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编年史记忆

2018-02-24王泉根

学术界 2018年6期

○ 王泉根

(1.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2.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文化大革命，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这是20世纪中国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恐怕也是今后的历史学家书写与解读想象空间最大的一段历史。“文革”的时间长度，通称为十年，即从1966年至1976年。但从老百姓每天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角度体察，除了1966、1967、1968这三年“革命压倒一切”的非常时期，自1969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成立革命委员会“祖国山河一片红”以后，社会生产生活已整体平稳，“抓革命，促生产”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老百姓以为“文革”已经结束，班照上、地照种、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全国人口从七亿增至九亿，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因而以后的“文革”，老百姓更多的是“从广播里听到的‘文革’”“从报纸里看到的‘文革’”。虽然后来有“九一三”“批林批孔”等，但与千家万户民生人心切身利益纠集更多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机关干部“五七干校”、农民看病“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开门办学“工农兵上大学”、“三线建设”东部工业西迁以及“备战备荒”挖防空洞等。具体到“文革”时期的文学与儿童文学，在“革命压倒一切”的三年非常时期，文学显然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1970年以后，随着《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的全国性普及推广以至连妇孺也能哼唱几句“现代京剧”，20卷《鲁迅全集》还有《水浒传》等的发行，文艺与出版似乎正在回归，儿童文学也出现了《闪闪的红星》《红雨》等畅销作品。“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在“文革”以后走向了“改革”。

关于“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研究，显然是一件既具文学史意义而又困难重重的事情。难点之一是“文革”时期儿童文学图书资料已大量散失，查找艰难。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革”成人文学的研究，有所谓“地下文学”“潜在写作”等的发明，但儿童文学似乎沾不上边。对“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研究，实在“尚待垦辟于健者”。本文拟以编年纪事与原版图书内容介绍等形式，对“文革”时期儿童文学作一个文献性质的编年勾勒，或可弥补“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研究的空缺。

一、“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编年纪事

据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1980年5月编的《1949—1979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的记录，1966年上半年，国内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依然如常进行，全年共出版原创儿童文学作品59种。但自1966年下半年起，及1967、1968年，在这将近三年“革命压倒一切”的“文革”非常时期，文学与儿童文学已从人们的视线中快速淡出，1969年以后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致使编年有事可纪。以下是历年儿童文学编年纪事，以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为中心。

1.1966年

1月，《讲故事》丛刊第1至4辑，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于本月至7月先后出版。

3月，福庚的报告文学《光芒万丈新安江》(盲文版)，由盲文出版社出版。

4月，浩然的儿童小说《翠泉》，刘厚明的儿童小说《教育新歌》，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巴迅的儿童小说《小雁高飞》，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政编著的报告文学《雷锋班的故事》，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本年7月由盲文出版社出版盲文版。反映战斗英雄麦贤得事迹的报告文学《无产阶级的硬骨头麦贤得》(滕英杰等著)，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7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版。

5月，反映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报告文学《龙梅和玉荣》(少年英雄故事)，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64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十一岁的龙梅和九岁的妹妹玉荣，在零下39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与暴风雪搏斗一天一夜，行程一百多里，终于保住了公社300多只羊群。但龙梅失去了左脚拇指，玉荣双脚被截肢，造成终身残疾。196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保护公社集体财产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成为广大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根据这一事迹编制的有动画片与芭蕾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并进入70、80年代的语文教科书。

李志宽等的报告文学《李爱民》(少年英雄故事)，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6月，南宁市文联儿童文学组编的《少年故事》，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魏晓冰编著的报告文学《硬骨头六连的新故事》，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本年，据《1949—1979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1966年出版儿童小说、故事20种，儿童诗、儿歌6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13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16种，低幼童话3种，科学文艺1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59种。

2.1967年

7月，《红小兵报》(周报)在上海创刊。1976年6月改名为《少年报》，红小兵报社同时创刊发行画报类杂志《红小兵》，1978年6月改名为《好儿童》。

3.1969年

12月，《凤凰山麓的女牧马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小故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据《1949—1979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1969年出版儿童小说、故事2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1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3种。

4.1970年

4月，仇学宝等作诗、广州搪瓷厂美术通讯员配画的诗集《金训华之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金训华(1949—1969)是上海籍知青烈士。1969年5月，金训华和一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8月15日下午，因暴发特大山洪，金训华为抢救国家物资在激流中壮烈牺牲，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5月，江西省新华书店从本月起至11月，编辑、出版“红小兵丛书”10种：《智擒逃敌》《捉拿归案》《对敌斗争练红心》《人小心红》《小闯将》《红小兵心向红太阳》《红小兵郭振江》《赴宴斗鸠山》《风雨野炊》《重返前线》。

8月，综合性教育刊物《革命接班人》在天津创刊(1981年改名为《中华少年》)。《江苏红小兵》在南京创刊(后改为《江苏儿童》，1985年改名为《儿童故事画报》)。

本年，知识性为主的综合性刊物《红小兵》(月刊)在长春创刊(1984年改名为《小学时代》)。

据《1949—1979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1970年出版儿童小说、故事11种，儿童诗、儿歌4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9种，儿童戏剧1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18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43种。

