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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合大学往事

2018-03-01史波

美文 2018年3期
关键词:西北西安大学

◎史波

史 波 博士,现供职西北大学。

拂去浮尘,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丰碑上,“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几个字依然金光灿灿,经年之后仍旧保持着炙热的温度。让我们把时光的镜头推向那个充满艰辛与激情的岁月。

西安临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他们有一个阴险的图谋,那就是消灭中国文化,瓦解中国民族之魂,摧毁中国知识分子的抗战意志和决心。中国文化教育系统从而成为日本重点打击的目标之一。这是一个比军事占领和资源掠夺更为歹毒邪恶的计划。

为了胤续中华民族文明之火,中国迫不得已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大迁徙,数以百计的学校走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上海内迁院校25所,北平14所,河北8所,广东7所……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一大批国内名校纷纷内迁。

193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后来长沙临时大学内迁昆明,改组为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则南移汉中,改组为西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两个高等教育堡垒,引领和支撑着全民族抗日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国立北平大学礼堂

这年秋天,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在西安组建,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筹备委员会管理校务,随后又指定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修担任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个大学联合体在古城西安诞生了,长达近10年的西北抗战教育拉开了帷幕。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校徽

其实,西安地区一直很不太平。50年前的1870年代,陕西爆发回民大起义,关中府东地区生灵涂炭,人口锐减,以至于后来要从山东、河南、山西移民垦殖。1880年至1908年又连年灾荒,西安地区人口从1866年的68万剧减至37万。而1911年辛亥革命,西安城内东半部驻扎满清军队和官员的“满城”悉数被毁。1914年之后又是长达10余年的陆建章、陈树藩、刘镇华之乱,兵燹不断,民不聊生。然而上苍并没有悯恤秦地之苦,1927年至1930年陕西爆发特大旱灾,“全省有200多万人口活活饿死,200多万人口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口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这就是在陕西几代人心灵深处留下极大恐怖阴影的“民国十八年年馑”。祸不单行,1932年西安地区又爆发了霍乱,死亡近1.1万人。此时的西安只有11万人口,整个地区充满焦虑和恐惶,社会心理和民众情绪都处于浮动之中,就像轻尘一样,略有微风就会惊厥而起,旋舞飘摇,没有方向,也无处安放。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为了应对时局,巩固后方,国民党当局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实施“陪都”建设计划。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核心人物张继任主席,这个委员会开始着手西安的城市规划、筑路修桥、水利建设、环境绿化和古迹保护。加上抗战时期东部地区工商业内迁,西安迅速成为近现代工商业城市。西安的人口从1935年的15万增加到1937年的21万。此时的西安竟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而这时候,西安临时大学的学生们正从全国各地向此汇聚。仓皇城里仓皇人,最窘迫的是沦陷区来的流亡学生,他们有的孤身返校,衣服、被子等生活基本用品都没有。当局为了解决困难,“每人发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伙食每月发给战区学生‘帒金’法币6元(每月分三次发放,每十天发2元)”。师生们被分别安置在庙后街、通济坊和西南城角。庙后街因其位于西安城隍庙的背后而得名,这条街上有一座清代留下来的“凤邠盐法道属”官衙,临大校本部、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在此办公办学。临大第二处办学地点在北大街通济坊。此通济坊不是唐长安城的通济坊,唐长安城通济坊位于今西安市翠华路植物园附近。而这个通济坊却跟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将领冯钦哉有关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是杨虎城将军组建的陕西地方部队,下辖第38军和第7军,冯钦哉是第7军军长,孙蔚如为38军军长。冯钦哉于1933年成立西北通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房产生意。他购置大量土地,在今通济坊一带建设了大批西式洋楼进行出租出售。这里居住的人员非富即贵,要么是政府官宦要么是大资本家大商人。通济坊是旧中国西安城里的时尚风向标。西安临大法商学院、医学院、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等在此授课。

西安临大的第三个授课地点在西南城角的东北大学校园内。东北大学早一年流徙来此。在中国没有哪所大学能比东北大学更深切地体会到亡国之恨了,它是中国最早因为抗战而内迁的学校。“九一八”事变之后,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就已经开始流亡。1931年9月迁于北京。1936年2月,东北大学一部追随调防至陕西的东北军迁来西安,并在西安城外的西南城角建设校区,另一部分于1937年2月从北京迁往河南开封,同年6月又从开封迁往西安归建。1938年3月,当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的时候,东北大学也动身迁往四川三台。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复校沈阳,而西北大学回到西安,国民政府将西南城角的原东北大学校园划拨给了西北大学使用。这样,两所学校因为国难而机缘巧合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交集。在现在的西北大学校园内,张学良将军修建的大礼堂依然矗立,斑驳的墙壁上似乎还能触摸到当年的体温,高高的穹顶似乎依然回荡着激昂的歌声。西安临大的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体育系以及工学院在这里授课,校门口曾经悬挂着西安临时大学和东北大学两块牌子。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校徽

