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小华 刘振亮 王祥坤 沐守宽



幸福悖论及其最新解释

晏小华1刘振亮2王祥坤1沐守宽1

(1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漳州 363000)(2南京大学心理学系, 南京 210023)

横断研究认为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长时时间序列(通常指10年及以上)研究认为二者无关, 这种矛盾的结论即构成了幸福悖论。传统上解释幸福悖论主要从理论着手, 如定点理论、适应理论、相对效用理论等。近年来, 学者们开始从“忽略变量”的角度解释, 文章分别介绍了收入不平等、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婚姻状态五种忽略变量。忽略变量对幸福感的消极效应抵消了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 导致了幸福悖论现象的发生。

幸福悖论; 幸福感; 收入; 忽略变量

1 引言

1.1 什么是幸福悖论

幸福经济学之父、著名南加州大学教授、经济学家Easterlin (1974)对美国、日本、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收入和幸福感关系进行了横断比较研究, 并对美国的收入和幸福感关系进行了时间序列研究, 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幸福经济学。当前幸福经济学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是：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问题、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问题(Clark, Frijters, & Shields, 2008)。对收入和幸福感关系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形成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令人困惑的社会科学结论之一(Oishi & Kesebir, 2015)——幸福悖论(happiness- income paradox)。幸福悖论指的是, 从横断研究来看, 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即富裕的国家(的居民)普遍比贫穷的国家(的居民)更幸福(Easterlin & Angelescu, 2007; Frey & Stutzer, 2002; Veenhoven, 1989), 富人普遍比穷人更幸福(Easterlin, 1974; Frey & Stutzer, 2002; Stevenson & Wolfers, 2008); 从时间序列(通常指10年及以上)来看, 二者无关, 即一个国家(或社会)收入增长的同时, 居民幸福感并不会随之增长(Easterlin, McVey, Switek, Sawangfa, & Zweig, 2010)。这种横断研究和时间序列研究结论上的不一致又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或幸福—收入之谜。

1.2 幸福悖论的演变

Easterlin (1974)提出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模式之后, 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不同成果相继问世, 推动了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幸福悖论的横断研究结论和时间序列研究结论也在此基础上日趋成熟(见表1)。

1.3 争议

幸福悖论自提出至今, 争议不断。目前, 对于横断结论, 即富裕的国家(的居民)普遍比贫穷的国家(的居民)幸福, 富人普遍比穷人幸福, 学者们均予以一致认同。但是对于时间序列结论, 即长期来看(通常指10年及以上)收入和幸福感无关, 以及收入对幸福感的效应是否存在饱和点仍然存在严重分歧。

1.3.1 时间序列研究结论

一些学者认为, 收入和幸福感无关, 国民幸福感不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上升。例如, 尽管1958~1987年日本人均GDP增长了5倍, 但日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上升(Easterlin, 1995); 美国在上世纪最后25年收入在增长, 但幸福感是下降的, 英国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幸福感则大约持平(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中国在20年间人均GDP增长了4倍, 但中国人的幸福感没有上升(Easterlin, 2015)。法国在12年内人均GDP增长超过1倍, 但法国人的幸福感没有变化(Ma & Zhang, 2014), 该研究还指出大部分西欧国家都如同法国, 有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和幸福感甚至表现出负相关, 比如比利时。另外, 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智利、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俄罗斯等东欧转型国家, 阿根廷、巴拉圭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分析均表明, 长期来看(通常指10年及以上), 收入增长的同时幸福感没有上升(Easterlin et al., 2010)。Easterlin (2016)对美国的研究将时序研究的时间跨度增加到近70年(1946~2014), 发现尽管美国人均GDP增长了两倍, 但美国人幸福感几乎持平甚至稍有下降。