5.1971年

4月，《红小兵》在哈尔滨创刊(1978年7月改名为《北方少年》)。

5月，1951年创刊的《红领巾》在成都复刊。《向阳花》(月刊)在郑州创刊(1985年改名为《海燕》，1988年改名为《金色少年》)。

本年，《红小兵》在长沙创刊(1981年改名为《小蜜蜂》)。

据《1949—1979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1971年出版儿童小说、故事18种，儿童诗、儿歌1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5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16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40种。

6.1972年

3月，《红小兵》(月刊)在福州创刊(1979年改名为《小火炬》)。谢日新的儿童小说《春耕季节》，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词作者是上海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13岁学生金果临，曲作者是上海第六玻璃厂19岁的工人金月苓。1970年9月这首歌曲最早发表在上海出版的《红小兵歌曲》上，1971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北京“五一”游园会专题文艺节目将《我爱北京天安门》搬上银幕，传唱极广。

浩然的儿童短篇小说集《七月槐花香》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葵花向阳》(安徽儿童文学集)，黄国玉等著，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5月，李心田的长篇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3年由北京盲文印刷厂译印盲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敖斯尔翻译的蒙古文版。1974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维吾尔文版、维吾尔新文字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朝鲜文版、越南文版、泰文版。1975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哈萨克新文字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法文版。1976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印地文版、阿拉伯文版。1977年由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文班71级工农兵学员翻译、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藏文版。1978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西班牙文版。1974年被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

7月，张雁卿的儿童小说《红卡》，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儿童短篇小说集《海螺渡》，并陆续编印、出版了《海的女儿》《喧闹的森林》等儿童短篇小说集。

12月，华山的儿童小说《鸡毛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版。1973年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朝鲜文版。1974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文版。1975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维吾尔文版、维吾尔新文字版。外文出版社改书名为《牧童海娃》，于1973年出版豪萨文版，1974年出版英文版，1975年出版德文版，1977年出版印地文版、阿拉伯文版。

本年，《红小兵》(月刊)在兰州创刊(1986年改名为《故事作文》)。

《边疆小八路》由黑龙江省文教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故事团的故事》，由《红小兵报》社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出版。《铁牛》，由江西省靖安县文化站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短篇儿童小说集《小班长和他的战士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短篇儿童小说集《虎子敲钟》，由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余松岩的儿童小说《海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据《1949—1979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1972年出版儿童小说、故事50种，儿童诗、儿歌13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1种，儿童戏剧、曲艺4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75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143种。

7.1973年

3月，倪树根的儿童小说《阿坤和他的伙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族材音博彦的儿童小说《小朝克》，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学鳌的长诗《张思德》，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4月，浩然的儿童短篇小说集《幼苗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5月8日，《文汇报》发表《要重视少年儿童文艺的创作》。

管桦的儿童小说《上学》，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何芷的儿童小说《小山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徐瑛的儿童小说《向阳院的故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海的女儿(儿童文学选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杨啸的儿童小说《红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雨》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后又被改编成电影。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法译本《红雨》的序言中写道：“当我第一次看到《红雨》这部影片和第一次读到这本小说的时候，杨啸刻画人物的刚劲笔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小丘的文章《努力繁荣社会主义的少年儿童文艺》。3日，《光明日报》发表初澜的文章《加强对少年儿童文艺创作的领导》。

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小说《征途》和《峥嵘岁月》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7月，1953年7月1日创刊的《少年文艺》易名为《上海少年》(文艺丛刊)恢复出版。张秋生的儿童诗集《火车向着韶山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人新村的歌》，于1974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儿童电影文学剧本集《红色小号手》。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在雷锋精神鼓舞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删节、出版《水浒》(上、下册)(少年儿童版)。

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路遥的文章《儿童文学与儿童特点》。

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三师政治部编的《纸条的秘密(儿童文学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文版。刘亚舟的报告文学《完达山之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三师政治部编的《小北大荒人(儿童文学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75年7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文版。

11月29日，《人民日报》刊文介绍江苏女知识青年杨本红创作儿歌的事迹。

1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陈雪良、俞妙根的《学习鲁迅，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和小丘的《为孩子们多写好歌》。2日，《光明日报》发表江苏女知识青年杨本红的儿歌作品，并发表李奕的文章《重视新儿歌的创作和推广》。9日，《光明日报》又发表原江苏省兴化县下乡知识青年推荐进扬州师院中文系学习的杨本红的文章：《我是怎样学习写新儿歌的》。杨本红著的儿歌作品《一代新人在成长》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74年12月出版，《小社员》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78年12月出版。

《儿童文学创作评论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国务院文化组组编的《文艺节目》第一辑《少年儿童文艺专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年在京举行的全国连环画与中国画展览中，从上千部作品中精选出97套连环画参展，其中包括《马克思刻苦读书的故事》《无产阶级的歌》《列宁在1918年》《黄继光》《刘胡兰》《张思德》《闪闪的红星》《白求恩在中国》《大寨之路》《艳阳天》《金光大道》等。

