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喆

摘 要：青铜时代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位于西辽河流域，其聚落数量的陡增和文化上展现的多元结构体系，都体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强盛。陶鬲、甗等器物的大量出现改变了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西辽河地区史前文化传统，同时，作为舶来品的海贝也开始大量在西辽河地区出现，这些都应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盛有关。众所周知，海贝在商周时期用来当作货币，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海贝也应有类似作用。本文就此问题结合随葬海贝的墓葬进行分析说明。

关键词：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海贝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2-0022-04

一

关于海贝的用途，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作为原始货币使用的。《说文》中对贝的解释是：“象形，古者货贝而宝龟……”另外，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常见“赐贝多少朋”之说，如商晚期小臣邑斝铭文：“癸巳，王赐小臣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隹王六祀，肜日，在四月。亚 。”（《集成》）铭文大意为，某商王六年四月癸巳日在进行肜祭的时候，赏赐给了叫邑的小臣十朋贝，邑用其为他庙号为癸的母亲做了件铜器。作为王的赏赐品，贝在青铜器铭文中有较多的记载，臣属常用王赏赐的贝去换取祭祀之用的铜器。到了西周时期，贝的价值尺度更为明确，西周铜器卫盉记载了西周时期贵族之间交易的情况，其铭文如下：“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才八十朋，厥贮其舍田十田。”大意为，矩伯要用八十朋或者十田，来交换裘卫的一块瑾璋玉器，虽然可能存在与实际价值不符的情况，但这段铭文确是记录了贝作为交换媒介的具体价值。同时表明，贝在西周时期同样也是上层阶级之间用于物品交换的媒介。商代平民间的商品交换，也大致是用贝作为媒介的。在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中小型墓中，有340座随葬贝，约占1/3[1]，足见在商晚期以贝作为交换媒介已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贝在商代确实具有货币的功能，而在商晚期能有大量的海贝供应且交换现象如此活跃，则说明贝作为货币的时间或许能提到更早。

二

商继承了夏代的文化传统，在贝的使用上也不例外。虽然目前学界还存在不同的观点[2]，但主流意见仍认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在二里头时期，海贝在我国的使用范围更广，西北地区，辽西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和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均有发现。主要出自墓葬，其中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有：齐家文化所在的西北地区，如青海柳湾墓地属马厂类型墓葬共发现15枚，也是这一地区的齐家文化的3座墓葬共出土36枚海贝[3]，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发掘所得5枚海贝分别出土于3座齐家文化墓葬M2、M5、M7中[4]，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5]也有出土。二里头文化所属的中原地区，如偃师二里头编号为Ⅳ·KM3的墓葬中发现海贝12枚，在V·M22中发现一枚海贝[6];1984年在编号分别为M9、M11的两座墓葬中发现海贝共128枚[7];2002年在2002V·M3中，发现在墓主人的颈部有一串海贝串饰[8]。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中5座墓葬中都出土了海贝[9]。辽西地区所属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10]，辽宁丰下北票遗址[11]也均有发现。研究发现，这些出土的海贝多为货贝和环纹货贝，属于腹足纲宝螺科，主要产于我国广东、台湾以南海域[12]，足以证明海贝为舶来品。更值得一提的是，处于龙山——二里头时期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的文化核心区的东南部普遍出现了文化和社會衰落的迹象。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燕辽地区—北方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这一半月形地带逐渐兴盛，彻底改变了新石器时代的传统文化格局[13]。无独有偶，海贝的分布情况与半月形地带兴起地区基本重合，且分别对应了燕辽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北方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和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再加上地处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这几支考古学文化，较龙山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在聚落数量的增长和文化的多元化等方面。最为明显的当属在半月形地带东端的西辽河地区（绝对年代在距今3900年—3400年之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之前龙山时代的小河沿文化有了较大的变化，如在半支箭河流域22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通过考古调查确认小河沿文化6处，而夏家店下层文化却达到155处。随着聚落数量和密度上的大幅增加，西辽河地区的文化面貌也随之改变。夏家店下层文化直接继承小河沿文化传统的因素并不多，仅在陶尊、折腹盆等器型和磨光黑陶、细绳纹等器物特征上能看出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14]。文化之间的差别更是明显，如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大量出现的如陶鬲、甗、圈足罐、假圈足罐等器物罕见于辽西地区的其他史前考古学文化。这种聚落与器物都与之前有较大差距的情况，应该是传统文化格局改变和多种不同考古学文化介入的结果，这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具有多元文化谱系结构的根本原因。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存在大量海贝，作为珍贵的舶来品，它是该文化与外界交流的铁证。且在商代，作为货币的海贝，其本身也有一定的考古学价值。大甸子墓地保存情况较为完好，发现海贝数量较多，故选择大甸子墓地作为研究重点，对海贝出土情况加以说明，并对其用途做出推断。

三

大甸子墓地位于赤峰市敖汉旗的东南部，属大凌河水系的牤牛河上源。经1974年至1983年间陆续的发掘，先后累计发掘墓葬804座，是目前为止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情况最好的墓地。发掘者根据墓圹的长短不同，将其分为大、中、小三个不同层次，加上因破坏而导致墓圹长度不明的情况，共分为大、中、小、残四个类型。其中以中型墓的数量为最多，墓圹长度在1.7米到2.2米之间，共计435座，超过总墓葬半数;大型墓共143座，墓圹长度超过2.2米，约占墓葬总数的18%，大型墓中出土随葬品也最为丰富;小型墓的墓圹长度不到1.7米，共有175座，一般无随葬陶器，有60座仅随葬1件;残墓共计52座，破环严重，虽看不出具体布局，但其中45座墓葬中仅有一件陶器，大多应与小型墓的情况一致。随葬物品分为陶器，玉、石器，骨、角、蚌、贝器，金属器，漆木器、编制器痕迹、涂料及其镶嵌物五大类。据统计，随葬贝的墓葬有36座，约占总墓葬总数5%，共计659枚。这36座墓的具体情况见附表1）。

