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0）

跨文化传播是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涉及到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1]它作为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活动。跨文化传播维系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把不同地域、族群、国家的人群联结在一起，促进了国家间的联系与交往。[2]在近现代的对外传播中，萧乾的旅欧作品作为跨文化传播中连接欧洲和中国的文化桥梁，客观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和欧洲的形象，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在国内和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跨文化传播有多种形式，萧乾作品主要以文本形式传播，本文针对萧乾182篇介绍战时欧洲的通讯作品和178篇介绍现代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了解读。萧乾作品注重战时欧洲和现代中国形象的多角度呈现，不仅介绍了战时各国对战争的态度和积极抗战的精神，也着重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生活的多个方面，还向中国和欧洲读者介绍了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使双方读者对于彼此的理解更加真实客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鉴于此，本文从以下三个维度对萧乾旅欧作品进行解读。

一、对于萧乾笔下战时欧洲形象的分析

1943年萧乾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大公报》的驻外记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萧乾在旅欧期间发表的通讯作品主要刊登于《大公报》的第二版（社论）、第三版（国内要闻），且多为长篇或连载形式，占版面篇幅较多，在向中国读者传播战时欧洲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多方面、多角度地描写战时欧洲，更好地传达给中国读者客观、真实的战时欧洲现状。经济方面，萧乾主要通过战前、战时、战后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战时物资储备调动状况，为中国读者详细介绍欧洲战场的经济情况。在政治方面，主要通过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对战态度、对战政策以及各国联合抗战的精神，体现欧洲战场的精神风貌，例如萧乾在《力挽狂澜的丘吉尔》中，明确地表现出对丘吉尔积极抗战和英国民众积极参战的赞赏，描写到：“面对这一切，中流砥柱的丘吉尔坚定不移。我清楚地记得他就任后不久的一次对全英听众的广播。他的声音略微颤抖，但十分坚定，他说‘我只有我的血、我的辛苦、我的汗水和眼泪可以贡献出来，我们要再一次证明我们能保卫自己的国家……如果必要的话，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3]在军事方面，主要对各国领导人部署的抗战计划、御敌政策以及各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态度进行描写，形象地为中国读者展现战火纷飞的欧战战场。在社会方面，主要是对于百姓面对战争时的精神描写，鼓舞同在中国抗战的人民以士气。在科技方面，萧乾明确表达出中国人应当理性看待欧洲文化和科技，而不能一味地盲目崇拜，对于有利发展的元素也要积极学习引进，使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成为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宗教方面，对于欧洲文明崇尚的基督教虽然多次提及，但态度相对消极。最后，在文学方面，萧乾翻译了许多国外经典著作，如《莎士比亚全集》《好兵帅克》，还有耗时很长时间翻译的《尤利西斯》，翻译这些欧洲经典作品，一方面使中国读者对于欧洲文学作品有了一定了解，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作家的创作方式受到一定影响。

二、对于萧乾笔下现代中国形象的解读

古德诺曾描述二十世纪早期西方人眼中的中西差异：“他们是和平主义者，而我们则崇尚武力；他们强调清静无为，而我们则提倡奋斗的生活；他们是不可知论者，而我们则是较为虔诚地信仰宗教……他们崇尚文学才能，而我们则崇尚科学。”他还强调，如果对中国了解得深入一些就会得出另一种结论：“不管怎么样，中国人其实与我们一样，都是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一群人，他们是我们的亲戚。”[4]其实，我们不应从静止的角度看待文化差异，这样会形成刻板印象以及文化误读。刻板印象是指将各种形象组成一些固定和简单的分类，并用来代表所有人的方法。[5]而文化误读是基于己方的社会规范、观念体系、思维方式等，对另一种文化产生的偏离事实的理解和评价。

在旅欧期间，在与外国友人的交往过程中，萧乾发现，中国通常以老古玩店的形象被误解。他最早产生向欧洲传播中国形象的想法开始于与威廉·安澜合作的《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这是一份英文周刊，是我国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现代中国文艺界的情势以及社会大众之趋向与其背景”的媒体。在萧乾回忆录——《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中提到《中国简报》：“本刊最终目的是在读者心目中勾勒出一幅中国的画像。……无论写得多么荒谬，我们当时的用意无非是想让西方了解中国不仅有孔孟、有唐诗宋词，还有当代中国文艺家在观察着、思考着、谱写着人生。”[6]由此可见，萧乾致力于向欧洲传达现代中国的真实发展形象，是试图改变欧洲人对于中国存在的刻板印象。