崔前光的儿童小说《浙东的孩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石文驹的儿童小说《战地红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万林的儿童小说《小猎手》，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山西省武乡县委通讯组组编的《少年英雄李爱民》，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山西省运城县文艺创作组的“红小兵”小说《杏花塘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红小兵报》社编的“红小兵”小说《未来的战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琢平、胡长华的儿童小说《甜岛少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据《1949—1979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1973年出版儿童小说、故事78种，儿童诗、儿歌37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4种，儿童戏剧、曲艺12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136种，科学文艺1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268种。

8.1974年

4月，陈玮、彭华的童话《两只小孔雀》，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5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法文、德文版。

5月，木青的儿童小说《山村枪声》、张明观的儿童小说《高高的银杏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7月，《林中响箭》，收入10篇儿童短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小峦的文艺短评《要提倡为孩子们创作》。

9月，张长弓的儿童小说《戈壁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滕毓旭等的儿歌集《向阳花开朵朵红》，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李心田同名儿童小说改编摄制的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各地在少年儿童中开展“学习潘冬子，争做党的好孩子”的活动。

11月，浩然的儿童小说《欢乐的海》，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2月，严霞峰的童话《小白兔智斗大灰狼》，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开始恢复儿童电影的制作。本年拍摄上映的儿童电影有3部：《闪闪的红星》《向阳院的故事》《园丁之歌》。

丹江的儿童小说《小闯》，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边子正的儿童小说《敌后小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孙根喜的儿童小说《边防小哨兵》，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儿童短篇小说集《小兵东东》，由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据《1949—1979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1974年出版儿童小说、故事73种，童话1种，儿童诗、儿歌36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2种，儿童戏剧、曲艺6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86种，低幼童话5种，科学文艺5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214种。

9.1975年

1月，《看图说话》(月刊)创刊。这是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主办并出版的全彩色幼儿画刊。石冰的儿童小说《金色的朝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月，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学校儿歌组著的《大寨儿歌选》，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5月，童边的儿童小说《新来的小石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程建的长篇儿童小说《三探红鱼洞》(上、下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三师政治部编的《边疆的主人(儿童文学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6月，儿童短篇小说合集《盖红印章的考卷》，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刘心武、铁凝、曹文轩等的作品。浩然的儿童小说《小猎手》，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王小鹰的儿童小说《洪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海浪的叙事长诗《井冈小山鹰》，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新苗》少年文艺丛刊第1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76年6月出版。吴珹的儿童诗《抗日儿童团之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中央批准，决定恢复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出版业务。

12月，刘心武的儿童小说《睁大你的眼睛》，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袁鹰的儿童长诗《刘文学》(楼家本绘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77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越南文、印地文、乌尔都文、斯瓦希里文、世界语文版。

本年，谢佐、殿烈在上海《红小兵通讯》第1、2期合刊上发表《歌颂小英雄表现大主题——谈谈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问题》。

何芷的中篇小说《铁匠的儿子》，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蔡维才的儿童小说《小铁头夺马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红小兵报》社编的“红小兵”小说《新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市黄山茶林场儿童文学组编写的《拖拉机突突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登魁的儿童小说《会说话的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儿童短篇小说集《喧闹的森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据本书内容介绍，本书“选收了14篇儿童短篇小说，当中的《清江激流》《小猎人的礼物》，写少年儿童英勇机智抓特务的故事；《晨阳》《杨路和新老师》是写教育革命中红卫兵小将敢于反潮流的故事和新型的师生关系；《霞光曲》《探亲》是歌颂下乡知识青年的；其余的有的是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的是写阶级斗争故事的，都各有特点”。

本年围绕畅销小说与电影《闪闪的红星》，出版多种评论集：《一个可爱的小英雄——评电影〈闪闪的红星〉》，北京人民出版社1月出版；《〈闪闪的红星〉评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月出版；《闪闪的红星照万代(影片〈闪闪的红星〉评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4月出版；《红星闪闪放光彩(影片〈闪闪的红星〉评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4月出版；《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闪闪的红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5月出版；《闪闪红星照万代(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评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6月出版；《红星照我去战斗(影片〈闪闪的红星〉评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7月出版。

本年出版的儿童文学评论集有：《要提倡为孩子们创作——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5月出版；《努力繁荣社会主义的少年儿童文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5月出版。

本年拍摄上映的儿童电影有8部：《烽火少年》《黄河少年》《红雨》《小将》《小螺号》《阿勇》以及舞蹈剧《草原儿女》、河北梆子《渡口》。

据《1949—1979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1975年出版儿童小说、故事99种，童话1种，儿童诗、儿歌66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5种，儿童戏剧、曲艺9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108种，低幼童话2种，科学文艺4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294种。