表1 幸福悖论演变的几个主要节点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人均GDP增长的同时幸福感随之上升。最早对收入和幸福感时序关系无关表示质疑的是世界幸福感数据库创始人Veenhoven, 他对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进行了研究并指出, 二战结束后欧洲经济和幸福感同步上升(Veenhoven, 1989)。这之后, Veenhoven又通过增加时间序列长度、增加样本量、合并不同收入等级的国家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结论(Hagerty & Veenhoven, 2003)。随后, Stevenson和Wolfers (2008)在超大样本容量的基础上研究得出“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的结论。Hagerty和Veenhoven (2003)以及Stevenson和Wolfers (2008)的研究分别遭到了Easterlin的批评, 他认为数据的混用及时间序列跨度短(Easterlin, 2005)、统计问题及混淆收入和幸福感的长短期关系(Easterlin et al., 2010)是得出正相关结论的原因。对于混淆长短期效应, Stevenson和Wolfers (2008)的研究不是孤例：Sacks, Stevenson和Wolfers (2012)研究认为, 所研究样本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在最近几十年都有增加; Diener, Tay和Oishi (2013)研究认为, 整个研究期间内收入增长幸福感随之增长。Easterlin (2015)指出, Sacks等人只研究了经济的恢复期, 没有包括衰退期, 因此只是观察到了短期效应, 而Diener等人的研究时间跨度为2005~2011年, 仅仅6年, 实际上也是一个短期关系的结论。

除了使用实证研究对时序结论提出质疑, 反对学者还从逻辑关系上进行了辩论。“如果收入和幸福感的横断关系为正, 那么时间序列认为无关就是错误的——高收入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 伴随着人均GDP的上升, 必定是经历过幸福感的上升的” (Arrow & Dasgupta, 2009; Bok, 2010)。这样的观点, 似乎阐述了收入和幸福感之间存在一种明确的因果关系, 即收入增加使幸福感上升, 这忽视了其他变量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Easterlin, 2015)。Easterlin认为, 横断关系和时间序列关系的矛盾之处正是所谓悖论的实质, 用横断结论来否定时间序列结论无疑是没有领会悖论的本意(Easterlin & Angelescu, 2009; Easterlin, 2015)。

1.3.2 收入对幸福感的效应是否存在饱和点

一些学者认为, 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是曲线型的, 当收入增长到一定量时, 继续增长的收入对幸福感的效应会变得很小, 即存在饱和点(见图1)。此观点认为,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 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Diener, Diener, & Diener, 1995; Hagerty & Veenhoven, 2003); 而发达国家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 幸福感水平就处于曲线的拐点右侧了(平滑处) (Clark et al., 2008), 高收入伴随着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Ma & Zhang, 2014)。有学者对饱和点的位置进行了研究：Layard (2005)认为饱和点的位置在20000美元; di Tella和MacCulloch (2008)认为, 当人们的收入在8000~ 25000美元之间时, 他们就会完全适应进一步的收入增长, 李静和郭永玉(2010)则认为, 这个饱和点与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的消费水平有关, 并指出中等收入是幸福的基础或必要条件。

图1 收入和幸福感的曲线型关系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是直线型的, 即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收入增长对贫富不同的国家带来的效应是一样的, 不存在饱和点(见图2)。Deaton (2008)对132个国家进行分析后认为, 生活满意度和人均GDP有很强的相关, 这种效应在各国均存在, 在发达国家这种效应甚至稍微更强一些, 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横断研究; Diener等(2013)将人均收入10000美元作为贫富标准, 分别考察了两组国家收入和幸福感关系的强弱, 结果发现收入增长对贫富两组国家的幸福感具有同样的效应, 二者之间是直线型并非曲线型关系, 富裕的国家斜率甚至大于贫穷的国家, 这跟Deaton的研究结果一致。支持收入对幸福感的效应不存在饱和点的研究还有Sacks等 (2012)、Stevenson和Wolfers (2008, 2013)以及Lien, Hu和Liu (2017)的研究。

图2 收入和幸福感的直线型关系

对于是否存在饱和点, 迄今还没有得出一致结论。Easterlin在这个问题上, 对横断研究和时间序列研究看法不同。Easterlin否认收入和幸福感的时间序列关系为正, 他只认可横断研究中存在饱和点效应, 对于时间序列的“当一国人均GDP低的时候, 收入增长带来幸福感的大幅上升, 当人均GDP增长到一定阶段后, 收入对幸福感的效应就变得很小或几乎没有”的观点, Easterlin予以否认并认为中国收入增长但幸福感不增长的现象很好的反驳了这种观点(Easterlin, Morgan, Switek, & Wang, 2012), 并指出不能将横断的曲线结论推广到时间序列中去(Easterlin, 2005; Easterlin et al., 2010)。

