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豪

摘   要：《被占的宅子》（Casa Tomada）是阿根廷著名作家科塔萨尔创作的短篇小说，出版于1951年，是科塔萨尔早期“奇幻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中的古宅是重点内容，其空间结构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中的人格结构理论有着紧密的关联。本文将以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为基础，浅析《被占的宅子》中古宅的空间结构。

关键词：《被占的宅子》;空间结构;人格结构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32-0053-02

一、前言

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阿根廷著名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arquez）以及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合称“文学爆炸四杰”。其作品《被占的宅子》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奇幻的故事。叙述者“我”和妹妹伊雷内住在曾祖父母留下的古宅之中，宅子面积非常大。他们二人从不工作，每天仅仅是早起打扫卫生，然后吃午饭。伊雷内酷爱织衣服，而“我”则是钟爱法国文学。在“我”花了大段篇幅介绍这个古宅的空间构造之后，小说进入了关键环节。有一天，“我”去厨房煮水，听到了从宅子后半部分传来的噪音。“我”和伊雷内认为宅子已经被不明入侵者占领了，之后便放弃了房子的后半部分，居住于前半部分。又过了一段时间，噪音再度出现，而这次的噪音并非从宅子的后半部分传来，而是从前半部分的厨房传来，这时“我”和伊雷内意识到宅子已经完全被占领了，于是匆忙逃离了宅子。

二、运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对古宅空间结构分析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运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解读本小说的可能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是以人为分析对象的，那么我们如何运用它对无生命的古宅进行分析呢？在《被占的宅子》中，古宅是非常重要的，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古宅的描写。小说以《被占的宅子》为题，突显了古宅在文中的重要性。正如小说中“我”所说，“然而，这所古宅和伊雷内是我所喜欢谈论的，至于我，则是无足轻重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把古宅和人同等看待，使古宅成为了小说中的另一位主角，并用它来反映“我”和伊雷内的人格，这就为我们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对古宅进行分析打下了基础。此外，科塔萨尔在一些访谈中曾经说过，“《角斗士》系列中的作品都是我对于精神病的自我治疗。我是在受到精神病折磨的情况下创作出这些小说的。我能意识到我得了精神病的原因很简单，当我在奇维尔科伊当教授的时候有许多空闲时间，我把弗洛伊德的所有作品都读了一遍，并且着迷于此”。①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非常熟悉，他很有可能将这些理论运用于《被占的宅子》这部小说之中。因此，运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对古宅进行分析是可行的。

既然要对古宅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古宅的空间结构。在小说中，作者特意用了一大段篇幅对古宅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我怎么可能忘记古宅的布局呢。餐厅，挂着哥白林挂毯的大厅，书房以及三间宽大的卧室，都是位于古宅的后半部分，它面对着罗德里格斯·佩尼亚街道。只有一道装着坚硬的橡木门的走廊把那部分与古宅前半部分分隔开，前面有浴室、厨房、我们的卧室以及连接卧室与走廊的客厅。走进门廊，推开玻璃门，便进入了客厅;两侧是我们卧室的门，对面是通往古宅后半部分的走廊;沿着走廊向前走，会看到橡木门，门的另一侧便是古宅的后半部分，亦或是在走到橡木门前的时候向左拐，再顺着一条窄道往前走，便可以看见厨房和浴室。当橡木门打开的时候，人们会感觉古宅非常大;要不然，它看上去就像一所现在建造的那种几乎转不开身的房子。”

根据作者的描写，他将古宅分为了前、后两个部分。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主人公在古宅中的行为习惯，实际上古宅应该被分为三个部分。两位主人公大部分时间都在他们的卧室中度过，伊雷内不停地织衣服，而“我”则是钟情于法国文学，只有在做饭、煮水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厨房，而至于古宅的后半部分，二人更是只有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才会光顾。“我和伊雷内一直住在古宅的这一边，几乎从没有去过橡木门的另一侧，除非是为了清扫”。因此，按照主人公的行为习惯，我们可以把古宅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和伊雷内居住的那部分空间。这部分主要包括“我”和伊雷内的两间卧室、通向古宅后半部分的走廊以及连接卧室与走廊的客厅。第二部分是古宅的翼部（橡木门前左转的那片区域），主要包括厨房和浴室。第三部分则是古宅的后半部分，也就是之后传出噪音的那部分空间，主要包括书房、餐厅和三间宽大的卧室。

