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东梅

张大千先生的传奇轶事，有如《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都说不完，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罗锦堂先生所述的几则鲜为人知的大千逸事，颇值得一提。

1956年，正在台湾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的罗锦堂，被分配到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工作。该馆隶属教育部，馆内设有研究组、展览组和典藏组，罗在研究组。承于右任先生的邀请，每到周末夜晚，罗锦堂至青田街右老府上，与右老品茗论曲，谈天说地。右老若挥毫，他便替其磨墨。

有个周末，罗锦堂照常来到右老府上。右老兴奋地告诉他：“大千先生要来台湾，不知你们馆能否给他办个展览？”这真是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罗锦堂内心雀跃。经认真筹备，张大千国画展，于1958年国庆节举行，为期十五天。展品计有人物三十二幅，山水四十五幅，花卉十五幅，走兽四幅，另有书法四幅，共一百件。开幕当天，正值博物馆新建画廊落成。教育部长梅贻琦先生主持揭幕，于右任院长为该画廊落成及张大千先生画展剪彩。但大千先生本人未参加这次画展，他的结拜兄弟张目寒先生到场介绍了大千先生的生平及其作品，参观者极为踊跃。

曹啓文与张大千（右）

第二年（1959）十月二日，国立历史博物馆又举办了一次“中日美术交换特展”，展出包括张大千、溥心畬、黄君璧、于右任、彭醇士等国画书法西画作品。大千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并在台湾停留一个月之久，罗先生得以结识大千先生。

张大千下榻于北投一处风景秀丽的别墅。那是蒋宋美龄出于对国民党元老的尊重，借给于右任使用的，平时他极少去。

甘肃同乡及长辈，监察委员曹啓文先生与右老、大千之间交情很深。有一天来找罗锦堂，邀请罗一同前往看望大千先生，并建议罗带上他的蝴蝶工笔画请大千先生看看。

曹啓文和罗锦堂在上午九时来到张大千下榻的别墅。大千先生的入室弟子孙云生开门迎客，热情引至客厅。不久，只见张大千匆匆走了出来，脸上残留倦容，两手忙着扣衣扣，嘴里不停地道歉。

大千先生一袭浅灰长袍，布鞋，美髯，天庭饱满宽阔，这外型，与于右任先生相仿，只是年长的右老多一分慈祥与威仪，大千则增一分洒脱与豪放。曹、张之间交情甚笃，老友相见，自然很开心，话题多且广，聊得轻松随便。罗锦堂坐在曹委员身旁，听他们侃侃而谈，未敢多插言。眼前的大师极为随和、坦诚，直言一天到晚被人当猴耍，索画的人络绎不绝，画债高筑。张大千边说着，不时对罗笑笑，并未忘记他的存在。足见他的待人处世的周全。

当张大千听说罗锦堂是研究戏剧的，即转向罗，说自己是个戏迷，每遇名角儿演出，必风雨无阻前往观赏。说他初到上海时，曾为看汪笑侬的《刀劈三关》，苦于袋中无钱，急中生智，潜入当铺，将身上的新马褂抵押出两块银元，急急赶去看戏，大呼过瘾。出来却找不到当票，那两块银元就抵了原值十六块大洋的新马褂。说完他捋须大笑，连称值得。他笔下的伶人图不少，每一幅画都可以摆龙门阵。

大千先生说，看戏对他的书画有很多启发。譬如崑曲和京剧中的拖腔，一唱三叹，一波三折之妙，如同画中的兰叶、荷茎，要有气韵的连贯和粗细的变化。他不光是去看戏，也常常在开演前先至后台，观看演员画脸谱时的用笔之法，细心体会，说金少山（净角名家）勾脸神速，寥寥数笔，好似八大山人之画，从此成为平剧写意画的始祖，而钱金福（武净兼架子花脸）则是平剧工笔画的始祖。他们谈笑间，三、五分钟便画成一张绝妙的脸谱。大千先生还说，梅兰芳上妆后的身段和脸谱，美如一幅画，令人屏息，且“浑身都是画稿子”，他那脸谱和身段都凝结了南宋以来人们审美的精华。

