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际旅游岛政策增强了海南岛的经济影响力，提升了海南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影响力。2008年以来，经济、社会、环境、政策等各种诱因致使大量移民纷至沓来，形成了一股强力的移民潮。文章以三亚市城市社区移民为研究对象，从社区参与情况、对移居社区及移居生活的感受、社会距离、再移民倾向四个方面研究移民社区融入现状，从社会工作角度探讨社区营造介入移民社区融入的路径及策略。

关键词：移民；社区融入；社区营造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7）32-0031-03

作者简介：黄慧（1986-），女，壮族，广西崇左人，硕士，三亚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区治理、社区社会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越来越多的人以工作、经商、求学、移民等方式涌入城镇，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城镇社区。生境迥异、成长有别，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千差万别，导致日常生活中的摩擦、矛盾，甚至争端和冲突，影响了我国社会的文明发展。社区是城市社会的最基本构成，其稳定繁荣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转型社会中移民社区的社区融入、社会融合问题成为社会稳定、有序建设的首要问题。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关于移民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第一，研究地域较多集中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如三峡、宁夏、内蒙等省份和地区[1]。我国的西部大开发、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致使经济社会总体水平较低的西北省份、长江及黄河等河流沿岸出现了大量的移民运动，这吸引了众多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者的关注。第二，研究视角多为微观视角，当前国内移民社区的研究论文，更多的是对移民的微观研究。如移民的适应性研究、文化交流及冲突研究等，移民社区性的研究（如移民社区的独特性、移民社區与周围社区的关系、移民社区与原住民社区、混态社区的发展趋势有何异同等的研究）较为薄弱。第三，研究对象以工程移民社区和生态移民社区为主。工程移民是指由工程建设所引起的非自愿人口迁移及其社会经济系统恢复重建活动，当前的研究成果多聚焦在三峡工程移民社区研究[2]。生态移民是指为了保护或者修复某个地区特殊的生态而进行的人口迁移，最典型的研究是关于三江（长江、黄河、澜沧江）之源地区的移民社区研究[3]。

二、城市社区移民社区融入的现状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因为各种原因移居三亚市城市社区的人口。课题组采用非概率配额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考虑了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地区分布等特征，于2017年3-4月份分别在三亚市的移民集中居住区发放300份问卷，回收283份，有效问卷218份，有效回收率72.7%。其中男性占48.6%，女性占51.4%；18-30岁占18.8%，31-50岁占35.8%，51-60岁占14.2%，61-70岁占20.2%，71-80岁占9.6%，81岁以上占1.4%；不识字占7.8%，小学占9.2%，初中占23.4%，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占34.4%，大学/大专及以上占25.2%；月平均收入2000元及其以下占28.0%，2001-3000元占28.9%，3001-5000元占28.4%，5001-8000元占8.7%，8001-10000元占4.1%，10001-15000元占0.5%，15001-20000元占0.5%，20001元以上占0.9%；从本市其他地方移居此社区占41.3%，从本市以外其他地方移居此社区占58.7%；移居此社区的时间0.5-1年占22.9%，1.1-3年占22.5%，3.1-5年占20.2%，5.1-10年占17.9%，10年以上占16.5%。

（一）社区参与情况

调查显示，移民获得社区服务项目的比例均较低，其中获得过老人照顾社区服务的占9.6%，获得过子女教育社区服务的占10.6%，获得过纠纷调解社区服务的占2.8%，获得过法律服务社区服务的占3.7%，获得过身体检查社区服务的占15.6%，获得过技能培训社区服务的占4.1%。仅有9.2%的被调查者表示参加过社区选举。32.1%的被调查者表示了解社区居委会。13.8%的被调查者表示参与过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10.6%的被调查者表示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文娱活动。由此可见，城市移民对于社区的政治、文化、生活等活动的参与不足。

从性别上看，男性在“参加过选举”及“参加过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女性。通过卡方检验，概率P-值分别为0.045和0.012，均小于显著性水平α（α设为0.05），说明性别对“参加过选举”及“参加过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有显著性影响。

从平均月收入来看，不同经济收入者在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上差异明显，其中平均月收入3001-5000元的移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比例最高，为40%。其次是平均月收入2001-3000元的移民，比例为33.3%。卡方检验表明，平均月收入对是否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有显著影响响（X2=19.4，DF=7，P=0.007<0.05）。