2 解释幸福悖论

相对于早期的对和错之争, 近年来学者们对幸福悖论的研究角度已有所不同。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认为, 仅从双变量相关分析来看, 幸福悖论的支持方和反对方都是对的。从研究方式来看, 研究方法、数据选择、幸福感问题设计的方式导致争论双方时间序列关系不一致(Graham, Chattopadhyay, & Picon, 2010)。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 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长期关系是稳健正相关的, 但回归分析得到的相关程度非常小(Beja, 2014, 2015)。当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仅仅只依赖财富, 不足以在所有情境下都获得幸福(Borrero, Escobar, Cortés, & Maya, 2013)。因此, 从“忽略变量” (omitted variables)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来看, 不同国家收入不平等、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的不同水平以及离婚率的高低会带来不同的时间序列结果。早期对幸福悖论的解释主要从定点理论、适应理论、相对效用理论等理论着手, 当前研究者们对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变量的研究, 构成了对幸福悖论的最新解释。

2.1 解释理论

相对效用理论认为人们的幸福感取决于相对收入, 幸福取决于与他人的收入或者自己过去的收入相比较的结果(Hagerty & Veenhoven, 2003)。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没有改变人们的相对位置, 因此不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 指出了社会比较的消极效应。定点理论认为人们的幸福度由基因或是遗传决定, 很少受到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他因素的影响(Lykken & Tellegen, 1996), 这种解释意味着某些种族或个体天生就具有更高水平的幸福度。适应理论认为, 短期内收入增长会使幸福感上升, 但是对比和习惯使人们产生了适应, 随后幸福感逐渐回落(Brickman, Coates, & Janoff-Bulman, 1978), 因此额外的收入只能暂时提高人的幸福感。欲望理论认为, 收入增长的同时人的物质欲望也在增长, 增长的欲望削弱了收入增长对幸福感的效应(Easterlin, 2001)。适应理论和欲望理论表明人们为了追求幸福, 必须不断地追求更高的收入, 但终究将处于“快乐水车”上, 无法提高幸福感。位置跑步机(positional treadmill)效应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 收入增长过程中的竞争是一种零和游戏, 仅仅导致个人相对位置的调整, 成功者得到的被失败者失去的抵消, 总的幸福感并不会增加(Binswanger, 2006; Grolleau, Galochkin, & Sutan, 2012)。

幸福悖论的传统解释旨在指向人的被动并暗示了幸福悖论无法破解, 所有意在提升幸福感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终将失败, 追求幸福只是一种理想。然而, 当前对忽略变量的研究, 从收入之外其他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寻找原因, 破解了幸福悖论的魔咒, 使得人们对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从忽略变量的角度解释幸福悖论, 并不意味着对传统解释理论的否定。例如, 研究表明, 社会比较造成的不满会使幸福感显著降低, 适应也确实会使上升的幸福感在经历时间的洗礼后下降(Melzer & Muffels, 2017)。

2.2 忽略变量

收入不是幸福感的唯一决定因素, 它只能预测幸福感变异的一小部分(di Tella & MacCulloch, 2008), 研究表明, 除了收入, 幸福感还跟国家的社会、文化特征有关(Diener et al., 1995), 一旦个体脱离了贫困线, 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就不是收入而是朋友和美满的家庭生活(Lane, 2000)。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 如果非收入因素与收入因素反方向变化, 那么当收入增加时, 非收入因素的下降带来的消极效应就会抵消收入增长带来的积极效应, 使得效用水平保持不变甚至下降(Diener et al., 2013)。幸福悖论早期的研究是基于简单的双变量相关研究, 第三变量如收入不平等、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则很少考虑。这就导致当时间序列结论出现不同时, 无法对其进行解释, 进而产生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或无关之争。幸福经济学发展至今, 学者们对幸福感决定因素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收入的研究上, 对其他变量的研究可以对幸福悖论做出部分解释。

