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丹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9）

哈萨克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游牧民族，现今主要分布在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在中国，哈萨克族主要聚居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所辖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县，哈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以及甘肃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哈萨克族民歌（又称“民间歌曲”）是哈萨克族传统文化以及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哈萨克族社会民俗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均占有重要的位置。

20世纪50年代，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和民族民间音乐的实地采集使哈萨克族民歌被学界所关注。1956年至1957年间，先后诞生了两部具有开创性的哈萨克族民间歌曲集：由徐辉才记谱，收录了121首民歌的《哈萨克民间歌曲集》a徐辉才《哈萨克民间歌曲集》，音乐出版社，1956年版。；由石夫、勉行搜集整理、卡可泰口译的《哈萨克民歌》b中国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编《哈萨克民歌》，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收录了74首民歌。这两部乐谱集均以中文记录唱词，简谱记录音乐，为普及和推广哈萨克族民歌提供了重要帮助。之后，又陆续诞生了《哈萨克抒情歌曲集》a阿巴依等词，柯·伊西·巴也夫等曲，洛宾、柯克台译配《哈萨克抒情诗歌曲集》，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我的冬不拉：哈萨克民歌》b《天山》文学月刊编辑部《我的冬不拉：哈萨克民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东布拉琴的歌》c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著《冬不拉琴的歌》，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等乐谱集。这一时期，一些研究哈萨克族民歌的文章也出现在了期刊杂志上，如《哈萨克的革命民歌和新民歌》d简其华《哈萨克的革命民歌和新民歌》，载《音乐研究》，1960 年第3期，第37-45页。《谈哈萨克新民歌》e应胡《谈哈萨克新民歌》，载《新疆文学》，1964年第9期，第61页。等，这些文章注重对歌词内容的记录、翻译、诠释等，以服务当时的社会政治和人民生活为研究目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哈萨克族民歌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研究工作收效甚微。直至全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文学科的复苏，音乐学学科意识的逐渐增强，哈萨克族民歌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才有了较大的发展，研究领域呈现出多维拓展的特点。截止2018年，哈萨克族民歌研究已历经了四十年的摸索前行，本文欲将此阶段的研究成果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总结研究成果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梳理和反思，以期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研究特点

从目前所掌握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哈萨克族民歌研究内容涉及乐谱搜集整理、音乐形态研究、文化研究、概论性研究、传承研究、比较研究、文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其研究特点突出表现在：延续和发展了对民歌乐谱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以音乐形态分析为主，兼有少量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民歌研究，并向多个研究领域不断开拓。

（一）曲谱搜集整理工作的延续和发展

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仍然是曲谱的搜集和整理。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f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上、下）》，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的《哈萨克民歌》g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哈萨克民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按居住地域对哈萨克族民歌进行了普查和系统梳理，收录了310首哈萨克族民歌，是迄今为止收录哈萨克族民歌最为全面的民间歌曲集成。《哈萨克民歌》以简其华先生两次（1958至1959年、1963年）在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采风的资料，及王曾婉先生1977年补充搜集的资料为基础，将哈萨克族民间歌曲按弹唱、独唱、对唱分类，共收录了155首哈萨克族民歌。这两本曲谱集都是用简谱记录旋律，中文记录唱词，做到了词曲同步。虽然这种乐谱记录形式有待进一步商榷，但与之前的曲谱集相比，乐谱的“音响来源”强调现场性和活态性，并注明了演唱者、记谱者、翻译者等相关信息，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进入21世纪，一些哈萨克族学者也积极加入哈萨克族民歌的研究之中，陆续出版了如《黑眼睛》h托汗·斯马古力《黑眼睛》，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哈萨克民间文学大典·民歌（哈萨克文、1—4册）》a哈布拉德《中国哈萨克民间文学大典·民歌（哈萨克文，1-4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哈萨克民歌精选》b赛力克·哈勒穆汗《哈萨克民歌精选》，伊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曲谱集，体现了“局内人”对民歌的记录和整理。其特点是用五线谱记谱旋律，用哈萨克文记谱唱词，部分内容附有中文翻译。但由于哈萨克文书写顺序和五线谱记录顺序相反，因此出现了两种记写方案：一种如《中国哈萨克民间文学大典·民歌》，将词、曲分开记写；另一种如《黑眼睛》和《哈萨克民歌精选》采用以拉丁字母代替哈萨克文记写歌词，做到了词曲记录顺序同步。乐谱记录方式的转变，表明该民族学者已主动加入到哈萨克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和发展当中，并逐渐成为民间文艺整理研究工作的主角。

