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很多地标有着特殊意义，比如敦煌的阳关，比如秦皇岛的山海关，再比如位于内蒙古和山西边界的朔州右玉县的杀虎口。杀虎口就是——西口，就是民歌里唱的那个西口。民歌《走西口》，总是让人眼泪涟涟，我心中的走西口，则有一种创业的豪气。

人和人可以产生感情，人和一处建筑也可以产生感情。可是，一个人对一个地方产生感情，总是要有一些来由：我对这个杀虎口有浓浓的深情，在于我的祖辈是穿过杀虎口来到内蒙古谋生的。正因为有感情，在今年大年初一的下午，在妹妹和妹夫的陪同下，不顾寒冷，前往杀虎口采风。车出呼和浩特市，往南路经和林格尔、凉城，一直进入山西省朔州右玉县。高速公路的两边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在我的眼界里，远处是黄，近处还是黄，连同一些树叶，也是黄的，真的是天苍苍野茫茫；中途停车，刺骨的寒风穿透了羽绒服，环目四周，看不见牛羊；坡地上有一洼一洼的雪趴着，给这幅灰色的风景画带来了新鲜的白。

我们的越野车驶出西口收费站，还是看到了一些树，树干不太粗壮，但树枝茂密，挺拔在这块苦寒的土地，彰显出一种内在的坚韧。车下高速公路，进入右玉县城，右玉县不仅有城楼，还有城墙。右玉县老城楼上有字——右卫镇，右卫县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老妹說，这里是古代屯兵的地方，驱车进入古老的县城，看到了一个旧粮库，房檐上有“必须把粮食抓紧”的字样，粮食，粮食啊，不仅骚扰着旧民，也困惑着新民……县城有老饭馆儿，只是因为是大年初一，都关门，只好出县城。越野车刚刚驶出右卫镇，就看到了大片的杨树林，这些白杨树，很像白桦树，挺拔在高原上，实在是壮美！老妹说，这是当地山西人与恶劣环境进行斗争的结果。再往前走，二十里外便是令我牵挂不已的杀虎口！一路风景是苍凉的，人影甚少，只是偶尔有一两辆轿车飞驰而过，大部分是从内蒙古往山西方向开来，大概是回山西省亲的吧。

杀虎口越来越近，我的心越来越热，定睛望去，老远就看见远处高耸着的城楼，城楼为两层，城墙高十米许。登上城墙，北边黄猎猎的土地属于内蒙古，南边也是黄猎猎的土地属于山西，古长城的两边都是黄土，尽管祖国大江南北到处都有黄土，到了土做的古长城两边，我才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骨血是黄土做的，从黄土出生，将来也会回归黄土，我的先辈，我的民族，我的国家，都属于黄土地；如果没有黄土，我们什么都不是。这些贫瘠的黄土啊，我们痛楚过，悲苦过，为她流过汗，甚至流过血，这都是值得的！黄土上的树木、庄稼也都是黄土做的，我们在黄土上生活得久了，以至于忘记了黄土的恩典，到了杀虎口，令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想到我的祖先，从山西忻州到口外谋生，正是因为黄土地才生存发达了起来，我作为他们的第十代子孙，替他们深切地感谢黄土！

西口即是杀虎口，可是原来的名字叫做“杀胡口”，胡人，即是位于口外的游牧民族，为了防御胡人而建这一段长城和关隘，可见当时长城内与边塞民族关系之间的紧张。关闭产生隔阂，交流产生和谐，明朝政府明白了这一点，就在长城沿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关城下，边贸往来开始复苏和兴旺。到了清朝，为了民族团结，“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顺治七年，清政府在杀虎口设税关，又在归化城（如今的呼市）设分关，沿长城内外的大同得胜口、河曲、包头、托克托、阳高和天镇等处设税收分局、支卡，这样，交流不仅产生了和谐，还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交流的“放垦蒙地”，“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最为突出的是内蒙古的河套地区，那里土地肥沃，人口相对稀少。“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山西移民将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

走进杀虎口关楼，眼前的杀虎口关楼显然是“装修”过的，可以看见杀虎口关楼下有一个小门，可攀登上城墙。城墙很宽，有五米许，北边是内蒙古，南面便是山西省，不由想到，青砖白灰的关楼显得有点标致，历史的杀虎口关楼一定会更粗犷一些。我顺着杀虎口城墙往东走二里许，啊，看到一处高高的烽火台。这座烽火台是砖砌的。烽火台的东边，是逶迤起伏的黄土砌的古城墙，虽然被风蚀得很矮（两三米高的样子），但是依然透露着当年的功用。关于中国的长城，大多国人认为伟大，也有人认为一味防守是软弱的表现，不管强大也好，软弱也好，古长城是先人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走出这个西口，可以抵达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山西人走西口，自然有做生意的晋商，但是大多数依然是到口外谋生的农民，我的祖先王吉就是这样的普通农民。

