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义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91)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1〕，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这两个原则性论断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于这两个论断，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阐释，但最基本的有两个：一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思考和把握，形成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筑牢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胜利的思想文化根基(对于这一问题，我已撰写了《文化自信的中国表达》一文，刊于《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二是站在文化观，即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确立的原则、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层面去阐释，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概念。本文即聚焦于文化观维度，简要谈谈我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确立的原则及其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的认识。

在正式论述之前，我们首先对本文涉及到的两个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内涵作一简要界定。本文所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指立足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以及先进文化相融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是指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确立的基本原则、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的一个总体认识和判断，它是对文化性质和功能的定位，确立的是人们认识和把握文化活动和文化经验知识的分析框架和思维原则。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确立的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五年的砥砺奋进，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3〕。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继续深入推进的历史新时代。

新时代使我们党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任务，这就是要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就必须首先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有一个牢固的基础，而奠定这个基础的关键则是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具体实践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形成全党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从文化观念上充分认识文化的新使命和新功能。习近平根据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在思想上对“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4〕认识的不足，以致 “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5〕的实际情况，把思想理论认识领域存在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摆在了全党的面前，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极重要的讲话，这包括有关文化、价值观或具体文艺问题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这些讲话虽然论述的角度和所涉及的领域各有侧重，但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却是共同的，这就是为全党确立“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而在思想文化战线和文学艺术领域，则是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近年来曾出现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思潮和思想倾向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相适合的，马克思主义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曾遭遇被边缘化、空泛化和标签化的命运。一些人或是照抄照搬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的各种思潮和理论的条文，并把它当作抽象的绝对的公式来裁剪或判断中国的现实；或是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满足于自己低级的感性知识。这种种主观主义的思潮，曾使中国的文化事业遭受一定的损失。正是在总结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习近平指出要“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6〕，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7〕这一核心命题，为全党找到了一个防止和纠正主观主义偏向的思想方法的重心，树立起了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这面光辉的旗帜。这里的中国特色，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8〕，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就是这种“理论性的创造”的典范。它所确立的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解决中国新时代具体问题的基本原则，而这也是构建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基本原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新时期以来文化艺术战线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论断，形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文化工作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的完整的文化思想体系。但是，习近平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般都是从战略高度，从整体布局上提出问题，然后通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其逐步得以解决。正是基于此，习近平牢牢抓住的是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确立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进而把握由各种意识形式和意识要素构成的整体文化结构，这是发展新时代文化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构建新时代文化观，确立新文明理念及类型的前提和出发点。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在不同场合阐释了推进文化发展的方法论，即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所提出的各种新的实际问题。习近平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根本的要求，向全党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郑重而严肃地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体系”〔9〕。并多次就如何避免主观主义思想倾向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譬如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10〕并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11〕这就极大地丰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内涵。只有把读书学习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自觉运用学到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才能最终做到融会贯通，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真正学好用好。这是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什么本质特性，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性问题。自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始终都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问题。无论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还是所经历的曲折，都与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不同回答相联系。譬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学基本观念，在同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紧密结合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正是沿着这条思想路线，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依据时代的发展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使其不断地随着历史的进程得以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是毛泽东思想直接培育起来的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在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攸关全局、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治国理政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习近平的新时代文化思想就包容在这个思想体系之中，是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12〕这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的、历史的内容，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由此而产生的思想体系也各不相同。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都体现了这种具体的历史规定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于毛泽东时代，这种具体的历史的规定，也决定了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显著特点。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改革开放不断出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步产生、发展和形成的。面对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弱化，一时间西方各种思想或流派横行学界的复杂局面，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和历史地位：“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13〕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1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挑战进一步给予了斩钉截铁的回答：“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5〕

对文化的发展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6〕这就从根本上把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舵轮和航向。

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性的强调，并不是唯意识形态论，而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坚持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属性基础上，“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强调坚守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7〕。

习近平关于坚持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方法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方面，他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但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18〕三者之间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要遵循文化发展的独特规律，尊重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19〕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20〕

