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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理论视野下的村小撤并问题及其对后撤并时代的启示

2018-02-26玮,班

现代教育科学 2018年1期
关键词:村小年鉴学派

李 玮,班 振

(1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2 渤海大学,辽宁锦州 121013)

一、年鉴学派及其理论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年鉴学派是当今西方史坛上的主流学派之一。年鉴学派发展至今,经历了以三代历史学家为代表的三个时期:以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为代表的第一阶段,也称为定性结构史学阶段;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阶段,也称为经典年鉴学派阶段;以雅克·勒高夫、勒华班杜里为代表的新史学阶段。年鉴学派本是在批判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产生的,开拓了史学甚至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视野。传统史学研究注重对宏观叙事的粗线条研究,年鉴学派则以非线性的、微观的、多元的、长时段的研究见长,其蕴含的“长时段理论”“普罗大众”意识及多维度的微观研究视角对包括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等在内的教育改革具有理论指导价值。

(一)长时段理论及其对教育改革的启示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了有关时间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时段”理论。三种时间段对应着其在《地中海与腓力二世的地中海世界》中论述的有关该地域历史的三种时间: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事件时间。长时段是一种以世纪为单位的特别漫长的时间觉知,它是年鉴学派最重视的时间概念。长时段跨度大,连接着古代和未来,对于未来具有预示力,即现在社会时段里的一切精神或思想表征着长时段里累积的历史思想和精神[1]。长时段构筑了牢固的社会结构体系。“结构”是长时段理论中至关重要的概念,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起初隐微而后长远,且至关重要[2]。所以结构决定了历史长河的流速,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恒在因素。教育改革要考虑到教育发展的规律性,要有预见性,同时也要认识到教育结构存在的历时性价值和意义,考虑到教育结构在长时段中的恒定影响。

(二)多维度微观叙事研究及其启示

年鉴学派在其研究过程中倡导多种学科渗透的方式,形成了以史学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模式。在年鉴学派看来,“所有的发现都不是产生于每个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产生于学科的边缘、前沿、交界线。在这些地方,各学科相互渗透”[3]。另外,年鉴学派一反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研究模式,认为研究应该以微观史料为主,尤其要注重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小处着手的历史研究更加真实、立体,因为“一粒沙足以见世界,一滴水足以见汪洋”,以微见著更能揭示真实的历史样态,所以在年鉴学派的著作中往往多呈现人们的日常生活。布罗代尔指出,“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行的方式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而这些差别和对立并非无关宏旨”[4]。微观研究是可以以小见大的,当然微观研究是在重视宏观的前提下。年鉴学派并没有摒弃宏观视野,只是对以往历史研究所忽略的微观领域予以凸显。年鉴学派多维度微观叙事的研究视角是对以往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和补充,其方法论意识更加全面、研究过程更加开放多元,也就更具科学性。教育改革决策要有开拓性,当然更要讲求科学性,年鉴学派的这种方法论意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三)普罗大众的意识及其对教育改革的启示

年鉴学派研究对象不再像传统史学那样往往只关注上层精英人物,而是转向“普罗大众”,在这一点上年鉴学派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由人民大众创造的观点极为类似。年鉴学派认识到“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虽然极为重要,但广大民众才是社会的主体,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历史变迁的常态构成,所以年鉴学派的研究注重考察民间大众的生活景象。年鉴学派认为长时段形成的决定历史走向的“势”是微观历史状态的集聚生成。注重以普通大众活动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是年鉴学派的治史原则。马克·布洛赫认为:“优秀的历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5]由此可见,年鉴学派的理论中渗透着民主、道义的意识,他们关注的人是群体的集合,所以叫“普罗大众”。“普罗大众”即广大民众中的大多数,不是传统史学只研究的极少数精英群体,是年鉴学派民主意识的体现。教育改革要在具体实施中秉持“普罗大众”的民主意识,让最广大的相关群体共同参与进来,改革过程要广听取大众的心声,具体操作更要坚持民主听证、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二、村小撤并的原因及撤并后的问题

