偶然与石鱼的邂逅

刘阳看书非常用心，书中提到的任何蛛丝马迹他都不会轻易放过。有时书中会提到某些散落文物的去处，刘阳就按图索骥走街串巷，四处寻访。中山公园的兰亭八柱及兰亭碑、北京大学主楼前的石麒麟、颐和园东宫门口的龙云石成了他经常拜访的“朋友”。

2001年，刘阳本科毕业，因为家里没有负担，他没有着急出去找工作，而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研究上。除了“逛”北京的胡同，刘阳寻访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国内其他城市，有时他会乘火车去保定、沈阳、南京、苏州等地寻访，有时他要到香港、台湾待上好几天，有时候他还漂洋过海到纽约、巴黎、挪威等地寻访。随着研究和寻访的深入，刘阳经常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有关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文章，引起了业界一些专业学者的关注。2004年，经知名学者推荐，刘阳如愿以偿地进入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工作。

在寻访成果中，最让刘阳引以为傲的是他找回了遗失了80多年的，每只身长125厘米、高58厘米、重达1吨的一对汉白玉石鱼。这也是迄今为止仅有的10件回归圆明园的文物中价值最高的。

2006年春天，刘阳偶然经过西单横二条大秤钩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凑巧的是，平日里大门紧闭的大宅院那天却敞开着。刘阳不经意的一瞥，与门内的一对石鱼打了个照面。当时，刘阳觉得它是个老物件儿，心里猛然电光火石一闪。直到当年年底，刘阳在整理资料时看到一个法国传教士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两张老照片，照片上是圆明园大水法，上面似曾相识的一对石鱼让他想起了春天的“惊鸿一瞥”：“大脑袋，有点像胖头鱼，尾巴是翻卷过来的。独特的造型跟四合院里的石鱼完全神似，有没有可能就是同一对呢？”带着疑问，刘阳以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的身份，又一次去了大秤钩胡同，经过反复观察、对比，查阅了更多资料，最终确认这对石鱼就是老照片中的那对石鱼。这个发现让他震惊不已，要知道，此前有关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记载中，从未出现过这对石鱼。刘阳马上向领导汇报这个重大发现。经圆明园官方和院子的产权归属单位协商，石鱼在2007年回到了圆明园，成为圆明园展览馆的镇馆之宝。

将寻访进行到底

石鱼的回归让刘阳意识到老照片作为史料的重要性，他一口气把此前零零散散翻阅过的圆明园老照片整理了一遍。他还经常在亚马逊、淘宝、孔夫子等电子商务网站上，淘到许多重要而又罕见的圆明园史料。

刘阳曾在潘家园淘了一本书，是民国时期的外国人写的，里面用了一幅德国摄影师佩克·哈默尔拍的圆明园照片。为了得到这张照片，刘阳专程找到朋友帮忙用德语的在网上搜索，先查摄影师具体是哪里人、死在哪里，再找到当地博物馆或美术馆的联系方式，询问工作人员他死后有没有把老照片捐献出来。幸运的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刘阳找到了哈默尔侄女的博客，于是发了封邮件给她，没想到对方很热情，不但帮刘阳扫描了那张照片，还送了他另一张由哈默尔拍的圆明园照片的扫描件。

还有一次在拍卖会上，刘阳发现一本相册，其中有三张民国时期的正觉寺三圣殿的照片，他觉得非常有价值，可对方开价高达15万元，而且不容商量。虽然当时手头拮据，但为了不与心仪之物失之交臂，刘阳只好狠心找朋友借钱买下了相册。

不仅如此，对于流散海外、无史可查的文物，刘阳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积蓄，利用每年的10天年假赴海外寻访。流散在海外的圆明园文物以法国最多，占了圆明园流散在全球文物的75%以上。为此，刘阳跟妻子商量，将结婚时的蜜月之旅选在了法国巴黎。“结果一到巴黎，他就直奔博物馆、图书馆，这哪是我们度蜜月，分明是我陪他考古。”说起蜜月之旅，妻子依旧“耿耿于怀”，嗔怪刘阳娶的是圆明园。但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的她说起丈夫对圆明园文物的痴迷和责任感时，脸上流露的却是满满的理解与自豪。

刘阳微薄的工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他收集老照片和四处寻访的花销，为此，他经常工作之余到各类学校讲课、给游客当户外讲解员、给相关的杂志写文章来填补巨大的花销。刘阳把已找到踪迹的800件圆明园流散文物集成圆明园系列丛书，里面的每件文物都有历史照片、最新照片以及详细的文物流散过程，内容之翔实令人动容，引起了收藏界学者的广泛关注。邢大军据《黄种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