旅欧七年间，萧乾还在伦敦出版了五本深受欧洲读者喜爱的英文著作：《苦难时代的蚀刻》《中国并非华夏》《龙须与蓝图》《吐丝者》《千弦琴》，其中《吐丝者》和《中国并非华夏》等在欧洲两次印刷，《吐丝者》还于1947年在瑞士苏黎世以德文译本出版。可见，萧乾作品在欧洲传播的广度以及受欧洲读者喜爱的程度。在这些著作中，萧乾详细地介绍了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学成就，以及战时的中国形象。在科学技术方面，《龙须与蓝图》中这样写道：“每当这时，这个颇有教养的大男孩子总是对他们笑笑，暗自说道：‘不必为龙须担心，它在我的血液里、在我的天性之中。我不能放过这张毕业证，有了它，或许我能让你们都画龙须，这对你们也不是件好受的事。’”[7]他以此明确表达出，虽然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充满艰难险阻，但我们终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西方读者应当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变革，而不是一味地保留把中国当作“古玩店”的刻板印象。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比较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萧乾在《由外面看》一文中写到：“现在的文化宣传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读赛珍珠的人，便以为中国遍地是蝗虫；读我国人英文作品的，又以为中国还是亭台楼阁、垂柳牡丹。这足可见，对于没有到过中国的人们来说，从文化作品里去了解一个陌生的国度是唯一的方式。”文学作品是文化沟通的桥梁，萧乾自译作品中也十分看重对于中国文学的介绍，例如在《作为改革者的小说家》一文中，他介绍了鲁迅犀利的讽刺手法、郁达夫对于两性关系的描写、巴金的谴责精神等，他通过向欧洲读者介绍现代中国的优秀作家及其文学作品，使欧洲读者对于中国文学只停留在“李白、古代诗歌”里的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

在战时形象方面，对于欧洲民众来说，虽然他们对中国不是特别了解，但普遍是持同情态度的。而在萧乾的笔下，战时中国的形象不是一味地乞求同情，他对于中国百姓、战士的描写，不是欧洲人所想的备受欺凌，而是挣扎求存、不畏牺牲的民族精神，在这些描写的基础上，中国人不屈不挠的形象被充分地展现出来，使欧洲人在战后对中国人民顽强抗战的精神表示感叹，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软弱、受欺凌的形象有所改观。

萧乾作品多角度对外传播现代中国的形象，对于欧洲及世界重新认识现代中国、理解中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萧乾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取得良好效果的原因

萧乾作为二战时期连接中国和欧洲的文化桥梁，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作品在中国和欧洲都被广泛传播并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萧乾旅欧时期的作品取得良好效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解决了跨文化传播中的三个主要问题——个体独特性、刻板印象和客观性。其二，从文化传播角度有效地实现了文化形象的对外传播。其三，萧乾作品在特殊时期选取了双方具有相同人性特点的角度，也就是对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描写，使文化传播的双方建立起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使传播取得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萧乾自身知识背景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欧洲和中国语言的掌握、对于双方文化的研究及吸取情况，也是影响其作品跨文化传播产生良好效果的原因。

（一）萧乾作品对于个体独特性、客观性和刻板印象问题的解决

在跨文化交往中，任何一个交往主体都很难完全脱离自身的文化框架，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情况往往决定于自身的文化与环境条件。[8]所以，在跨文化传播中保持作品的个体独特性是必要的，而不同语言的灵活运用往往体现着作品的个体独特性。语言是人们表达感情和传播文化的工具，萧乾在这场跨文化传播中，用中文向中国读者传播二战时期的欧洲，用英文向欧洲读者传播现代中国的形象，他不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使用双方语言进行双向传播，还牢牢抓住不同语言中的不同词义和语言规则，使他能够熟练地掌握双方语言运用技巧并抓住中外语言互译的特点，让作品更好地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具有的独特性，同时将所传达的内容有效地传播给读者，进而使中国和欧洲读者间存在的刻板印象有了一定突破。萧乾的作品通过以上方面，比较好地解决了跨文化传播中个体独特性、客观性和刻板印象这三个主要问题。

（二）从文化角度有效地实现了中国文化形象的对外传播

文化是联系人与人的纽带，是人与人互动的媒介。[9]爱德华·霍尔认为，“文化就是传播，传播就是文化。”[10]在文化传播中往往需要解决的是定势和偏见问题，而定势和偏见是人们基于社会和文化经验对特定对象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在跨文化交往中，定势和偏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常导致歪曲和防范性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传播的效果，甚至可能阻止传播的发生。定势有“僵化、固定看法”的含义，还可译为“固定成见、刻板印象”[11]，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中，定势主要被看作人们对其他文化群体特征的期望、信念或过度概括，这种态度建立在群体同质性基础之上，具有夸大群体差异而忽视个体差异的特点。偏见主要表现为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先入为主、偏离事实的判断或评价，它不是主观意见或个人癖好，是从人所属的文化中发展而来，是被社会、历史和文化决定的态度，定势中有符合事实情况的部分，也有不符合事实情况的部分，而不符合的那部分就被称为偏见。

