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

1936年12月12日，由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他们派兵扣押了正在西安视察的蒋介石，以兵谏的形式迫使蒋介石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改而联合国内一切力量共同抵御外辱，收复失地。这次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一个篇章，那么“张杨联合”是如何诞生的呢？

东北军如丧家之犬

1931年12月15日，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张学良却无一丝喜悦之情，就在3个月前，日军在沈阳突然发动事变。就在张学良一面下令“不抵抗”，一面期待国民政府要求国联解决问题的时候，日軍迅速扩大“战果”，使得东北三省不仅没有重新回归中华民国的版图，反而发展出一个“满洲帝国”。

遥想3年前的1928年12月31日就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张学良管辖着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拥兵22万，其中野战军有28个步兵旅、8个骑兵旅、3个炮兵旅、7个省防旅，1个海军舰队，5个航空队。与此同时，张学良还拥有独立的军工、军需生产基地。到1930年6月21日，张学良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同年9月，东北军入关声援蒋介石，使反蒋军迅速瓦解。这一举措，不仅把张学良捧上了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还使他的管辖范围扩大到了华北地区。

可仅仅过了一年，张学良就因为根据地的大部丢失，被免去陆海空军副司令等职，屈就于只能管辖平津两市河北一省的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他的部队，也从当年的22万，迅速下降到15万，直接损失8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7个省防旅。此外，军工和军需生产基地全部丢失，这使东北军原本能够独立维持的补给体系完全丧失，不得不改为依靠南京方面所提供的限额补给来维持部队。雪上加霜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内部开始分裂，一批本就不服张学良的老将纷纷打着“保境”或“自治”旗号脱离指挥，改投伪满洲国。

此时的张学良被迫从全国性军事长官降为地方性军事长官，他逐渐丧失了对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的控制。对此，张学良曾痛心疾首地表示：“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过去不抵抗的错误；我们不能再蹈过去的覆辙。我们马上要抗战，容忍就等于引颈就戮。”尽管东北军大部分官兵“打回东北、收复失地”的口号声一天高过一天，但在国民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下，返回东北遥遥无期。

“须委员长亲自下令”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爆发，使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越来越大。作为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为取得一部分兵权以便同蒋介石分庭抗礼，竟直接致电张学良，要求他“整理华北政务，出兵东北”。通过东北军以往对日作战的失败教训，张学良深知所属部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希望能以全国之力对日作战，绝不能由需要南京中央政权接济的东北军来独力承担。因此，张学良对汪精卫的回复是“须委员长亲自下令”。

张学良的表现，使蒋介石认为可以继续操控东北军为己所用。因此当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华北尤其是平津冀察地区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因此，蒋介石决定再次将张学良推上前台，提高他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将北平绥靖公署扩编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于8月16日正式发布张学良为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权，负责华北地区军政事宜。

不再对通过国联干涉重回东北抱有希望的张学良开始在新职权内利用有限资源整训东北军，调整干部，希望能够一改“九一八事变”期间东北军无力抵抗日军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限制老派将领的实力 （如汤玉麟），择优提拔嫡系军官 （如王以哲、何柱国），扩大拥张将领的权力（如于学忠）。

然而日方根本不给张学良这个机会。就在张学良就职仅3个半月后，日军于1933年1月在热河挑起“榆关事变”。2月18日，张学良联名华北高级将领26人发出通电，指出“九一八事变”所造成的惨痛教训告诫国人必须放弃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政策，继又强调必须采取“武力自卫，舍身奋图，以为救亡图存之计”。这是张学良第一次正式公开对外提出“抵抗”之意。

华北地区军政最高负责人既然已经公开表明立场，这就标志着一场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此时的东北军计有6个军、25个师、4个独立旅、3个炮兵旅，实力依然不俗。然而如此实力的东北军却在高呼着“打回东北”的口号中再次被日军击溃，尤其是热河守备不战而退的恶劣影响，使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名声一再下跌。

