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平

（中国戏曲学院 北京 100073）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强调中国“愿同印尼和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此后，“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屡屡见诸报刊杂志的“高频词”，常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当今社会，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彼此休戚与共、命运攸关，“地球村”和国际共生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戏剧的发展同样不能固步自封，而应乘着“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东风，与东盟各国携起手来，共商发展大计，努力建构“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本文尝试从“共生论”的视角，探讨“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建立的动因、条件、途径等，为建构“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建言献策。

一、“共生论”的演变与发展

“共生”的概念源自生物学，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在1879年提出，指“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a洪黎民《共生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展望》，载《中国微生态学杂志》，1996年第4期。。后来，共生理论在生物学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美国生物学家玛格丽斯在1970年提出了生物界的共生进化观，“共生学说”自此盛极一时。1981年，玛格丽斯又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种类成员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联合。”a胡守钧《社会共生论》，载《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期。

此后，共生的概念和理念逐渐走进各个学科并取得很大发展。经济学、文学、社会学、哲学、国际关系学、生态学、医学、农学等领域都收获了相应的共生理论研究成果。如1998年，袁纯清用共生理论研究小型经济b袁纯清 谢锐《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2001年，金华将共生概念引入文学史研究，在《文学共生论》中指出，“共生”对于文学共时性、文学多元化、文化全球化可以做出新的解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c金华 王黎明《文学共生论》，载《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2009年，袁年兴在《共生哲学的基本理念》中指出，共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哲学概念，它蕴涵着进化、共同、合作等理念d袁年兴《共生哲学的基本理念》，载《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2006年，胡守钧在《社会共生论》中提出要以共生论来指导社会，走向呼唤和谐的社会共生论e胡守钧《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2012年，胡守钧又提出“国际共生论”，认为国际体系是个共生系统，各个国际行为体之间存在共生关系f胡守钧《国际共生论》，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2期。。胡守钧提出的“社会共生论”以及“国际共生论”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涌现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其中较为著名的学者有金应忠、任晓、苏长和等。如金应忠在《国际社会的共生论— —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指出，“‘共生’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g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从生物学的“共生”概念，到经济学、文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的共生理论，都表明了人们对共生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化，也表明人们逐渐意识到共生理念的潜在价值，并希望借助它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困境。

笔者理解的“共生”，不是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论，而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兼有遵守契约、平等竞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之意。共生的各主体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相互影响又对立竞争，既彼此包容又互相排斥。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戏剧，在影视、网络等新型娱乐方式的冲击下，都面临着观众萎缩、演员断层、人才流失等问题，迫切需要大家联合起来，践行共生理念，重塑戏剧发展的共生环境。

二、共生性日益增强的国际形势呼唤新型戏剧合作发展机制

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格局越来越明显。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间的共同发展。世界各国只有扩大共识、缩小分歧、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即是应对这种共生性日益增强的国际形势，经过20多年的深思熟虑而诞生的宏大发展战略。该文件指出中国与沿线各国合作的重点领域在于“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从此，“各施所长、平等互利、和谐包容、合作开发”等词汇频频进入我们的视野。由此可见，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就是要和沿线国家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最终建成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如今，“一带一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华民族正和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共襄“一带一路”建设的盛举，共同谱写着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不仅中国在积极响应共生性日益增强的国际形势，欧洲、美洲、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已经或正在进行不同形式的区域内合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共同体或共同体雏形。这形形色色的“共同体”，正是国际共生关系愈趋紧密的表征。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似乎不该缺席。

当下世界各国面临着许多相同或近似的挑战，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毒品走私、跨国犯罪、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等。这些共同的难题，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共同生活在“地球村”中，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够自给自足、独善其身。我们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应对这些时代的挑战；只有开放包容，才能共生共赢。

中国和东盟的戏剧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共同的世纪性难题，比如青年观众越来越多地被网络、影视等新兴传媒所吸引，而与传统戏剧渐行渐远；年轻人中主动从事戏剧表演与戏剧学习的数量与日俱减；戏剧的营销手段和传播范围由于各种因素而受到限制。中国的一些地方剧种甚至陷入了“天下第一团”的尴尬处境。更甚者，近三四十年来，竟有100多个地方剧种相继消亡。这些都需要我们转变观念、更新思路，站在“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用共生的视角，建立新型的戏剧合作发展机制。