(一)村小撤并的原因

村小撤并的原因可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趋势。社会不断发展,基础设施、人民生活等各方面越来越好,教育也会随之而提出改革的要求。二是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入学儿童人数的减少。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三十多年,小学入学人数开始减少。笔者即为当年村小撤并时的在校学生,亲身经历以及对一些中心小学校长的访谈调研可以证实,村小生源减少甚至出现招不到学生的现象是村小撤并的自然原因。三是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所导致。有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困难,为了达到对资源的充分利用、节省财政开支,撤并村小成为调整手段之一。四是国家推动的基础教育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完成了“双基”普及任务,国家为了巩固提高“普九”的成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高对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2001提出了要“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的指导意见[6],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成为义务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村小撤并成为十年左右时间里教育局面变化的最大表征。村小撤并是教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结果,正如笔者调研时一位校长所言:“村小撤并是时代发展的趋势,虽然撤并后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但教育发展总体是进步的,是取得了较好成果的。”但村小撤并过程中以及撤并后产生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二)村小撤并问题的案例分析

1.案例呈现。笔者走访调研发现的问题与笔者所阅读的肖亚洲创作的《厚土: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中所描写的现象有很多契合点。肖亚洲走访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义牒镇沁园村小学时,该小学郑校长做出了如下陈述:我特别想跟你们说的一个事情,就是希望在沁园村小学成立初中部。这里的农村家庭一般都有三四个孩子,比如有三个孩子家庭中的老大念完初中,就不得不到镇或县城上学。很多家庭为了给孩子更好的陪护,与孩子一起在学校周边租房子居住。纵使现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交通、住宿等额外费用大大增加了农村家庭的子女教育开支。被动离开土地的农民,大多没有一技之长,不少家庭因学致贫。对农村义务教育资源进行整合,有利于改善办学条件、优化配置教育资源,但“一刀切”式的撤并,不可避免地使大量的教育成本转嫁到农民身上。家庭条件好的倒是希望送孩子到资源和师资较好的城镇学校,但大部分农村家庭都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有些孩子如果成绩不好而家境又不好的话,就很容易辍学。笔者走访了该县的裴沟乡乔字头村,乔字头村一反学校撤并的常态,于2015年恢复了该村小学。村主任老刘说:“村里没了学校,就像家里没了孩子。砸锅卖铁也要把小学办起来、办红火。”村里男女老少都积极响应,只有130多户村民的村庄迅速筹资60多万复建了村小。在征得县教育局的同意后,学校开始招生开课。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该如何进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的真实需求是什么?我们了解多少 ?[7]

2.村小撤并产生的问题。第一,村小撤并出现的直接问题或表现就是村小大量减少,很多村落的学校已不复存在。好多乡镇小学校仅剩下当初的30%左右,如一位中心小学的副书记所说:“我以前在好几个小学当过校长,亲历了村小撤并的过程。以前这个镇有小学十几所,现在仅剩下6所。”有调查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1年裁减撤并村小最多的是四川省,由43 326所减至9 282所,降幅为78.58%;江苏由1 5754所减至4 328所,降幅为72.52%;内蒙古由9 312所减至2 613所,降幅为71.94%[8]。由此可见,近十年的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实施进程中,我国小学数量减少了六到七成,村小必然是其中的绝大多数。第二,学校布局调整使教育资源得到更好利用、教育经费得到更加合理配置的同时,村小大量撤并产生了一系列的遗留问题:(1)学生新入读学校距家较远,增加了学生所在家庭以前并不存在的交通开支;有些学校实行寄宿制,增加了学生家庭以前并没有的住宿开支;一些学生家长为了能继续陪护孩子,同孩子一起在学校周边租住,同样增加了学生所在家庭的开支。所以,农村学校撤并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2)对村小撤并前后学生在当前就读学校的存在样态及其影响来说,村小撤并前,每个村庄几乎都有的学校是村落长时段存在的结构,学校在村庄中担负教书育人职能的同时,也是一个村庄的文化承载中心,潜移默化地起着敦风化俗的作用。在生源逐渐减少的状况下,村小一般以小班额为主,生师比较为合理,但硬件设施可能相对落后;村小撤并后,原有村庄学生一般进入保留校或乡镇中心校就读,家庭条件好的可能进入县城学校就读。村小在村落结构中的文化形象逐渐消失,导致了村庄文化生态的弱化,同时也造成了生源流入地学校大班额现象的大量存在,对学校管理和教学形成了更大的挑战。对作为受教育对象的农村学生来说,村小大量撤并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发展:学校距家较远,学生往返的途中存在交通等安全隐患;走读制的学生一天往返回家一次,寄宿制学校学生则要一两周回家一次,学生不再像以往那样得到家长的亲密监护,有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甚至是失范行为的发生;受家境不好、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个人成绩不好等原因的影响,厌学、逃学、辍学等现象逐渐增多。