三人谈性很高，罗锦堂更是听得津津有味，毫无拘束感。当被问及在巴西的现状时，张大千眉飞色舞，讲得绘声绘色，神采飞扬。他说目前家人都居住在距离巴西圣保罗城七十五里的地方，他称之为“八德园”，这是让他一生费心最多、购置最大的住处。总面积近十五万平方米（三十五英亩），经他三年左右大兴土木，在原种植柿子树的农地上堆山、凿湖、建亭、植木、种花、养鸟、育禽……从此，一座中国式的世外桃源诞生在异域。里面有梅花、杜鹃、牡丹、秋海棠、月季、蔷薇、茉莉、栀子花、玉兰、柳树、松柏、翠竹等品种（一些植物花卉是以艺术家作为绘画标本特批准进口的），简直将中式园林打包带到了巴西。

园中还有数只波斯猫，几十公斤重的西藏狗，八只黑白灵猿，张大千不惜斥巨资在海外收罗奇石盆景，名贵花木，珍禽异兽，将画中的山水花鸟艺术立体化，成为现实生活中别树一帜的稀有景观。后来，据说那些重达数吨的奇石从香港横跨太平洋，运至巴西，又随他的迁移，又从巴西到美国加州，最后再到台湾。如此劳命伤财之事，他却乐此不疲。

为了筹措举家迁往巴西的费用，他不惜割让用重金收藏的两幅珍品，一幅是董源的《潇湘图》，另一幅则是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各仅卖一万美金。《夜宴图》曾是清宫珍藏品，溥仪从吉林逃出时携带出来，不料所携的骨董、名画均被苏联军截留，流散北方，其中之一乃《韩熙载夜宴图》。当时张大千闻之此事，携款前去北平收购，以二十大条黄金买下《夜宴图》。大千先生花钱的本领和气度令人咂舌，他直言收藏的目的只是为了临摹学习。他的书法老师清道人曾说过：钱是“雅根”。因而他也作如是观。事实证明，他所追求的艺术或生活，皆仰赖“雅根”来实现。

聊天兴致正浓，不觉已是午时，大千先生挽留客人吃个便饭。因暂居于此，厨房用品不齐全，加上临时没作准备，只好以四川牛肉面待客。

张大千为罗锦堂的蝴蝶画题款

难得一个如此清静的上午，对张大千来说是罕有的，他无论到哪儿，都是浩浩荡荡、宾客盈门，即便是去戈壁沙漠临摹，也是几十辆马车驴队随行，外加十几个人员的壮观场面。队伍中，少不了厨师这一重要角色。据说，跟随他多年的四川厨师一旦放飞，在东京或纽约开店，都成名成家，连肯尼迪总统夫人也去光顾纽约的川菜馆。

讲到这里，罗锦堂插了一段笑话。大约是上世纪七○年代初，张大千刚到加州，需要找个保姆，儿子保罗便去张罗。不知为何缘故，保罗联系上罗锦堂，恰好罗夫人有个朋友在纽约帮人照料婴儿，婴儿已大，她正考虑是回台湾还是留在美国。罗夫人便将她介绍过去。孰料未满一个月，保罗来电，声称保姆不辞而别。罗夫人一惊，赶紧致电朋友问明原委。这位朋友大吐苦水，原以为单单伺候大千先生及家人，哪知张府天天高朋满座，宾客如云，按张大千的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说碗筷，单单茶杯一天都不知要洗多少次。她不堪忍受日日喧闹和沉重负荷的工作，又不好意思当面请辞，就只好脚底抹油，开溜了。