2.2.1 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作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一直是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策制定者研究的热点。一些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和幸福感无关(Michoń, 2013; Zagorski, Evans, Kelley, & Piotrowska, 2014), 另一些研究发现二者负相关, 即收入不平等的水平越高, 个体倾向于报告越低的幸福感(Oishi, Kesebir, & Diener, 2011; Okulicz- Kozaryn & Mazelis, 2017), 这种不一致被认为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即基尼系数的大小有关(Wang, Pan, & Luo, 2015)。Bartolini, Bilancini和Pugno (2013)指出, 如果考虑到美国人近几十年收入分配的变化(收入不平等上升), 幸福悖论就变得没有那么矛盾。此后, Oishi和Kesebir (2015)将收入不平等作为收入和幸福感关系的调节变量, 研究指出, 当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上升频繁地一致出现时, 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就会被收入不平等的消极效应抵消, 表现为经济增长, 幸福感不增长。经济增长而幸福感不增长的现象在收入不平等较大的国家更容易出现。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些经济增速令世界瞩目的国家, 均存在收入不平等较大的困扰, 也的确没有逃脱幸福悖论的魔咒。收入不平等导致幸福贬值, 这和早期的相对效用理论有共同之处, 体现了社会比较对幸福感的影响。

2.2.2 受教育水平

一些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幸福感正相关(Yakovlev & Leguizamon, 2012), 教育使人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作回报(Albert & Davia, 2005)。另一些研究发现二者负相关或无关(Clark & Oswald, 1996; Layard, 2006)。教育对幸福感的副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更高的、更难实现的职业期望, 这种工作上的压力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 随着受教育水平上升, 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这种收入上的不平等对幸福感产生了消极效应(Clark & Oswald, 1996)。研究发现, 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在成年早期会体验到与预期更多的不匹配(Ferrante, 2017)。Graham, Zhou和Zhang (2017)研究指出, 在中国城市, 受过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报告抑郁, 而在中国农村,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 也不太可能报告不佳的精神状况。Castriota (2006)从另一个角度发现, 受教育水平越高, 绝对收入水平和幸福感的相关就越低。较高的收入使每个人都更幸福, 但是其他事情都同等的情况下, 增加的收入的边际效用对低受教育水平的人更高。也就是说, 对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来说, 收入增长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更低。二战后全球经济复苏, 教育也获得了相应发展, 发达国家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 发展中国家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这可以部分地为幸福悖论做出解释。

2.2.3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是幸福感的重要决定因素(Bartolini, Bilancini, & Pugno, 2007), 社会资本下降是幸福感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Bartolini, Bilancini, & Sarracino, 2013)。研究发现, 短期来看, 收入是预测幸福感的有力因素, 但长期来看, 社会资本才是幸福感趋势的唯一预测因素(Bartolini & Sarracino, 2014), 这与幸福悖论关于“短期来看, 收入和幸福感正相关, 而长期来看, 二者无关”的论点不谋而合。Pugno (2009)指出：经济增长对幸福感产生了积极效应, 但经济增长同时导致了社会竞争、人际关系的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与其他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相比能够享受更多的幸福感, 但却不能进一步大幅提升幸福感的原因。他同时指出, 社会资本下降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幸福悖论现象的一个解释因素。Bartolini等(2007)对美国的研究指出, 如果美国的社会资本保持在1975年的水平, 那么美国人的幸福感就会上升而不是实际表现出来的下降。

2.2.4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作为影响幸福感的一种文化因素(Triandis, 1989; Joshanloo & Jarden, 2016)具有如下特点：在个人主义社会中, 人们把个体看作基本单元, 为个人目标和愿望奋斗, 这使个体有更大的自由追求个人目标并在更大程度上追求幸福; 在集体主义社会中, 人们把群体看得更重要并致力于实现群体目标, 这使个体获得更大的社会支持并借以提高幸福感(Diener et al., 1995)。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仅直接影响幸福感, 还能间接影响幸福感, 一个民族的智慧水平是它的国民生活满意度的一个强健的积极预测因素, 在越个人主义的文化里, 这种关系越显著(Stolarski, Jasielska, & Zajenkowski, 2015); 高程度的集体主义会降低平均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Opfinger, 2016)。研究表明, 在集体主义国家里, 周围的关系模式导致集体主义对幸福感才是有益的(Spasovski, 2013), 东亚(如中国、韩国、日本)文化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抑制了人们的幸福感(Ogihara & Uchida, 2014)。Opfinger (2016)研究指出, 收入和幸福感在东欧、中东、北非以及拉丁美洲呈强正相关, 在西欧和亚洲二者关系不显著, 在北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二者呈负相关, 集体主义程度或许可以为这种地区差异做出部分解释。

