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章勇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Pye)曾有句名言:“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个国家,而且是个古怪的国家(erratic state)。”日本二十世纪初期“大东亚”论述奠基者之一的矢野仁一曾提出「支那无国境论」。指出的共同主题即是,中国,特别是清代及其以前的「中国」,不可径以现代西方民族「国家」之概念视之。同时,西方研究国际体系的学者也注意到,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也是国际政治史上的重要实体。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体系」,它与现代西方国际政治体系有着显着的差异,其经验值得关注现代体系的未来演 变者加以重视。特别是从英国学者布赞(Barry Buzan)所强调的体系「互动能力」,与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对东亚朝贡贸易体系内部成员互动的历史讨论来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及其秩序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理解当代中国学界思考新秩序理念的起点—包括「天下」,最重要的出发点。

一、朝贡体系的历史背景与理念—天下秩序

何芳川认为,朝贡制度下的「华夷秩序」,是迄今最古老且理念完整之国际体系。中研院近史所资深学者张启雄认为,此一制度构成了古代所谓「中华世界帝国」的核心概念。这个体系于公元前200年前后(汉代)兴起于东亚,但当时其制度并不成熟,范围亦小。至公元600年以后迈入全盛(唐代),在陆路与海路都有发展。公元750年左右,唐军在今吉尔吉斯与大食交锋失败(史称坦罗斯之役,亦为两帝国历史上唯一一场战争),中国以后专注于朝鲜半岛与东南亚,陆路的西方北方基本转入守势(蒙古入主的元朝除外),以迄清初。

上述古代秩序的具体实践表现为「朝贡」行为,所构成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可称为「朝贡体系」。朝贡体系的伦理观与秩序观,可称为「天下秩序」或「天下观」。至于今人构思以「天下秩序」重组与取代现代「国际体系」,指向的是一个想象中的「天下体系」。「朝贡」除了物(礼品)的交换,更强调交换过程彰显的「关系」。因此本体论上讲,身分的对应与权力的对比一样重要。根据身分与根据权力来决策,都是「理性」的。朝贡本质上是儒家伦理学关于上下关系礼仪与「名分」实践的外化,其伦理内涵反映着一个抽象的「天下秩序」。作为一种伦理「关系」的实践,朝贡行为中,「礼」的意涵极为浓厚。也因此,古代中国朝廷管理对外关系的机构是「礼部」。朝廷礼仪体现的三种秩序:天子与中央官僚的秩序、天子与地方郡县的秩序、天子与四夷的「天下秩序」。最后一种—天下秩序的实践,即为「朝贡」行为。

在观念性因素上,维系天下秩序的朝贡礼仪是出于统治者对所提倡的某种价值信念(儒家王道思想)的因果效应的相信。或者,统治者至少认为权力对象一定程度共 享此类价值,因此必需以礼仪实践,使被统治者认可其统治之正当。此种信念与礼仪实践,一来多少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秩序的某种「建制」,却也可能极端化为虚矫的「面子外交」。中国朝廷损失物质利益,反而可以证明它对「天下」理念的忠诚,也有助于动员国内观众的拥护。至于现实性的因素,则是因为「朝贡」可以作为「羁糜」政策的工具,一方面测试对手的意图,一方面提供贸易和亲等诱因使其妥协。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这是一项「防御性外交」的行为。但由于强大的对手往往并非朝贡所能羁糜,实际上朝贡时常沦为「厚往薄来」的仪式性行为,用以继续「证实」中央帝国统治者的正当性。甚至因为「厚往薄来」过甚,变成帝国的沉重包袱,使「天子」有「入贡既烦,劳费过甚」的怨言,要求企图透过朝贡贸易获利的小国,“世一见”即可。

二、朝贡体系的物质条件

「朝贡体系」及其「天下秩序」理念并非从儒家经典中凭空而起。它有其物质性的经济条件,及藉此构成的思想基础。此秩序反映农业帝国强调自存的保守价值,而与游牧帝国或海洋文明强调进取开拓的价值不同。中国周遭的地理环境与当时科技条件的限制,也构成此农业帝国扩张的物理障碍。大型农业帝国如中国,体制成熟后即迈入一种超稳定结构,其典章制度往往退化为「吃人礼教」的自我剥削和治乱循环。其对外关系的经营,使「朝贡」有如一种「帝国家政」。即「中央帝国」这个经济上相对自主、军事上相对强势的集团,用祭祀礼仪,组 合从「中央」到远方不同的生活地域。上述中央农业帝国的物质条件,也形成古代中国虽在势盛时嗜采攻势,出击削弱对手,但却因为蔑视对手的物质与文化资源,而缺乏对入贡者遂行占领、长期殖民经营的企图。朱元璋在其《皇明祖训》中称:“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命。”他的说法体现了中央帝国偏好自给自足政经秩序,担心经济要素流动会干扰「礼」与「名分」关系的稳定,并认为「远方」皆穷困蛮荒的心态。中国古地图中央大边缘小,明知与现实冲突,仍以自我为中心,也是这种战略文化的证明。

三、结论

也因为前文分析所指出的虚矫性,朝贡体系的制度和规范实际上颇为松散。加上当时交通通讯不便,很多「贡使」竟然是由海外企图从对华贸易获利的商人所冒充。但「天子」为营造正当统治,仍予以优待。而清代末年,国力日衰,以往执贡甚勤如 泰国(暹罗)者,亦改而接受「西化」。例如著名的泰王朱拉隆功(即拉玛五世),以太平天国之乱等交通阻碍理由拒绝再行朝贡。清穆宗同治皇帝仍自找理由诏称道途险阻,“加恩免其补进贡物”。厦门大学学者庄国土因而认为,朝贡体系及其「天下秩序」时常充满虚幻性,往往只是证明中国「不作为」、自我封闭而已。并且在近代以来朝贡体系的逐步解体,特别是自“琉案”以来,维系周边国家的朝贡方式渐次消弭,这一在东亚文化圈中存在的独特外交方式逐渐的推出历史舞台。但也应当看到的是,“朝贡体系”的外交思维仍在影响着我国对外战略,所以,重新审视抑或如何定位“朝贡体系”在当今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