我叔叔看到过祖先王吉的绣像，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看不出来有什么过人之处，然而，就是这位祖先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山西忻州的老家，坚信有土地，就能活命，挑着担子来到这里。如今的杀虎口，装修一新，不会再有祖先留下的足迹……这些足迹是在心灵上的，是在气体里的，也在黄黄的家谱里。当我第一次看到家谱，心情是激动的，因为在黄的麻头纸上，有我的名字：王克难。有了我的名字，我不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过去，我一直困惑于“家”的概念，家，是血统的回归，也是精神的寄托。我们都恋家，过年的时候，拼命往家里奔，为的是圆那个血统的梦。人无法超越血统，即使是心怀世界，也无法改变黄皮肤的宿命。我站在杀虎口的关楼上，思绪万千，山西的普通百姓出杀虎口，为的是求个生路。当年有成千上万的外省人从这里，到内蒙古找活路，各种各样的人，有着各种的希冀，这样的人，有获得成功者，更大多数是失败者。有的走西口的农民是活着走出杀虎口的，却病死在外省，只有灵魂从西口归来。在杀虎口现场，我让妹夫把越野车停在停车场上，而后独自步行出杀虎口，从南往北走，再从北往南走，来来回回地走，从南往北走是逆风，从北往南走，是顺风，不管是顺风，还是逆风，一律是冷风刺骨。羽绒服被寒风吹透了，骨头都是凉的。我在找走西口的感觉，进去体验先辈王吉告别家乡，背水一战去口外找活路的心态。先祖王吉，山西忻州人氏，只是因为老家地少人多，遇到天旱，更是难于温饱，饿则思变，当村中有人走西口得了活路，书信飞回故乡，先祖毅然决定走西口，决不在老家和家人争土地和口粮。

在我的认知里，“走西口”是指平民百姓的，而当官的，军队的，包括那些杀人越货的土匪，他们不是走，而是骑马杀气腾腾地奔过。根据历史记载，走西口的确实不仅是山西的百姓，历史上也有帝王从这里走过。杀虎口内侧有右玉县博物馆，馆前有康熙的骑马塑像。底座上有嵌文，日，康熙三十五年，清廷再举三路大军西征，杀虎口是西征大军的后勤大营，山西的晋商为军队的后勤供应做出了贡献。除了帝王出杀虎口，还有追寻爱情者，比如汉代的王昭君。皇帝出杀虎口，为的是江山社稷，王昭君出塞也过杀虎口，蕴含着许多悲情，宫廷无望，不如到塞外的草原上去，和一位懂情感的匈奴王结为夫妻。然而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老单于去世后，按照匈奴的继婚制，必须嫁给老王的儿子，而王昭君和老单于生的儿子，则被赐死，每当讲述这个悲情故事时，总是会受到几位文友的责难，意思是王昭君生活得很幸福，与老单于的儿子婚配也是年龄相当，你操哪门子心呢？我无语。

上大学的时候，我喜欢追根问底，比如说人是猴子变来的，就问猴子是什么变的……一直问到海洋里的单细胞和多细胞生物，问到了这些，就会对海洋，对水更多地有了感情。我也在追问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从哪里来”，我们王家虽然有家谱，但是家谱记录了先祖王吉，再往前，是从山西哪里来的，就不清楚了。老家凉城的祖坟前立有石碑，虽然石碑上记载先祖是从忻州浮村过来的，但是浮村何在？于是，和大哥和妹妹一次次到山西寻根，一次次地驾车前去，一次次地失望而归，因为祖宗王吉出外的时间太久远，时间近二百年，浮村也屡更村名。在忻州没有找到浮村，凉城县的老房子还是有的，每次从河北回内蒙古探亲，我总是要回凉城县看看，看看那里的土地，看看那里的庄稼，听老母亲说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凉城县的土豆和黄米面糕糕是如何养命。在忻州找了许多个王姓村庄，无法从这些人家的族谱中找到走西口到凉城定居的王吉这一脉。虽然找不到族谱和在忻州的村庄，但我心中祖辈出西口谋生的图画已经鲜活：一百多年前，我的祖先确实是挑着担子，从忻州出发，一路艰辛奔西口，出西口后，没有再往西北行，就在离杀虎口不远的凉城县落脚，而这里有一个美丽水洼——岱海……我认为我的祖先是有眼光的，在大地上，有水就有活路，岱海是王家先人的生命之源。