三、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因素

20多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关系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1992 年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至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已迈入“钻石十年”，东盟已经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区。这是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有利的外部因素，但中国与东盟戏剧发展中的不利因素也不容忽视。下面分论之：

（一）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有利因素

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血脉相依，文化相通。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正式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诸多领域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并搭建了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国—东盟文化论坛等重要区域性合作平台。这是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一大有利因素。

2013 年中国倡议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最高阶段。“命运共同体”首度出现在 2011 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倡导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白皮书明确提出“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a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载《人民日报》，2011年9月7日。，这一利好的倡议和实践，既为中国与东盟戏剧的联合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又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做了示范。

“共同体”的概念源自政治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它指古希腊特定的政治生活单位或者古希腊城邦，是城邦成员追求共同目标、共有共享的政治实体b赵铁 林昆勇 何玉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诠释》，载《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后来，“共同体”走出了政治学的范畴，逐渐被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广泛运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是其杰出代表。滕尼斯在 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中，将“共同体”划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个阶段，强调精神共同体存在具有约束性的思想情感，是真正的人类最高形式的“共同体”。

中国政府倡导的“命运共同体”与滕尼斯的“精神共同体”有密切联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心灵层面建立精神共同体，是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和共生理念，更多强调的是共同利益而非差异。其核心特征是“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包含共同目标、认同感与归属感这三个基本要素。

我们倡导建立“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倡导中国与东盟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当代戏剧日益受到冲击并呈现衰退的局面，就是要倡导一种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朋友关系，倡导成员之间通过充分沟通、密切交流和长期合作，逐步加强彼此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最终促使中国和东盟的戏剧融合在一起，真正建成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的“戏剧共同体”。

从2013年开始，每年一届的“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活动，“致力于携手东盟，共同打造一个多元文化、释放活力、传播友谊、互相借鉴的交流平台”a简圣宇《2015年中国东盟戏剧周“东南亚部分”述评》，载《高校社科动态》，2016年第1期。，四年来，该活动已经吸引了我国和东盟六十多个艺术团体参与，举办活动百余场。2015年起，它还被纳入由文化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办的中国—东盟文化论坛活动范畴，逐步成为享誉国内和东南亚戏剧界的艺术盛典。这一成功的文化品牌，以其连接中国与东盟戏剧的桥梁作用，增进了双方对彼此戏剧发展现状的了解，掀起了席卷中国与东南亚的戏剧风暴，在中国与东盟的人文交流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为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有利因素。

（二）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不利因素

虽然，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达成了不少共识，双方越来越休戚与共，正逐渐结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但双方在戏剧观、语言、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仍不容忽视，这些成为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制约因素。

首先是戏剧观的差异。从在“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期间展演的东盟戏剧来看，有些剧目更像是单纯的歌舞，有的剧目还保留了远古祭祀仪式的质素，这与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综合特性，显然有着不小的差距。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才属于戏剧范畴，显然是我们建立“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时，必须首先取得共识的问题。

其次是语言的障碍。由于东盟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语言不通直接影响着戏剧交流功能的发挥。虽然通过演员的表情、动作和乐队的伴奏，以及演出前的宣传、讲解，中国观众也大致能看懂泰国、柬埔寨、印尼、越南等东盟国家的戏剧演出，但台词的模糊还是让异国观众对剧情的理解大打折扣。

再次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东盟国家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奴役，西方文化对其民众的影响，远甚东方文化对其的濡染。这自然会影响到这些国家参与建立“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步伐和力度。

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因素，不止上文所述，但管中窥豹，从上文所述可知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形成全面且足够紧密的共生关系，现有的共生关系还不足以消弭双方在戏剧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以及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的偏见。这使得我们在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时，既要充满信心，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四、用共生论推进“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从世界潮流来看，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是共生性国际社会的内在要求。共生论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价值，主张多元主体间共生共存、互补互促，崇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a1990年12月，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与乔健在东京召开“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为费孝通80岁寿辰祝寿时，费孝通在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演讲时所说。。因此，可依据共生论推进“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力图为中国与东盟戏剧的合作共赢，提供一套具有东盟特色并包含中国智慧的发展方案。