10.1976年

1月，崔坪的儿童小说《湖边上小暗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月，矫健的儿童小说《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4月，上海市嘉定县儿童文学创作学习班学员的创作成果，本月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有：陈镒康著、陈小珍画的图画故事《新节目》，4月出版；侯全宝著、桑春元画的《春花斗敌》，5月出版；陈思金著、汪幼军画的《我为公社积肥忙》，10月出版；斯学元著、胡永凯画的《小英争务农》，12月出版。

5月，江苏省江阴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华土公社华西大队党支部编的《歌唱新华西》(学大寨儿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叶永烈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发表在上海《少年科学》创刊号上。陈官煊的儿歌集《小军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6月，林植峰的童话《智斗天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聪聪的儿歌集《我爱大寨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8月，哈尔滨教师进修学院编写的《鲁迅论少年儿童文艺》，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梁晓声的儿童小说《小柱子》，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1月，《人民文学》第8期发表柳仲甫执笔的湘剧剧本《园丁之歌》。

12月，李凤杰的儿童小说《在那美丽的乡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杨书案的童话《小金鸡的信》，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少年文艺》在南京创刊。

本年莫应丰的儿童小说《小兵闯大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谢学潮的儿童小说《红电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拓明的儿童小说《湖上芦哨》，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三结合创作组创作、张成新执笔的儿童小说《进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峻翘的儿童小说《青少年护泊哨》，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广西军区政治部编的儿童小说《壮士少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葛绪德的儿童小说《接过爸爸的鱼叉》，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拍摄上映的儿童电影有3部：《阿夏河的秘密》《金锁》《雁红岭下》。

据《1949—1979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1976年出版儿童小说、故事85种，童话1种，儿童诗、儿歌40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2种，儿童戏剧、曲艺7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78种，低幼童话6种，科学文艺8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227种。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按照图书出版的“三审制”原则与排版校对印刷周期，一本图书经由作者投寄到出版社直至公开出版，最快也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一般需要多年，即使在今天电子化、网络发稿的时代，当年投稿当年出版也是极罕见的。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定：1977年2月、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贵州山区插队的上海知青叶辛的儿童小说《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1977年6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西北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文学编辑贾平凹的儿童小说《兵娃》。1977年5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云南彝族作家张昆华的儿童小说《在勐巴纳森林中》。这些作品都是在“文革”后期完成的，因而留有那个时期特定的文气与语境。

二、小说独大与三种叙事

据《1949—1979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统计，从1966年至1976年，全国共出版本土原创儿童文学作品1291种，其中儿童小说、故事436种，儿童诗、儿歌203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41种，儿童戏剧、曲艺39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图画书)534种，低幼童话16种，童话寓言3种，科学文艺19种。

作为社会公共文化资源与产品的出版物，一般由最新原创、国外引进与旧版整合重印三部分组成。从资料考察，“文革”时期的儿童文学出版物，整体上没有引进出版外国儿童文学，也极少对“文革”前十七年本土儿童文学资源进行整合重版，而全由原创作品独立支撑。这一趋向无疑造成了儿童文学出版物格局的单一与数量上的严重稀缺。

(一)“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特点

“文革”时期儿童文学是指1966年至1976年公开发表出版的原创作品，必须说明的是，由于资料的匮乏，本文的探讨只是依据当时的出版图书，并不包括在报刊上发表的单篇作品。据出版图书综而观之，“文革”时期儿童文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题材内容趋同化，并与同时期的成人文学高度叠合，“阶级斗争”“抓特务”“小英雄”等是“文革”时期儿童文学出现频率最多的选项。

第二，作者队伍年轻化、基层化、业余化(业余创作)。“文革”前十七年儿童文学活跃的中老年专业作家整体上已封笔，但也有管桦、袁鹰、浩然、李学鳌等出版作品。从1972年5月李心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先出版长篇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到以后杨啸、徐瑛、张长弓、张秋生、刘心武、梁晓声、王小鹰、李凤杰、莫应丰、叶辛、贾平凹、曹文轩、矫健、孙海浪、聪聪等出版作品，这些作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均是基层一线的知识青年、农民、工人、中小学教师、军人；也有的作品是集体署名，如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三师政治部、上海市黄山茶林场儿童文学组、山西省武乡县委通讯组等。

第三，文学体裁单一化，小说一家独大，儿歌与儿童歌词比较看好，童话、寓言等幻想性文学长期缺失。

第四，“文革”十年的图书出版没有稿费，因而当时的文学与儿童文学和商品经济无关，作者完全不是为了稿费与吃饭而写作。

从“文革”时期的儿童文学出版物考察，几乎全是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儿童小说占了原创儿童文学的几乎全部，这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只有“文革”时期。除了小说，再一种比较看好的文体是儿歌与儿童歌词。由上海小学生金果临作词、青年工人金月苓作曲的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儿童文学诗人张秋生作词的儿童歌曲《火车向着韶山跑》等，是20世纪70年代传唱最广的儿童歌曲，成为一代人的童年集体记忆。

