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前往台湾成为地下交通员

朱谌之，在党内化名朱枫，1905年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城的一个富商之家。1927年，22岁的朱枫远嫁沈阳，1932年夏天，丈夫因为身染霍乱病逝，承受着丧偶之痛的朱枫带着女儿朱晓枫回到了家乡镇海。这位衣食无忧的富家千金，内心却非常苦闷。直到一个人走进她的生活，才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东南沿海成为了抗日前线。朱晓光，朱枫的外甥，当时是二十岁出头的进步青年，也投身到了抗战的浪潮当中，成為了镇海抗日宣传队的队长。朱枫也在朱晓光的劝说下，加入了镇海抗日救亡队，参与群众救护工作。在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同付出、共患难的过程中，朱枫与朱晓光逐渐成为一对革命情侣。朱晓光成为朱枫的第二任丈夫，朱枫成为了一名革命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1937年，朱枫与朱晓光两人一同在上海新知书店工作，新知书店是党组织开办的宣传机构。此后的几年他们也一直跟随新知书店流亡辗转于上海、武汉、重庆多地，致力于抗日宣传工作。1945年春，朱枫在徐雪寒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出于对女儿的安全考虑，朱枫把女儿从上海送往了苏北解放区。1948年秋，朱枫带着自己的儿子朱明和侄子朱辉来到了香港。在这里，朱枫以合众公司“当家人”的角色作为掩护，还承担着秘密交通方面的重任。转眼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朱枫马上就要完成在香港的工作回到上海。而此时，女儿朱晓枫已经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华东军医大学上学，分别三年之久的母女，无时不刻不期盼着团聚。

谁曾料想，一次秘密的会面将朱枫满心回家的喜悦全盘打乱。

约见朱枫的人叫万景光，当时是中共华东局对台湾工作驻港负责人。万景光开门见山地说，华东局有一项重要紧急的任务，需要派一位合适的人员去一趟台湾，与潜伏在台湾的“密使一号”取得联系并担任他的交通员，问她是否愿意接受这项任务。吴石，时任国民常国防部参谋次长，1948年初，吴石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的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7月，吴石赴台任职国防部参谋次长之前，就曾为解放军顺利传递了298箱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为解放华中、华东，夺取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足以彪炳千秋的奇功。在赴台任职之前，中共华东局给吴石取了一个联络代号——“密使一号”。当时的吴石利用自己的职位，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台湾军事情报。

然而1949年5月，国民党特务切断了共产党在台湾建立的交通线，许多秘密联络站点也被捣毁，吴石手中的极具价值的情报，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员和交通线传回大陆，中共华东局对此也一筹莫展。就在这时，一封家书改变了朱枫的命运，继而让她走进了华东局工作人员的视线。与万景光秘密会面的几天前，朱枫收到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件，寄信人是朱枫的继女阿菊。阿菊便是朱枫的第一任丈夫陈绶卿与其前妻的女儿。当时的阿菊在国民党警务机关工作，她在信中说自己与丈夫已经在台北安顿下来，加之自己刚刚诞下一名男婴，希望继母朱枫能前往台湾小住。然而正是这封信，成为了朱枫前去台湾的最好身份掩护。

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大批有价值情报

思想斗争许久之后，朱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负命前行！1949年10月25日，朱枫在秋意渐浓的季节里，给爱人朱晓光寄出了自己在香港的最后一张留影。11月25日，朱枫来到了香港维多利亚港码头，很多同事朋友前来为她送行。

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1949年11月27日，朱枫终于抵达台湾基隆港，开始履行她肩负的绝密使命。来到位于台北市的继女阿菊家里，朱枫受到了阿菊和女婿的热情接待。按照出发前的安排，来到台湾后，化身“陈太太”的朱枫，要在这里和一名地下党首次接头。这个人叫蔡孝乾，代号“老郑”。蔡孝乾是当时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很快，她见到了自己此行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人物——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吴石将事先整理好的一些绝密资料，交给了朱枫。

朱枫先后从吴石将军处取回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朱枫从吴石处获取的绝密情报，一批批地顺利地传回了华东情报局。事实证明，这些军事情报都是极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