2.2.5 婚姻状态

研究表明, 婚姻使人有更好的机会从持久的亲密关系中获益, 忍受更少孤独、避免压力(Stutzer & Frey, 2006), 离婚作为一种负性生活事件, 会降低幸福感(Rukumnuaykit, 2016)。di Tella和MacCulloch (2008)研究指出, 法国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离婚率的上升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成本相当于10个点的人均GDP。Angeles (2011)认为, 经济增长的同时幸福感停滞不前并不构成悖论, 因为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 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没有变, 它只是被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的变化抵消了, 尤其是离婚的盛行。这个研究与其看成是对幸福悖论的反驳, 不如说是对它的解释。中国(Xu, Qiu, & Li, 2016)、美国(Kennedy & Ruggles, 2014)、印度(Dommaraju, 2016)、中东和北非的大部分国家(Fereidouni, 2016)离婚率都在上升, 自上世纪70年代早期,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经历了离婚的上升(Toulemon, 2016)。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 家庭的稳定和完整带给人安定感和归属感。家庭生活是个体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之一(Easterlin, 2006),离婚意味着可以从配偶那里得到的爱、承诺、支持的丧失。普遍攀升的离婚趋势, 是不可忽视的幸福悖论解释原因。

研究者们将收入不平等、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婚姻状态作为收入和幸福感关系的第三变量进行研究, 并据此为幸福悖论做出了解释。这些研究基本上肯定了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 也就是说, 收入增长是可以促进幸福感上升的, 只不过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被其他因素的消极效应抵消了, 最终呈现出收入增长幸福感却停滞不前的表象。上述研究结果对于破解幸福悖论具有深刻意义, 但需注意的是, 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样, 不同国家的幸福悖论应有不同的解决之道。Mikucka, Sarracino和Dubrow (2017)对包括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46个国家的研究发现, 增加社会信任可以使收入增长和幸福感上升和谐共存, 但是在发达国家,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增加社会信任的同时降低收入不平等。因此, 破解幸福悖论应考虑国家差异。另外, 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也不同(Bhuiyan & Szulga, 2017), 同一个国家的幸福悖论成因不是一成不变的, 用动态的眼光看问题很重要。

3 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以时间为线索, 探讨了幸福悖论的提出、发展历程及成因。幸福悖论自1974年提出以来, 便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 成为热门话题。该领域的研究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导向, 具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未来研究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3.1 引入更多“忽略变量”

上述“忽略变量”是否能够对幸福悖论做出科学解释, 需进一步验证。其他对幸福感具有消极效应的因素如失业(Lawless & Lucas, 2011)、通货膨胀(di Tella, MacCulloch, & Oswald, 2001)、上班通勤时间(Nie & Sousa-Poza, 2016)、物质主义(李静, 郭永玉, 2008)等是否能够对幸福悖论做出解释, 它们在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也值得进一步研究。至于工作时长这样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与幸福感负相关的变量(di Tella &MacCulloch, 2008), 更值得关注。

3.2 增加时间序列长度

幸福悖论的长时时间序列通常指10年及以上, 目前最长的时间序列研究是一项对美国的接近70年(1946~2014)的研究(Easterlin, 2016)。幸福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Dyrdal, Røysamb, Nes, & Vittersø, 2011), 10年或者70年足以监测到幸福感的变化吗？正如Easterlin (2015)所说, 为了确定长期趋势, 应该致力于分析可以获得的尽可能长的时段, 越长越好。未来可以选取更长的时段对幸福悖论进行验证。

