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橙+国世平

[摘要] 通过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关联分析发现，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中处于要素支配关键节点的即绝对中心度最大的城市，分别是深圳、广州以及佛山。其中，深圳成为了相对溢出中心度最高的城市，升级为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引擎。本文以珠三角城市群关联度为基础，提出了港澳加强与内地在经济之间联系的思路。

[关键词] 珠江三角洲 空间结构 关联度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碼]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8）01-0104-05

[作者简介] 李橙（1986 — ），湖南长沙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国世平（1957 — ），湖南邵阳人，深圳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和国际贸易。

前 言

珠三角城市群原先为广州、深圳、佛山、珠海、肇庆、东莞、中山、江门以及惠州，随着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进程，珠三角城市群已由原先经济水平低于全国水平的区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并在新的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升级后的珠三角城市群的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包含经济制度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且内部组织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划分形成的阻隔，对珠三角城市群升级后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群治理，都提出了不少问题。本文从空间结构的角度，分析目前珠三角城市群存在的问题，运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尝试在空间结构上为珠三角城市群更好地优化发展提出建议。

一、“CEPA”框架下的粤港澳合作现状

从2003开始，内地每年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补充协议，逐步推进香港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合作。为了分析在“CEPA”协议过后整个珠三角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运行情况，本文经查询《广东省统计年鉴》、香港政府统计处以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得到珠三角九市以及香港澳门在2004年到2015年的GDP数据，并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获取了当时的港币与人民币的年度汇率，得到表1的数据：

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最主要的特点是深圳和广州两城作为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和香港相差不多。之所以选择2003年作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原因是，自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珠三角快速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完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

二、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关联度分析

珠三角区域持续不断的产业升级，着眼于新一轮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为增长极的内生增长模式，成为持续保持双位数高速增长的动力源。而香港在这一时期却和金融危机之后的日本相似，经济增长低迷。2008 年以来，珠三角大力推动产业自主创新，依托《广东自主创新规划》等政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科技创新含量、研发资金投入侧重、高水平人才投入等发生积极变化。2015年，广东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数达到 6194 个，比 2010 年增加 365 个，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提升至14.7%，比 2010 年提高 3.8 个百分点；实现工业增加值 7537.34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5.6%，比 2010 年提高 4.5 个百分点；资产总额 26882.61 亿元，比 2010 年增长 64.8%；实现利润总额 2034.14 亿元，比 2010 年增长64.1%；上缴税金总额 919.64 亿元，比 2010年翻了一番。以技术为内生增长动力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取代了以往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实施“CEPA”框架这一阶段，珠三角的经济由外向型转向了内生增长型经济，香港单方面辐射珠三角经济的情况越来越弱，珠三角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虽然珠三角经济发展迅速，然而不可否认，珠三角相较于香港成熟的服务市场体制，两者市场体制差距仍较大。

针对表1选择的珠三角11座城市从2003年到2015年的GDP数据进行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建模分析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性，形成了“CEPA”框架这一阶段珠三角及港澳的经济空间关联结构矩阵，矩阵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图1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总共有47条联系。说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较为紧密。然而“CEPA”并没有让香港在这一时间很好地融入整个珠三角的发展，相反，香港对珠三角的经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了外溢关系上。

深圳、广州和佛山这三座城市都有多条经济联线存在，处于整个网络的核心节点位置，深圳对外辐射的经济联线有9条，经济受益联线有6条，说明深圳已经成功升级为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引擎。而广州的对外辐射联线为6条，经济受益联线有7条，也说明了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对于整个区域起相对平衡的作用，是整个珠三角内部的重要节点，和深圳、香港并列成为了整个城市群的三座核心城市之一。佛山在整个珠三角城市的经济关联网络中的影响引人瞩目，其高达8条的经济受益联线，是佛山能够在整个珠三角成为关键性节点的重要因素。在地理位置上，佛山没有东莞优越，但是其能够在整个区域的关系网络中成为受益度最高的城市，主要是来源于佛山差异化发展的思路。佛山是为数不多的第二产业仍旧比第三产业比例高的城市，特点是制造业发展稳定并且产业链完整，佛山很好地利用了广州和深圳服务业的外溢效应，成为整个珠三角受益相对中心度最高的城市，这也使得佛山在整个珠三角的绝对中心度有所提高。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作为整个粤港澳湾区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其对珠三角的资本输出功能毋庸置疑，其经济辐射联线为7条，经济受益联线为2条。

深圳的成功主要是凭借着产业中科技含量的提升。在企业层面，深圳拥有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一批创新型巨头，大疆、迈瑞等大量的行业领先者，以及海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在企业研发水平上的优势较为明显。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未来型产业的布局，已经体现了强大的作用。深圳的外溢效应并不是单纯的资金外溢效应，还有更多的科技含量因素在内。佛山所形成的优势更多的，是来源于其自身和深圳、广州以及其他城市的差异化发展，坚持制造业在佛山本地的发展不仅没有降低佛山的经济发展效率，反而使其成为了整个珠三角除了三大核心城市以外发展最为高效的城市。在“CEPA”框架下受到影响的城市是澳门和香港，然而其表现却大相径庭。香港在珠三角的影响力在这一阶段进一步下降，而澳门在“CEPA”框架下却如鱼得水，分析其本质原因，香港与珠三角的关联还是处于投资者的角度，除了最近与深圳在科技方面有所合作外，其他的经贸合作反而有所放缓，这是由于珠三角的发展使得投资成本增加。自CEPA实施以来，刚开始的几年，广东因地缘便利，吸引香港的FDI增速明显高于江苏，但自2006年以来，江苏吸引香港FDI的增速明显高于广东。从2005开始，江苏协议利用香港FDI已经超过广东。2010年，江苏实际利用FDI超过广东。这一阶段，香港的经济外溢效应的关联关系还有所减少就说明了以上问题。而反观澳门，由于加快与珠三角的合作，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经济关联关系。endprint