（二）注重民歌的音乐形态研究

纵观四十年间哈萨克族民间歌曲的研究成果，学者多偏重用音乐形态学的方法对民歌的音乐本体，如：旋律、调式、节奏、曲式、词曲结合等进行不同程度的分析和探讨。如杜亚雄《哈萨克民歌中的词曲交错现象》c杜亚雄《哈萨克民歌中的词曲交错现象》，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42-45页。中，提出词曲交错是哈萨克族民歌的典型特征，并且分析了词曲交错产生的原因。王建《哈萨克族民歌两种调式体系之探源》d王建 张海彬《哈萨克族民歌两种调式体系之探源》，载《人民音乐》，2015年第4期，第36-39页。对哈萨克族民歌所用的欧洲大小调和五声性调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对两种调式的成因进行了探寻。韩育民《古朴悠远的呼唤痴情斗艳的音调——哈萨克民歌元典音型探究》e韩育民《古朴悠远的呼唤痴情斗艳的音调——哈萨克民歌元典音型探究》，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4-6页。将哈萨克族民歌惯用的呼唤音型称之为“元典音型”，归纳出曲首上行纯四度、曲腹上行纯四度、曲首下行纯四度、上行纯四度贯穿全曲、四度隐匿性五种“呼唤音型”，认为这是构成哈萨克族民歌的核心元素。谢万章《哈萨克族民歌歌词格律与音乐节拍的关系》分析了哈萨克族民歌格律和节拍的关系，提出三音音步和四音音步构成的节奏类型是影响哈萨克族民歌音乐节拍的重要因素。此类研究还有如王建《论哈萨克民歌的曲式结构特征》f王建《论哈萨克族民歌的曲式结构特征》，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7-10页。《论哈萨克族民歌的调式音阶特征》g王建《论哈萨克族民歌的调式音阶特征》，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4页。，薛伟《哈萨克民歌呼唤性音调的符号学解读》，等等。

但颇为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左右，只有少数学者，如石夫《论哈萨克民歌的旋律和调式特征》h石夫《论哈萨克民歌的旋律和调式特征》，载《音乐论丛》，1980年版，第93-113页。、杜亚雄《哈萨克民歌中的词曲交错现象》i杜亚雄《哈萨克民歌中的词曲交错现象》，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42-45页。，将形态研究的“文本”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多数音乐形态研究的“文本”均以上述提及的已成型的“乐谱集”（多见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哈萨克族歌曲选》）作为分析的基础，虽然已成型的“乐谱集”也建立在前人实地考察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但现今国内哈萨克族民歌已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若仅仅将形态研究文本建立在已有乐谱基础之上，进行单纯而静态的分析，势必会脱离民歌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得到音乐与文化相互割裂的研究成果。