西安临大于1937年11月1日开学,15日正式上课,共设6院23系,教授106人,学生1400多人,初冬的西安因为有了他们而流淌着淡淡的春意。

1937年的西安正是风云激荡、潮涌浪翻的时候。一年前的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此爆发,而1937年整整一年,各路力量在完成最后的争斗、洗牌、瓦解与整合。1937年6月,蒋介石命令杨虎城将军“出洋考察”,十七路军冯钦哉投蒋,剩余部分编入38军,十七路军被撤编。不久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被中央派来的浙籍将领蒋鼎文替代。20万东北军在张学良将军被扣留后,内争不断,最后被压缩编制调防至中原各地。但是,各股力量明争暗斗的较量,最后都汇聚到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之中。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1937年8月22日,中央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月,设在西安市七贤庄1号的红军联络处改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西安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很快建立了党的组织,其骨干力量来自原北平大学地下党,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也积极活动,他们与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保持联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艰苦的环境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学生们组建了“西安临大战地服务团”开赴敌占区周围开展群众动员工作。积极响应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聆听周恩来同志和彭德怀将军的演讲,邀请进步人士丁玲、侯外庐、杨明轩、梁漱溟来校做报告,并经常召开各种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座谈会。西安临大的学生们还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去,组织宣传队前往陕南开展宣传活动。校话剧团在西安演出舞台剧《飞将军》和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歌咏队经常深入民众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路歌》等歌曲。沉寂的西安城被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点燃了,沸腾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驻足西安,不但给这个落后闭塞的城市带来了现代化的高等教育、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唤醒了陕西人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这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观念的涤荡。

迁往汉中

1938年,日军逼近潼关,国民政府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南汉中。1938年3月16日,全校1800多名师生按照军事化编队,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第二次迁徙之路。

师生们先是沿陇海线坐火车从西安到宝鸡。其实,陕西境内的陇海线当时还是一条崭新的铁路线。陇海铁路修到西安时已经是1934年12月的事情了,而西安至宝鸡段直到1936年12月才竣工。修好一年多时间,尚不繁忙的西宝铁路就迎来了这批中国青年精英们的转徙。而三个月以后,也就是1938年6月,这条铁路线将会非常繁忙,大批河南黄泛区难民将会沿着它一路西迁。那个时候国民政府为阻挡日军进攻,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这条铁路线将是血与泪的逃亡之路。7年之后的1945年3月,已经经过7次迁徙的河南大学,最终还是被迫离开了河南,他们从荆紫关出发沿丹江而上,越过蓝关到达西安。而后也是沿着陇海铁路,最终流徙到了宝鸡的石羊庙、卧龙寺、姬家殿,1945年10月才迁回河南开封。陇海铁路上列车隆隆地驶过,汽笛的嘶鸣回荡在秦山渭水之间,它们是否还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苦难?

西安临时大学的迁徙队伍到达宝鸡之后,将会沿着川陕公路过渭河,渡柴关,涉凤岭,翻秦岭,徒步200多公里,才能到达陕南汉中。这是一条艰险之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虽说是公路,而且是很近的1936年才修成的公路,但是它和今天现代意义上的公路无法同日而语,那是天壤之别,这条路弯道多,坡度大,路面差,危险至极。这条公路留坝至汉中段还和西安临时大学颇有渊源。进行这段路测绘与施工的工程师叫张佐周,毕业于西安临时大学组成学校之一天津北洋工学院。当年西安临大师生们踏上这条路的时候,内心是否充满自豪与骄傲?而多年之后当张佐周听说母校师生沿着他所修建的道路逃亡至汉中时,心头会不会涌上几分复杂的况味?