张学良本想通过热河抗战改变自己在国人心目中的负面形象，不想反使自己丢了更大的脸，各界要求张氏引咎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甚者还要求进行军法审判，“杀张以谢国人”。《申报》 曾经毫不客气地将热河一战形容为“日军之行军演习”，《益世报》 则痛言“中国人不只是武力打了个大败仗，全国四万万人在精神上亦打了个大败仗。中国人不只失去领土，中国人实在抛了脸面，失去人格！”

东北军的逆袭

东北军一败再败，张学良被迫在舆论的压力下向国民政府致电请求辞职。张学良的离开，虽然一度使东北军失去了最高首领，但或许正是张的离开激励起东北军官兵的作战意志。原本在古北口毫无斗志的东北军第67军所属两个师竟在3月7日至9日这三天里顽强阻击日军第8师团第16旅团主力，至10日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将防务移交给了北上增援的中央军第17军。

何应钦接手指挥后，对东北军不抱任何希望。他将古北口交给中央军第17军、将喜峰口交给西北军第29军、将冷口交给晋绥军第32军防守。东北军主力则分别驻守北平、天津、塘沽等地，仅留第67军在古北口策应，留第53军在冷口策应，留第57军防守滦东。在此期间，位于前线的东北军皆有出色表现，如第53军第116师在界岭口发起反攻，一度收复该地。第67军第107师夜袭建昌营，缴获日军机要文件。又如第57军骑兵第3师在海阳镇三进三出，第57军主力则在滦河两岸节节阻击达2个月之久，一度收复滦东，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长城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参战各部有功官兵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东北军计有24人获此勋章。endprint

张学良辞职后，先后游历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国，直至1934年1月回国。在此期间，中日两国已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 《塘沽协定》，长城抗战也于此时宣告结束。至于曾经参战过的东北军，则根据北平军分会的命令分别驻防在天津、保定、石家庄、高邑等地休整。

这一时期的东北军虽然群龙无首，但上至军长下至士兵，都期待着张学良能早日归来，重新带领他们打回东北。因此，在消除了影响军队统一的老派将领如汤玉麟等人之后，东北军内部反较“九一八事变”前要团结得多。

张学良的离去，本使蒋介石有意乘机吞并这股武装力量，但是当他对红军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并抽调东北军第112师和骑兵第2师南下参战时，却遭到了两师师长张廷枢和黄显声的拒绝。蒋介石明白，撤掉张、黄两师长职务容易，但要使整个东北军听话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考虑再三，蒋介石决定重新启用张学良，利用张学良来将东北军投入“围剿”红军的战争，以达到消灭红军，进而削弱东北军直至完全吞并的目的。

入陕“剿匪”屡遭打击

1933年12月18日，蒋介石电召张学良回国，张学良也不推辞，干脆借此机会重掌兵权，于1934年3月1日在位于武昌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宣誓就职副司令一职 （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1935年3月1日，豫鄂皖“剿总”又奉命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武昌行营，张学良改任行营主任。

张学良在就职时就声言要“在蒋总司令计划指导下努力工作”，以表明自己的拥蒋反共立场。为此，他从华北地区抽调第57军和第67军南下与红军作战，第51军、第53军和第63军仍驻华北原防。不想与红军作战的部队因过于轻敌，屡遭仅有3000人枪的红军第25军打击。1934年4月19日，第57军109师所属2个营在光山县境执行搜索任务时，突然遭到红军伏击，经过一小时战斗，第109师伤亡200余人，被红军俘虏52人。7月17日，第115师又在长岗岭遭到红军重创，该师被俘达3700多人，师长姚东藩被撤职查办。

第115师的惨败，使东北军犹如当头一棒，东北军士气遭到严重打击。全军上下弥漫着消极态度，他们甚至对与红军作战到底是不是正确而产生了怀疑。“为什么总要打内战，不一致对外收复失地呢？”

总算是红军第25军于1934年12月转移至陕南，这才使东北军的军心没有继续恶化下去。对此，张学良算是完成了蒋介石交付的“剿匪”任务，代价是折损一个整师，全军上下则对未来的前途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就连张学良自己也对是否要继续内战而感到犹豫。就在东北军以为完成“剿匪”任务后，蒋介石又命令张学良抽调部队追击红25军入陕，时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命令第67军执行这一任务。