（三）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民歌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后，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理论传入我国，研究者开始接受这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并运用在传统音乐研究当中。但由于新疆地处祖国边陲，加之语言交流受限等原因，直至21世纪，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才逐渐被运用于哈萨克族民歌的研究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论新疆哈萨克族唱给“阿纳”的“安”的功能》a莱再提·克里木别克《论新疆哈萨克族唱给“阿纳”的“安”的功能》，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7-19页。对塔城托里县、阿勒泰福海县以及乌鲁木齐县的民歌品种“阿纳”的“安”进行了实地调查，将“阿纳”的“安”放入到与其共生的文化语境中，探讨其所具有的表现、教化、社会以及文化传承功能。《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婚礼及其仪式歌研究》b汪菁《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婚礼及其仪式歌研究》，2007年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将研究视角放在仪式歌和与其共生的婚礼仪式中。《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c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运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调查方法，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和研究，清晰地展现了民间演唱艺人的嬗变过程、发展历史和生存状况。此类研究还有《阿勒泰吉木乃县哈萨克民歌解析》d倪洨《阿勒泰吉木乃县哈萨克民歌解析》，载《大众文艺》，2014年第6期，第138-139页。《新疆哈萨尔族“唱给母亲的歌”的传承研究》e莱再提·克里木别克《新疆哈萨克族“唱给母亲的歌”的传承研究》，载《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40-43页。等。

（四）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

从改革开放伊始至今，哈萨克族民歌研究领域不断开拓，除了上述三个研究领域外，概述性研究、文学研究、比较研究、传承研究等领域也产生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1.概述性研究。主要指对哈萨克族民歌的音乐形态、分类、表演场合、功能等各方面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部分研究多见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综合性著作中。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哈萨克民歌》f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哈萨克民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杜亚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g杜亚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h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冯光钰、袁炳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i冯光钰 袁炳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京华出版社，2007年版。和云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j和云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等。这部分著作都对哈萨克族民间歌曲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分析与阐释。此外，在本土音乐研究者撰写的哈萨克族音乐研究专著《中国哈萨克族音乐文化》k韩育民《中国哈萨克族音乐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和《哈萨克族民俗音乐史》l叶勒木拉提·图亚克《哈萨克族民俗音乐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也都用了较多篇幅对哈萨克族民歌进行了概述性的阐述。

2.文学研究。侧重于对哈萨克族民歌诗词的分析。如《浅谈哈萨克民歌的格律及其译配》a师忠孝《浅谈哈萨克民歌的格律及其译配》，载《语言与翻译》，1987年第3期，第25-31页。重点分析了哈萨克民歌歌词的格律，提出哈萨克民歌翻译应注重原文的格律，将音乐和诗词紧密结合起来。《哈萨克民歌中的几个原型分析》b安德海《哈萨克民歌中的几个原型分析》，载《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第60-63页。从哈萨克民歌内容入手，对歌词内容中经常出现的“黑色”“高山”“太阳”等词语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阐释。《哈萨克族有关人生礼仪的习俗歌》c佟中明《哈萨克族有关人生礼仪的习俗歌》，载《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12期，第66-70页。阐述了“婚姻歌”“哭嫁歌”“永别歌”“报丧歌”的内容和文化意义。此类型研究成果还有《哈萨克族谎言歌的文化透视》d陈江琼《哈萨克族谎言歌的文化透视》，载《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第63-66页。《试论哈萨克族民歌中的骏马形象与音乐声象》e冯之力《试论哈萨克族民歌中的骏马形象与音乐声象》，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4-17页。《论哈萨克族婚恋民歌的文化个性——＜诗经＞参照视野下的哈萨克族情歌》f宋彩凤《论哈萨克族婚恋民歌的文化个性——〈诗经〉参照视野下的哈萨克族情歌》，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4期，第10-12页。等。

