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自强



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

辛自强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北京 100081)

近年来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开始受到心理学者的关注。要正确识别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从社会治理的心理内涵出发, 认识到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社会治理的主体是人, 治理的对象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事务, 治理的过程是多元主体的群体决策过程, 治理的路径之一是面向人的心理建设。由此, 心理学家应该着力研究社会治理内生的各种心理学问题, 包括各种主体的治理能力, 作为治理对象的现实社会心理问题(尤其是社会心态问题), 群体决策心理, 以及心理建设的战略和实践方案。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有望建立“社会治理心理学”的原创理论体系, 实现“由心而治”。

社会治理; 治理能力; 社会心态; 群体决策; 心理建设

1 引言：问题何在

近年来我国心理学研究发展的一个突出趋势是日益关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例如, 一些心理学家号召走出实验室思考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如傅小兰, 蔡华俭, 2016; 杨玉芳, 郭永玉, 2017), 展示出学科发展新的价值取向。然而, 究竟如何辨识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呢？目前常见的做法是, 把现有的心理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研究), 尽量放在“社会治理”的标题下或背景下来思考研究的政策意义和实际价值。其逻辑是先做一般的心理学研究, 后考虑其对社会治理的意义, 希望将现有或原有心理学研究成果引申到社会治理层面, 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体现心理学研究者的社会担当和社会价值。诚然, 这一做法已经比传统上闷在实验室里做研究而不问时事的做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这可能还不够, 因为这种做法并没有真正站在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角度去识别其中的心理学问题并加以研究。

本文要论述的是另一种逻辑：社会治理的“内生”心理学问题。要想真正让心理学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宏大课题, 我们需要识别出社会治理过程本身“内在”或“内生”的心理学问题并加以研究。通常所说的各种一般的心理学问题, 如民族心理问题、弱势群体心理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网络心理问题, 这些现实社会心理问题都很重要, 都属于社会治理客体的一部分; 然而, 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并不限于此, 还要涉及社会治理主体心理、群体决策心理和心理建设等重要方面。要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内生”心理学问题, 必须从社会治理的心理内涵说起。

2 社会治理的心理内涵

从字面上理解, 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就是对社会事务的治理。问题是谁来治理, 治理谁, 如何治理？把这三个问题说清楚, 才能明确社会治理的本质, 并阐释其中可能的心理内涵。

第一, 社会治理有赖于多元主体。传统理论观念认为, 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唯一管理主体, 它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 垄断了公共事务的管理权, 包括使用暴力来管理。然而, 治理理论强调主体的多元性, 政府毫无疑问仍然是最重要的主体之一, 此外, 治理主体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或者说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部门或力量(张康之, 2014)。具体到社会治理来说, 应该“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 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 共同来治理和管理一个社会” (郑杭生, 2014, p.4)。

第二, 社会治理需要综合使用行政、市场、民主决策等多种方式。“统治”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体系来推动问题解决, 然而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权力寻租”、“信息不对称”等风险。也就是, 存在“政府失灵” (郑杭生, 2014)。实际上, 市场也存在失灵的问题, 如行业垄断和成本的“外部化”, 但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力的手段之一。治理过程中要综合发挥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作用。如上所述, 社会治理是多主体的, 由各类人群和组织共同治理, 为此就离不开协商民主, 民主决策是治理最不同于统治的常用机制。

第三, 社会治理的对象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 要回答社会在哪里或社会是什么, 却是个很难描述的问题。当前,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 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这五大建设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 除去其他四大建设的内容, 就是社会建设了。无论说社会建设还是社会治理, 核心内容是处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或大多数成员的需要, 体现其共同利益, 让他们共同受益的那类“事物”和“事务”, 如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构成了社会整体, 社会治理就是要满足他们的公共需求和共同利益。

综上所述, 社会治理是由多元主体通过包括民主协商、共同决策在内的多种方式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对社会治理本质特征的界定中推演出其四个方面的心理内涵。其一, 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公务员和公民个人以及政府和社会组织, 这就要研究这些作为治理主体的个人和组织机构的治理能力问题。其二, 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人们的社会心理, 特别是社会心态本身就是社会治理要面对的内容; 若从社会公共事务的角度来看, 所谓“公共”是要满足社会大多数甚至全体成员的需要和利益, 这就涉及人们的社会心理需求分析。其三, 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协商、博弈的过程, 其典型形式是多元主体就某一社会公共事务通过协商沟通进行群体决策的过程, 而群体决策是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其四, 要系统性地、有计划地解决社会治理主体、客体以及治理过程中各种心理方面的问题, 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要开展必要的心理建设。

3 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

3.1 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及其治理能力

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两个方面, 二者相辅相成。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就是治理主体的素质能力, 如官员的素质能力(俞可平, 2014)。

然而, 我们必须看到, 决定治理效能的不仅是政府公务员, 还包括其他组织、部门, 以及个体。也就是要认识到社会治理的“多主体性”。从个体层面来看, 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公务员、公民等, 不同个体的治理能力的内涵和要素可能不同。对于公务员来说, 他们是社会治理的必然责任人, 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专业人员”, 具备“专业的”治理能力; 对于公民而言, 核心问题不是治理能力的高低, 而是是否有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动机。从组织层面来看, 政府机构、社会组织、非营利企业、居民自治组织都是治理主体, 组织的治理能力通常称为“组织治理效能”或“组织效能”。下文主要综述心理学以及相关学科(如社会学)视角下关于各类主体治理能力的研究进展。