为了督促东北军能够全力“剿匪”，蒋介石决定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要求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第51军、第57军和骑兵军 （由东北军各骑兵师改编新建），并授权张氏全权负责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驻军的“剿匪”事宜。

张学良这一新任职务的权力，几乎与当年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相当，但西北地区与他和东北军来说都十分陌生，西北军与东北军也没有任何渊源，愿不愿意服从命令尚且两说，再加上部队在豫皖驻防时期就有厌战情绪，因此将东北军主力调往西北继续与红军作战，不仅东北军广大官兵不情愿，就连张学良也觉得勉强。不仅如此，东北军数万兵马与红25军3000余人作战时尚且落败，这次入陕所要面对的则是红军主力，能不能打赢也是一个未知数。就这样，张学良和入陕东北军带着消极态度，以及无限的忧虑进入了陕西。

东北军越战越弱，红军越打越强

事情的发展果如原先担心的一样。东北军入陕后不久，第67军第110师于10月1日在劳山遭到重创，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第629团团长杨德新阵亡，第628团团长裴焕彩被俘。第110师重蹈了一年前第115师的覆辙，并在战后被军政部明令撤销了番号，成为东北军军史上最大的耻辱。

东北军在与日军作战中虽然接连惨败，但却从没有成建制被歼灭的事例发生。反倒在参加不得人心的内战后接二连三被红军歼灭。10月19日，第107师619团在榆林桥全团覆没，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24日，第109师又在直罗镇全师覆没，师长牛元峰、第627团团长郑树藩阵亡，参谋长刘德裕被俘，就连曾在榆关抗击日军而闻名的抗日英雄—— 第626团团长石世安也在悲愤中自杀身亡。

直罗镇一战后，张学良虽然抽调部队重组第109师，但入陕的东北军已经因为不断的失利而彻底丧失继续与红军作战的战意，更甚者，红军依靠缴获的大量东北军装备更新火力，并接纳了大量被俘士兵编成一个补充师。这么一来，东北军越战越弱，红军越打越强，长此以往，东北军必将在内战中消亡殆尽。

在战局不断失利，以及红军不断派人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情况下，张学良终于通过被俘获释的团长高福源的关系，与红军秘密取得联络，并同红军达成停战协定。张学良表示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红军参加对日作战，他愿意“完全赞助”，并在红军主力将集中河北时“通知在平汉路西的东北军四个师与红军联络”、“通知驻陕甘的东北军让路”。

从1936年开始，东北军虽然继续在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命令，但每当与红军遭遇，就十分默契地对天放枪。红军也表示出极大诚意，如主动放弃瓦窑堡，使张学良完成了蒋介石所交付的必须完成的任务。

自从张学良与红军达成默契之后，他就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准备工作。为使东北军能够重新振作，树立“精誠团结、意志统一”的思想，唤起“久以消沉的民气”，张学良出资创办 《西京民报》，作为其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舆论阵地。在军队内部，他则开办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骨干，并挑选了一批优秀青年军官组成“抗日同志会”，由张自任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任行动部长，苗剑秋任宣传部长，何镜华任军事部长。endprint

同志会的誓词是：“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张学良还亲自对会员说：“我张学良一旦中途不抗日，我的同志任何人都可以枪毙我！”

张学良在西北的一系列“反常”行为，使蒋介石深感担忧。为了督促张学良坚决“剿匪”，完成先安内的国策，蒋氏决定于1936年10月20日启程前往西安坐镇督战，以期改变西北战局。对于蒋介石的到来，张学良曾经想说服蒋团结各方力量一致抗日，但在经过数次苦谏后，蒋仍不为所动。这就迫使张学良联合陕西地方驻军的首领杨虎城实施兵谏、逼蒋抗日。