3.比较研究。如寒冰《匈牙利民歌与哈萨克民歌之渊源探究》g寒冰《匈牙利民歌与哈萨克民歌之渊源探究》，载《新疆艺术》，1987年第4期，第14-17页。、杜亚雄《匈牙利民歌和哈萨克民歌有渊源关系吗？——与寒冰同志商榷》h杜亚雄《匈牙利民歌与哈萨克民歌有渊源关系吗？——与寒冰同志商榷》，载《新疆艺术》，1989年第3期，第24-28页。、韩育民《匈牙利民歌与哈萨克民歌比较研究》i韩育民《匈牙利民歌与哈萨克民歌比较研究》，载《中国音乐》，1993年第3期，第20-21页。三篇文章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针对两个国家的相关族群，从族源关系、历史发展、民歌音乐形态、语言体系等多方面进行了比较，探寻匈牙利民歌与哈萨克民歌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4.传承研究。研究者将民歌放置于当今社会、教育中进行思考，提出了个人对民间歌曲传承的看法。如《“互联网+”哈萨克民歌的数字化保护研究初探》j薛伟《 “互联网+”哈萨克民歌的数字化保护研究初探》，载《艺术科技》，2016年第6期，第21页。对“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哈萨克族民歌数字化保护与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思考。《哈萨克民歌在伊犁州学校音乐教育中的现状调查与分析》k吴极巧《哈萨克民歌在伊犁州学校音乐教育中的现状调查与分析》，2009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对新疆伊犁州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哈萨克族民歌教学进行了调查，对哈萨克族民歌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承问题提出了思考和建议。此类型研究成果还有《新疆哈萨克族民歌传承与保护的思考》l马生福《新疆哈萨克族民歌传承与保护的思考》，载《文艺争鸣》，2016年第5期，第205-208页。及《基于田青学术思想谈哈萨克族民歌的传承》m刘敏《基于田青学术思想谈哈萨克族民歌的传承》，《当代音乐》，载2017年第10期，第20-22页。等。

二、问题与反思

（一）概念和分类的模糊

概念作为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并且会随人们认识的不断发展产生相应的变化，因而不同的概念往往会影响学者的研究思路，同时，不同的研究思路又必将带来不同的研究成果。在“局外人”或国家通用语言书写语境中，“民间歌曲”是指“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而广泛的口头传唱所形成的集体创作，它千百年来一直伴随着人民的生活集中地反映着各族人民的情感、性格、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a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而哈萨克语并无与之直接对应的单词，“局内人”将“民间歌曲”称之为“安”（An）、“哲尔”（Jïr）、“约令”（öleη），外延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虽就内涵而言与前者相同，但分别代表了民歌中的不同体裁。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均用普遍的民间歌曲内涵开展研究，忽视“局内人”对民间歌曲的看法。仅有个别研究成果对“局内人”的看法有所关照。对民歌分类进行的探索，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倾向：第一，以民歌所表达的内容作为划分依据，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哈萨克民歌》《哈萨克族民俗音乐史》《中国哈萨克族音乐文化》，这些成果忽略了演唱形式、诗词和曲调创作特点等方面的因素。第二，按民歌表演形式分为独唱、弹唱、对唱，如《哈萨克民歌》，但忽略了内容和表演场合、功能等因素。第三，按哈萨克族民歌音乐特点作为划分依据，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哈萨克族音乐部分，将民歌分为“安”和“艾伦”b目前学界对部分哈萨克族传统音乐术语翻译并未统一，此处的“艾伦”与下文中的“月令”等指同一种音乐体裁。。而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中，将哈萨克族民歌对应为“安（广义）”，将其按诗词、曲调创作特点下分为狭义的“安”“月令”“吉尔”。再下分时，又将“安（狭义）”分为独唱和弹唱两类，将“月令”分为“阿依特斯”“达斯坦”“铁尔灭”c目前学界对部分哈萨克族传统音乐术语翻译并未统一，此处的“铁尔灭”与下文中的“铁尔麦”等均指同一种音乐体裁。三类。“吉尔”分为婚礼组歌或部分习俗歌。这种分类倾向对民歌内涵的理解。但是从民间“局内人”的角度理解，却并未将“阿依特斯”“达斯坦”“铁尔麦”作为民歌看待，并且在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下，“阿依特斯”“达斯坦”“铁尔麦”均已作为哈萨克族民间曲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目前，学界和民间对民歌概念和分类存在模糊与混淆，其原因主要与哈萨克族民歌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有关，使民歌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开放性、流动性等特点，所以在分类中很难找到能全面兼顾音乐形态、表演场合、社会功能、地域特点的划分方法。因而，为形成对哈萨克族民歌的宏观认识和把握，在后期的研究中，能否探索出兼顾“局内—主位”“局外—客位”的视角和立场，形成一种将文化持有者和研究者的观念相互对照、相互补充的科学分类，也是笔者思索的问题之一。