3.2 公务员的社会治理能力研究现状与问题

理论上讲, 公务员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作用的大小, 与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在治理理论的指导下, 如何对这种能力做出专门的界定和测量, 是一项很有挑战的工作。目前, 学术界尚没有专门针对公务员社会治理能力的操作化定义和实证研究, 但是有一些针对一般行政能力、领导能力、工作价值观等方面的研究, 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献中寻找启示。通过归纳文献, 公务员能力大体应该包括两个层面, 一方面是“智力因素”, 包括专门的知识技能与一般的行为能力。前者是岗位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后者指一般的组织协调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等。另一方面是“非智力因素”, 主要指公务员的工作动机和职业价值观等。

例如, 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的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基本上是在测量一般的行为能力。心理学者(陈社育, 余嘉元, 2002)对某年度该测验的140道题目得分进行了因子分析, 抽取出三个因子：抽象关系能力(包括数字推理、数学运算、演绎推理、图形推理)、资料分析能力(包括图形分析、表式分析)、言语理解能力(包括定义理解、短文理解、阅读理解), 这是国家公务员素质结构中最基本的三个能力因素。公务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协调, 然而, 测验中并没有涉及“组织协调能力”。另一项专门针对处级干部领导能力的研究, 则强调了组织协调能力等, 这项实证研究通过因素分析方法提取出领导者应具有的7种能力, 包括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自律能力、选才用才能力、综合决策能力、应变能力等(赵国祥, 申淑丽, 高冬东, 2003)。

上述这些能力因素都是公务员应该具有的一般的能力素质。此外, 特定岗位的公务员还应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例如, 司法系统的公务员要掌握完备的法律知识, 教育系统的公务员则要熟悉教育规律, 甚至应该有实际的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经验。

在公务员的非智力因素方面, 研究最多的是工作价值观。例如, 有研究者(郭靖, 2009)以罗克奇的理论为框架, 把公务员工作价值观分为终极价值观和工具价值观, 编制了公务员工作价值观量表。统计结果表明, 公务员追求的终极价值观包括5个方面：获得人际支持、工作的意义、收入与待遇、个人职业发展、工作的稳定性; 工具价值观涉及3个方面：工作进取心、稳妥的工作策略、消极的工作态度。还有研究探讨了其他非智力因素, 如公务员对组织的心理契约、心理承诺、人际信任、领导风格等(黄耀杰, 刘喆, 王蕾, 2012; 卫琳, 焦妍, 赵定涛, 梁樑, 2007)。

综上所述, 对于公务员心理研究的现状和研究问题可以形成如下几点认识：第一, 现有研究主要涉及一般行政能力、领导能力、工作价值观等内容, 并无研究专门考察其社会治理能力。第二, 公务员的社会治理能力, 或者简称为“治理能力”, 应该理解为公务员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特殊能力, 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能力和一般的领导能力, 这类似于智力研究中对“特殊智力”与“一般智力”两个因素的区分。第三, 公务员治理能力应该体现为其对治理理念的认同以及相应的治理技能和策略。这只是大致的思路, 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充分论证“公务员治理能力”的理论构想, 确定合适的评定方法和工具。实际上, 管理学中常用的“胜任特征”或“胜任力”概念很有启发, 我们应该考察社会治理绩效优秀的公务员, 将其和一般的公务员对比, 确定有哪些关键的行为、能力、认识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其社会治理绩效, 以此来界定公务员社会治理能力的本质。

3.3 公民的社会治理参与意识研究现状与问题

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是落实治理理念, 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前提。然而, 我国的公民参与(或者准确地讲, 是“群众参与”)是在强大的国家动员模式下群众的被动参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总体性垄断是实现群众动员的基本前提。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党和政府创建了参与式动员、运动式动员、组织化动员等丰富多样的动员模式(孙立平, 晋军, 何江穗, 毕向阳, 1999)。目前, 这种国家动员下的群众参与依然在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等层面广泛存在。然而, 随着国家垄断权力的下降与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渗透, 这种动员的难度也在加大, 群众的参与热情已不像从前(梁莹, 2012; 周义程, 梁莹, 2009)。更重要的是, 这种国家动员下的被动参与难以培养真正的公民意识和主动参与意识, 不利于社会治理。梁莹(2012, p.36)在分析了对长三角地区大约1000名居民的调查结果后感慨道：“本次调查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 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成长之现状距离公民治理所要求的现代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似乎还有很遥远的距离。”因此, 有必要深入研究公民参与意识的结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探寻培育公民参与意识的路径与方法。

仔细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 目前对公民参与意识的研究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 大部分文献都是理论思辨性文章, 而实证研究较少。第二, 对公民参与意识的概念缺乏清晰的、统一的界定。目前使用的类似概念包括“公民参与态度” (周义程, 梁莹, 2009)、“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等(万斌, 章秀英, 2010)。然而, 仔细分析这些概念的操作定义方式, 却能发现一些共性。“公民参与态度”调查问卷被抽取出的两个因子是“志愿参与因子”和“政治参与因子” (周义程, 梁莹, 2009); 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调查问卷被抽取出的因子是三个, 分别是“参与公共事务因子”、“参与投票因子”、“参与竞选因子” (万斌, 章秀英, 2010), 实际上, 后两个因子在理论上可以合并为“政治参与”。若如此,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研究的思路, 将公民参与意识区分为一般公共事务的参与和政治事务的参与两个因子。第三, 与前述变量的操作化有关, 目前主要采用了问卷法收集数据, 问卷项目的编制相对随意, 这造成了工具的不统一以及调查结果比较的困难。因此, 借鉴心理测量学关于量表编制的思想, 提出明确的理论构想, 编制严格的“公民参与意识量表”, 将有助于今后该领域实证研究的深化。