坚守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尊重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了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包容中华民族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整体文化结构和总体文化格局。作为一个整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格局具有多样性和统一性。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只能由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决定，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这种新格局和新形态文化，又必须时刻关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不断吸收世界现代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性发展。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功能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基础制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1〕在马克思确定的认识文化的基本框架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22〕因此，文化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但是，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又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现实的中介来完成和实现的，也就是说，经济和政治的内容在文学艺术中并不以赤裸裸的形态出现，而是或隐或现地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所以，通过把握文化与人民的关系来揭示社会本性和审美本性相统一的艺术的本质和规律，这既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本质属性的继承，又是对这一理论的发展。

确立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结构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进而全面把握由各种意识形式和意识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文化结构，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一个基本要求。任何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及由它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反映，它不仅反映着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反映着和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的群众的利益，与此同时，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又都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制度，这种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反作用的特征，也就是社会精神文化总体结构的功能特性。由于构成社会文化结构的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式和社会心理，以及各种意识和观念因素处于不同的层面和序列之中，因此这种功能特性又呈现为多层次和综合性的特点。

但无论这种功能包含多少层次和内涵，从哲学意义上归结起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认识功能上讲，即要揭示新时代人民对幸福生活向往的理想、愿望和要求，反映时代奋进，且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历史大势和世界格局；从价值功能看，即要展现新时代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从审美功能看，即通过展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审美理想，生动形象地展现这个创造美的时代。具体来说，就是：

从认识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深刻表达新时代精神，要揭示新时代人民对幸福生活向往的理想、愿望和要求，反映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时代奋进精神，展现新时代征程中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主体性和创造力量，通过展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审美理想，展示这个创造美的时代。一个没有精神力量支撑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同样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伟大事业难以持续发展。

习近平深刻把握和论述了这种文化的时代性所蕴含的现实指向和力量。他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丰富内涵，创造了充盈的时代精神，从根本上满足了塑造文明进步价值表达的要求，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彰显出举世瞩目的独特的时代价值，在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现实互动过程中，日益表现出超越于西方资本逻辑的生命力。

其次从外部表现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面对世界一体化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境遇，如何在激荡碰撞中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需要内容上的创新，而且也需要解决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中的生产模式和传播效果问题。一方面是加强文化传播主体建设，锻造具有宽阔视野和战略眼光、熟悉中华文化、掌握现代传播技术、勇于创新的人才；另一方面是创新文化载体，创新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增强文化产品的创新性，讲述进步中国的故事，打造中国新形象，构建包容共享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以文化软实力支撑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从价值功能来看，以文化的典型代表文艺为例：其塑造的中国精神的艺术典型，作为改革开放的创业者，作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者，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严格规范。他们所表现的是一代代创业者应有的政治觉悟、精神状态、道德风貌和文化修养。但是这些理性的观念、时代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内化成了一种自身的内在需要、一种独特的本质力量，铸成了他们独特的心理和思维结构，从而形成了他人不可替代的鲜明的个性。这正如习近平所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24〕在他们身上的这种由阶级、时代的必然所升华的自由，就使个性完全变成了典型。这就是新时代社会主义艺术典型的本质内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同其它时代文艺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是这种秉具中国新时代精神的艺术典型所具有的鲜明而突出的特点，才使得它能够以其巨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发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这个作用，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25〕。这就把通过塑造具有中国精神的艺术典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的作用这一历史责任赋予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紧密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26〕

由上面的简要论述可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确立并形成了一个系统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维框架，确立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解决中国具体文化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基本原则和认识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

注释：

〔1〕〔2〕〔3〕〔4〕〔5〕〔6〕〔15〕〔16〕〔17〕〔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23、8、61、61、62、15、41、41、41页。

〔7〕〔2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199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页。

〔9〕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今日中国论坛》2009年第24期。

〔10〕〔1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44页。

〔1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14〕〔20〕〔23〕〔24〕〔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8、351、350、317、323-324页。

〔19〕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