1950年1月22日，同样是一个周日的上午，朱枫像往常一样在10点钟之前来到了与“老郑”秘密接头的“建昌行”。然而，出乎她的意料，这次“老郑”并没有出现。店老板从柜台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字条，说是“老郑”托人带来给“陈太太”的。朱枫接过字条，上面写着：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眼下市价低落无法推销，我拟外出，您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切盼！郑字。按照出发前约定的暗语，“老吴”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武工部长张志忠的代称，“亏本”就是被捕的意思。看完字条，朱枫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此刻的“老郑”到底去哪儿了，照这种态势下去，滴水不漏的保密局会不会顺藤摸瓜找到自己？此时，朱枫的选择只有一个——赶紧离开台湾！

形势紧迫，台湾至大陆的海上运输线已经被封锁切断，朱枫情急之下，便去请吴石帮忙协助自己赶紧离开台湾。

没有迟疑，吴石立即找来了自己的原任副官，时任交通科科长的聂曦，委托他为朱枫紧急安排军用飞机，协助朱枫离开台湾。同时，吴石还特地为朱枫开具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虽然吴石知道，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举措。两天后，朱枫接到了聂曦的电话，他告诉朱枫，飞机已经联系好，2月4日将从台湾开往浙江舟山定海。4日清早，朱枫来到机场，坐上了飞往定海的军用运输机。窗外的景色很快从绿野与城镇变换成了蜿蜒的海岸。朱枫终于松了口气，危险似乎被远远甩在了身后。抵达舟山后，只须找到能帮她渡海的船只，就能到达一水之隔的上海。台湾那一边，所幸的是，张志忠被捕以后，在国民党保密局的软硬兼施下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中共地下党的线索。

但是，保密局的特务不会放过任何有可能逮捕共产党人的蛛丝马迹，几经周折，他们抓到了蔡孝乾。

宁死不屈英勇就义，60年后遗骸回归家乡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之后，保密局的特务们很快发现了聂曦的名字。已经暴露无遗的聂曦，吴石的原副官，对此事的调查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

就在事情的进展陷入僵局时，身陷保密局刑审室的蔡孝乾，在生死考验面前叛变了。蔡孝乾将自己和吴石、朱枫的来往，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保密局的人员。最终，吴石被捕，而一心想与家人团圆共度春节的朱枫也被国民党特务羁押进了定海看守所。朱枫宁死不屈，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而蒋介石在得知这一切以后，恼羞成怒，当即下令要对吴石、朱谌之等人处以极刑，并且死后要呈送证据。

1950年6月10日，刽子手连开六枪，杀害了年仅四十五岁的朱枫。与她一同被杀害的还有吴石、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1950年，母亲去世后，原名陈明珍的女儿，便改名为了朱晓枫，这个名字浓缩了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思念，也寄托了对母亲魂归故里的强烈企盼。

朱枫，这位坦荡的女共产党员，用尽自己的一生去追求光明与理想，如她的名字一般，将周身热血化作了一枚如火的丹枫。

2001年，看到母亲在人世间最后的影像之后，寻找母亲的遗骸这一朴素的愿望，在女儿朱晓枫心里越发强烈，她的想法也得到了台湾各界的支持。然而，从2003年开始，台北辛亥第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前后多次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朱枫烈士的骨灰。当一筹莫展的他们再次查阅《无主骨灰罐名册》时，一个叫“朱湛文”的名字跃入众人眼帘，朱枫的原名叫朱谌之，“朱湛文”会不会就是写错了的“朱谌之”？怀抱着一线希望，工作人员来到了一座几乎被遗忘的小型纳骨塔，在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了朱枫烈士的骨灰罐。就这样，在时隔60年之后，朱枫烈士的骨灰终于在2010年12月9日，从台湾回到了大陆，2011年7月，朱枫的遗骸落土家乡。她终于越过了在60年前没能越过的那道浅浅的海湾，用一种悲烈悲壮的形式再次与家人团聚。这条60年的回家之路，写满了朱枫炽热而壮烈的革命情怀……

本报特约记者马丽根据《档案》提供资料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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