3.3 建立统一的幸福感测评工具

首先, 由于调查背景的变化, 幸福感问题的顺序, 应答倾向, 量表级数等原因, 幸福感得分可能会有偏差, 调查得到的幸福感变化是幸福感本身的变化还是随机误差不得而知。其次, 不同调查(如GSS、WVS、GWPS)收集到的幸福感数据, 存在一个可比性的问题, 比如非综合社会调查的幸福感数据比综合社会调查的幸福感数据得分低, 综合使用这两种数据, 会使幸福感呈现上升的趋势(Easterlin, 2005)。再次, 研究者们将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幸福感(Well-being)、幸福(Happiness)等同使用(Easterlin, 2005; Easterlin et al., 2010), 而Diener, Kahneman, Tov和Arora (2010)认为, 幸福感包括对生活的综合判断和即刻的情感体验, 收入和对生活的综合判断(生活满意度)正相关, 但和即刻的情感体验无关; 对泰国的研究发现, 收入对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但对幸福有显著影响(Rukumnuaykit, 2016)。这表明, 将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幸福感、幸福的概念等同使用所得的研究结论是否可靠, 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 著名美国心理学家、盖勒普机构高级科学家、从事幸福感研究30余年的学者Diener, E.D.呼吁各国创建与经济账户及其他社会指标并行的国民主观幸福感账户。Diener的呼吁得到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日本自2010年开始定期收集个人幸福感数据, 英国自2010年开始评估主观幸福感并将其作为制定政策时考虑的依据。亚洲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不丹已经使用国民幸福总值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去度量其国家的发展水平(田国强, 杨立岩, 2006)。建立国民主观幸福感账户, 可以保障未来幸福感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使研究数据更加可靠, 这对幸福感的研究将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3.4 优化收入指标的测度

Fischer (2008)研究发现, 当使用家庭收入(household income)、男性收入(male income)和平均工资(average wages)三个指标的时候, 幸福悖论就消失了。Diener对人均GDP和家庭平均收入(mean household income)进行了对比研究, 发现人均GDP的变化对幸福感的效应比家庭平均收入小(Diener et al., 2013)。这说明人均GDP至少跟家庭平均收入相比并不是预测幸福感的一个理想指标。既然如此, 为什么人们仍然使用人均GDP作为收入的测量指标？因为人均GDP在计算上简单方便, 且全世界都在使用这个指标, 使用的广泛性使之有利于研究, 因此尽管存在缺点, 仍然被广泛使用(McGillivray & Clarke, 2006)。未来可以发展一种新的收入测量指标, 使之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幸福感。

致谢：感谢编委与外审专家对本文提出宝贵的意见; 感谢李文老师对本文英文校对给予大力的支持。

李静, 郭永玉. (2008). 物质主义及其相关研究.(4), 637–643.

李静, 郭永玉. (2010). 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7), 1073–1080.

田国强, 杨立岩. (2006). 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11),4–15.

Albert, C., & Davia, M. A. (2005)..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Epunet-2005 Conference, Colchester, UK.

Angeles, L. (2011). A closer look at the Easterlin paradox.(1), 67–73.

Arrow, K. J., & Dasgupta, P. S. (2009).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conspicuous leisure.(541), F497–F516.

Bartolini, S., Bilancini, E., & Pugno, M. (2007)..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Sien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513

Bartolini, S., Bilancini, E., & Pugno, M. (2013). Did the decline in social connections depress Americans’ happiness?(3), 1033–1059.

Bartolini, S., Bilancini, E., & Sarracino, F. (2013). Predictingthe trend of well-being in Germany: How much do comparisons,adaptation and sociability matter?(2), 169–191.

Bartolini, S., & Sarracino, F. (2014). Happy for how long? How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relate to happiness over time., 242–256.

Beja, E. L., Jr. (2014). Income growth and happiness: Reassessment of the Easterlin Paradox.(4),329–346.

Beja, E. L., Jr. (2015). Empirics on the long 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happiness.,(1), 3–17.

Bhuiyan, M. F., & Szulga, R. S. (2017). Extreme bound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cro determinants of life satisfaction.(14), 1351–1378.

Binswanger, M. (2006). Why does income growth fail to make us happier? Searching for the treadmills behind the paradox of happiness.(2), 366–381.

Blanchflower, D. G., & Oswald, A. J. (2004).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7–8),1359–1386.

Bok, D. (201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rrero, S., Escobar, A. B., Cortés, A. M., & Maya, L. C. (2013). Poor and distressed, but happy: Situational and cultural moderator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alth and happiness.(126), 2–11.

Brickman, P., Coates, D., & Janoff-Bulman, R. (1978). Lottery winners and accident victims: Is happiness relative?(8), 917–927.

Castriota, S. (2006).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IS Working Paper No. 246

Clark, A. E., Frijters, P., & Shields, M. A. (2008).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1),95–144.