在这36座随葬海贝的墓葬中，大、中型墓占据绝大部分，其中大型墓有21座，超过半数，而中型墓有12座。在中型墓中，有些墓圹长度虽不及2.2米，但随葬品丰富。整个墓地中墓圹超过2.2米的大型墓共发现143座，而随葬海贝的墓就多达21座，约占15%。在墓葬中海贝出土数量也有着较大差距，出土海贝数量最多的为M726，共计255枚，其次为M672，出土数量为226枚。其余墓葬出土在10枚以上的仅有6座，分别是在M1153中发现的23枚，在M762中发现21枚，在M715中发现的18枚，在M905中发现的17枚，在M715中发现的14枚，在M459中发现的10枚。10枚以上的墓葬中型墓有2座，大型墓有4座，出土海贝数量最多的M726墓圹长度竟达4米，随葬器物种类也较多，其次是M672，墓圹长度为3米，同样有大量随葬品的M612内仅在壁龛内发现5枚海贝。这说明即使是在随葬品较多的大型墓中，出土海贝的数量也是有差距的。分析可知，海贝确与当时墓主财富和社会地位有一定的关系，在大型墓中出土海贝比例较高，不过出土数量差距很大，虽在个别小型墓中也有发现，但最多者也仅随葬5枚。在这36座墓之中，除几例墓主性别无法鉴定外，其余墓主的男女比例接近1：1。贝在墓葬中出土的位置，以与其他随葬品一起置于壁龛的为多，还有在墓主身旁发现的情况，推测可能是作为佩饰使用的，多分布在墓主头部、腰部、腿部。值得注意的是，随葬品中的蚌壳分布与海贝有所不同（穿孔蚌壳一般认为是装饰），墓葬中共发现29扇，分别出自15座墓中，也有与贝同出一墓的情况，但随葬蚌壳墓主除了有3例性别无法鉴定外，其余全部为男性，且在墓主身边出土的情况占绝大多数，说明贝与蚌在当时人们来看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除了出土大量海贝外，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仿贝（仿贝是把蚌壳磨成椭圆形片，于隆起一面磨穿一条沟槽），数量较海贝少，共552枚。出土仿贝的9座墓葬中，其中7座不见海贝，其余2座则与海贝一同出土。7座出现仿贝而无海贝的墓葬中，大型墓有5座，中型墓和小型墓各一座，以M4出土仿贝为最多，为294枚，其次为M1015，共发现94枚。M1021中仿贝虽与海贝共存，但仿贝多达149枚，而海贝却只有一枚，皆是装饰性的，故出自墓主小腿部。随葬仿贝的墓葬种种特点都与海贝墓相一致，可见贝与仿贝具有相同功能。仿贝或许是用来补海贝不足的，是替代品。这就表明海贝除装饰以外还有其他用途。另在M512墓（属大型墓）中出土一枚金属贝，含铅量为85%—90%。墓中还出土陶鬲两件，假圈罐、鼎和陶纺轮各一件，未见贝与仿贝共存的情况。中原地区作为货币的金属贝大约在商晚期才出现，而大甸子墓地所属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至商初时期，在这个时候金属贝就已经出现，可见海贝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有着特殊意义。

四

大甸子墓葬中所出海贝都磨去隆起面，为穿孔贝，多出现在墓主头部、腿部等身体部位，表明海贝确有装饰功能。但显然不限于装饰功能，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随葬海贝的墓葬多为大型墓，墓葬规模都很大，随葬品也丰富，且出土海贝的大型墓占比高达15%。在大型墓中出土海贝的数量差别也很明显，最多的可达255枚，而最少者为一枚;整个墓地中除了2个墓出土海贝数量超过200枚以外，其余墓葬超过10枚的仅5座。造成这一现象不应仅仅是政治地位所致。其次，墓地中出现大量仿贝，共计552枚，有些单独出现，有些则是与海贝共出，无疑说明海贝的数量不足需要以仿贝来补充，这就说明海贝不仅仅是装饰物，还有其他用途。最后，铅贝的出现进一步说明，海贝除了用以装饰还有更重要用途。用珍贵的金属去仿制海贝，足以说明海贝的重要。显然，海贝除了用于装饰还可能有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即类似于货币的作用。其原因也有以下几点：第一，货币与装饰并不冲突，在商周时期，贝纹就作为纹饰出现在青铜器上的。在汉代，常见把五铢钱作为纹饰用在铜镜上。甲骨金文中贝的计数单位是朋。第二，童恩正先生首先提出半月形地带的问题，并说明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的人们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很难用巧合来解释。而在半月形地带上，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齐家文化等，加上地处中原的二里头文化都有海贝的出现，无疑表明作为舶来品的海贝被这一带广泛认可。此地带有着共同的文化因素，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那么以贝作为介质，合乎情理。第三，从大甸子墓葬分析，虽出自大型墓中占半数之多，但小型墓中也有出现，且大型墓之间数量差距也很大，说明获取海贝的手段不仅有政治权力这一种，更有可能是交换或赏赐的结果。最后，大甸子墓葬中亦见大量仿贝，尤其是铅贝的出现，说明海贝具有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属性。西汉文献《盐铁论·错币》记载：“夏后以玄贝，周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玄贝，黑铅所制的贝币，这进一步印证了海贝的货币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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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图改绘于，彭柯，朱岩石.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新探[A].考古学集刊[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