萧乾作品在二战期间可以视作文化外交的手段，用于改善双方存在的文化误读和偏见。文化外交的目标在于：“通过文化要素的影响，使他国民众对于本国人民、文化和政策产生积极的看法，加强国家间的合作，改变目标国家的政策或政策环境。”萧乾的自译作品中，大多介绍了现代中国的文学作品、戏剧、话剧以及散文著作，打破了欧洲对于中国文化古香古色、传统陈旧的定势看法，从文化上引导欧洲主动了解现代中国已不同于以往古玩店式的发展，使欧洲读者对于中国存在的保守、刻板等偏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体现了萧乾作品从文化角度有效地对外传播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形象。

（三）寻找传播双方认同中的相似部分是跨文化传播中的突破点

跨文化传播的突破点是双方存在共同的认知。库帕克认为，“培养跨文化传播能力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反复试验，目的是寻找传播双方认同中的相似方面。第二、融合，即把传播双方融为一种互相接受的、趋同的关系认同，保留各自文化认同中仍存在的差异。第三、运用第二阶段中创造的关系认同，重新协商。萧乾所处的国际环境是二战，此时双方认同的相似部分是中国和欧洲百姓同样的坚强不屈顽强抵抗法西斯的精神，萧乾在双方存在不同利益冲突的背景下寻找共同目标和文化中的共通性，给双方读者建立了互相依赖的关系，使双方读者看到彼此的共同点，这有益于从很大程度上改变双方对彼此存在的偏见及刻板印象，使西方了解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变迁和举世瞩目的抗战行为，这一改观带来的影响是中国形象在国际社会中的迅速变化，导致欧洲援助中国战场，促进了美国日后的积极援华政策。

（四）传播者自身知识背景的深度和广度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

在跨文化情境中，一个人对另一个社会最初的了解往往是某些显形的集合，别人会立即向他指出这些事物，或者这些东西本身引人注目，他不可能忽略，在许多情况下，初次接触另一种文化的人永远无法超越这一步，使得文化双向传播中有些思想会让受众难以理解。要掌握一门外国文化，不仅要掌握其集合，还要掌握其模式和元素。[12]相比于显性活动，隐性活动是过去习得、业已和日常生活难分难解的活动，是已成为自然而然、不假思索的活动。[13]隐性活动不在知觉范围内，但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将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的一大障碍，隐性模式一旦得到充分描述，就能迅速被同一文化里的人理解，换言之，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自身知识背景的深度和广度影响其对于不同文化认识和理解的程度。

从萧乾身份特征来看，其自身知识背景的深度和广度也是影响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因素。萧乾在欧洲求学多年，精通英语并深入研究了欧洲文化，加上中国文化对他的深远影响，使其对双方文化都有较深入的解读，使萧乾可以在双向传播中获得成功，而对于双方语法规则的了解、语言的熟练运用和翻译技法的掌握，进一步推动了萧乾作品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由此可见，传播者自身知识背景的深度和广度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之一。

结语

萧乾旅欧期间的作品，无论是通讯还是自译作品，大都体现着双向传播的特点，使萧乾作品成为我国漫长的近现代岁月中为数不多的跨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之一，为我国掀起了一场跨文化传播的浪潮。萧乾多元文化下鲜明的身份，使其旅欧作品从描述亲历战争到传播战时百姓的精神状态以及社会文化状况，客观真实地为中国读者展现了战时欧洲的全景，使中国读者对西方世界以及国际格局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在萧乾自译作品中，他通过对现代中国多方面的介绍，让欧洲读者对于中国老古玩店的刻板印象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萧乾旅欧作品解决了跨文化传播中个体独特性、刻板印象和客观性的问题；选取了中国和欧洲具有相同人性特点的角度，使文化传播的双方建立起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有效地实现了文化形象的对外传播；加之其自身知识背景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双方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吸取，构成其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产生良好效果的原因，对当时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对欧洲读者脑海中存在的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的改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家形象的建构在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形象建立在国际传播和国际交往领域，是主体基于自身的知识、体会、经历和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对一个国家认知的总和。[14]跨文化传播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萧乾旅欧时期的作品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有着很多可借鉴之处，在信息采集、传达方式上都有独特的角度，其作品中的各国形象都是立体直观的形象，从而展现给双方读者各国国家真实的形象，让中国和欧洲读者都能更好地改变对彼此存在的刻板印象，这对于今后跨文化传播中如何通过新闻及文学作品建构国家形象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各国的交往必不可少，萧乾作品可作为文化外交的一种借鉴模式。当下的中国，不仅要依靠官方的对外传播渠道，还需要像萧乾这样有影响力的民间对外传播媒介发挥公共外交作用，为日后中国通过文化要素影响国际社会，使他国对本国各个方面的发展认识得更加客观真实，进而改变国家间存在的刻板印象、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