Clark, A. E., & Oswald, A. J. (1996).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3), 359–381.

Deaton, A. (2008). Income, health, and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the Gallup World Poll.,(2),53–72.

di Tella, R., & MacCulloch, R. (2008).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s an answer to the Easterlin Paradox?(1),22–42.

di Tella, R., MacCulloch, R. J., & Oswald, A. J. (2001). 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1), 335–341.

Diener, E., Diener, M., & Diener, C. (1995). Factors predi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5),851–864.

Diener, E., Kahneman, D., Tov, W., & Arora, R. (2010). Income’s association with judgments of life versus feelings. In E. Diener, D. Kahneman, & J. Helliwell (Eds.),(Chap. 1, pp. 3–1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iener, E., Tay, L., & Oishi, S. (2013). Rising income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2), 267–276.

Dommaraju, P. (2016). Divorce and separation in India.(2), 195–223.

Dyrdal, G. M., Røysamb, E., Nes, R. B., & Vittersø, J. (2011). Can a happy relationship predict a happy life?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maternal well-being during the life transition of pregnancy, infancy, and toddlerhood.(6), 947–962.

Easterlin, R.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 A. David & M. W. Reder (Eds.),(pp. 89–12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Easterlin, R. A. (1995).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1),35–47.

Easterlin, R. A. (2001).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473), 465–484.

Easterlin, R. A. (2005). Feeding the illusion of growth and happiness: A reply to Hagerty and Veenhoven.(3), 429–443.

Easterlin, R. A. (2006). Life cycle happiness and its sources.(4), 463–482.

Easterlin, R. A. (2015). Happiness and economic growth–The evidence. InW. Glatzer, L. Camfield, V. Møller, & M. Rojas (Eds),(pp. 283–299). Dordrecht: Springer.

Easterlin, R. A. (2016).Paper presented at the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9676

Easterlin, R. A., & Angelescu, L. (2009)..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4060

Easterlin, R. A., & Angelescu, L. (2007). Modern economic growth and quality of life: Cross-sectional and time series evidence. In K. Land, A. Michalos, & M. Sirgy (Eds),(pp. 113–136). Dordrecht: Springer.

Easterlin, R. A., McVey, L. A., Switek, M., Sawangfa, O., & Zweig, J. S. (2010).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52), 22463–22468.

Easterlin, R. A., Morgan, R., Switek, M., & Wang, F. (2012).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25), 9775–9780.

Fereidouni, H. G. (2016)..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opics in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Economies,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Ferrante, F. (2017). Great expectation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educational choices.(2), 745–767.

Fischer, C. S. (2008). What wealth-happiness paradox? A short note on the American case.219–226.

Frey, B. S., & Stutzer, A. (2002).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402–435.

Graham, C., Chattopadhyay, S., & Picon, M. (2010). The Easterlin and other paradoxes: Why both sides of the debate may be correct. In E. Diener, D. Kahneman, & J. Helliwell (Eds.),(pp. 247–29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ham, C., Zhou, S., & Zhang, J. (2017). Happiness and health in China: The paradox of progress.231–244.

Grolleau, G., Galochkin, I., & Sutan, A. (2012). Escaping the zero-sum game of positional races.(4), 464–479.

Hagerty, M. R., & Veenhoven, R. (2003). Wealth and happiness revisited–growing national income does go with greater happiness.(1), 1–27.

Joshanloo, M., & Jarden, A. (2016). Individualism as the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donism and happiness: A study in 19 nations., 149–152.

Kennedy, S., & Ruggles, S. (2014). Breaking up is hard to count: The rise of div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0–2010.(2), 587–598.

Lane, R. E. (20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awless, N. M., & Lucas, R. E. (2011). Predictors of regional well-being: A county level analysis.(3), 341–357.

Layard, R. (2005).. New York: Penguin Press.

Layard, R. (2006). Happiness and public policy: A challenge to the profession.(510), C24–C33.

Lien, D., Hu, Y., & Liu, L. (2017).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come: A re–examination of satiation using the regression kink model with an unknown threshold.(2), 463–469.

Lykken, D., & Tellegen, A. (1996). Happiness is a stochastic phenomenon.(3), 186–189.