从移居时间来看，随着被调查者移居时间的增加，社区参与的比例越来越高。卡方检验表明，移居时间对“是否参加过选举”、“是否参与过公共事务的讨论”、“是否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文娱活动”这三项有显著影响（P-值分别为0.027、0.035、0、041，均小于0.05）。

遇到困难时能够从社区获取支持和帮助是社区参与的测量指标之一。调查显示，66.5%的受访者表示遇到困难时会向亲戚求助，51.4%的受访者会求助好友，而向邻居求助的占36.2%。说明移民群体在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依赖自身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

课题对移民的社区参与意愿进行了调查，对于“我愿意参加小区组织的各项活动”表示同意的占54.6%，对于“我愿意参加小区的管理”表示同意的占55%，对于“我愿意就社区事务向有关部门提建议”表示同意的占50.9%。可见，移民的社区参与意愿一般，通过访谈发现，“工作忙，没时间”、“参与渠道不畅通”、“意见没有收到反馈，打击积极性”等原因都影响了移民的社区参与意愿。endprint

（二）对移居社区及移居生活的感受

调查显示，91.7%的被访者表示在移居社区没有被区别对待的经历，说明移民社区的包容性较强。65.6%的受访者了解移居社区的风俗人情，51.8%的受訪者表示移居社区的风俗人情与原居住地差别不大，80.7%的受访者表示能够适应移居社区的风俗人情。课题还用态度量表来测量移民对移居社区及移居生活的主观看法。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的受访者对“邻里关系变好”、“得到邻居帮助”“移居后的空闲时间增多”、“对未来生活更有信心”、“我是社区一员”、“更喜欢现在的生活”、“移居社区更为安全”这几个方面表示肯定。而对就业、收入、诉求渠道、闲暇生活、社区设施等方面持积极看法的受访者不足50%。

（三）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主要是考察社会中个人或群体之间亲密程度的主观距离。我们所使用的社会距离量表是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的基础上修改而得。抽样调查显示，75.3%的受访者觉得本地居民愿意与之交谈，72.0%的受访者觉得本地居民愿意与之作邻居，62.9%的受访者觉得本地居民愿意与之作亲密朋友，38.1%的受访者觉得本地居民愿意与之作亲戚或者通婚。可见，随着亲密关系的递进，受访者认为本地居民的愿意会随之递减。

（四）再移民倾向

再移民倾向测量的是移民有无回迁或外迁的想法。调查显示，21.1%的被访者有过回迁的想法，10.1%的被访者有过外迁的想法。可见，无回迁和外迁想法的移民占较大比例。

为了进一步了解移民的再移民倾向，课题组用移出地、对移居社区风俗人情的适应与否与再移民倾向的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发现移出地、对移居社区风俗人情的适应与否均与有无回迁想法显著相关（P=0.000<0.05）。从本市其他地方移居此社区与从本市以外其他地方移居此社区的居民对是否回迁的想法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主要体现在从本市其他地方移居此社区的居民有回迁想法的比例（6.7%）低于总体比例（21.1%），而从本市以外其他地方移居此社区的居民有回迁想法的比例（31.3%）要高于总体比例（21.1%）。能够适应移居社区风俗人情的移民无回迁想法的比例（84.7%）要高于总体比例（78.9%）。

三、社区营造：城市移民社区融入的路径思考

综合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可知，三亚市城市移民的经济、生活、文化等方面的融入程度均不高，但大部分移民没有再移民的倾向，说明三亚市城市移民虽然对城市社区有诸多不满，但还是愿意留在社区内生活。如何让数量庞大的城市移民更好地融入社区，学界总结出了诸多路径。本文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从社区营造的视角出发，探讨促进城市移民社区融入的对策。

社区营造的概念由来可以追溯到日本的“造町运动”。1993年，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委呼吁“透过文化策略的发展，落实社区意识与社区伦理的重建”，开启了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先声。[4]台湾社区营造自此展开，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实践经验。社区营造就是要政府诱导、民间自发、社会组织帮扶，使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帮助解决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问题。[5]日本宫崎清教授提出社区营造包含“人、文、地、产、景”五个面向，“人”指的是社区居民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和生活福祉的创造；“文”指的是社区共同历史文化的延续、文艺活动的经营和终身学习等；“地”指的是地理环境的改善、地理特色的维护与发扬；“产”指的是在地产业与经济活动的集体经营，在地产品的开发与营销等；“景”指的是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社区独特景观的创造等。社区营造的关键是激发社区居民的自主性，形成社区意识，使社区能够实现自我发展。