3.4 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研究现状与问题

公民、公务员在社会治理中属于个人主体, 而各级政府及其下属部门和各类社会组织(也称“非政府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织”主体。每一项社会治理活动的效果, 都受到这些政府和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或效能)的影响。

目前, 尚没有专门评估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指标体系, 但有针对政府整体治理能力的评估方法。政府的治理能力指政府治理行为的水平和质量, 是对政府治理模式稳定性、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直观度量。较高的治理能力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社会运行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 能够较好地规避市场失灵, 提高社会成员的总体福利水平(胡鞍钢, 魏星, 2009)。目前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衡量主要采用世界银行开发的治理指标体系, 包括反馈与问责、政治稳定与减少暴力、政府效力、规制质量、法律规则和腐败控制6个维度, 世界银行采用该指标体系衡量了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水平。然而, 这6种指标是对政府总体效能的评价, 与社会治理的相关度不高。

有学者(楼苏萍, 2010)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构成做了一些理论分析, 认为在治理背景下如下几种能力非常关键：第一, 目标识别与整合能力, 它指辨识并统整各治理主体(各种组织与公民群体)的需求和行为目标。第二, 资源整合能力, 它用于汇总并有效使用分散在不同治理主体那里的权力、财物、人力、社会资本等方面的资源。第三, 沟通协调能力, 它体现在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协调、讨价还价等方面。第四, 责任控制能力, 即各治理主体在治理活动中的责任分配和调控。若这4种能力的划分是完备的, 则可以设计具体指标, 从这4个维度考察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范围非常庞杂, 主要包括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 也可以将社会组织区分为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大类。在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尚不充分, 其社会治理能力尤其值得研究。根据民政部《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到2012年底, 我国各类社会组织的总数为49.9万个, 从业人员总数613.3万人, 每个社会组织平均为12.3人; 所有这些社会组织形成的固定资产1425.4亿元, 平均每个社会组织的固定资产仅为28.6万元。总体而言, 我国社会组织的规模小、经济实力弱, 这严重制约了其运行效率、自主性和创新性。社会组织总体上只能处于社会服务体系的边缘位置, 只能发挥一些“拾遗补阙”的作用(关信平, 2014)。在这种情况下, 准确评估社会组织的效能, 存优汰劣, 将有助于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其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作用。

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体现为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提供服务产品的能力, 以及由此而对社会做出贡献和形成社会影响力的程度(关信平, 2014)。由于缺乏客观的测量和评价指标, 目前还很难对我国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和运行效率做出精确的测量和评价。大致来说, 提供服务产品的能力, 可以从一个社会组织在单位时间内向社会提供服务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 而社会贡献和影响力可以采用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主观评定的方法来确定。

4 现实社会心理问题作为治理对象

4.1 社会心态研究现状与问题

心理学介入宏观的社会治理研究和实践的首要任务是清晰把握我国的宏观社会心理状况及其变迁规律, 辨识各种现实的社会心理问题。社会心理问题涉及到个体的社会心理和群体的社会心理两个层面。

个体社会心理的内容, 如个体社会态度(如歧视、偏见)、社会认知(如刻板印象、污名知觉)、社会行为(如亲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等。个体社会心理的治理并不是社会治理的重点, 但也应在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予以必要的关注。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体组成的, 在具体实践中我们总是要面对这些个体。因此如何调整个体的社会心理, 也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举例来说, 居民的社区认同直接影响其社区参与行为和社区助人行为, 决定社区治理的状况(Yang & Xin, 2016; 辛自强, 2015), 因此, 如何改善每个居民的社区认同, 就是社区治理的重要课题。我们发现, 激活居民的“互依的”自我构念可以提升其社区认同(Xin, Yang, & Ling, 2017)。

群体社会心理的集中体现就是社会心态, 当前我们面临的各种现实社会心理问题, 首先是社会心态问题。如失落的社会情绪、失调的社会认知、失衡的社会价值观、失范的社会行为, 所有这些社会心理问题都属于社会心态的范畴。随着我国社会的急剧变迁, 社会心态变化快且复杂, 它对个体、组织、社会和制度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 作为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现, 社会心态折射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共识的变化。鉴于社会心态的巨大影响, 党和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重视社会心态的调整和培育。在2011年, “社会心态”被首次写入“十二五”规划, 强调要“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如今的“十三五”期间, 依然面临着社会心态培育的重任。

面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剧烈的变迁, 社会心态成为过去10年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一批学者对社会心态的理论、研究方法作了深入探讨(马广海, 2008; 杨宜音, 2006; 王俊秀, 2014; 周晓虹, 2014)。在实证研究方面, 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王俊秀, 杨宜音, 2013)以及一批相关的论文报告。除了对社会心态的系统调查外, 还有较多的研究者考察了社会心态的某个维度或内容, 如社会情绪(马广海, 2008; 蓝刚, 蒲瑶, 2016)、社会价值观等(Podoshen, Li, & Zhang, 2011; Zeng & Greenfield, 2015; 金盛华, 郑建君, 辛志勇, 2009)。