同学们结伴向城固迈进

同学们结伴向城固迈进

全体师生啃着锅盔,吃着咸菜,白天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行军,夜晚留宿荒郊破庙,路上还要担心土匪的袭扰。但年轻人一路放歌,勇敢无比。经过了一个月的艰难跋涉,1800名师生终于全部安全抵达汉中。

汉中,唐称梁州,就是宋代文学家陆游在《诉衷情》一词中写到的“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中的梁州。唐中期以后改为兴元府。北宋时期,兴元府人口稠密经济繁荣,财赋次于都城汴京,位列全国二三。这里灾害较少,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是个富饶之地。公元1130年前后,吴玠吴璘两兄弟在此抗击金兵,40年之后,48岁的陆游作为王炎的幕僚戍守这里。所以汉中也是一方抗击外敌入侵的有血性的热土。

从汉中沿汉水东去,可以过安康走襄阳直达汉阳汉口,与楚地文化相通。而沿着嘉陵江南去,则可以穿剑阁过广元直达川中腹地,从而与巴蜀文化交流。向西则更有意思。这里有一条自史前就已存在的隐秘通道,那就是从汉中西去略阳,沿嘉陵江的一条小支流西汉水,过大桥镇、龙林镇、礼县、盐官镇、天水镇,下祁山直抵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甘肃天水市,然后从这里沿渭河河谷就可以东进关中地区。这条路绕开了秦岭的崇山峻岭,是一条相对平缓的道路。西汉水河流不大,但河谷开阔,稼穑兴盛,人烟稠密,沿途盐官镇还是一个产盐巴的地方,大小不输于一座县城,而北段的祁山其实不是山,而是一座土塬,冲下一条大坡就是天水市,这条路可以走大车。历史上从西亚传来的青铜冶炼技术和铸铁冶炼技术正是通过这条通道传至江汉。秦人也是从礼县发迹,向南较早地征服了汉中和四川,向东征服了陕西关中,最终凭借川蜀和关中的钱粮与人口统一了全国。诸葛亮六出祁山走的也是这条路。千年之后,西北联大所分离出来的西北师范学院也是沿这条路北上天水,西迁兰州的。这里一直是文明交流的通道。所以,汉中自古并不封闭也不落后,相反她处于文明交汇的融接点,文化的包容能力和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并不比关中差,甚至还超过了关中。这里的人民较少受到灾害和战火的袭扰,相对优裕的生活养成了平和从容的性格。

西安临时大学算是迁到了一处还算安稳的地方。

联大记忆

1938年4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仍设6院23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修为校务委员会常委,商决校务。

由于军队和政府机关涌入,汉中无法找到校舍,西北联大师生被安置于陕南三县六地。其中城固县有四处,一处是城固县考院设立校本部及文理学院,第二处是文庙设教育学院,第三处是小西关外原城固县建议师范旧址设法商学院,第四处是古路坝天主教堂设工学院。南郑县有一处设医学院。勉县有一处设农学院。

西北联大6院23系形成了学科较为齐全的办学格局,这是西北地区真正意义上体系完备的、具有全国一流教学科研水平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开端。这里云集了大批巨擘硕儒,比如徐诵明、李蒸、李书田、许寿裳、张贻惠、黎锦熙、陆懋德等等著名教授,其中也不乏陕籍才俊,比如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华县人杨钟健,著名物理学家长安人岳劼恒,著名教育家米脂人马师儒。这些大家之中除了许寿裳、张贻惠、马师儒是1880年代生人之外,其他均是1890年代之后出生,年龄均在40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们90%以上都曾留洋求学,美、欧、日留学生比例相当。

学校合并,必有磨合。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与北平师范大学学科差异较大,北平大学长于基础理论学科,而北洋工学院是当时全国水平最高的工科院校之一,北平师范大学更不用讲,执全国师范教育之牛耳。而且三校的办学思路、办学习惯以及教育制度也相去甚远,北平大学本身是学习法国拿破仑时代大学区制度的产物,北洋工学院的教育模式则以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为蓝本,北平师范大学的学制则基本上效仿日本的教育制度。还有人员之间的差别。来自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的三位校务委员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年龄分别为48岁、43岁和38岁,递次相差五岁,徐诵明是浙江新昌人,著名的病理学专家,而李蒸和李书田则来自河北唐山和河北昌黎,一个是著名教育家,一位是多专多能的土木工程专家、水利专家和铁路交通专家。徐诵明留洋日本,李蒸和李书田则留洋美国。三校和三位校长的差异非常分明,联合办学的磨合过程当然也很艰难。但是抗战救亡和教育救国的信念和信心却未曾改变,无论学校怎么组合分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却未曾切割。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门壁

1938年8月,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之令,西北联大工学院、农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分别合并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即就是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北农学院即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