三、粤港澳湾区协同发展思路

伴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增长，整体网络结构趋向于复杂化高端化的发展，其中，深圳、广州作为整个网络中心度最高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体量一直领先，充分体现了中介节点在整体网络的带动作用和集聚效应。香港的问题也通过网络结构的勾勒显现出来。在“CEPA”框架下，珠三角城市群由依赖对外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型成为依赖技术进步的稳步增长模式。在这一阶段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依然稳定有力，深圳、广州和佛山的中心度较高，是整个珠三角经济腾飞的支柱，香港在网络中的中心度远低于以上三城，这就说明了香港并没有很好地利用珠三角作为其经济的延伸带和经济腹地。究其原因是港人与内地没有形成人才之间的交流互动，同时，香港缺乏高科技制造业。

香港应给内地高科技企业总部迁入创造条件。如采取外部引入高科技产业升级成果，就有可能避免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有效实现与珠三角产业的对接。

珠三角城市群要形成和港澳两地的深度合作，其实就是如何吸引港人更多地参与内地的发展，因此要在体制、监管框架、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加强探索，特别是要找好三地合作的切入点，充分考虑三地各自的利益，实现湾区协同发展。在不同经济制度的融合过程中，必须要有中间地带，既能够作为未知的经济风险的缓冲，同时又能够探索新的体制机制，深圳前海具备良好的海陆空交通条件和突出的综合交通优势，在粤港澳区域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前海作为特区中的特区，享有自贸区、深港合作、一带一路的叠加优势，在推动粤港澳深度合作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用好用足这种地缘和政策优势，能够在推动深港合作上带来更大的突破。作为深港合作区，同时又具有自贸区的优势，它可以形成制度的过渡地带，成为香港和内地全面合作的突破口。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优化经济关联结构上提出以下六条建议：

1. 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地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合作的协调机制，主要协调各个地区之间资源配置。城市间竞合机制的创新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上，即人才的流动，资金的流动和技术的流动，这就需要率先实现区域投资便利化。要推进港口、机场、高速公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的相互协调，制定内地与港澳之间的投资协议以及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率先在珠三角城市群实现高标准投资便利化。以体制创新推动CEPA 协议实施落地，促进服务业标准衔接。加强行业管理制度对接，建立统一的行业监管体系。全面推进港澳投资备案制，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进一步扩大对港澳率先开放空间。在CEPA 框架下推动对港澳在金融、商贸、法律、航运、物流、电信等领域实施特别开放措施。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等准入限制。

2. 针对港澳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优势，和珠三角经济对金融、会计、法律、建筑测量等专业服务业的专业需求，推进职业资格国际互认。允许港澳会计师在湾区内地城市执业，支持港资在湾区内地城市独资成立会计事务所，允许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及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资格的港澳居民，加入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制或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或股东，并允许香港会计师成为湾区会计师事务所的非职业合伙人。同时，为港人澳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3. 突破投资贸易障碍。在CEPA 框架下，允许广东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在金融、商贸、航运、专业服务和科技文化等服务领域对港澳投资者实行更大程度的开放。探索建立健全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相关配套制度，破除准入后的隐形壁垒和政策障碍。实施“深港自贸通”，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全面落地，为港澳与内地服务贸易自由化探索道路。

4. 加快市场规则接轨。推进服务资格互认和统一标准，在服务资质、品质、技术等方面逐步与港澳标准接轨。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企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企业注册登记、许可证授予、人才引进、融资、跨境交易、投资者保护、履约、结算等方面加强与港澳对接。支持港澳公益性法定机构在广东自贸试验区设立服务平台，推进与港澳在法律服务、商事仲裁等方面的合作。推动服务业深度合作。支持广东自贸试验区加强与港澳高端服务业合作，吸引航运物流、国际金融、国际商贸、科技服务等高端要素集聚和国际贸易功能集成，构建以港澳自由港、广东自贸试验区为核心的国际化综合服务枢纽，共建“一带一路”支撑区域的先行区。

5. 探索社会环境融合。支持广东自贸试验区在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港澳居民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管理新模式，港澳人才在廣东自贸试验区享受与户籍居民同等福利，医疗、教育等方面逐步对接港澳标准，建立与港澳相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粤港澳三地居民之间的往来、居住和就业便利化探索经验。

6. 共建合作试验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按照“共同规划、联合开发”的原则，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粤港深度合作区、深港金融深度合作示范区、粤澳信息港和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等粤港澳合作试验区。引入港澳标准和规范，研究适用于试验区的规划、市政管理、社会管理的具体做法，为粤港澳深度融合探索路径。

[参考文献]

[1] Robert Ash.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economies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ong Kong and Guangdong[J] . Asia Europe Journal . 2003 （2）.

[2] C. Cindy Fan. A Review of “Chinas Urban Space： 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Socialism”[J] .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2009 （1）

[3] Felix H.F. Liao，Yehua Dennis Wei. Dynamics， space，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provinc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J] . Applied Geography . 2012 （1-2）.

[4] 钟业喜，文玉钊. 城市群空间结构效益比较与优化研究——以江西省为例[J].地理科学. 2013（11）.

[5] 张鹏.中国城市化空间结构的经济效应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12.

[6] 刘建国.中国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D].东北财经大学 2012.

[7] 程玉鸿，陈利静.城市网络发育特征及其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基于珠三角主要金融行业148家企业选址数据[J]. 产经评论. 2014（04）.

[8] 王海江，苗长虹，茹乐峰，崔彩辉.我国省域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J]. 经济地理. 2012（07）.

[9] 张浩然，衣保中.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与经济绩效——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评论. 2012（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