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南 421002）

一、纪念性空间、媒介与传播

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即讯息，是人的延伸，任何一种技术，只要是人类身体、思想、存在的任何延伸，它就是媒介，媒介的这种延伸是对人的“器官、感官或曰功能的强化和放大”。[1]也就是说，只要能发出对人类有感的信息，万事万物都可成为媒介。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2]，实体空间因此是一种媒介，不仅具有实际的使用功能，而且承载了信息和含义，是与政治、文化、人的主体性（如种族、民族、政党、性别等）密切相关的文化景观，如城市中建筑物的存在构建了一种有形的、固定的物理性空间和一种无形的文化和意识空间。由纪念物及历史环境构成的纪念性空间，既是物质性的空间场所，又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还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纪念性空间作为媒介，发挥着传播文化，进而塑造社会记忆、构筑国家与民族认同的功能。

法国学者诺拉指出，公共性的纪念场所作为记忆的介质对社会记忆有着重要影响。作为一种媒介或记忆的介质，纪念性空间一般通过物质性的营造、空间的安排、展品的选择等传递信息、表达意义，以创造历史的永恒价值，从而发挥塑造社会记忆的功能，而社会记忆又是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3]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近代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它建立在人们拥有的共享记忆的基础之上，提供这些记忆资源的载体之一就是纪念空间，如国家设立的纪念馆、博物馆、纪念碑等场所，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叙述着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成为全民共享、保存、展示记忆的装置，为民族和国家提供认同的资源。[4]

空间传播与符号密不可分。符号是传播的基础，空间表现或呈现需要借助于各种记号或符号，“符号代表了某物，并且分享该物的力量和意义。”[5]从建筑物的材质、造型、空间布局，到对展品的挑选、剔除、排列、诠释，以及仪式的设计、操演等，各种空间中的仪式类传播活动之所以能够创造物理空间之外的延伸和意义，以至于能够构建和维系有意义的文化世界，在于符号之能够作为传播基础的事实。[6]

二、建筑空间的传播

衡阳抗战文化资源得天独厚，保留了大量有关抗战的史话、遗存和胜迹，兴建了一批大型抗战纪念性建筑，如南岳忠烈祠、衡阳抗战纪念城等著名抗战纪念地，都列入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这些抗战纪念空间，包括纪念性建筑、纪念碑、纪念亭等，从其空间布局、材质等方面均传递出丰富的信息。

忠烈祠1940年动工，是中国大陆唯一留存的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忠烈祠的总工程设计师是尚其煦，参加过南京中山陵设计，他延续中山陵中西结合的设计思想，将忠烈祠设计成了一座仿南京中山陵形式建造的大型祠宇，寓雄浑于庄重之中，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衡阳抗战纪念城1946年开始修建，是中国政府唯一命名的抗战纪念城，由柏德扬、罗鹏展主持设计，他们结合抗战主题及三江汇流之形胜详为规划而成。两处纪念空间在建筑风格整体设计上都结合了中西方建筑文化，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建筑空间的纪念性体现在建筑设计的空间策略上，一般会“通过建筑、雕塑、碑、柱、门、墙等元素进行空间的限定和形象的塑造”，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运用隐喻、暗示、联想等环境手段引导人们思考，启发人们的想象力，从而表达出空间的纪念性”，[7]如南岳忠烈祠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纵深长320米，宽70余米，继承了中国传统法天象地的建筑模式，即以南北为轴线，坐北朝南，按前低后高地形布局，运用长长的轴线做对称式布局，彰显抗战英雄的中心定位，表达对抗战英烈的尊崇。