(二)儿童小说的三种叙事

关于“文革”时期的儿童小说，按题材内容区分，最有影响的是以下三类：

一是“小英雄”革命战争题材儿童小说。

以20世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小红军、小八路、小英雄为中心展开叙事，弘扬革命传统与英雄主义。这类小说延续了十七年儿童小说的脉络，但有的作品也存在情节雷同、“小大人”的痕迹。革命战争题材儿童小说主要有：《闪闪的红星》《找红军》《小猎手》《边疆小八路》《少年英雄李爱民》《战地红缨》《小铁头夺马记》《敌后小英雄》《浙东的孩子》《铁匠的儿子》《小闯》《山村枪声》《草原小交通》《湖边小暗哨》《红电波》《湖上芦哨》等。

张万林的《小猎手》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完达山一代人民抗日斗争的故事。猎户的儿子于勇，是一个勇敢机智的小猎手。因为日本鬼子和汉奸抓劳工，父亲被逼走，母亲被杀害，在游击队王大伯的指引下，他参加了抗日工作，多次给游击队送情报，使游击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后来，在一次游击队联合作战，拔掉了敌人一个重要的据点之后，于勇跟已经参加了游击队的父亲见面了。从此，父子并肩抗日”。〔1〕

木青的《山村枪声》写的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军解放了东北某一偏僻林区。当时，一些反动透顶的汉奸把头、警察特务，为了逃避人民的惩罚，纠结一起，上山为匪，继续与人民为敌。日寇投降后，他们又与国民党勾结，妄图趁我根据地尚未巩固的时机，卷土重来，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这部小说，就是以这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为背景，描写丁虎、锁住儿和小秀等儿童团员，配合八路军和民兵，歼灭顽匪，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的故事”。〔2〕

蔡维才的《小铁头夺马记》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一个骑兵连，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狠狠打击鬼子、汉奸的战斗故事。书中着重刻画了通信员小铁头的动人形象，描写儿童团员小铁头参加骑兵连前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李指导员的直接帮助下茁壮成长，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摸爬滚打，勇敢机智，夺得日伪军官的战马，又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3〕

王拓明的《湖上芦哨》写的是“战争时期，我主力部队北上，党领导洪洋湖渔民开展游击战争，自卫保家乡。在洪阳湖游击队中，有一支由儿童团组成的英雄的小游击队，担负着站岗放哨、侦察敌情的任务。芦哨，他们能吹出各种鸟音，作为相互联系的暗号，经常回荡在湖上。他们机智勇敢，神出鬼没，打得敌人闻风丧胆。终于配合南下的主力部队解放了自己的家乡”。〔4〕

二是“抓特务”悬疑题材儿童小说。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培养少年儿童提高警惕、擦亮眼睛，防止特务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既是60、70年代现实斗争的反映，也是家国情怀与阳刚少年的情感结构。这类小说的背景多设置于海岛、边防、深山，故事神秘，情节曲折，又充满了斗智斗勇、紧张刺激的悬念与探险揭秘的满足，同时借鉴民间文学与说书艺术，因而最受小读者尤其是男孩的欢迎。主要作品有：《甜岛少年》《边防小哨兵》《林中响箭》《拖拉机突突响》《小兵东东》《会说话的路》《三探红鱼洞》《小兵闯大山》《接过爸爸的鱼叉》《壮士少年》等。

徐琢平、胡长华的《甜岛少年》讲述了“甜岛上的一群少年儿童飞渡荷花洋，到砣子屿去铲淡菜送给解放军叔叔。他们在砣子屿上发现了一股蹿上该岛、企图去甜岛窃取情报的特务，立即报告了解放军和民兵，终于消灭了这股特务，活捉了罪恶累累的渔霸柴本狼。作品歌颂了海岛儿童的高度革命警惕性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5〕

孙根喜的《边防小哨兵》：“在国庆前夕，新疆伊犁中苏边境附近，发现了特务电台讯号。我边防站立即通知边境军民提高警惕，加强巡逻。哈萨克族孩子贝贝什和她的伙伴哈桑和依拉，也勇敢地配合边防军和民兵，投入战斗。他们特地到平时很少有人去的虎爪沟里放牧羊群，发现了特务的踪迹；在民兵连长巴图尔负伤后，他们主动要求参加巡逻，在巡逻中发现了两条腿走路的‘狼’；接着又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特务的发报机，及时报告了边防站，为擒拿特务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最后他们以高度的警惕，顽强的意志，逮住了企图偷越国境的特务。这个特务不是别人，正是解放前欠下了贫苦牧民累累血债的大牧主‘斜眼狼’。人们称赞贝贝什他们是‘边防小哨兵’。”〔6〕

葛绪德的《接过爸爸的鱼叉》是“一部反映六十年代初海防前线少年儿童积极投入阶级斗争事迹的中篇小说。剑湾的少年儿童，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建立了小民兵连。他们紧紧依靠大队党支部领导，积极投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特别是配合大队民兵，在海防部队和公安机关帮助下，和敌特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为全歼来犯之敌作出了贡献，谱写了一曲粉碎蒋匪武装窜犯大陆阴谋的凯歌。作品注意了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塑造高凌燕等少年一代的动人形象，刻画了少年一代在斗争中锻炼成长”。〔7〕

