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洪 杨 亮

（1茅台学院 工商管理系，贵州 仁怀 564501；2茅台学院 酿酒工程系，贵州 仁怀 564501）

一、转基因发展现状

所谓转基因技术，是指在一组特殊的生物基因组中人工导入外部基因，并能正常表达该产物的特性，我们把利用这种技术得到的生物叫作转基因生物。使用转基因生物加工获得的食品叫作转基因食品（GMF，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1］转基因作物拥有传统作物不具备的抗旱、抗虫和抗病等优点，将引领粮食生产迈上新的高度，也必将是解决世界各国粮食问题的关键。［2］

1996年，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作物被成功培植，并开始投入生产，转基因技术得以发展普及。生物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攻方向，2007—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九年间七次明确提及转基因，涉及内容包含产品标示、品种培育、产业推广等多个方面，为加快推动生物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提供政策指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务院于2016年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到，要“稳步推进转基因生物新品种产业化”，“切实加强转基因产品市场管理，严格把关转基因农作物的推广生产和审批制度”，此规划的提出为加大转基因研发力度、推进重大转基因农产品产业化注入了强大动力。

目前尽管主流科学界普遍认为，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已经通过安全性评估并合法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科学界大多将转基因技术视为保障全球粮食生产安全稳定的可行办法，［5］然而政府、专家、公众与媒体对转基因技术潜在的利益与风险，观点并不一致。［6］自2009年以来，我国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一直处于消极导向的媒介环境，导致我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有一定误区，［7］对我国转基因食品商业化之路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转基因信息传播研究现状

自转基因食品进入消费市场，除技术层面的研究外，转基因食品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也越来越明显，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和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这类型的研究在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中比重最大；第二，分析转基因食品的销售情况与转基因食品是否张贴标签的关系；第三，从人类伦理方面研究转基因食品。［8］

但是分析发现，以上三种研究并没有从大众传播的角度出发，而是均将其作为次要因素，未被当作研究重点。

在转基因食品发展的过程中，相关信息的传播，也就是媒体构建出来的舆论和文化的“软环境”，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及商业化有重要的影响。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将人类带入了新媒体时代。人们每天被信息网包围，信息获取更加便捷，人们也更加依赖网络，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更离不开大众媒体，所以大众传播的地位更加凸显。故从传播学角度研究转基因信息的传播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以传播学视角，对近年来国内外对转基因信息传播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梳理。

（一）传播主体

关于公众对转基因的认知，国内对传播主体的研究较少，并且在转基因信息传播中，消费者通过组织传播方式获取转基因信息的仅占11.8%，这与公众期望的转基因食品宣传主体调查结果相比，还有较远的距离。政府、科学家在转基因食品宣传中的作用与公众期望他们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之间存在较大差距。［9］专业传播者的缺席，也将对信源的可信度有一定影响。但遗憾的是，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内也很少研究。

科学家作为传播主体之一，对转基因信息的传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科学家的行为逻辑与公众及媒体的逻辑、表述有差异，常常会造成交流不畅。具有自然科学长期研究背景的研究者参与对传播主体的调查及分析，研究者能在同等的层面与其交流，可探索出促进科学家等相关主体参与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二）传播信息

在梳理近年来主流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时发现，各个媒体对转基因食品传播的倾向性存在着差别，［10］特别是官方主流媒体与地方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形象建构存在较大差别。［11］比如外国学者长期追踪研究我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官方媒体时发现，它们没有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典型的负面报道；［12］而对市民影响巨大的地方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则是以质疑为主。［13］此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去科学化”的现象在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传播中较为普遍，媒体对转基因食品带来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科学问题，对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造成了一定阻碍。［14］

（三）传播渠道

大多数研究认为大众传播渠道是公众获取转基因食品信息主要来源，但由于研究时间、地域等因素不同，不同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对传播渠道初期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的渠道主要是电视和报刊，其中电视占51.7%，报刊占59.5%，而通过其他媒体传播渠道获得该类信息较少，主要占10.5%。［15］随着网络的盛行，消费者从网络渠道认知转基因食品的比例，也由14.9%增长至28%。由此看来，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信息的途径会随着时间及地区变动，现阶段消费者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是大众媒体和网络。

在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的调查研究中，传播渠道层面的调查比较多，而将传播主体与渠道结合的研究方法较少，对于传播渠道是否可信的调查研究鲜有。而根据媒介可信度理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和态度与对媒介的信任度有很大的关系。把二者结合起来，调查研究受众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信任度，比较受众能接受的传播方式与传播渠道之间的差异，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传播学命题。

（四）传播客体与传播效果

在目前关于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的调查研究中，大众的个体特征影响着对转基因的态度，大众的人口学特征影响着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认知。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选择受到自身学历、收入、年龄等个体特征的影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和态度。

目前，大众获取转基因食品信息主要是通过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而舆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存在褒贬不一的情况，传播效果并不理想，以至于大众对转基因食品缺乏科学的认识。总体来说，大多数公众对转基因食品还处在观望阶段。所以，加大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势在必行，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让消费者正确认识转基因食品，达到最佳传播效果，改变消费者茫然冷漠的态度。

三、结语

传播学意义上涉及转基因食品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现阶段利用传播学知识与研究受众的态度只停留在市场调研阶段，并未深入。而且，有些研究并非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大多包括医学、环境学和遗传学等领域的科研人员。研究的结果带有很实际的目的性以及利益导向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出现开阔了人类的视野，大众传播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在传播学的视域下开展对转基因食品方面的深入调查研究，探索转基因食品信息有效传播的途径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杨凌.王宇红.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2］盛耀，许文涛，罗云波.转基因生物产业化情况［J］.农业生物技术学报，2013，21（12）：1479-1487.

［3］Qaim M，Kouser S .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and food security［J］. Plos One，2013，8（6）：e64879.

［4］Maeseele P . Risk conflict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nd media discourses on GM crops and food［J］. Journalism，2015，16（2）：278-297.

［5］张明杨.转基因信息发布主体可信度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5.

［6］张楠. 转基因食品信息大众传播渠道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 2010.

［7］侯丹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传播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12.

［8］赵琳，金安江，彭光芒.大众传媒在转基因食品推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1）：97-101.

［9］姜萍.媒体如何建构转基因技术之形象——以2010年国内重要报纸的分析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2）：101-109.

［10］Du L，Rachul C . Chinese newspaper coverag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J］. Bmc Public Health，2012，12（1）：326.

［11］Zhong F，Marchant M A，Ding Y，et al . GM foods：a Nanjing case study of Chinese consumers’ awareness and potential attitudes［J］. Agbioforum，2003，5（4）：136.

［12］杨莹.转基因议题建构过程中的“去科学化”现象——基于对报纸媒体的实证分析［J］.新闻爱好者月刊，2012（2）：5-6.

［13］陈桂荣.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对昆明市消费者的调查与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4）：14-17.

［14］黄俊明，李文立，罗会明，等.广州地区居民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调查［J］.华南预防医学，2008，34（2）：20-23.

［15］李锐.邯郸市民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的调查分析［D］.河北工程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