纪念性空间在建筑材料与物质营造上也能体现出纪念性。南岳忠烈祠、衡阳抗战纪念城都建有纪念碑，承载着意义、情感与记忆。南岳忠烈祠的“七七纪念碑”，造型非常奇特，由五颗倒立的炮弹组成，象征着汉、蒙、满、回、藏等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衡阳抗战纪念城的纪念塔高达18米，有蒋中正题颁的“衡阳抗战纪念城”碑文，碑座为八方须弥座式，意为祈八方和平、永无战事之义。两处纪念碑大量使用花岗岩、青石等石料或青铜等坚固永久性材料，象征了纪念对象的精神永存。抗战纪念城中纪念塔的碑体用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高高耸立，给人一种肃穆庄严、悲怆深沉的感觉，通过石碑这种抗拒自然风化的永久性物质，把一种特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固化并加以彰显，这种行为自古就称为树碑立传，抗战纪念碑无疑在传承抗战文化记忆、建构国民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后，纪念碑等纪念设施经历了损毁复建的历程，如1952年“衡阳抗战纪念城”碑文被剔，改为“衡阳解放纪念塔”，1982年恢复“衡阳抗战纪念城”原名，2007年对现存民国纪念建筑进行修缮，复原蒋介石题署的碑文，2009年开始兴建环山纪念碑林[8]，2016年开始改扩建抗战陈列室、展览室及演示厅等，列入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纪念碑等纪念设施的建造变迁过程，是对相关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固定化与可视化的过程，从对纪念碑的分析中就可以洞悉某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在人们意识中的变化以及记忆形成的过程，因此纪念碑是公共记忆空间构筑的主要手段之一，是连接事件与记忆的媒介，成为一种时间与空间交织的记忆之场。[9]

植被布置也是纪念空间重点规划的内容，多栽种苍松翠柏等常青植物，如南岳忠烈祠背倚香炉峰，四周遍植长青松柏，象征将士们英勇抗战的精神如树木般常青，生生不息，纪念空间内的树木都是颇有年份的古木，挂牌介绍了类别和年份，百年以上的居多，让人联想到衡阳抗战历史的悠久，萌生敬畏感。衡阳抗战纪念城的树木以黑松、雪松为骨干，配植龙柏、罗汉松、杜鹃等，形成庄严肃穆的环境效果，群雕下方修筑草花花坛，用色彩绚烂的四季草花烘托纪念主题。[10]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纪念空间内景区规划、物质选择都意在表情，设计者把所要表达的情感投放在每一处细节中，尝试着唤起参观者的共鸣。

三、展陈的传播

衡阳抗战纪念空间能够实现传播抗战文化记忆、构建民族认同感的意图，展陈传播是其中重要一环。“展览就是一个空间性文本传播，不仅通过文物资料的陈列，而且透过空间编排、路径设计、场景布置来建构叙事性结构，从而让展览的内容生动地呈现出来。纪念物、史料、空间布局构成文本的主要元素，它们互为上下文，参观者进入纪念空间，就开始了展览文本的阅读。”[11]

南岳忠烈祠纪念堂左右两侧有两个展厅，主题是“南岳与抗战”，以详尽的文字、图片资料介绍了南岳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御敌的经过、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四次高级军事会议和国共两党合作举办三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情况，记录了当时国共两党同仇敌忾、共同抗战的经历。衡阳保卫战陈列展览的主题是“忠烈壮国魂——抗日战争衡阳保卫战”，利用文字资料、照片、图表展现了中国抗战史上最成功的战役之一，也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次成功战役的全貌。两处纪念地都采取了通廊式陈列手法，减少了游览路线的选择，参观者能够按时间顺序从一而终地阅读展览内容，更好地引导人们认识抗战历史，进入抗战情境。

南岳磨镜台何氏别墅是南岳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的临时寓所，恢复了蒋介石当年居住的原样摆设，内部军事会议厅、会客厅和军事会议展览厅，也都按照当年蒋介石召开军事首脑会议的场景复原，正中是召开首脑会议使用的圆桌，墙上挂着第九战区的作战图，烘托出当时紧张的作战形势。实物与情境复制式展陈比之文献资料展陈而言，传播的信息更生动直观，增强了历史展示的真实性。