时光流转到1939年仲春。山黛水碧,草长莺飞,正是汉中一年最好的时节。而西北联大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要求西北联大辞退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进步教授,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徐诵明反对这一决定,最终和原北平大学40余名教职工一起辞职。国民党右派控制学校排挤进步教师的阴谋从1938年夏天就开始了,这次是矛盾的集中爆发。西北联大的师生一直前进在追求光明的道路上。

1939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将该校原有之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即现在位于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北医学院即合并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西北医学院的前身。国民政府任命胡庶华为西北大学校长,继承西北联大的教学体制,仍为西北地区唯一之大学,而其他院校均为学院。组成西北大学的文、理、法商学院均来自原北平大学的主体文理学院和法商学院,而北平大学抗战胜利后并未复校,现在的西北大学即成为继承其主体的唯一大学。抗战胜利后,西北师范学院一部分回到北京,建成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工学院一部分回到天津,建成天津大学。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门壁

这样西北联合大学分立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等五个独立的办学主体,他们留在了祖国的大西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汉水之滨弦歌不辍,秦巴山地批帐设坛,谱写了一阕感人至深的光辉史诗。

西北联大及其后所分各校在坚持办学的同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师生们成立了许多先进的抗战社团,比如社会科学研究会、展望社、自励社等等。抗战时期,延安革命根据地是我党引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精神高地和思想旗帜,是当时中国最有希望的地方,它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西北联合大学的师生们,同时也用她那强大的磁场影响着西北联合大学思想脉搏的跳动。1938年春,当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的时候,党中央为培养青年人才而举办的青年干部培训班也从延安转移到了泾阳县安吴堡,史称安吴青年干部培训班。泾阳安吴堡是陕籍著名学者吴宓的故乡,此时的吴宓正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安吴青训班接待和培养了大批西北联大的学生,并将他们输送到各个革命根据地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1942年4月,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马师儒教授回陕北省亲期间参观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受托转达毛泽东对老师、同乡、文学院教授黎锦熙的诚挚问候。抗战的激情始终燃烧在汉水之畔。据统计,从西安临大时期一直到抗战结束,西北联大及其后分各校共有308名学生参军。更令人感动的是1944年,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教授郁士元投笔从戎,志愿从军,那年他已经43岁,这就是广为传颂的教授参军的佳话。

那时的办学条件当然极为艰苦。汉中虽属富庶之地,但1936年至1940年,汉中周边的川甘爆发了大饥荒,粮食绝收,赤野千里,饥民们抢完草根树皮之后开始抢夺观音土。饥饿摧垮了意志与人伦,灾区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而且是经常性的。四川省靖化县县长于竹君无法接受这一惨相,疯掉了。受大饥荒影响,汉中粮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动荡。1939年3月,匪徒闯入家中刺杀联大商学系副教授龚锡庆,并将财物洗劫一空,邻居赵树勋教授亦受伤、被抢。而且,国民党政府不但打输了几次会战,也打烂了国民经济,不到几年工夫,法币疯狂贬值,物价持续飞涨,物资异常匮乏。联大师生们的生活日渐困顿,无论男女都是一袭蓝布长衫,天冷时就加一件姜黄色的棉袄。后来的几届学生连棉袄都没有。每天早上打饭就是一场战斗,经常有同学在争抢稀饭时将头上的帽子掉进饭桶。在几乎没有任何教学设备可用的情况下,师生们只得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创造学习条件。同时师生们还要时刻保持警觉,以防日本飞机进行轰炸。刚迁到陕南的那一年,学校就经历过三次大规模的轰炸。1940年5月20日晚,西北医学院耳鼻喉科专家杨其昌教授和两名学生遭日机轰炸而罹难。

艰苦岁月没有湮灭学校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的顽强精神。学生们倍加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大家勤奋刻苦,晚上教室里油灯通明,以至于被飞行员当作汉中机场的跑道。实验室设施简陋而紧张,学生们轮流做实验。西北工学院的学生师昌绪经常在夜半时分被人推醒,他知道轮到自己做实验的时间到了。多年以后,当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时候,经常回想起的还是那段难忘的城固岁月。学校在坚持正常的教学以外,还因地制宜地开展起科学研究,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这种因地制宜的办学思路,逐渐凝练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为以后各校立足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9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上海交通大学的顾毓琇教授来校题词“学风当绍横渠之大,文化求复汉唐之隆”,鼓励学校立足西北,为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和文化经济建设做出贡献。中文系研究西北方言及民歌;历史系挖掘、整理了汉博望侯张骞的陵墓,并收集陕甘宁青新等省、区史料,成立考古室;教育系与陕西省教育厅合作,利用各中学投考试卷改进国英数三科教材;生物系开展秦岭植物调查;地理系开展汉中盆地地理调查;经济系做西北经济调查,并编制物价指数及工人生活指数;理学院师生为当地解决糖浆不能结晶问题,而化学系利用桐油制造汽油。

