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红，韩琳琳

（邢台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6年，河北省委省政府曾出台《关于建设特色小镇的指导意见》，特色小镇即针对乡村社区，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打造具有明确产业定位、科技元素、文化内涵、生态特色、旅游业态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使乡村呈现出产业发展“特而精”、功能集成“聚而合”、建设形态“小而美”、运作机制“活而新”的鲜明特征。可以说，特色小镇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2017年3月我省首批特色小镇创建类和培育类名单公布，这些小镇以其鲜明的文化、生态、产业特色开创了城乡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局面，是我省乡村振兴的新篇章。但在走访中，笔者发现我省特色小镇建设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是社区发展外部依存度高，内生动力不足。从社区规划到资金投入、管理机制，都存在外部系统掌握控制权，社区居民意愿得不到充分重视、社区资源挖掘不够、社区治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致使小镇建设出现规划雷同、过分追求时髦洋气甚至是房地产化等现象。学术界一般认为，社区是指居住在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社区的主体是居民，社区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的提升，社区发展的基础是社区资源的开发利用，社区活力的来源是居民自治能力的提高，因此特色小镇建设应注重社区为本的理念。

一、我省特色小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社区居民参与不足

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无论是大的社会革命还是渐进式的社会变革，群众都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只有广泛发动群众，才能推动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特色小镇都是推动农村社会变革的举措，农民理应成为这些变革的重要参与力量。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常常会认为农民愚昧、落后、眼光短浅，无力担负起社会变革的责任，他们的话语权被剥夺，他们拥有的地方性生活生产知识常被忽视。在特色小镇建设名单中，领导者是政府，策划者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承担者是企业和金融机构，这种设置汇聚了政治、经济、学识资源，有较强的推动能力。但是，这种做法的弊端是置当地居民于次要地位，使他们感到自己无力、无能参与社会变革，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被打击或压抑，只能被动接受外来的安排。这种被动甚至自卑的心态，一会造成他们的依赖感，认为项目实施只能依靠外来资助，一旦资助撤走，他们很难保证继续发展壮大下去。二是政府或专家一心为群众服务，但有时不见得对当地情况深入掌握，比如广东某地在“一村一品”创建活动中，要求村民普遍种植市场收益好的砂糖橘，农民被迫砍掉其他作物全部改种砂糖橘，第一年收益确实不错，但第二年、第三年受市场波动影响，砂糖橘价格下跌，农民入不敷出，只好外出打工求生存，一个以致富为目的的项目，最后造成了村庄的衰败。说明这种看似热情的、理性的计划式领导不能适应市场的千变万化。农民是社区的利益主体，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参与者，还是社区真正的主人，只有推动农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贡献力量和智慧于社区，才能使各项规划更切合实际，使各项工作找到内在动力。

2.对社区资源的重视和挖掘不足

依照社区营造的理念，一个社区存在着“人、文、地、景、产”五方面构成要素：“人”指的是社区居民、人际关系；“文”指的是社区共同历史文化；“地”指的是地理环境与特色；“产”指的是在地经济与产业活动；“景”指的是社区公共空间。由于不同社区所处地域位置不同，会发展出不同的人文历史，如孟德斯鸠所言，南方沿海地区，经商便利，人们头脑相对灵活；北方寒冷地带，人们需要喝酒御寒，对酒的需求量大，酒在生活中的地位突出。不同地域的人文历史与物产相结合，使这些区域呈现出各具特色的风貌。特色小镇既然追求“特色”，这些地域性的生活、生产特点就应该成为小镇建设的现实起点。在发掘本土产业、文化、生态特色的基础上加以经营、延续或再创造，增进其吸引力和影响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

在我省特色小镇建设中，针对基于地域资源构建地域特色的问题，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对本地资源的认识不全面。那些名声在外的、传统的自然风景、产业或文化资源得到重视，比如西柏坡的革命文化、平乡自行车产业等，但一些非主流的物质或精神文化产品，常常被忽视。比如太行山区有丰富的中草药，艾草就是其中一种颇具中医疗效的植物，山区漫山遍野都有。如能加以开发利用，这些中草药不但能造福当地居民，还能给游客提供健康养生消费项目。二是对人文资源的开发不深入。人文资源包括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历史遗存、知识技能等精神性创造物。我省82个在建和培育特色小镇中，有25个是以文化为主题的小镇，这些文化主题普遍是当地知名文化，如沧州市武术文化、吴桥县杂技文化等。河北省历史悠久、文化深厚，除了这些“显文化”之外，每个小镇还有许多独特的文化类型及其传承者，比如村中的老人，常常被认为是跟不上时代的落后群体，其实一些老人拥有丰富的习俗知识或者农业耕作、工艺品制作、食品加工技能，如果能够利用老人的记忆恢复村庄的习俗、开发本地食材的手工食品、耕种绿色农产品，可以使村庄的历史复活，展现村庄独特的生活细节和生产方式，使村庄“特色”更丰富、更完整、更鲜明。