总结我国社会心态的研究,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学术贡献：一是确定了相对被大家认可的社会心态的理论构想, 即将社会心态区分为4个成分：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马广海, 2008; 杨宜音, 2006; 王俊秀, 2014; 周晓虹, 2014)。二是形成了社会心态测量的基本方法和工具(王俊秀, 杨宜音, 2013)。三是对我国国民社会心态的现状有了基本的描述和认识。所有这些工作都为今后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然而, 社会心态研究仍有待继续深入。社会心态作为社会变迁的动态反映, 需要不断追踪监测, 也只有基于纵向数据对比才能确定其变化趋势。例如, 2013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调查了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的信任度, 得出了“中国城市居民信任不及格”的结论(王俊秀, 杨宜音, 2013)。要判断“及格”与否, 只能根据某个外在的绝对尺度去判断, 然而这种尺度并不能被普遍认可。更必要的做法是做纵向比较, 说明我国社会信任的变迁趋势, 然而以往这种横断面数据无法推论变迁趋势。因此, 今后需要开展社会心态的持续监测, 描述其变迁趋势, 为社会治理决策提供依据。

4.2 国民心理变迁研究现状与问题

大部分学者当前对宏观社会心理的关注, 只是限于社会心态的调查和分析, 而相对忽略了对国民心理变迁趋势的考察。这种忽视主要是因为缺乏大型的追踪调查数据库, 但随着“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的引入, 这一问题部分得到研究。

横断历史的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适于考察某个心理变量历年研究结果的连续变化过程。它通过搜集某一历史时期大量的实证研究, 将历年的研究结果和年代变量建立联系, 可以描绘出心理逐年变化的趋势, 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心理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辛自强, 池丽萍, 2008a, 2008b)。这种方法最早由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Jean W. Twenge (1997)使用; 在国内, 我们课题组是这一方法最早和最系统的使用者, 目前已经用该方法进行了近20项研究(如Liu & Xin, 2014; Xin, Niu, & Chi, 2012; Xin & Xin, 2016, 2017; Xin, Zhang, & Liu, 2010; 辛自强, 张梅, 2009; 辛自强, 张梅, 何琳, 2012)。例如, 我们(辛自强, 周正, 2012)对采用Rotter人际信任量表调查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53篇研究报告(共包括24233名大学生)的横断历史的元分析表明, 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在过去的10余年间显著下降：相比1998年, 2009年时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得分从82降低至72, 下降了1.19个标准差(即效果量= 1.19,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下降)。信任反映的是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双方的人际关系状况, 大学生信任水平的下降不仅反映了信任者的心理改变, 更表明他人和社会变得不那么值得信任了。信任的下降有很多原因, 其中的核心因素是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在过去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 我们过度消耗了信任这一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Xin & Xin, 2017)。

不仅信任在衰落, 其他学者的研究揭示了老年人、职业人群等群体的心理变迁也有“恶化”趋势。两项横断历史的元分析研究表明, 老年人心理健康变迁趋势并不乐观。1995年至2011年间我国老年人孤独感水平随年代的变迁呈上升趋势(闫志民等, 2014); 1998年至2008年间我国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增加了21%, 社会文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没有改善老年人的抑郁情绪问题(李晓敏, 韩布新, 2012)。一些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工作满意度也在下降。1994年至2011年间, 中国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所下降, 尤其是焦虑症状、强迫症状突出(衣新发, 赵倩, 胡卫平, 李骏, 2014)。2003年至2013年间, 我国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整体水平呈下降趋势, 尤其是在内陆省份工作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下降更为明显(李超, 吴宇恒, 覃飙, 2016)。

横断历史元分析研究, 对心理变迁的描述不是针对个体被试的, 而是以“出生组” (birth cohort)这样的群体为单位做描述的, 它反映的恰好是“社会群体”层面的心理, 是“一代人”的心理特点, 而非个体心理。就像上面关于大学生信任的例子, 它反映的是每一代大学生对他人和社会可信性的总体判断, 属于社会心态的范畴。这种关于心理变迁趋势的结果, 难以通过少数几次的追踪调查加以确定, 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如此, 这种元分析研究可以使用“滞后相关”的统计技术, 揭示心理变量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Xin & Xin, 2016)。例如,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学生焦虑情绪与社会联结强度、社会威胁程度等社会变量的关系(Xin et al., 2010), 从而说明社会变迁如何预测心理变迁, 或者是否存在反过来的预测模式; 此外, 我们还揭示了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对信任衰落的负向预测作用(Xin & Xin, 2017)。可见, 今后有必要更多地借助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察各国民群体的心理变迁问题, 并且需要加强不同元分析结果的整合。

这种宏观的心理变迁趋势分析有助于社会心理的预测和预警, 可以为社会治理指明方向。举例来说, 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对1980年至2011年间中国人生育意愿的横断历史元分析研究(侯佳伟等, 2014), 有效刻画了中国人意愿生育数量30多年的曲线下降趋势, 以及农村居民高生育意愿正在向城市居民低生育意愿趋近的现象, 这为国家“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因为方法的限制, 人口学界之前并未获得这样的纵向变迁结果, 我们首次将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引入人口学研究, 带来了新的发现(侯佳伟, 辛自强, 黄四林, 张梅, 窦东徽, 2015)。

4.3 社会心理问题研究的其他内容和思路

对社会心态开展大规模的、系统调查可以迅速了解整体状况。相互补的另一条思路是, 就专门内容开展深入研究。例如, 可以针对社会情绪、物质主义价值观开展专题研究。

这种研究可以采取社会调查法, 也可以基于文献或档案资料的分析, 或采用网络数据挖掘技术开展研究。由乐国安教授带领的团队, 通过构建微博基本情绪词库, 结合在线文本词汇匹配技术对数百万用户的情绪进行分析, 得到了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和厌恶5种基本社会情绪, 并考察了它在1周内以及关键社会事件前后的变化过程 (董颖红, 陈浩, 赖凯声, 乐国安, 2015)。这一研究展示了网络数据挖掘对社会心态研究的重要价值。实际上, 网络世界的各种集群行为, 都是社会心态的指示器(乐国安, 薛婷, 陈浩, 2010), 值得进一步关注。