莫应丰的《小兵闯大山》讲述的是“一支小兵采药队深入九峰大山采药中所展现的尖锐激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热情地歌颂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小说以‘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为主题，紧紧扣住阶级斗争主线，着力塑造了王小苗这个少年英雄的形象，描写她如何在老共产党员罗阿公和知识青年邝雪梅的辅导下，为扩大药源，带领小伙伴们敢闯高深莫测的原始山林，越苍峰峭壁，过绝崖幽谷，不怕群山险峻，何惧洪水狂暴，紧紧地跟踪敌人，以革命的智慧和毅力与阶级敌人斗智、斗勇，处处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从而战胜了敌人，夺回了失传二十年的民间秘方，发现了黄连产地——黄连沟，为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作出了贡献”。〔8〕

儿童短篇小说合集《林中响箭》共选编了十篇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国少年儿童在党和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的精神面貌和英雄事迹。其中有解放初期清匪反霸斗争中，少年儿童协助解放军智歼顽匪的故事，有当前边疆少年儿童巧捉特务的故事，有海防前线少年儿童向敌占岛屿开展政治攻势的故事，还有少年儿童在生产劳动中同阶级敌人的破坏行为作斗争的故事等。”〔9〕

“抓特务”悬疑题材不仅是“文革”时期儿童小说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儿童电影故事片创作的重要内容。据统计，“文革”时期摄制的儿童电影故事片共14部，其中1974年3部，1975年8部，1976年3部。这14部故事片中，“抓特务”、“抓坏蛋”、战胜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有6部，占三分之一还多。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小螺号》(1975)，“描写红小兵海龙与小明在石油工地上见到了可疑人，并跟踪侦察，发现在使用发报机的敌人，于是吹响了小螺号，使解放军、民兵、红小兵闻号声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将敌特抓获。”〔10〕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河北梆子戏曲片《渡口》(1975)，“描写红小兵水莲替爷爷在渡口撑船时，不被阶级敌人的利诱和威胁所动，最后在群众的帮助下，机智勇敢地抓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的故事。”〔11〕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阿夏河的秘密》(1976)，“描写暑假期间阿夏河畔林场，汉、藏、回族少年孙大亮、扎西、马甲甲发现有原木从河上漂走，主动要求看守阿夏河。不久根据军工的急需，党委决定要在河上开启新航道。水运队长马哈德与盗窃集团勾结，正当他装病在家与同伙接头时，对他已有警惕的三个孩子巧妙地闯入他的房间，后与民兵一起破获这个盗窃集团。”〔12〕

三是“红小兵”校园题材儿童小说。

这类小说与“文革”时期的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由于当时的学校教育突出政治，学生要学农、学工、学军，而现实政治又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因而这类紧贴现实的小说情况颇为复杂，既反映了“文革”时期中小学校开展“教育革命”、“开门办学”、走向社会的学校现实生活，具有特定历史时期一定的真实性，但同时往往充满当时流行的口号，存在主题先行、图解概念、拔高人物等，有的作品艺术粗糙。主要作品有：《金色的朝晖》《新来的小石柱》《向阳院的故事》《青少年护泊哨》《故事团的故事》《未来的战士》《新芽》《铁牛》《杏花塘边》《喧闹的森林》《梨园哨兵》《冲锋号》《铁壁岛》《进攻》等。

童边的《新来的小石柱》的主人公石柱，是一位来自深山的农村少年，被体操教练发现后，从农村来到省体操队，勤学苦练。正当他苦练高难度动作，准备参加全国比赛的时候，却意外地从单杠上脱手摔下，腿部骨折。而小石柱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骨折的病痛，攻下了当时世界水平的体操高难度动作——直体后空翻接转体1080度，获得了全国少年体操冠军。“它写的是少年体操运动员斗争生活的故事，塑造了少年体操运动员小石柱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敢于同错误思想斗，同错误路线斗，同阶级敌人斗，同各种困难斗的英雄形象，展示了体育战线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3〕

徐瑛的《向阳院的故事》描写了“铁柱等少年儿童，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在革命前辈老工人石头爷爷的帮助下，利用暑假支援公路建设的故事。他们在革命实践中，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培养了共产主义品德，不仅很好地完成了支援任务，同时还揪出了暗藏的阶级敌人”。〔14〕

顾峻翘的《青少年护泊哨》是“一部反映船埠码头上阶级斗争的中篇小说。江南某水城培红中学红卫兵，在学校党支部和里弄党支部领导下，组织青少年护泊哨，学习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围绕着青少年护泊哨的诞生和成长，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经过几番较量，红卫兵小将得到了锻炼提高，一个地下盗窃贩运集团的资本主义活动败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5〕

(三)《红雨》与少年“赤脚医生”的故事

杨啸的《红雨》是“文革”时期儿童小说中很有影响的作品，《红雨》有别于以上所述的三类小说，而是以社会现实生活题材为切入口，写的是农村“赤脚医生”的故事，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一定的历史真实性。