3.社区建设全面性不足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要协调推进。我省特色小镇的定位是：融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产城融合、人文融合空间。特色小镇是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农村区域整体向城镇化转变的过程。生产方式是其转变的基础，但是伴随着生产方式和产业机构的调整，这些小镇的人口组成、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想意识都将发生持续的改变；而小镇在上层建筑、精神文化方面的特征反过来也能促进或阻碍其经济转型的速度和水平。没有政治文明，民众的权利不能得到保证，社区会走上贫富差距、内部矛盾突出的陷阱；没有文化涵养，社区会失去共同的价值准则和行动选择，社区秩序无法保障；没有社会建设，社区自组织能力低，社区活力和自我保障功能低下；没有生态平衡，社区资源匮乏，民众生存堪忧。因此在五位一体的总体要求下，小镇建设应该综合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的发展，不应重走一手软、一手硬的老路。目前一些地方把特色小镇看做新型房地产项目或单纯的旅游开发项目，不注重其内部治理结构建设、社会力量建设，尤其不注重居民现代化素质建设的做法是偏颇的。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社会系统变革，不能用运动式思维企图在短期内建成建好。硬件设施通过大量投资可以在短期内见效，社区的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发展活力却不是仅靠投资就能解决的问题，改善社区居民的道德素质、民主法律素质、现代科学素养更需要长期的努力。因此，特色小镇作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完成其全面发展目标，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持续的。一些地方把阶段性目标完成，尤其是经济目标完成视为特色小镇建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二、社区为本的建设策略

以上问题从成因来说，一是来源于精英型思维方式，二是来源于时尚型现代观。所谓精英型思维，是认为知识精英最有发言权，各项规划方案都要由精英来制定，居民作为一盘散沙、又不具有精深的知识储备，没有能力和权力参与规划设计。时尚型现代化观念是认为现代化的标志是时尚、流行、与国际接轨，田野乡村的人和事，保守陈旧，摆不上桌面，大多没有开发价值。沿着这种思维方式，带来的结果是小镇方案设计缺乏民众基础，居民参与积极性低；资源开发模式雷同，特色不特，吸引力不强。一个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和发展动力的特色小镇一定要强调社区为本的理念，社区人的意识和能力、社区特有资源的辨识和利用、社区治理的民主合作机制是保障特色小区活力的重要因素。

1.促进居民参与，提升社区发展内源动力

社区发展与社区居民利益息息相关，社区动向会引起居民的强烈关注，促进居民参与既是对居民权益的维护也是提升居民民主精神的契机，通过参与强化居民对公共事务的集体责任精神与理性处理能力，可以提升居民自治意识和能力。比如在特色小镇建设往往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等变化，这些变化又涉及到土地流转、征用、拆迁等事务。由于土地与农民生活的强烈关联，致使建设过程会产生许多棘手的矛盾，通过构建多方协商机制解决矛盾，让当事人以平等的成员资格参与利益协调过程，可以提升当事人合作协商能力，培养理性决策能力，正确看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居民除了拥有参与意愿外，他们还拥有参与知识。“在一个社区内，农民比任何一个外来者都更加熟悉他们自己的发展限制、发展潜力及发展机会，通过长时间的实践磨练，他们总结并掌握了一套处理他们自己所面临问题的特有知识与技能，即所谓的乡土知识。”[1]“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农民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工作 (劳动)很辛苦，他们拥有知识和技能，是发展中重要的资源，但表面上给人感觉比较保守。”[2]政府官员和专业精英能够运用科学化、标准化的工具分析社区问题，提出解决策略，但这些策略需要结合当地居民在世代延续中生成的地方性知识。要对他们采取合作信任态度，给予居民表达权力与能力的机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建议。

民众参与还需要有渠道。借鉴社区治理方法，一般可采取培养社区领袖、组建社区自治组织、定期召开社区议事会等方式促进社区参与。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精神，在外谋职的人莫不愿意告老还乡，为建设桑梓尽力，他们宁愿担任民间职务，如社区理事会理事和理事长等。一些地方的实践证明，引导这些这些回乡的党员、干部、军人、企业家出面担任社区领袖，在推动公务事务、解决公共难题中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如各类志愿服务组织等，能够提升居民自助互助能力，提高社区归属感、凝聚力。定期召开的议事会能够使居民的日常生活问题及时得到解决，提升居民自我发展能力。