对不同历史时期特定语汇(如反映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代词)使用频率的分析, 也可以揭示价值观或其他方面社会心态的变迁(Twenge, Campbell, & Gentile, 2012; Zeng & Greenfield, 2015)。例如, Twenge等(2012)对1960年至2008年间70多万本美国图书中人称代词的使用特点进行了分析, 发现这期间第一人称复数代词(we, us)的使用减少了10%, 而第一人称单数单词(I, me)的使用增加了42%。她们认为这可以说明美国个人主义在上升, 而集体主义在下降。

综上所述, 今后对宏观社会心理的研究, 一方面可以对社会心态现状开展大规模的调查; 另一方面, 可以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网络数据挖掘、语词分析等新兴技术, 对社会心态特定方面的变迁, 或国民心理变迁过程进行深入研究。简言之, 我们既要关注当下社会心态, 也要关注纵向心理变迁, 基于这方面的大量实证研究, 才能准确把握并辨识各种现实的社会心理问题, 为社会治理和心理建设找到准确的方向。

5 社会治理的群体决策本质

5.1 从群体决策心理学的视角理解社会治理

笼统地讲, 社会治理就是一个围绕社会事务制定决策并执行决策的过程。加拿大渥太华治理研究所的三位学者(Graham, Amos, & Plumptre, 2003)认为, 社会治理是政府、社团或组织、公民相互协调做出重要决策的过程, 包括决定谁来参与这一过程以及要承担的责任。具体地说, 社会治理是这样一个过程：针对社会事务, 各行为主体或利益相关方(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公务员等)为达成某一目标, 而按照某种规则(如法律与行政规范)进行沟通、协调并做出决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 社会治理实践过程实际是一种心理活动——群体决策(group decision making)。这里之所以强调“群体”, 是因为社会治理通常是由多主体相互协调而做出的决策, 是集体活动, 而非单个人完成的个体决策。群体决策有可能集中群体成员的智慧, 做出更优化的决策。正所谓“三个臭皮匠, 赛过诸葛亮”。群体决策普遍被认为优于个体决策, 就在于决策时群体成员都期望能考虑不同来源的各种信息, 并把这些信息结合后做出更好的决策(于泳红, 汪航, 2008)。

“群体决策”的概念首先由法国数学家Borda在1781年研究群体方案排序问题时提出, 此后一段时间内主要是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开展群体决策研究, 研究围绕着虚拟稳定环境下的决策最优解和决策绩效问题进行。数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的研究假设极大地限定了人的因素, 仅将研究聚焦在个体偏好如何集结为群体决策, 忽略了决策中人们的社会互动过程及群体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孙冬青, 辛自强, 2017)。

20世纪70年代后, 社会心理学家加入了群体决策的研究队伍, 以小群体和组织中的团队为对象, 通过实验方法重点观察分析群体决策中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决策结果产生的影响。从此, 群体决策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如何集结决策个体的偏好问题上, 而是进一步从人的心理特征和互动行为等方面去探讨群体决策的心理机制及影响因素(Rosema, Jost, & Stapel, 2008)。我们可以从群体决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探讨社会治理的群体决策本质。

目前, 心理学界对群体决策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 对典型的群体决策心理现象的研究。例如, 美国心理学家Janis (1982)对美国政府高层决策的失败案例进行了分析, 这些案例包括1941年“珍珠港事件”时的美方决策、1950年发动朝鲜战争的决策、1960年入侵古巴决策、1964~1967年发动越南战争决策。通过将这些失败决策案例和两个成功决策案例(战后欧洲马歇尔计划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进行比较后, 归纳总结了群体思维(group think)的症状、前提条件和后果。所谓群体思维, 指一种群体决策时的倾向性思维方式。Janis研究发现, 高凝聚力的群体进行决策时, 成员努力获得一致意见的动机使得人们高度倾向于寻求一致, 以至于其他变通的行动路线提议受到压制, 随之而来的是群体的思维能力、分辨能力以及判断能力的下降, 最终导致决策错误。在决策过程中, 即使成员有不同意见, 他们也会自动说服自己, 不再提议新的方案, 以求得与群体的一致。此外, 决策中的群体极化、冒险转移现象等也得到广泛研究。另一方面, 研究者提出了各种群体决策过程模型, 如社会决策图式模型、信息取样模型、多层次团队决策理论等(可参考有关综述, 蒋丽, 于广涛, 李永娟, 2007; 孙冬青, 辛自强, 2017)。

国外已经对群体决策进行了大量研究, 然而国内针对社会治理的群体决策过程的实证研究几近空白。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 每天都在进行着这类群体决策活动。公共管理专家景怀斌(2011, p.49)指出, “中国政府群体决策有突出的群体思维可能性”。很显然, 学界对群体思维发生机制、前提条件、发生背景的研究, 能够帮助决策群体有效地避免群体思维的不良作用, 减少决策失误。当然, 不只是群体思维, 群体决策涉及复杂的心理活动, 心理是决策活动的天然动因和必然伴随物(景怀斌, 2011)。我们应该从群体决策心理学的视角关注我国社会治理决策可能存在的风险、发生的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 并寻求解决之道。