国立西北大学正门

丰功伟业

国立西北联大为西北地区带来了现代化的、全国一流的、体系完备的高等教育。西北联大分离出来的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等五所高校全部留在了祖国大西北,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及其后分各校形成了505名教授、1489名员工的教职工队伍的规模。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格局调整中,分流重整,组建了一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比如西北大学部分院系先后分出,组建和参加组建了西北民族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俄文专科学校、西安师范学院、西北政法学院、西北财贸学院等校,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新格局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学校特色鲜明、专长突出,专业学校和综合大学布局合理,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协作性。这种体系完备的高等教育格局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建成,从此西安不但彻底改变了几百年来文化教育事业落后的局面,而且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三大科教基地之一。

西北联大也奠定了我国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学科格局。西北联大给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地区带来了文、理、工、商、农、医、法专业齐全的学科体系,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兼有,人文学科与理工学科共存。这是一笔丰厚的高等教育遗产,全面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学科格局。西北地区众多院校的学科设置、特色学科、优势学科,如果溯源的话,最终都会追踪至西北联大时期的学科格局,比如西北大学的地质学科、历史学科、文学学科等等。

西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西北联大及其后分各校,总计培养的毕业学生达到了9257名,这些人才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发展、工业建设、农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解放后的前30年,国家通过五个五年计划,在国民经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工业化,同时也训练出了四五代熟练的产业工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技术基础、装备基础和人才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祖国各地都留下西北联大毕业生的脚印,闪过他们匆忙的身影,他们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联大走出的优秀人才有地质专家田在艺院士、生物专家阎隆飞院士、材料科学专家师昌绪、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工程力学专家王茹芝、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等等。

国立西北大学正门

西北联大所凝练出来的精神品格为西北地区众多院校的大学精神提供了丰厚滋养。从西安临大到西北联大,再到后期分立各校,他们的办学历程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自建校之日起,就胸抱炽烈的爱国热情,心怀远大的强国理想。适于世用报以国华,救亡图存兴学报国一直是大学精神的主脉和最强音符。西北联大在城固办学的艰难时刻,淬炼出了“公诚勤朴”的校训。从那时起“公诚勤朴”就成为西北众多大学的精神基因。西北大学的校训继承了“公诚勤朴”,西北工业大学的校训则为“公诚勇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校训则为“诚朴勇毅”。西北联大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办学,形成了良好的学风教风和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这些精神财富是西北地区各高校大学精神的丰厚滋养。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优良传统、文化底蕴和精神境界,西北地区各高校才有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克服困难不懈进取的精神动力,他们扎根西北,在服务国家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成长和自我发展。

西北联大推动了陕西地区乃至于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进步。陕西关中地区曾经是华夏文化的中心。在以陆路交通为主的时代,西安扼守了欧亚大陆文明交往的咽喉,在文明交往和碰撞中创新发展了领先全国的思想文化系统。西周时,周公治礼开创并奠基了古代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汉长安城成为全国儒家经学研究的中心。唐代,长安城里文章诗赋风华绝代,众多文化巨匠辉耀着盛唐的天幕,唐长安城被举国文人奉为嚆矢,这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甚至影响到了世界。唐及其以前,长安一直是全国文化的引领者。但是宋元之后,随着海运兴盛,文化交流的中心和经济中心东移南移,西安文化中心的地位渐行渐远,张载之后,便鲜有形成全国重大影响的文化耄儒出现。近代更是异常寂寥,除了刘古愚划过一丝光亮,其他时间都沉寂在漫漫长夜。而继承1902年陕西大学堂,成立于1912年的陕源西北大学,其办学之火逐渐熄灭于1931年1月的西安中山大学。陕西的文化教育事业又一次退化落后。1937年京津各高校的内迁给陕西乃至于西北地区的文化建设带来了绝世机遇,西北联大带来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文化,在陕西打造出了一个影响全国的科技文化策源地和创新地。她发挥自己的文化辐射力和文化引领作用,对陕西地方民众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进行了一次巨大革新,对推动陕西地方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联大在陕办学,促进了陕西社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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