结合中国国情及三亚城市的独特性，综合日本及台湾社区营造的实践经验，本文认为社会工作可以从以下角度介入移民社区融入问题：

（一）打造公共空间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的移民表示愿意参与社区公共活动，但是实际的参与程度却不足20%，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共活动空间的缺乏导致参与渠道不畅通。据了解，三亚市城市社区范围内的公共小广场、小公园等开放性公共空间远远不能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社区居委会的办公场所中虽然设有妇女之家、社区健身室、社区图书室等供居民免费使用的场所，但是由于这些场所大多位于社区居委会办公楼的高层，且经常闭门不开，使用率极低，大部分都成为“蚊子馆”。缺乏公共空间，移民的社区活动范围受到局限，获取社区信息的渠道过窄，从而减弱移民的参与意识，进而影响移民的社区融入。因此，社区公共空间的打造意义重大。但社区营造强调社区公共空间的设计应该采用“参与式规划设计”的理念，让移民甚至全体居民都参与到公共空间的设计当中。目前，我国大多数社区项目都是政府主导，或者政府委托给开发商负责运营开发，从前期调研、项目策划、社区规划、施工到后期维护进行等有专业规划团队提出策略和规划图纸。作为社区主体的居民在社区规划中反倒成了旁观者。好的社区规划是满足社区居民的使用和发展需求的，社区居民才是社区建设的生命力，也是实现社区发展的永续动力。因此，在公共空间营造中应聆听社区居民的意见，找到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以共同利益为核心进行社区公共空间营造规划。只有居民参与进来，社区公共空间才能真正满足居民的需求。

（二）营造社区文化

台湾社区营造最初是以文化建设为切入点，以振兴当地社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特色文化为目标，最终激发社区民众的自主意愿，唤起民众对社区文化的认同，并强化社会联结。以文化为纽带的社区营造模式为中国大陆社区城乡社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范本。社区文化活动是社区文化建设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社区居民之间互相认识、交流感情的纽带和桥梁，也是社区居民逐渐接受社区文化传统和习惯、形成社区意识和归属感的重要途径。面向移民的社区文化活动可以教育性和文娱性为主，教育性质的社区文化活动主要是以宣传本地文化、增进移民对本社区的认识为目的，如特色主题资源调查、一社区一故事、发行社区刊物、开展社区研习班、社区生态学习、撰写社区历史、拍摄社区纪录片、社区老照片展览、地方工艺传授等。文娱性质的社区活动则以丰富移民的精神生活、增进移民与本地居民的交流为目的，如特色文化艺术活动、组建社区表演团、社区寻宝游戏、社区读书会、社区跳蚤市场、社区私房菜大集合、设立社区文化馆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打造公共平台来促进移民与本地居民的交流，如建设社区网页、社区微信公众号、社区微信群、QQ群等。在平台上移民与本地居民可以分享社区经验，相互学习与交流，同时也可以宣传社区，提升移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三）注重多方协力

社区融入的问题错综复杂，不能指望单方面力量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等多方协力共同合作解决。政府在移民社区营造中主要起着引导、扶持的作用，如政府可以完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出台和推行更具人性化的居住证制度、向社会组织购买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以支持社区营造、利用财政力量孵化社会组织等。社区组织是移民参与社区营造的重要载体。社区应有意识地推动社区居民自组织的发展，包括社区文体团体（如舞蹈队、书法小组等兴趣团体）、社区服务团体（如社区志愿服务团体、社会工作服务团体等）、社区自治团体或权益性团体（如业委会或社区议事会等），并吸纳移民加入。实现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离不开社区领袖的带头作用。所谓社区领袖，是指在民众当中具有较高威望且积极投身于社区治理的居民。社区领袖不仅可以把居民的需求集中反映给相关部门，还可以影响其他居民的思想和行为，吸引移民参与社区、融入社区。因此，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要通过各种途径培养社区领袖，使其成为移民社区融入的桥梁。

值得注意的是，从优势视角与“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角度出发，无论是空间设计还是平台打造，都强调社区本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社区营造应避免过度依赖外部力量，而是要通过各种途径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性，让在地居民掌握社区公共事务的主动权。

[ 参 考 文 献 ]

[1]钟福国.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的成长——瓜州回族东乡族疏勒河移民村的民族学考察[D].兰州大学，2011.10.

[2]赖欣.三峡移民社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16（1）：39-41.

[3]周鹏.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4]莫筱筱，明亮.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及启示[J].城市发展研究，2016，1：91.

[5]朱蔚怡，侯新渠.谈谈社区营造（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