5.2 社会治理的群体决策研究方向

基于对文献的反思和对当前社会治理实践的思考, 我们认为对社会治理的群体决策研究可以从如下方向展开：

第一, 需要开发社会治理背景下群体决策研究的专用范式、任务和理论模型。目前对群体决策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工业与组织领域, 所采用的任务多是企业或商业任务。对于社会治理中的群体决策关注甚少。现有的理论模型, 如社会决策图式模型、信息取样模型、多层次团队决策理论虽然对我们很有启发, 但其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适用性有待考察。更为重要的是, 社会治理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文化特异性的问题, 这要求基于我国的社会治理实践, 选择提炼合适的任务, 开发专门的研究范式, 来考察社会治理中的群体决策。通过对各种社会治理任务背景下群体决策的深度研究, 有望建立更有现实解释力的群体决策模型。

第二, 要加强对社会治理中群体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在有关社会治理的文献中, 学者们虽然时常提到“决策”、“群体决策”、“科学决策”这类概念, 但几乎都是一些理论思辩, 并没有真正将群体决策的实证研究思路与社会治理背景结合起来。社会治理是由多元主体进行的群体决策活动, 主体之间的人际和群际关系, 如信任关系必然影响决策质量; 这种人际互动和决策行为还会受到各种明确的规则(如行政规范、制度条例)和潜在的规则(如组织惯例)的影响。现实的群体决策过程必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个体的认知偏差以及各种因素的干扰都可能导致群体决策偏差的出现。因此, 应该探讨各种因素作用下的群体决策过程特点。

第三, 应该关注基层社会治理, 特别是社区治理中真实的群体决策活动。西方对群体决策的研究, 虽然探讨了政府高层决策的一些成败案例, 但是很少有研究考察基层社会治理背景下的群体决策。无论国内, 还是国外, 社区都是各种社会治理主体最完备的地方, 也是最需要体现多元共治特色的场域。我们应该更多地深入社区中, 考察各主体如何围绕社区公共事务互动并做出决策, 科学评价群体决策质量(孙冬青, 辛自强, 2017)。

6 心理建设作为社会治理的路径

6.1 心理建设的研究现状

如果说社会治理要以“人”为中心, 就必然涉及到人的“心理问题”和“心理学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答自然要采取“心理建设”的路径。目前, 国内能搜索到关于“心理建设”这一主题的文献并不多, 绝大部分文献都是综述或思辨类文章。这些文献大致可以分作如下几类：

第一, 宽泛的理论思辨性文章。作者往往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社会心理问题解决等现实背景出发, 提出加强心理建设的号召, 并简单提出一些可能的思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如“论和谐社会的社会心理建设” (柳媛, 2008), “论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的和谐心理建设” (宋晓明, 2012)。虽然这些文章的作者未必是心理学的专业人员, 但是他们对社会现实有良好的敏感性, 较早认识到了心理建设的必要性。

第二, 针对特定群体心理建设的讨论性文章。作者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未必是心理学), 针对特定群体的需求, 提出心理建设的思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如“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心理建设” (张静如, 张世飞, 2007), “中国当代公务员的心理建设问题” (陈漱渝, 2008), “新时期女性的心理成长与心理建设” (葛鲁嘉, 陈若莉, 2005)。这些文章指出了特定群体的心理建设需求与大致思路, 有一定启发意义, 特别是为思考社会治理主体的心理建设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第三, 从心理健康服务的角度探讨心理建设。这里所说的心理建设, 特指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这一特定内容。例如, 黄希庭等学者的论文“关于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 (黄希庭, 郑涌, 毕重增, 陈幼贞, 2007),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心理建设的模式探索” (林敏, 王冬榕, 黄燕腾, 2010)。这些论文对于如何建设面向公众、社区人群以及学生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第四, 对于社会心理建设的理论探讨。这方面的文章是由心理学者撰写的, 旨在对“社会心理建设”、“社区心理建设”等概念进行学术思辨, 并试图推动这些概念上升为社会治理理念或进入社会治理实践。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如“从社会心态培育到社会心理建设” (王俊秀, 2015), “社区心理现状与建设思路” (辛自强, 2015), “心理建设：社区治理新方向” (辛自强, 2016)。这些文章反映了心理学界对于如何运用社会心理学方法和成果服务我国社会治理的一些严肃的理论思考。

综观上述有关心理建设的文献, 大致具有如下问题或特点：首先, 概念的内涵并不统一, 具有多义性。心理建设可以指代宏观社会心理建设、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特定人群心理能力建设等, 因此, 我们要注意概念的辨析。其次, 研究者的背景是多样的。除了心理学者外, 还包括来自政治学、党史、社会学、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学者, 这说明心理建设得到不同学科的关注, 然而目前尚缺乏真正的学科交叉, 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没有实质的观点交流, 并不相互引用。最后, 对心理建设的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些有关心理建设的文章, 大致在最近10年内发表, 尚未形成前后引证有序的知识体系, 在理论深度、概念的严密使用等方面都有不足。然而, 这些零散的文献, 有良好的启发性, 为“心理建设”这一概念的专业化、学术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若能将心理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必将会大大拓展心理学的发展空间, 更好地用心理学的学科知识服务于国家重大现实需求。