杨啸，1936年生，河北冀中人，1955年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志愿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副主席，被内蒙古文坛称为“三多作家”：作品数量最多；获奖最多；作品被译成外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最多。杨啸前期作品大多取材于故乡河北冀中平原，以后则多以第二故乡内蒙古草原为背景，有着浓郁的蒙古族草原特色。1964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短篇儿童小说集《小山子的故事》和《荷花满淀》。1965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儿童长诗《草原上的鹰》、作家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火苗》。

儿童小说《红雨》于1973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描写少年赤脚医生斗争故事的中篇小说，书中写了少年赤脚医生红雨，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培养、教育下，以白求恩为榜样，刻苦钻研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占领农村医疗卫生阵地，作品歌颂了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16〕

红雨从小目睹了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农民深受缺医少药的痛苦，因而立志学医，刻苦钻研医术，成为大队的“赤脚医生”。贩卖假药的巫医孙天福，制造医疗事故，加害红雨，被红雨揭露后又持刀行凶，孙天福最终被擒，石匠爷被及时抢救脱险。红雨的真诚和医技，终于取得了村民们的信任，也使被孙天福蒙蔽的大队长受到了教育。小说《红雨》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实施“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医疗改革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底层社会用中医中药、银针治病的真实生活与医疗改革探索实践，人物刻画形象生动，日常生活叙事细节逼真，地域风情描写令人印象深刻。

《红雨》首印80万册，多次加印，共发行300余万册，并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朝鲜、蒙古文以及维吾尔文等多种文字。法国著名汉学家米歇尔·露阿在对中国的一次访问中，看到这部小说爱不释手，于是带回法国，亲自翻译为法文。1979年法文译本由巴黎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笔力精悍，写得令人信服……通俗易懂，这是一本真实的书”。〔17〕而所有这一切，杨啸都不得而知，直到2000年法国华人作家给他寄来《红雨》的法译本后这才知情。

1975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杨啸、崔嵬编剧，崔嵬导演的儿童故事片《红雨》在全国上映，反响强烈。由郭兰英演唱的电影主题曲《赤脚医生向阳花》，传唱一时：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人人夸。

三、“《闪闪的红星》现象”：小说·电影·歌曲

任何文学作品，能在特定时期产生重大影响，乃至妇孺皆知，必是其历史的与现实的、审美的和非审美的、文学自身的和文学以外的等诸多因素叠加互动的结果。考察“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原创作品，最有影响的是：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杨啸的《红雨》与童边的《新来的小石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闪闪的红星》。

(一)作为成长小说的《闪闪的红星》

李心田，1929年生，江苏睢宁人，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李心田虽是毕生从军的军旅作家，但同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创作集中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儿童英雄叙事。1961年发表反映抗日少年战斗生活的独幕话剧《小鹰》，1962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与《小鹰》相同内容的儿童小说《两个小八路》，该小说于1977年改编为同名电影摄制上映。197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闪闪的红星》。1986年由明天出版社出版《船队按时到达》。李心田的儿童小说，塑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少年英雄形象：红军长征时期有《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抗日战争时期有《两个小八路》中的小侦察员孙大兴、小卫生员武建华；解放战争时期有《船队按时到达》中的小卫生员沈鹏、包雨生、王杏儿等。潘冬子的塑造最具特色，已成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难以磨灭的艺术形象。

《闪闪的红星》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农民孩子潘冬子如何一步步被绝路逼向革命，最终成为解放军战士的成长历程。故事发生在1934年的江西柳溪村，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红军战士潘行义留下七岁的孩子潘冬子，参加长征走了。继续坚持斗争、党龄仅一天的母亲不幸被还乡团胡汉三活活烧死。发誓要为母亲报仇的冬子用茅草点燃了胡汉三的房屋，逃跑了出来，向着延安方向去找父亲。不料途中被保长打晕抛在河边，幸亏红军家属姚公公救醒了冬子，并把他收留在家中养伤，从此冬子生活在姚家。冬子称公公为姨夫。姨夫给冬子讲了很多革命故事，冬子终于懂得了：“我要去延安，我要找游击队，不只是为了替妈妈报仇，而是要去革命。革命，就是要打倒日本侵略者那样的帝国主义，打倒那些大大小小的和胡汉三一样的国民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要给无产阶级打天下，夺取政权！这样，我也明白我过去的某些行为，多是些孩子的简单的做法，比如放火烧胡汉三，这是出于我对敌人的仇恨，但这还是为了个人报仇。靠一个人是不能打倒阶级敌人的。只有参加革命队伍，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打倒阶级敌人，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怀着这样的心愿，冬子跟随着姨夫一起投入了新的战斗。父亲长征前给了冬子一枚红五星，冬子视为珍宝，红星就像是冬子心中的明灯，一直为冬子指引着道路。终于，冬子带着那颗红星找到了部队，成长为一名英勇的解放军战士，而胡汉三也被新生政权镇压。