根据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所组成的。所谓本我，就是本能的我，完全处于潜意识之中，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格。本我是一个混沌的世界，里面充斥着各种基本的欲望，如饥饿、干渴、性欲望等等。弗洛伊德把它形容为“巨大的深渊，一口充满沸腾刺激的大锅”。本我遵循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从不考虑客观现实因素，只追求欲望立刻得到满足。本我不关心价值、善恶和道德，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自我，是面对现实的我，它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环境的接触发展起来的，是意识结构的部分，按照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活动。自我是对本我人格的继承与发展，它既要满足本我的需要，也要按照客观现实行事，甚至需要按照超我的道德要求去约束本我的需要。因此，自我受制于三方面因素：本我、超我、现实。它在本我的非理性需要、现实的约束以及超我的道德约束之间起调节作用。超我，即道德化的我，是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是由于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育而逐渐形成的，是人格结构中专管道德的司法部门。它相当于人们所说的良知、理性。超我按照“道德原则”活动，其主要功能是限制本我的活动，以高尚的道德为准则抑制各种各样的基本欲望;引导自我，使自我的人格日趋完善，最终达到超我的境界。

古宅的后半部分代表着超我的概念。首先，后半部分有一个书房，图书代表着知识，代表着道德，人们通过读书了解各种道德观念，提高自身的修养，逐渐达到超我的境界。其次，小说对于古宅后半部分描写甚少，“我”和伊雷内几乎不去那片区域，这使得古宅的后半部分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层神秘面纱与超我的神秘感不谋而合。超我，作为人格的最高层次的存在，普通人是很难达到的，人们对于超我人格的实现从来都是可望不可即，这就给超我增添了几分神秘感。古宅的翼部有一间浴室和一间厨房，两者代表着本我的概念。不论是厨房还是浴室，所体现的都是人的基本欲望。厨房代表着人们饥饿的基本欲望，浴室则是代表着人们爱好洁净的基本欲望，而这两种欲望都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厨房和浴室是本我的象征。而自我则是由古宅的前半部分所体现出来的。古宅的前半部分是“我”和伊雷内的起居室，代表着一种常规的、理性的生活，这正是自我所主张的生活方式。

弗洛伊德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处于协调和平衡状态的，从而保证了人格的正常发展。如果三者失调乃至破坏，就会产生心理障碍，危及人格的发展。在小说中，古宅的自我空间就发生了混乱。造成这种混乱主要有三方面因素。首先，小说中隐晦的提及了“我”与伊雷内不正当的乱伦关系。“我们有时甚至认为，正是这座古宅不允许我们各自结婚。伊雷内甚至不需要理由就拒绝了两个求婚者。至于我，在和玛利亚·爱斯特尔订婚之前，她就死了。我们已经40岁了，始终带着一种无法言明的想法：我们兄妹间这种简单的、沉默的同居，对于结束我们祖上奠定的家谱是很有必要的”。所有的关于两人乱伦关系的谈论都发生在古宅的前半部分，即自我的空间内。根据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性欲望属于基本欲望，应该归于本我一类。然而，在小说中，它却从未出现在古宅的本我空间之中，而是出现在了自我的空间之中，这说明古宅中的自我空间开始出现混乱。此外，“我”和伊雷内在古宅内重复、单一的生活方式也增加了自我空间的混乱。“我”和伊雷内每天在古宅的自我空间内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我”反复地阅读，伊雷内则是不停地织衣服。这种单调而缺乏创造力的生活方式显然是属于本我的范畴。对于“我”和伊雷内的生活，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们不需要赚钱糊口，乡下每月都会给我们送钱，钱是不断增加的。但伊雷内就是喜欢织衣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和伊雷内生活富足，伊雷内织衣服只是因为单纯的喜爱，这恰恰印证了本我的“快乐原则”。因此，“我”和伊雷内的生活方式使古宅的自我空间变得更加混乱。此时，古宅的后半部分——超我空间察觉到了这种混乱，并通过制造奇特的声音迫使“我”和伊雷内做出改变。然而，“我”和伊雷内却锁闭橡木门，把超我空间封闭起来，企图以此逃过超我空间的审判。锁闭橡木门之后，“我”和伊雷内在自我空间内仍然重复着他们那单调的生活。“伊雷内很满意，因为她有更多的时间织衣服了……我开始翻看我父亲的集邮册，用来消磨时光……我们过得很好。我们慢慢地什么也不去想了，原来毫无思想地生活着也是可以的”。此时的“我”和伊雷内不仅过着重复、单调的生活，甚至可以毫无思想地生活，这俨然已经退化至本我的范畴。至此，古宅的自我空间已经混乱不堪。此时，古宅中再度出现了奇特的声音，这是超我空间为了维持自我空间的秩序，对“我”和伊雷内实施的又一次制裁。这一次，超我空间占领了本我和自我空间，迫使“我”和伊雷内只得逃离古宅。

三、结语

对于《被占的宅子》这部小说，文学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学者通过这部小说研究科塔萨尔式奇幻写作手法;有些学者研究其与庇隆政府的关系，并把它当做一部反庇隆主义的小说;还有些学者研究其中的神话因素，认为“我”和伊雷内是亚当和夏娃的象征。鉴于笔者能力所限，本文仅通过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学说，对《被占的宅子》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

注释：

①Prego， Omar Julio Cortázar （la fascinación de las palabras）， Montevideo， Trilce， 1990， p.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