午餐后，曹啓文让罗锦堂将带来的画，请大千先生看看，并面请赐题。大千先生欣然答应，他谦虚地说自己不会画蝴蝶，不知该如何题，便从罗的咏蝶诗中得句，一口气分别为四幅蝶画题款，并敬称“锦堂仁兄”，落款：“大千张爰”。随后又从长袍口袋里掏出一方“张爰之印”，分别印在落款之左旁或名下。大千画名，名震中外，但从不稍示骄傲之态，更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这种风度，使人感动。

于右任为曹啓文书〈正气歌〉，人物肖像为张大千所画

虽说大千先生的画债如山，但他却是个有情有义之人，遇友人手头拮据，不用啓口，他会作些未题款的画，装裱好，赠予对方，拿去换钱度日。对亲朋挚友，他私下同他们说，需要什么画，他都满足他们。监察委员曹啓文是他的挚友之一。然而，越是知交越能体谅这位仰仗一支笔养活几十口家人的艺术家的艰辛和不易。因此他从不轻易开口。

右老晚年因体弱多病，很少写巨幅墨迹，却在1964年5月为曹啓文先生书文天祥的《正气歌》，全文共三百字，占纸七幅。虽入耄耋之年，然宝刀未老，凡见过此墨宝的，皆赞不绝口，认为鸿篇巨制，一气呵成，通篇字字奇险，笔力雄豪、遒劲，沉厚圆融，以中锋浑朴之笔，巧用折锋、断笔、破毫等笔法，变化无穷。俗话说，字如其人，若非胸襟光明、正气者，焉能有如此气魄和笔墨！半年后，右老往生，此屏为其最后大幅遗墨。时隔三年，大千访台，曹啓文罕见地向他提出，为《正气歌》绘文天祥肖像，以完成八幅之吉祥画，更为两美髯一生友谊佐证。大千当即应允，不久即完成。

画中，文天祥侧身，展卷，似吟还思，图文内容，前呼后应，又似两髯公的艺术对话。张大千用寥寥细笔，勾勒出人物的轮廓，笔触细如“春蚕吐丝”，再于头冠、腰带、袖口与鞋处染墨，画面即富立体感，人物也生动起来。尤其我们看到大千先生所画的文天祥，神态自然，把《正气歌》里最后一句“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的表情，和盘托出，真是妙绝！奇绝！多亏曹啓文先生的考虑周到，才有了一代书宗、画圣的珠联璧合之佳作，并得以留传于世。于、张两人的书画联袂合作，仅此一幅，尤显珍贵，为后世留下一段佳话。

在正气歌的第八帧，也就是文天祥画像的上面，便是张大千的题跋：“于髯公为啓文书正气歌，终至第七帧，遽归道山。予顷返台，乃以余纸嘱写信国像，以殿其后。命笔濡墨，便觉车过腹痛。戊申三月，大千张爰。”

读至“命笔濡墨，便觉车过腹痛。”不禁潸然，大千对右老的高情厚谊，洋溢在字句中。

张大千的艺术生涯，用苏轼的一句诗“豪光照大千”来形容，并不为过。他一生的画风始终在变，早期的工笔山水，秀美飘逸；敦煌之后，则凝重朴实，且色彩增加了，尺寸变大了，造型壮硕了。那时的作品色彩极丰富，线条遒劲，大幅的尺寸充满一种健康的生气。而我更喜欢他晚年的泼墨泼彩，那青绿泼彩，像宝石一样华丽，在墨色的衬托下，有一种深邃的空间和厚度。且作品的造型，与以前的气势大不同。同样是山体的生态和精神，晕染上辉煌的色彩，使得后期之作品极富震撼力，为近代中国画家无人所能及的。

张大千之所以能达到艺术的巅峰，取决于他对中国美术传统的方方面面所做的相当精到的研究；唐宋元明清的各代大家，他都了如指掌。即便心高气傲的徐悲鸿，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张大千是五百年来第一人。”美术评论界认为，他一生三个阶段的画，就是一部中国美术史。在中国画坛上，大千先生永远散发着万丈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