三、反思及启示

(一)对村小撤并的反思

教育是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古今中外的许多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都很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我国当代更是提出了教育兴国、人才强国等发展战略。我国教育历史源远流长,从夏代就有庠、序的教育结构,从古代的村落私塾到民国后的新式学堂,村小的结构形式长期存在。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应以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宗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对村小的盲目撤并及其遗留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涉及到政府、城乡尤其是农村、城乡学校和家庭等多方群体,必须统合各方面的因素,调和政府、学校、家庭之间的关系,追求科学化、民主化、人道化的政策指向。因此,村小撤并与否应该考虑到它在历史长时段中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对于村庄的价值;要考虑到它共时态存在中的物质形式的社会生态和人文形式的社会心态。社会生态和社会心态是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术语,村小的社会生态也就是村小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地域环境和特点等,比如村庄大小、村庄交通、村小提供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的辐射范围等。社会心态即为社会场域中相关人民群体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最广泛一致的想法。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反思其做过的社会调研的谈话中指出,他过去过度关注了社会生态,而社会心态往往被轻视甚至忽略了,但社会心态却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其价值甚至大于社会生态。在笔者看来,社会生态和社会心态的融合体现为科学、民主的意识,社会心态更是对应于普罗大众的民主意识。所以做研究、制定决策、推进教育改革必须秉持民主、科学意识,因为所有的改革发展都是为了人民能更好地生活,人民是历史的主体、社会的主人。后撤并时代,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成为国家供给侧改革的一方面,旨在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优化教育结构,为人民提供更优质、多元的教育服务,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村小撤并所产生的问题,吸取经验和教训。

(二)年鉴学派理论对后撤并时代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启示

我国政府在2012年叫停了县域内的盲目撤点并校,之后各省陆续落实政策,开始进入学校布局调整的后撤并时期,此时应考虑新撤并学校、不撤并学校和已经撤并学校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应秉持的原则和方法。

1.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要认识到农村学校长时间存在的传统价值。我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农业和农民长期占据中国经济的重要份额以及人口数量的绝大多数,因此农村问题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农村社会发展好坏,是我国社会及教育发展的关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得到快速发展,与农村形成了鲜明的差距,农村建设成为我国取得均衡发展的关键。农村教育作为农村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国家的重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在后撤并时代必须慎重,改变撤并时代“一刀切”式的作风。农村学校在村庄中是长时段存在着的结构,从古代的私塾到近代的新式学校,一村一校是农村结构布局的传统模式。村小在农村的社会结构中具有现时段以及历史积淀的恒在价值,李书磊先生曾把村小视作“村落中的国家”,当然他主要是探析了村小的政治作用。村小的知识传递、道德教化、文化熏陶作用更是历史长河中所不容忽视的。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告诉我们,长期积淀的文化和精神会反映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农村学校作为长期一直存在于农村中的历史结构,不仅起着教书育人的功能,还是一个村庄文化承载的中心,对于村庄建设有着敦风化俗的作用,或显性或隐性地影响着整个村庄的精神面貌。在后撤并时代,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应该站在长时段理论的视角,要看到农村学校的传统文化价值,慎重做出调整。

2.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要坚持多维微观的科学意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往往在政策的研究与实施中被既得利益者所忽视,上层所谓的精英群体在保持改革不损及个人利益的心态时,对于政策的研究走马观花,对于政策的执行也可能是随心所欲,所以难免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执行力不够、政策监督缺失甚至是乱执行的现象,这完全违背了科学的原则,也偏离了党的群众路线。后撤并时代,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必须坚持多维微观的科学意识,从学校撤并与否的策略制定到具体实施都要做到科学合理。农村研究要有多学科融合的视角,要真实全面了解农村;兼听各有关研究者的建议意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得到最广大相关群体的参与,要形成问责和监督机制,从而最大化地达到教育改革的预设成果。

3.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要秉持“普罗大众”的民主意识。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注重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关注人民的心声,这同样对于教育改革具有启示意义,尤其对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更具有指导作用。撤并时代盲目对农村学校的裁撤是一种违背“普罗大众”意识的做法,没有深入了解农村的真正情况、农民的真实需要,自然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后撤并时代,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必须秉持“普罗大众”的民主意识,倾听农民的真实呼声,改变过去的精英意识和作风。这样的教育改革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参考文献:

[1]姜勇,庞丽娟,洪秀敏.中国教育改革现实困境思考——基于“年鉴学派”的理论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4(23):1-5.

[2][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M].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57-58.

[3]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02.

[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27.

[5][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张合声译.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1992:23.

[6]新华社.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J].人民教育,2001(7):4-9.

[7][8]肖亚洲.厚土: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26-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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