（一）转变观念，和谐共生

从共生视角看，“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相互依存、命运攸关的共生系统。因此，需要我们树立共生思维，将中国与东盟的戏剧作为一个整体来推进。

共生论认为，任何个体的自我存在、自我组织、自我发展都要依赖与其他成员的交往互动，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除了自身条件和个体努力，任何个体的“自我实现”所能达到的程度、所能上升的高度，不仅离不开其他成员“自我实现”的成果，而且只能在其他成员“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才能实现b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大至国家，小到个人，莫不如此。中国和东盟戏剧的发展同样不能独善其身。以中国为例，千百年的艺术积淀，使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发展到了精彩绝伦的地步，精美的形式、丰厚的内涵，似乎足以使其傲视东盟剧坛。但中国不会以自己的戏剧观和价值观来评判别人，也不会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一统天下”，中国一贯秉持平等相处、相生相伴的多元共生思维，尊重东盟各国戏剧的文化个性，以包容互鉴的文化观鼓励、接纳不同剧种个体差异性的存在，以达到和谐共生。

（二）制定规则，竞争有度

共生的基本机制是斗争和妥协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个体为了生存和发展寻求资源，并与其他个体发生联系；为了获得更多资源，个体间又必然会产生斗争；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又达成妥协；以此类推，循环不止。但斗争和妥协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划分出权利和义务的合理边界，以求共生共赢。斗争也不会导致“独生”，因为根据“共生”理论，共同生活在一个大环境中的不同个体需要遵守共同的契约，否则，共生就难以实现，而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无序竞争。

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与“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配套的制度和法规，使各利益主体在合理的“度”的范围内分享资源。比如建立健全戏剧沟通交流机制，将其纳入中国——东盟文化合作交流的常规议程，以增进双方的互相了解，加深民众认同感，进而实现互相尊重和互相包容；健全优惠政策，加大财政金融的扶持力度；制定鼓励戏剧走出国门的扶持政策，制定各部门之间相关的支持政策；制定针对弱势剧种的保护和扶持政策等。有了规则的支撑和约束，各剧种之间的竞争才能有序进行，中国与东盟戏剧的共生关系也才会得到改善。

（三）多方联动，全面优化

建构“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最根本的是要努力加深和优化中国与东盟戏剧的全面共生关系，呼吁各国文化部门加大重视力度。这需要推动中国和东盟之间包括戏剧展演、剧目创作、戏剧翻译、戏剧评论、戏剧教育、戏剧营销、戏剧衍生品、戏剧文化产业等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多方联动，加深双方的相互依存关系，使更多的团体和个人从戏剧产业合作中获益。以物质利益带动精神利益，促进各国人民感情的交流，使心与心更加贴近，形成“心心相印”的情感皈依和强有力的命运共同体观念，加强彼此休戚与共的集体认同感，源源不断地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只要“民相亲、心相通”，“中国和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就具备了社会根基和民意基础，就有了走向共生关系全面优化的可能。

（四）放眼世界，统筹规划

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还要拓展与世界各国戏剧的交流与合作，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于中国与东盟的戏剧交流，更要着眼于多边层面，布局全球，整体谋划。要把世界各国的戏剧看成一个共生的整体系统，“如果这一整体系统的共生性得到增强，那么系统内部个体之间的共生性也会因系统的联动性而相应增强”a杨庆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共生论的视角》，载《国际展望》，2017年第1期，第121页。。因此要努力增强中国戏剧与世界各国戏剧之间的共生性，以此来带动中国——东盟戏剧走向共生共赢，共同打造互利共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构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长期目标，需要建立合作共赢的戏剧共生系统，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因为“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不是中国单方面的一厢情愿，还需得到东盟国家的认可与接纳。如何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还有一段不断磨合的过程，但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和推进，“中国—东盟戏剧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必将光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