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旭超

摘 要：农业赋税减免是辽代赋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其演变过程，可知有辽一代，确实实施过农业赋税减免政策，并且至迟出现在辽穆宗时期。主要分为灾害减免、劝农减免、战争减免三种类型。赋税减免的原因有：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灾害频发、战争频仍等。其最终目的是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辽王朝的统治。

关键词：辽代;农业;赋税;减免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2-0017-05

农业赋税减免政策是整个赋税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辽代农业赋税减免，就需要弄清其农业赋税制度。目前学者多从辽代农业赋税的缘起、制定依据、种类、特点及财赋机构等方面进行考察，{1}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问世。由于史料匮乏，鲜有学者对辽代农业赋税减免进行研究。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演变过程、类型、原因三方面对辽代农业赋税减免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这一制度有整体的认知和把握。

一、辽代农业赋税减免的演变过程

有辽一代，农业赋税减免具体产生于何时，史无明载。可以肯定的是，必定产生于辽代制定赋税制度之后。史载：“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2}太祖任用汉人韩延徽，初步确定辽代赋税制度。《辽史·食货志》载：“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3}史籍中并没有记载太祖时期农业赋税减免的具体内容。或许因为辽代建立初期，庶事草创，并没有具体的农业赋税减免政策，但至少在太祖心中已有减轻赋税、推动农业发展的想法。辽太宗会同二年（939）七（闰）月：“乙室大王坐赋调不均，以木剑背挞而释之。并罢南北府民上供及宰相、节度诸赋役非旧制者。”{4}辽太宗时期整治赋役不均，并对赋税进行调整，免除不合旧制的赋税，但史籍中亦无农业赋税减免具体措施的记载。萧韩家奴对辽穆宗的评价为：“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5}辽穆宗是否生性暴虐，暂且不论，但从其言辞中可认定辽穆宗时期已有赋税减免措施。辽穆宗应历三年（953），皇帝下令“诏免今岁租”，{6}印证了萧韩家奴所言，这亦是辽朝有史以来，确切记载皇帝对农业赋税减免举措。辽景宗时期，平王耶律隆先留守东京期间，“薄赋税，省刑狱”。{7}辽圣宗时期是农业赋税减免的重要时期。辽宋战争期间，山西诸州数被兵，加上饥荒等灾害，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八月，“用室昉、韩德让言，复山西诸年租赋”。冬十月，“以南院大王留宁言，复南院部民今年租赋”。{8}韩德让总领南北二樞府事时，“以南京、平州岁不登，奏免百姓农器钱”。{9}因为南京、平州粮食歉收，上奏免去百姓的农器钱。统和十二年（994）冬十月，“诏定均税法”。{10}制定均税法，进一步完善辽代赋税制度。统和十四年（996），“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减之”。{11}或许是重新制定的税法对农民负担太重，因此下令减少税收的征收。耶律休哥因为燕地百姓困苦穷乏，“省赋役，恤孤寡”。{12}这是辽圣宗时期对西京、上京、南京等地区的赋税做出的调整，可证实这一时期确有关于农业赋税减免的事实。辽兴宗即位初期，面对赋税不均的现象，认为“宜通检括，普遂均平”。{13}检括户口与登记民产是辽代赋税征收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赋税调整的重要依据。据《辽史》记载，辽圣宗期间，农业赋税减免计22次。辽兴宗重熙八年（1039），萧孝穆：“表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从之。由是政赋稍平，众悦。”{14}兴宗听从其建议，征收赋税得以稍稍平均一些。兴宗时期，农业赋税减免共计2次。辽道宗大安三年（1087）二月，“以民多流散，除安泊逃户征偿法”。{15}辽道宗时期，从法律上正式废除对逃散流民纳税的规定，农业赋税减免计24次。辽天祚帝在位期间忙于镇压叛乱，因此对农业疏于管理。乾统九年（1109）下诏“诏免今年租税”。{16}由上可知，辽朝农业赋税减免现象确实存在，至迟出现在辽穆宗时期，减免主要集中于圣宗、道宗时期。