6.2 心理建设的宏观战略与微观实践问题

“心理建设”曾被孙中山作为“建国方略”之一提出。最近10年我们党和政府的一些重要文件, 也反复提到社会心态培育、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干预等概念, 这些都可以作为心理建设的一部分。然而, 目前在官方文件中, 尚没有直接使用“心理建设”的概念, 但它确实有必要上升为国家战略。学术界对心理建设的研究尚很初步, 只有一些零散的关于心理建设的理论论述, 或对特定群体开展心理建设的建议, 又或从心理健康服务的角度对心理建设的思考。目前, 只有极少数学者开始严肃地思考是否可能将心理建设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或落实为系统的社会实践(如王俊秀, 2015; 辛自强, 2015, 2016)。

鉴于“心理建设”思想的重要性, 特别是它潜在的对政策的引导价值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心理学家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一, 对“心理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这包括对心理建设的重要性、内涵、目标、可行性、策略与路径等方面的理论论证。例如, 可否这样定位我国的心理建设？即把我国的一般心理建设定位为通过相关部门的引导、制度的创新以及个体的努力, 促进个体心理、社会心理的和谐发展, 尤其是要培育客观、理性、积极、稳定、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如果把心理建设上升到国家层面, 那么它与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其他方面的建设是什么关系？这需要在理论上厘定清楚。

第二, 对特定领域心理建设思路的研究。心理建设可以作为国家宏观的治国方略, 然而, 国家层面的心理建设, 必须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特定领域, 因此, 应该提出在特定领域的心理建设思路。例如, 社会治理领域的心理建设, 这一领域又可进一步细分, 如政府机关的心理建设、基层社区心理建设, 等等。我们近期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的一个社区, 通过“影像发声法”干预居民一种特定的社区参与行为——垃圾分类行为, 让居民拍摄有关社区垃圾分类问题的照片(“影像”), 并以小组为单位讨论照片(“发声”)。结果表明, 影像发声法的干预(3次照相与讨论活动)改善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和行为意向, 增加了社区的一般参与行为、邻里互动和社区认同(曲映蓓, 辛自强, 2017)。

第三, 对特定人群心理建设的研究。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群体构成的。例如, 根据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 可以区分为城市居民、农村居民, 以及游走于城乡二结构之间的农民工群体; 根据职业类型, 区分为公务员、医生、工人、农民等不同群体; 根据社会阶层、民族等都可以区分定义人群。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 我们可以探讨治理主体、治理客体的心理建设问题。作为治理主体的公务员的社会治理能力、公民的参与意识应该作为心理建设的内容; 同时, 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各种现实社会心理问题(如群际矛盾、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解决, 特别是社会心态的培育, 这都属于对社会治理客体层面的心理建设。

第四, 心理建设的实践与评估研究。心理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干预”实践, 只不过我们不能仅仅从狭义个体的、病理层面理解“干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将“心理干预”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提出的, 这种干预既包括传统的心理健康意义上的干预, 也应该包括更广义的对社会心理问题的一般性干预, 也就是从积极意义上开展的心理建设。对个体层面的心理干预研究, 不仅要开展干预实践, 还要对实践效果做评估。而心理建设往往是由多项心理干预组成的系统项目, 对项目的实施效果也需要做评估研究。例如, 我们认为社区心理建设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辛自强, 2016), 若在某一社区开展为期一年的社区心理建设, 为此要设计系统的建设方案, 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 通过各种举措落实建设方案。社区之所以愿意“投入”, 愿意购买一个社区心理建设项目, 必然要评估建设实践本身的有效性, 确定其“投入产出比”, 评估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7 总结：社会治理心理学展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就是“制度”与“人”的关系。传统上, 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于社会治理的关注往往只限定在制度、结构等宏观层面, 即治理体系问题。然而, 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再好, 不能“落地”就会“悬空”, 不能“运转”就会“僵滞”。让制度“落地”和“运转”需要人, 需要有能力的人(徐勇, 吕楠, 2014)。人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治理主体方面, 还体现在治理对象、过程、方法等多个层面。

我们认为, 社会治理是由作为治理主体的人(公务员、公民)及其组织(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实现的对人为中心的社会事务的治理, 而社会治理本质上是多元主体的群体决策过程, 面向人的心理建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由此可见,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的问题;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 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都“内生出”大量心理学问题。对于这一观点, 分述如下。

首先, 治理的主体是人, 包括个体及其代表的组织。个体的治理能力、组织的治理效能决定了社会治理的质量。俞可平(2014)在论述国家治理能力时曾强调, 官员的素质能力是直接的影响因素。对于公民而言,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行为最为重要, 因为在我国人们普遍缺乏公民治理意识与公民精神, 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 缺乏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梁莹, 2012)。组织的治理效能既取决于其中的个体素质, 如政府组织中的官员、社会组织中的社会工作者, 也取决于良好的制度设计。这方面值得研究的心理学问题是政府官员社会治理能力、公民社会参与意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治理效能的内涵、结构、测量工具或方法及其相关因素问题。

其次, 治理的客体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事务。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人们的社会心理问题, 特别是社会心态问题本身就是社会治理要面对的内容; 不仅社会心态, 各国民群体在关键心理指标上的恶化趋势尤其值得关注。另一方面, 若从社会公共事务的角度来看, 所谓“公共”是要满足社会大多数甚至全体成员的需要和利益, 这就涉及人们的心理需求分析。只有弄清楚社会成员的需求, 才能通过社会治理过程提供合适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由此, 作为心理学工作者, 在社会心态、国民心理变迁、社会心理需求分析等方面都有大量研究工作可做。