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个社会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社会禁忌，常常决定性地塑造记忆的社会框架。[12]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战叙述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型，从过去把国民党战场评述为“一触即溃”、不值一提，解放区战场作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到从民族主义视角展开叙事，全景式再现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不再回避国民党的正面战场。[13]这种抗战叙述的国家化，体现在以革命者及其领导的革命群众为叙述主体的敌后抗战故事转变为国共联合抗日的故事，或者突显国军将领在正面战场上的意义[14]，其目的是建构海峡两岸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四、仪式的传播

纪念仪式是以重要节日、事件、人物为纪念对象，借助于规范的仪式操演、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来凝聚人心的一种活动。近年来，衡阳市不定期举行多次抗战纪念活动，如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暨衡阳保卫战66周年，民革湖南省委、中共衡阳市委在衡阳抗战纪念城的纪念碑前举行“衡阳抗战纪念城·公祭抗日英烈大典”活动；抗战胜利72周年，10位抗战老兵在南岳忠烈祠举行祭拜活动；2018年4月4日民革湖南省各地市级组织齐聚南岳忠烈祠举行大型祭奠仪式；2018年3月31日，来自南华大学、衡阳师范学院、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的200余名青年志愿者手持清菊，前往南岳忠烈祠举行“请抗战忠魂检阅青春”的祭扫仪式，整个活动带有较强的仪式感，青年志愿者在享堂献祭宣誓并高声呼喊：“请抗战忠魂检阅我们的青春”，然后在37军墓地进行上香、祭酒、献花等祭拜仪式，体现出纪念主体的年轻化、校园化，组织者希望借此激励当代大学生传承英烈的抗战精神。

保罗·康纳顿认为，“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15]一方面，纪念空间为仪式提供场所精神的支撑，营造纪念仪式的神圣氛围与历史现场感，使人更容易形成深刻记忆；另一方面，纪念空间因为仪式被赋予神圣性，具有仪式感的身体实践进一步强化了纪念空间的纪念性。可以说，这些在抗战纪念空间举办的纪念仪式与活动吸引了众多民众的自发参与，通过置身于历史场景的切身感受和触摸历史，人们产生了更强的带入感和连接感，成为传播与建构抗战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

五、不足与问题

衡阳抗战纪念空间发挥了传播抗战文化进而塑造社会记忆、构筑国家与民族认同的功能，但在遗址遗迹传播、展陈传播、新媒体传播等方面存在不足与问题，未来需要改善空间传播的方式和手段。

一是对遗址遗迹保护不力。作为抗战名城，衡阳战场遗迹原貌寥寥无几，尤其是有着重要纪念意义的遗址遗迹随着城市开发建设已不复存在，如当年衡阳保卫战的主战场停兵山、高岭已成为房地产开发小区，民众收敛三千遗骸集体埋葬的张家山成为某单位驻地，天马山阵地、虎形巢阵地如今只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这些重要的战争遗址遗迹在城市建设与开发中被无情舍弃且无法复原，使得衡阳失去一笔宝贵的战争遗产。

二是展陈传播手段陈旧。多处知名的衡阳抗战纪念地，传播方式比较传统陈旧，只有简单的文字和图片，缺乏声、光、电和各种现代化手段的融入。国内不少纪念馆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好的展陈服务，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运用高新数码技术，大大增加了展厅信息容量，并采用观众网络互动参与系统，如留言、献花、回答问题、上万名遇难者资料查询等，创造了更好的展览与纪念效果，部分纪念馆更采用了触摸查询系统、彩色灯管地图、悬挂式电视机、动态沙盘模拟、幻影成像系统、蓝幕抠像系统等多媒体手段，使观众以更有趣味的方式了解历史。

三是虚拟空间传播缺失。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成为纪念性空间强化参与性的重要手段，国内不少博物馆、纪念馆都开设了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头条号等，一方面强化自身的形象传播，另一方面吸引观众参与，衡阳抗战纪念地需要建设自己的网络传播空间，以提升文化传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