2.挖掘社区资源，全面创建社区资本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按照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划分，资本可以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是对财富的控制能力，社会资本集中表现为社会信任与社会关系，文化资本是文化拥有和创造能力。各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团结合作创造财富，丰富的文化资本可以衍生出旅游观光项目，而经济资本是促进社会文化各项事业的基础。因此特色小镇建设不仅要注重经济发展，更要看到各种资本的转化，全面加强社区资本建设。

一种有效的社区资本建设理论是优势视角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财富、资源、智慧、知识等），所有环境都充满资源（Saleebey，2004）。美国西北大学“资产为本社区发展”项目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活动，以该理论为基础积累了系统的社区资本建设实践模式。在他们看来社区资源无处不在，为了洞察这些资源，他们创造出一个有效的工具：绘制“资产地图”。也就是发现社区有哪些被遗忘的资源？什么资源可以怎样利用？那些空置厂房、租不出去的商店、破落房屋、布满垃圾的街道，甚至是丢弃的破木头、旧砖瓦等，只要加以适切的利用，都可以变废为宝，发挥特有的使用价值。比如太行山区某村民，家中的装修不花一分钱，却制造出别样风景。他用山上捡来的石头、树根做成庭院景观摆件；用从村里捡来的半个木门做成仿古书桌；用旧算盘、干玉米、干草做成墙壁挂件；用喂牲口的石槽养鱼植荷；院内外错落种植花草树木……整个小院恬静优美，与太行山景色与历史浑然一体，成为当地有名的去处。

借鉴优势视角，创建社区资本。在经济资本方面，可以着眼现代消费趋势与社区自有生产方式，开发本土产业。如依据城市民众对绿色、有机、无公害食品的青睐，在乡村恢复不施农药化肥的绿色种植和不喂食激素的绿色养殖，通过网络等现代销售手段向城市市民销售，既能以特色品牌获取利润，又能实现环保要求。社会资本开发，需要借助某些载体（如家族仪式）加强社区人际关系网的编织。人际网络能够提供社会支持和帮助，有人认为，越富有的人，人际关系网越多，而生活苦难的人，也可借此获得帮助并减少对政府的依赖，这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途径。文化资本开发，重点要展现乡镇独有的生活价值与画卷，“天然简朴生活”“小规模有机耕作”“土方法手工制作”“天然味道追求”（张和清，2016）与大城市主流生活的程序化、科层化、快节奏形成对比，为都市人提供了放松身心、回归自然的机会。以休闲、养生、观光为主的特色小镇，要注重开发不同于机械化大生产的、节奏舒缓的“慢食”“慢活”文化项目，比如品尝来自本地水土的、以老品种种植、老方法制作的菜品；体验食物手工加工过程，感受背后的努力及传统等等。这些文化项目，对于树立社区居民的信心和尊严感，对于地区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甚至对于挑战规模化企业的垄断地位，为小农赢得公平发展机遇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3.引导社区社会力量，建立多元协同治理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落实这一要求，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引导居民参与规划制定，建立公众导向的特色小镇规划模式。由于规划具有技术性、专业性，一般由职业规划师完成。但这种做法的弊端是：规划师生活在城市，不一定了解乡村生活的特点；大批量的规划同时进行，难免存在笼统雷同现象；缺乏与村委村民有效沟通，规划难以反映村庄的特定需求（罗异铿，2014）。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转换由精英主导规划的思维方式，倡导与村民协商合作，变“我为你规划”为“我与你一起规划”，建立公众导向的特色小镇规划模式，由专业人员与社区领袖和居民代表协商制定规划。第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小镇运行，为小镇培养各类人才。小镇是一个“生活空间”，“是由具有共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的社会团体或共同体” （滕尼斯，1881）。这个共同体不仅需要硬环境的建设，也需要精神文化软环境的建设。不仅需要政府的不断投入，还需要在地组织的培育帮扶。台湾桃米社区从一个震后衰败的农村变成闻名遐迩的生态观光旅游基地，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台湾地区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世新大学观光系为他们提供专业的资源调查、生态规划、旅游运营等帮扶。此类成功案例说明，政府通过孵化非营利组织，能够为特色小镇输送各类辅导人才，帮助他们提升运营的专业性。第三、培育居民自治组织，提升小镇自我发展功能。社区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走向自治，因为自治组织能够最及时、准确地反映和表达社会需求，同时有利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这是特色小镇政治文明的表现。其中，政府的功能可以定位于引导、赋能、增权。“引导”即坚持政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主导地位；“赋能”即做好居民的能力建设，提高居民的公民意识；“增权”是指实施增权式参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发展（李冬泉，2015）。通过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是社区为本的特色小镇全面发展的体制保障。

[1]孙戈兵，宋岭.断时期断盛反贫困存在的制度缺陷及时策[J].开发研究，2004，（1）：111.

[2]亚太发展中心.有效地摆脱贫困［M］.经济地理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