陕军杨虎城的崛起和困境

1937年1月8日，蒋介石给位于西安仍掌控兵权的杨虎城写了一封信，内言“本党历史不可为不久，中央待汝不可为不厚，五年以来陕省之安定建设，不可谓不创造艰难，而今首受其害者，为汝最深，而苦痛最重者乃陕西同胞。吾知汝必不愿自撤本党之藩篱也”等语。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对杨虎城已经是厚待了，杨怎么能忍心对国家领袖下得了手。那么，从杨虎城的角度来看，真如蒋介石所说吗？我们不妨从杨虎城入陕主政说起。

在北伐战争时期，杨虎城只是国民革命军200多军长中一员，他的名声更多来自于坚守西安一役。北伐胜利后，杨被降任为师长，但在之后的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中，杨虎城因拥护蒋介石，并在战场上屡立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他先是担任第7军军长，继又得到了第17路军总指挥的头衔，成为第一个率军追击冯玉祥部西北军残部入陕的南京中央代表。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了防止西南和东南局势发生变化，而将华北地区交付于张学良，自己仍然坐镇华东，以稳定其基地，并随时准备出兵对付两广重新达成的反蒋联盟。因此，对于西北地区，尤其是新近占据的陕西、甘肃、宁夏数省，蒋介石决定把这些地方暂时交付给地方驻军自行管理。这其中的陕西一省，即交由杨虎城，杨也因此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全权掌握陕军政大权。

1931年8月，甘肃发生了“雷马事变”，驻军师长雷中田在冯玉祥的鼓动下发动兵变，武力扣押临时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马鸿宾。蒋介石命令杨虎城调兵平变，这使杨系陕军的势力扩张到了甘肃。此时，杨虎城拥兵2个军、5个师又5个独立 （警备） 旅，加上归其指挥的地方保安团队，兵力达近7万人。

杨虎城部陕军实力不断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对蒋来说，杨虎城毕竟只是临时用于稳定西北的一颗棋子，当杨虎城入驻西安时，其部队实力仅为3个师，但不到一年就增加了一倍以上，这对中央来说是一种威胁。蒋介石无法容忍在解决了“旧军阀”后，又培养出“新军阀”。对此，蒋介石设立驻甘绥靖公署，任命自己的嫡系将领蒋鼎文为主任，从杨虎城手中将甘肃地方军队的指挥权要了过去。

蒋介石还采取分化收买的手段，先是收买马青苑，让其率领所部警备师发动兵变。待马兵变失败，便裁撤警备师，使杨虎城平白折损一师兵力。接着，又策动旅长杨渠统率部开赴河南后扩编为新编第5师。从表面上看，这是为杨虎城增加兵力，实际则是通过外调的方式，使杨渠统的部队彻底脱离杨的控制。在之后与红军的作战中，又有一个省警备旅被歼灭。这么一来，杨虎城的兵力被不断压缩，到最后仅剩下2个军、2个师又2个警备旅。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还免去了杨虎城省主席的职务，另行委派邵力子为主席，试图从政治方面压制杨。

蒋介石的不断压迫，使杨虎城产生了联合外力共同御蒋的想法。而在与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中，也使杨虎城对“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产生了严重的反感。就在此时，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入陕，使陕西局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起初，对于东北军的到来，杨虎城及陕军充满敌意。不仅在情报上不愿与东北军共享，就连补给上也是能不给就不给，实在不行就采取拖延战术。因此，陕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但因同样遭到红军打击，同样对蒋介石国策的怀疑乃至反感，终使杨虎城和张学良走到了一起，陕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密切。终于，杨、张之间达成了共识，他们决定通过以兵谏的方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起共同抗日。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位于陕西和甘肃的东北军、陕军各部迅速行动，不仅将两地中央军全部包围缴械，甚至还逮捕了蒋介石等一批中央军高级将领。14日，由张学良领衔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张任主任委员，杨虎城任副主任委员，东北军和陕军各部军官皆有委任，各部隊亦接受委员会的指挥。“张杨联军”就此正式宣告成立。

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迅速出兵，对陕甘驻军实施军事围攻，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23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