《闪闪的红星》讲的是一个“复仇”与“寻父”的故事。冬子在残酷的现实生存中逐步懂得了只有将“小我”的复仇与整个阶级的解放、“大我”的复仇融合起来，才有真正的复仇与解放；而“寻父”的结果则是冬子与父亲一样投身革命。冬子的“复仇”与“寻父”的过程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从艺术结构而论，《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

成长小说的艺术特征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成长小说的叙事必须包含人物的成长，主人公的年龄段主要在13—20多岁的青少年时代；第二，成长小说的内容具有亲历性，主要反映个人的成长体验和心理变化；第三，成长小说的叙述结构表现为“天真——诱惑——出走——迷惘——考验——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的心路历程；第四，成长小说的结果总是主人公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之后，获得了对社会、对人生、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反映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

《闪闪的红星》的全部内容由“我”的角度表现出来，与全知视角的客观叙事相比，这种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模式，使作者更容易从亲身经历者的视角展开观察与叙述，情感真切自然，叙事焦点集中流畅。全书的焦点是：冬子的母亲被害——冬子复仇火烧胡汉三——逃离家乡出走寻父——姚公公的引导使冬子顿悟——认识革命道理走向新的战斗。冬子作为一名母亡父不见的“孤儿”，是残酷的现实和惨痛的绝境使他一夜之间“失去天真”，人物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具有性格的必然逻辑，走出绝境的唯一选择只能是投身革命。父亲留下的那一颗闪闪的红星，是作为革命信念的象征，姚公公和乡亲们的爱心与坚定的革命意志，促使他更快地成长与成熟起来；而“我”的叙事视角，给人特别的代入感和真切感，带来强烈的情绪化色彩与生命体验，有力而有效地增强了成长小说的内容亲历性、环境现场感与心理浸染力。从整体上看，《闪闪的红星》无论是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艺术等方面，都比同时期的小说作品要高出许多，而作品的乡土气息与苏区歌谣，又使小说有别于当时的“文革”风气。当然，作品也存在着某种“小大人”的成人化倾向。

(二)由小说而电影而歌曲传遍全国

《闪闪的红星》一经问世，在当时儿童文学作品严重稀缺的年代，可谓一夜爆红。据资料，《闪闪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2年5月出版以后，“全国有十八家出版社来要印书纸型，累计印数在数百万册”。同时很快又被译成英、法、德、日、越、西班牙文等文字，输出国外。德文版的翻译颇有意味，由于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尚未与我国建交，因而西德的德文版是由我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出面与西德签约的。德文版的译者序言这样写道：“还没有一部小说剖析过现代中国的奇特的生活方式和有意义的组织结构。回过头去注意一下一个小伙子的故事是令人新奇的。”〔18〕

1974年，《闪闪的红星》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在1980年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电影《闪闪的红星》获二等奖。《闪闪的红星》还引发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评论的一个小高潮。据统计，1975年围绕小说与电影《闪闪的红星》出版的评论集多达7种，主要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闪闪的红星〉评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闪闪的红星〉评论集》等。就一部儿童小说与电影，展开如此大规模、全方位的评论，这不但是“文革”文坛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惟一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当时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儿童文艺产生的广泛关注。

据资料，1973年夏天，邬大为和魏宝贵应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作曲家傅庚辰之邀，为影片《闪闪的红星》撰写主题歌歌词。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上映，电影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尤其是主题曲《红星歌》迅速唱红了祖国大江南北，并成为传唱广泛的儿童歌曲与经曲红歌，影响久远。《红星歌》由邬大为、魏宝贵作词，傅庚辰作曲。歌词如下：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斗争中红星闪闪指方向，征途上红星闪闪把路开。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

1980年，《红星歌》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并被编入小学生音乐教材。这是一首雄壮的儿童队列歌曲，调式为七声音阶宫调式。该歌曲还被改编成钢琴曲《红星歌》和儿童舞蹈《星星在闪烁》。

2007年，小说《闪闪的红星》被列入“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新世纪的长销儿童文学作品之一。由小说而电影而歌曲，“《闪闪的红星》现象”是“文革”时期儿童文学乃至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道特殊风景线，值得文学史论著加以研究。

注释：

〔1〕引自《小猎手》“内容介绍”。张万林：《小猎手》，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3年。

〔2〕引自《山村枪声》“内容介绍”。木青：《山村枪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3〕引自《小铁头夺马记》“内容介绍”。蔡维才：《小铁头夺马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

〔4〕引自《湖上芦哨》“内容介绍”。王拓明：《湖上芦哨》，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6年。

〔5〕引自《甜岛少年》“内容介绍”。徐琢平、胡长华：《甜岛少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3年。

〔6〕引自《边防小哨兵》“内容介绍”。孙根喜：《边防小哨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7〕引自《接过爸爸的鱼叉》“内容介绍”。葛绪德：《接过爸爸的鱼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6年。

〔8〕引自《小兵闯大山》“内容介绍”。莫应丰：《小兵闯大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