通过对《辽史》等相关史料梳理可知，辽朝农业赋税减免共计51次，其中辽穆宗2次、辽圣宗22次、辽兴宗2次、辽道宗24次、天祚帝1次。减免时间主要集中于辽圣宗986-1003年、辽道宗1068-1099年，且在这段时间内，减免频率比较集中。从减免的分布看，据不完全统计，南京道减免27次、上京道4次、中京道3次、东京道3次、西京道7次，{17}主要集中在南京道地区，其次是西京道地区。从区域上看，农业赋税减免南部多于北部地区，原因是辽代农业区主要分布在燕云、渤海等地区。辽代南面财赋机构主要由南枢密院户房、五京计司、三州钱帛司及地方各专门经济机构共同组成，掌管着五京州县的财赋。{18}辽代农业赋税征收有明确的机构管辖，对于农业赋税减免，并没有具体的流程记载。担任地方财赋征收的长官大多是汉人，{19}推测其减免流程亦与汉人传统流程相似。此外，从上述“用……言”“以……言”“表请”“诏免”等字眼推测，其减免程序应当是：由地方大臣上报皇帝，皇帝经过核实后，再下诏是否减免农业赋税。皇帝拥有最高决策权，但辽代统治者自始至终贯彻“因俗而治”的治国原则，因此地方大臣大多因时因地管理其统辖区域的赋税减免。

二、辽代农业赋税减免的类型

辽代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减免农业赋税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辽朝统治。依据其减免的性质及其欲达到的目的，可将减免分为灾害减免、劝农减免、战争减免三种类型。

（一）灾害减免

辽代自然灾害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经济损失，为此，辽代统治者大都通过减免赋税的措施加以应对。如辽穆宗应历三年（953），南京地区发生水灾，皇帝下令“诏免今岁租”。{20}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诏令：“五稼不登，开帑而代民税;螟蝗为灾，罢徭役以恤饥贫。”{21}农业收成不好，政府开粮仓代替农民交税。统和十二年（994）春正月，“诏复行在五十里内租”。这年正月，漷阴镇地区发生水灾，淹没许多村庄，皇上下诏蠲免京城方圆五十里内居民租税，二月再次“免南京被水户租赋”。{22}统和十六年（998）夏四月，因为崇德宫所辖州县遭受水灾，“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23}即停止百姓输纳官员俸禄，改由国库供给。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冬十月辛亥，“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诸县水，复一岁租”。{24}南京道诸县发生水灾，下诏减免一年租税。道宗咸雍三年（1067），南京遭受旱灾、蝗灾，第二年又发生水灾、地震，因此在咸雍七年（1071）十一月，道宗下诏“免南京流民租”。{25}多重自然灾害的发生，大量流民生活陷入困顿，因此皇帝下诏减免因灾害而产生的流民赋税。大康二年（1076）九月戊午，南京地区发生蝗灾，下诏“免明年租税”。{26}大康五年（1079）十一月丁丑，南京道地区，“被火之家免租税一年”。{27}由上可知，灾害减免主要集中在南京道地区，主要是由于水灾、蝗灾、火灾等灾害减免赋税，减免年限基本是一年。

由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灾害，也划归到灾害减免的范畴中。其一是恤贫减免。减免主要集中于辽道宗时期，原因在于辽代后期尤其道宗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多达49次。贫民无法进行正常生活，因此皇帝下诏书减免赋税。辽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八月，“复南京贫户租税”。{28}辽道宗时期多次减免贫民租赋，且减免地域非常广泛。道宗大安三年（1087）正月发放钱米赈济南京贫民后，“仍复其租赋”。同年三月，“免锦州贫民租一年。甲戌，免上京贫民租如锦州”。大安四年（1088）四月，赈济苏、吉、复、渌、铁五州贫民，“并免其租税”。{29}可见，恤贫减免涉及南京道、中京道、上京道、东京道地区。赋税减免往往伴随政府赈济，双管齐下解决贫民问题。其二是饥荒减免。道宗大康元年（1075）九月南京地区发生饥荒，“免租税一年”。{30}寿昌五年（1099）冬十月，赈济辽州饥荒的同时，“仍免租赋一年”。六年（1100）冬十月，平州发生饥荒，下诏“复其租赋一年”。{31}饥荒减免主要为道宗年间，集中于南京道地区，减免与赈济共同进行。

（二）劝农减免

由于辽代统治者不断加重对种植区农业人民的剥削，大批人口为了躲避战乱、逃避沉重的赋税，不得不离家逃亡。人民逃散，土地荒芜，严重影响了辽代农业赋税的征收和对外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为此政府采取劝农减免措施，主要包括垦荒减免和复业减免。

1.垦荒减免。辽代对外征战颇多，加上自然灾害的频发，造成大量农民出走他乡，田地无人耕种。政府为发展生产，对农业采取垦荒减免。统和七年（989）六月，辽圣宗下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役十年。”{32}允许百姓耕种南京道地区燕乐、密云二县无主荒地，耕种荒地者免除10年的赋税徭役。统和十五年（997）三月，圣宗招募百姓耕种南京道滦州荒地，“免其租赋十年”。{33}垦荒减免主要集中于南京道地区，减免租期为10年。

