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认为，历史主体是现实的人，是实际生活着的有血有肉的人，那种把历史主体看作是超越现实的人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实的人要生存就要吃喝住穿，满足人这些基本需求的活动就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历史主体沦丧直接表现为需要的异化。因此，马克思认为，历史主体的解放、发展必须扬弃异化需要。

关键词：异化需要;沦丧;解放

在西方哲学中，首先全面阐述异化概念的是黑格尔。黑格尔认为，任何对象化、对象化的任何形式都当作是一种异化，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看成是“绝对理念”的异化形式，从而使异化具有了普遍性和绝对性，把异化变成了人类生活中永恒的和不可消除的范畴。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体系，用“人”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人”为中心建立起自己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费尔巴哈认为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神，他认为神、上帝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产物，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了上帝然后又对上帝顶礼膜拜，并反过来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这就造成了人神关系的颠倒。因此，费尔巴哈极力批判与否定宗教神学，同时用他的自然的人来否定黑格尔的理性的人，将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马克思扬弃了他们的异化理论，用社会的人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费尔巴哈的自然的人，抛弃了黑格尔把异化普遍化、绝对化的认识，用劳动取代了费尔巴哈的宗教来揭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异化是如何造成了人的异化的。马克思概括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劳动异化现象的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第二劳动本身的异化;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第四是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人的需要满足的根本手段是劳动，人的需要满足的基本方式是产品。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异化的四个规定决定了人的需要同样也是处于异化状态的。历史主体是现实的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实的人是处于异化状态的人，历史主体同样也是处于异化状态。由于具体的需要直接与现实的人的同体，所以，需要的异化比劳动的异化更直接、更感性、更具体、更强烈地为我们展示了现实的人即历史主体是如何异化、如何沦丧的。

一、历史主体的沦丧：需要的异化

（一）需要的工具化

需要的工具化是指，需要得到满足本来是目的，现在需要得到满足变成了利己的、剥削人、奴役人的手段了，人与人互为工具和手段。由于它是以让人获得更大享受的样子出现，所以它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为了更大程度地剥削人，获得无限的货币，每个人都绞尽脑汁弄出所谓的新的需要、新的享受，无节制地生产产品出来，厚颜无耻地想方设法欺骗别人接受本来是不需要的产品，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需要摇身变成了诱骗他人财富、支配他人力量、榨取他人货币的手段了。由于需要变成了手段，它制造出来的“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变成强烈的吸引人们进去，却永远不可能填满的“黑洞”，所以需要不仅不是让人享受，反而是让人“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

（二）需要的两极化

这种异化表现在：“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

一边是国民经济学家和资本家们的多吃、多喝、多买书、多去剧院、多赴舞会、多上餐馆、多想、多爱、多谈理论、多唱、多画、多击剑等等，他们享尽奢华，恣情纵欲，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另一边工人却是过着连动物都不如的生活，动物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而工人的穴居已经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了，他们连呼吸新鲜空气的需要都没有了，他们居住的穴居成为随时都弃他而去的停尸房。无论是工业文明本身，还是工业文明改造后的人化自然所造成的肮脏、堕落、腐化、腐败都成为工人的生活要素。工人不仅不能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进步的需要，反而被强迫接受肮脏、腐败的工业文明阴沟和违反自然的荒芜给予的“需要”。连野蛮人、动物都有的同类交往的需要都不存在了，机器将一个个工人弱智化、简单化，这样更有利于为国民经济学家、资本家生产出更精致的产品。需要的异化，使“他（指工人）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 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需要的异化在国民经济学表现为：一方面是关于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却是工人连新鲜空气或身体运动的需要都要节约的勤勞的科学、禁欲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家以最无耻的抽象获得具有普遍性的知识的“财富的科学”掩盖使工人过着连动物都不如的滔天罪行。

（三）需要的单一化、贫乏化

所谓的单一化、贫乏化就是说生物的、社会的、物质的、精神的、低级的、高级的、发展的、文化的一切一切的需要都被归结为占有货币和财富的这个单一的需要，原来丰富多样的需要，现在只是货币、财富一种需要，需要变得极其贫乏。不管是富有的资本家，还是一无所有的工人都表现出这种贫乏的需要。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尽管货币和财富能够补偿你丰富的生命和人性的需要，但是，货币“除自身以外不愿创造任何东西，除了自身之外不愿购买任何东西，因为其余一切都是它的奴仆，而当我占有了主人，我就占有了奴仆，我也就不需要去追求他的奴仆了。因此，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发财欲之中”。追求货币和财富，成了唯一的需要，人的所有的丰富多样、五光十色的需要都被它所代替。

以上对需要的异化三种表现的分析，我们看到，马克思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理论，不仅在劳动领域、生产领域，而且深入具体到需要领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贪婪的、敌对的、互为工具的关系，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工人阶级极为压抑和恶劣的生存状态。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分析并不是过去的人，或者是未来的人，而是现实的当前存在的人，马克思强调的历史主体是现实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这种方法论同样是我们今天分析历史主体需要的原则。从表面上看，劳动的异化是造成需要异化的原因，但从其根源来说，是与劳动异化的原因一样的，也就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即私有制。因此，消除异化的唯一途径便是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进言之，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且是符合人性的理想，而正是这后一方面是驱使他探寻历史规律的根本动因。

二、历史主体的解放、发展：异化需要的消灭

需要的异化造成了需要变成欺骗人、掠夺人的手段，造成了需要的粗陋化、单一化、贫乏化等等，这些异化还使得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处于支配、利己的敌对关系，处于互为工具和手段的关系，人们追逐着财富的光环，却丢弃了自我的丰富性和能动性。需要的异化使历史主体沦丧，历史主体要摆脱需要的异化造成的沦丧，就必须扬弃需要的异化。由于造成需要异化的根源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是私有制。因此，从总体上说，要扬弃被扭曲了的现实的人的畸形的需要，同扬弃异化劳动是同一过程，历史主体的解放与人的解放也是同一的，即扬弃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共产主义社会扬弃了私有制，私有制的种种弊病和丑陋、粗鄙的现象都不再存在，社会生产力极度发达，一切生活必需品生产充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关系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互相一致的，到那时，劳动也从一种重负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工作，劳动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成为人们的一种享受。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不仅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也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那时不存在阶级差别，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与人之间真正实现了平等，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到那时，需要的异化产生的种种根源都已经不存在，畸形的需要也将会消失，需要不再是手段，而成为纯粹是为了满足需要的目的。产品的生产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不是掠夺财富。取代单一、贫乏的需要的是丰富多样的、精致的需要。人们不再追求非人的、虚幻的欲望，而是希望自身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欺骗、掠夺关系等等也将不复存在，这是从未来来看。

馬克思的历史主体表征的是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人，那么，在当今情况下，现实的人，即历史主体，如何推动已有的历史主体的需要，为消灭需要的异化做些什么呢？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到利用资本无限制地追求普遍性来消灭资本的时候，说到用生产力提高而多出来的基金建立新的不同质的产业部门，就会产生新的需要时，指出：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以后再谈）;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寻找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这一段话，明确地告诉了现实的人，即历史主体应该从这六个方面去培育自身的需要，为未来的社会需要的发展，消除需要的异化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5，120-12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2.

作者简介：

金崇碧，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哲史、文化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