（二）文本与语境相互分离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哈萨克族民歌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历史传承、唱词特点、乐谱记录等外在层面，而忽略了将民歌置于与其共生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加以动态的、整体的研究，呈现出文本和语境相互分离的状况。典型的表现是多数音乐形态研究文本未以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材料作为研究文本的依据，脱离当下民歌所依附的民俗文化生活。导致这一缺憾的主要原因与研究者的区域身份有关。哈萨克族民歌的研究学者以新疆本土汉族、哈萨克族学者为主，且汉族学者的数量明显多于哈萨克族学者，汉族学者在进行哈萨克族民歌研究或实地调查中，或多或少地会遇到语言沟通交流的困难，于是倾向于使用更为便利的二手资料作为研究途径。因语言等客观因素制约，汉族学者能够深入的程度有限，故而无法理解其中的精髓。而哈萨克族学者虽然熟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对于动态的发展和变迁缺乏敏感性，同时在他们的研究中缺少民族音乐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支撑，以及与国内外民族音乐学相关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借鉴。

此外，随着哈萨克族生存环境的改善，民歌的原生语境、表演场所、社会功用、受众审美等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民歌作为仍在当今盛行的活态艺术形式，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为动态地分析和研究其发展与变迁，并且探寻其变迁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三）缺少微观个案研究和区域民歌比较研究

哈萨克族作为一个跨境民族，在我国多地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均有分布。纵观近四十年对民歌音乐形态的论述，大多缺失了在实地调查基础上，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某一地域民歌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及与所属社会文化、审美习俗、音乐形态的关联性研究，以及在特定社会生活中的文化象征意义的研究。

此外，就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来看，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共性只能在个性中存在，任何共性只能大致包含个性，任何个性不能完全被包括在共性中。由于不同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对于不同区域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对民歌的旋律、调式、节奏、词曲关系等普遍特征的阐述上，而对于特定地域民歌个性特征的探讨较为薄弱，共性研究远多于个性研究。对于哈萨克族民歌研究而言，深入细致的微观个案研究应是获得宏观研究的基础，若能将微观个案进行不同区域“多点”的考察、分析和比较，发现不同区域所具有特点，再将其放入宏观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进行关照，民歌研究才能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真正有所突破。

（四）研究领域和方法仍需不断拓展

回顾四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与其他族群的研究相比，哈萨克民歌研究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跨界族群视野下的研究。此方面研究开展有助于探讨在不同政治语境中，音乐与其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通过对音乐本体、音乐行为、音乐意义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探寻音乐的历史、发展、变迁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哈萨克族族源复杂、历史曲折、人口跨境迁移频繁，使得其在多地（国）都有广泛分布，但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因此，对不同政治、社会、文化语境中哈萨克族民歌的比较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其次，是哈萨克族民歌的历史溯源研究。哈萨克族作为传统的游牧民族，缺少用文字、乐谱记录文化或音乐的习惯，导致历史文献资料相对匮乏。加之长期以来在汉语、哈萨克语两种不同的书写语境中，缺少语言沟通和相互间的学术交流，在研究中存在对于同一民歌体裁，在概念、历史承续等问题上的模糊和混淆现象。因而有必要将民歌研究放置于历史民族音乐学的视野下进行关照，在研究中加强历史文献的收集和考证，特别是对哈萨克斯坦等国外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同时，也应将历史研究（书面文本、口述文本）与田野工作相互接通、互动考察，以达到对哈萨克族民歌客观、深入、多维地阐释。

结语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国内对哈萨克族民歌的研究，虽然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但与其他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少数民族民歌研究相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存在差距，在很多研究领域都有待继续拓展和深入。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亟待更多的学者能够加入其中，拓宽研究视野，形成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