Ma, Y. Z., & Zhang, Y. (2014). Resolution of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2), 705–721.

McGillivray, M., & Clarke, M. (2006). Human well-being: Concepts and measures. In M. McGillivray & M. Clarke (Eds.),(pp. 3–15).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Melzer, S. M., & Muffels, R. J. (2017). Migrants’ pursuit of happiness: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adaptation, social comparis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subjective well– being on the basis of German panel data for 1990–2014.(2), 190–215.

Michoń, P. (2013). Income inequalities in the Polish subreg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well-being of inhabitants..(4), 29–40.

Mikucka, M., Sarracino, F., & Dubrow, J. K. (2017). When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life satisfaction?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roles of social trust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46 countries, 1981–2012.,, 447– 459.

Nie, P., & Sousa-Poza, A. (2016). Commute time and subjectivewell-being in urban China.In press.

Ogihara, Y., & Uchida, Y. (2014). Does individualism bring happiness? Negative effects of individualism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happiness., 135.

Oishi, S., & Kesebir, S. (2015). Income inequality explains why economic growth does not always translate to an increase in happiness.(10), 1630–1638.

Oishi, S., Kesebir, S., & Diener, E. (2011). 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9), 1095–1100.

Okulicz-Kozaryn, A., & Mazelis, J. M. (2017). More unequal in income, more unequal in wellbeing.(3), 953–975.

Opfinger, M. (2016). The Easterlin paradox worldwide.(2), 85–88.

Pugno, M. (2009).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 capital: An integrated explanation.(4), 590–600.

Rukumnuaykit, P. (2016). Does income matter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ailand microdata.(2), 179–193.

Sacks, D. W., Stevenson, B., & Wolfers, J. (2012). The new stylized facts about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6), 1181–1187.

Spasovski, O. (2013). The relation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life goals, and collectivism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ase in Macedonia. In H. Knoop & A. Delle Fave (Eds.),(pp. 71–81). Dordrecht: Springer.

Stevenson, B., & Wolfers, J. (2008). 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 1–87.

Stevenson, B., & Wolfers, J. (2013).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come: Is there any evidence of satiation?(3), 598–604.

Stolarski, M., Jasielska, D., & Zajenkowski, M. (2015). Are all smart nations happier? Country aggregate IQ predicts happiness, but the relationship is moderated by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153–158.

Stutzer, A., & Frey, B. S. (2006). Does marriage make people happy, or do happy people get married?(2), 326–347.

Toulemon, L. (2016). Fifty years of family change in Europe: diversifying partnerships. In D. Mortelmans, K. Matthijs, E. Alofs, & B. Segaert (Eds.),pp. 25–48).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Triandis, H. C. (1989). The self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3), 506–520.

Veenhoven, R. (1989). National wealth and individual happiness. In K. G. Grunert & F. Ölander (Eds),(pp. 9–32). Dordrecht: Springer.

Wang, P., Pan, J., & Luo, Z. (2015).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individual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China.(2), 413–435.

Xu, Q., Qiu, Z., & Li, J. (2016). Is the “seven-year itch” real?—a study on the changing divorce pattern in Chinese marriages., 17.

Yakovlev, P., & Leguizamon, S. (2012). Ignorance is not bliss: On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subjective well-being.(6), 806–815.

Zagorski, K., Evans, M. D. R., Kelley, J., & Piotrowska, K. (2014). Does national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 individuals’ quality of life in Europe? Inequality, happiness, finances, and health.(3), 1089–1110.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and the latest explanation

YAN Xiaohua1; LIU Zhenliang2; WANG Xiangkun1; MU Shoukuan1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The cross-sectional studies show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happiness whereas the long-term series studies—usually a period of 10 years or more—show there is a ni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hich is the so-called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Previous studies usually explain the happiness- income parado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such as Set-Point Theory, Adaptation Theory, or Relative Utility Theory. Recently, researchers have paid much concern to the omitted variables. Five types of omitted variables, including income inequality, education, social capital,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marital status, ar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to interpret the phenomen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omitted variables on happiness offse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come, which leads to an occurrence of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happiness; income; omitted variables

2017-01-11

沐守宽, E-mail: msk1967@163.com

10.3724/SP.J.1042.2018.00180

B849:C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