我想，先祖落户到岱海之滨，不是为了写诗，而是为了生活。先祖王吉的孙子王定邦，只读了两年书，为了生计，就辍学了（但是我暗喜祖上还是有文化人的）。我却只有几个文学细胞，在岱海之滨，常常会畅想到很多的东西。故乡凉城县的“二人台”很旺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正是《走西口》，《走西口》中，对情爱如火如痴的主人公“妹妹”，千叮咛万嘱咐，让“哥哥”记住眼前的土窑洞、热炕头，牵肠挂肚……现实生活中我的祖先，却没有这样的浪漫情结，是因为谋生，是因为生命的生存和延续。有资料记载，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早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部分地区甚至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由于当地蒙古人不擅长种植，就把土地让这些走西口来的汉人种植，他们只收租子。我的祖辈王吉来到口外，就是做自己的专长——种地，相信“人勤地不懒”，通过种植改善窘迫的生活。祖先出西口是孤身一人，刚刚二十五岁，身强力壮，是怀着活命的念头来到口外的凉城县落户的，刚开始，是租地来种的，后来赶上清朝政府的“放垦蒙地”，土地逐渐增多，再加上勤劳善于种植，粮食积累兑现金钱，购买土地，土地就越来越多，成为凉城县闻名的富裕人家。

我在细想祖先的发达经历，除了清朝政府的“放垦蒙地”外，即是祖先王吉和他的子孙们的奋斗精神，而且，这已经化为一种遗传基因世代相传，这样的奋斗精神从祖先王吉一人走西口的时候，就已经成形了，如今我们这些王家后代做出了一些成绩，需要感恩祖先王吉走西口，感谢他遗传下来的创业精神。从族谱看，自祖先王吉独身一人走口外，到我们这代已经是第十代了，在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凉城县的一代代王家人不停地奋斗，才有了可观的地产和家產，由祖先王吉独自一人到凉城，繁衍到凉城王家家族的六百多口人丁，真的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建国后，王家的后代做教师的居多，还有当医生的，做厨师的，做银行工作的，当作家和艺术家的，还出了两位少将级别的军官，从表面看，无论是种地，还是干其他，是机遇的赐予，实际上是一种骨子里的奋斗精神所致。

有的时候会想到母亲这一支，竟然也是从山西移民的，不过不是忻州，而是山西的洪洞县。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我的母系李姓家族生长繁衍在中原大地，家谱上讲，是明朝时节从山西洪洞县移民而来。父母的祖先都是移民，自己也实实在在是移民的儿子。父系的王姓家族自山西忻州而来生长繁衍在内蒙古地区，自发地到口外种地谋生，所不同的是，母系家族的移民是明政府组织的。父亲说，到内蒙古和外蒙古谋生的，不仅有山西人，还有陕西人和河北人。共同点是越过长城的关隘，从内地走关外。中国的历史，一代代皇朝在中原和游牧民族之间建造长城，是为了抵御游牧民族进入中原，而走西口的农民和商人主动从内地走到口外谋生，和口外的蒙古族融合，亲如一家，这就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也是民族团结的奇葩。“走西口”还加强了蒙、汉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种交流，除了前述经济方面的影响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当显著，比如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河北以及内蒙西部的地方小戏“二人台”，便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从杀虎口归来，更加坚定了我去忻州寻根的决心，这不仅是寻找血统生命的源头，也是寻找奋斗精神的源头，我千里寻西口，不是来浪漫的，而是寻找先辈的气息。我知道我们王家的先祖住在忻州浮村，先辈走出忻州，走西口到口外谋生，那是对生存意志的一种考验，事实上，很多人走西口失败了（即是没有发财发家）。我想到了一句名言——精神变物质。在没有详尽地了解家族的拼搏历史时，我是不相信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可是，面对王家先辈的成功，我不得不信了……一身赤贫的祖先扎根在离西口并不远的凉城县，开垦了土地，有了油坊，有了酒坊……为后代做出了勤劳致富的榜样。我想，世界上的财富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尤其是后者更是弥足珍贵。我们王家先辈走西口的成功，对我来说是精神财富，我来西口，就是为了感受先辈精神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天上不会掉馅饼，我当过知青，下过乡，知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进城后当了工人，后来由于写作成为邯郸市作协秘书长，退休后更是无拘无束地从事专业写作，每每写出一篇作品，就当作又开出一分田；提醒自己要勤于除草，不要在文字里混杂垃圾，做一个有良心的写作者。

我知道，不仅我的家族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拥有无数的家族，我相信很多的家族都有这样那样的奋斗精神，于是，每个家族的奋斗精神汇合到一起，就形成了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

杀虎口，我敬重你，你是我的精神图腾。

（王克楠，原名王克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散文选入《读者文摘》《青年文摘》《散文选刊》《中华散文百人百篇》等。著有散文集《巷子里的阳光》《放飞年轻的梦想》以及诗集、报告文学集共五部。）

插图：赵兴达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