再次, 治理的过程是多元主体的群体决策过程。如前所述, 社会治理实践过程实际是一种心理活动——群体决策。目前心理学的决策研究主要涉及个体决策和相互决策两类(辛自强, 2014a, 2014b)。前者指个体直接面对某种客观的任务情景进行决策; 后者指两人之间进行的类似游戏的决策, 这时一方的选择要以另一方的选择为条件或受其影响, 这种决策被称为“博弈”或“对策”。在这些决策和博弈任务中(如囚徒困境、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公共物品博弈), 任务情景都是极为简化的, 信息往往是给定的, 通常也不涉及特别复杂的人际互动或制度背景。这完全不同于真实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决策。在社会治理的群体决策中, 面对的任务情景往往是结构不良的, 信息条件是不确定的, 决策主体是多元的, 决策主体的心理状态是不断改变的, 存在复杂的人际互动过程, 决策过程往往持续很长时间。因此, 今后的研究需要开发针对社会治理中群体决策过程的理论模型、实验范式以及群体决策质量评估方法, 探讨群体决策的影响因素和改善方案。

最后, 治理的路径之一是心理建设, 要“由心而治”。若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的问题, 那么问题解决之道就是开展面向人的心理建设, 实现“由心而治”：把现实社会心理问题作为社会治理的对象; 把提升治理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作为改进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 把改善群体决策质量作为社会治理干预的核心内容; 依循心理学规律开展各项社会治理实践; 把心理学方法和技术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选项。对于心理建设, 可能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总体的或专项的心理建设实践方案。这些都是心理学家要解决的问题。

综上, 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就必须重视“人”的问题, 这里面涉及大量“内生的”心理学问题, 心理学家大有可为之处。然而遗憾的是, 心理学家目前还很少关注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后, 每年发表的篇名带有“社会治理”字样的文献暴增, 2013年只有300余篇, 2014年及此后的每年都超过2000篇, 但其中心理学家的声音极其微弱。我们寄望今后的研究弥补这一不足。就如同杨玉芳和郭永玉(2017, p.109)指出的, “我们应该有勇气去探索, 并在这些重大的社会进程中发出心理学的声音。”

心理学家通常习惯于实验室的微观研究, 很少思考如何将心理学与宏观的社会治理联系起来, 这大大限制了心理学的现实价值。当前心理学的发展, 必须作出“更加现实的转向”, 通过参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 确立学科自身的价值, 而我国的社会治理改革恰好是心理学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实际上, 反观目前绝大多数心理学学术论文“问题提出”的逻辑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我们总是试图在前人文献中寻找一点不足和纰漏, 然后小心翼翼地进行实验改进, 由此来论证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我们所忽略的是：比研究的累积式改进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直接研究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 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当然, 这两种问题提出的逻辑并不矛盾, 但面向现实问题的研究更能产生根本的知识进步, 更有利于建立本土知识传统, 并发挥心理学在“理解”与“改变”现实方面的作用(辛自强, 2017)。心理科学在历经百余年发展后所积累的强大理论体系、方法技术知识, 完全可以服务于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 并在对这一实践的心理学研究中产生我们自己的原创性成果。

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已经确定, 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向也已经明确。然而, 现实的社会治理水平离真正的治理理念, 离“善治”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心理学的介入将有助于更快速地跨越这段差距, 尽快实现改革的目标。我们认为, 突破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 需要“心理转向”：从心理学视角出发, 提升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或心理素质, 做出合理的群体决策, 解决现实中的社会心理问题, 通过心理建设的路径实现社会治理。心理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 将可能最终建立“社会治理心理学”的理论体系, 实现“由心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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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issues inside social governance

XIN Ziqia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In recent years, some psychologist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psychological issues in social governance. To correctly identify these research issues and problems, we should realize that the core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human being, on the ba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essence of social governance. Concretely, the subject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human beings such as civil servants, social workers and citizens; the object of the governance is social affairs related to human beings; the process of the governance is the activity of group decision making carried out by multiple subjects; and one pathway to good governance is mind construction. Therefor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innate issues inside social governance, including the governance competences of various subjects, realistic social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s the object of governance,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group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strategies and solutions of mind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these issues would produce an original framework of “social governance psycholog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good governance based on mind”.

soci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competency; social mentality; group decision making; mind construction

10.3724/SP.J.1042.2018.00001

B849: C91

辛自强,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院长、心理学学科带头人、经济学院“行为经济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他从事社会心理(如心理变迁、社区心理)和经济心理(如市场化与信任关系)研究,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5项、省部级等其他课题10余项, 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SSCI论文30多篇); 出版《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心理学研究方法》等专著教材7部, 其中3部获省部级奖励、1部入选国家级教材; 目前担任《心理技术与应用》杂志主编,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杂志编委。

2017-09-12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ZD057)“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心理建设研究”。

辛自强, E-mail: xinziqiang@sohu.com

·主编特邀(Editor-In-Chief Invited)·

编者按：近年来, 基于宏观经济社会背景的心理学研究正日渐为学界所瞩目。辛自强教授秉持“理解并改变现实”的心理学研究思路, 一方面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各群体的心理变迁趋势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另一方面试图将心理学知识用于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实践。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为心理学家提出了大量课题, 然而对如何提炼“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却是见仁见智。本刊特邀请辛自强教授撰写该文, 文章提出要从社会治理的心理本质出发, 研究社会治理的“内生”心理学问题：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问题, 作为治理对象的现实社会心理问题, 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决策问题, 以及“善治”所需的心理建设战略和实践方案问题。文章呼吁更多同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以建立“社会治理心理学”的理论体系, 实现“由心而治”。辛自强在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中国社会科学》、《心理学报》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被引用超过5000次, 有良好的学术问题敏锐度和影响力。

(本文责任编辑：杨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