2.复业减免。大量流民的存在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政府鼓励流民复业。如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二月，下诏：“蠲平州复业民租赋。”{34}减免平州地区恢复旧业百姓的租赋。大康六年（1080）五月，再次下诏：“免平州复业民租赋一年。”{35}

（三）战争减免

辽代政府亦会对受战争波及的地区减免农业赋税，以抚慰百姓，减轻战争带来的苦难。辽与宋在东自燕山地区，西至雁北地区千余里的接壤线上连年征战，争夺燕云地区的归属权。山西地区自宋兵入侵，人民流离失所，盗贼出没，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八月己未，室昉、韩德让向圣宗进言：“复山西诸年租赋。”{36}皇帝接纳其建议，减免山西当年的租赋。宋辽战事波及云州地区，圣宗于统和七年（989）三月“诏免云州逋赋”，{37}并于统和十年（992）再次“免云州租赋”。{38}宋辽战争期间，云州、朔州地区为主要交战地区，因而辽朝多次减免该地流民赋税。辽圣宗统和十年（992）二月，下诏：“给复云州流民。”免除云州地区流民的赋税。五月，下诏：“朔州流民给复三年。”{39}减免朔州流民3年的赋税。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四月，“颁南征赏罚令”，意与宋开战，结果以宋增岁币称贡告终。因此十二月兴宗“诏蠲预备伐宋诸部租税一年”，{40}下诏蠲免为伐宋做了预先准备的诸部租税1年。战争严重影响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大量劳动力流失，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战争期间，对农业赋税进行减免，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

三、辽代农业赋税减免的原因

（一）农业在辽代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历任统治者都重视农业的发展

辽朝是北方游牧族群建立的政权，在辽朝早期，牧业占据重要地位，直到907年辽太祖阿保机建立辽政权，东灭渤海，俘虏大量农业耕作者，农业的地位开始上升。太宗时期，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地区给辽朝，辽代农业迅速发展。辽世宗在位3年，于天禄五年（951）因耶律察割反叛被弑。世宗在位时间短暂，农业减免情况很少。而在辽代末期天祚帝时期，辽边境叛乱四起，女真人反抗尤甚，天祚帝忙于镇压叛乱，无暇顾及农业生产，但仍有关于农业减免的记载。

（二）辽代自然灾害的频发，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不得不减免农业赋税

辽代自然灾害频发且种类繁多。据学者統计，辽代共发生自然灾害13种133次，其中水灾、旱灾最为常见。道宗、圣宗时期是自然灾害频发期，圣宗朝39次，道宗朝49次。{41}此外，道宗中后期处于长达35年的连续自然灾害发生期。南京道地区是辽代重要农业耕作区，是虫灾高发区，其特殊地形及温带大陆性气候又导致水灾频发，同时还发生多次地震。{42}自然灾害往往伴随着饥荒的发生，引发次生灾害，政府需要应对，而农业赋税显然是最有效的抗灾之道。

（三）辽代连年征战亦是赋税减免的重要原因

辽朝是马背上的契丹族群建立的政权，扩张性强，而战争是扩大势力范围的最有效手段。以圣宗朝为例，就多次出兵镇压部族叛乱，还远征高丽。自986年宋辽大战于岐沟关，至1004年，圣宗军队南下，双方签订“澶渊之盟”，辽宋对峙局面形成。战场主要在辽南京道、西京道与宋边境交界处，战争消耗大量的物资，土地被弃耕，流民增加，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为了社会稳定，保证战争供给，减免赋税就成为不二之选，圣宗朝农业赋税减免主要集中在986年—1003年就是例证。可见，战争和农业赋税减免有很重要的关系。

（四）辽代崇尚佛教亦有助于减免农业赋税

佛教讲求乐善好施，做善事，行善念。同时有辽一代，历任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佛教的发展。{43}减免一定的农业赋税，从而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也是善举。以辽道宗为例，在这一时期，辽道宗大力提倡佛教，佛教文化盛极一时，成为自南北朝后中国北方绝无仅有的现象。{44}因此，不得不说，辽代佛教的发展对农业赋税的减免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农业赋税减免是辽代农业赋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辽一代，农业赋税减免持续时间很长，且以圣宗和道宗期间减免次数最多。从减免类型来看，灾害减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推动了灾后重建工作。战争减免，减轻了因为战争给农民带来的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劝农减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总体来说，统治者减轻农业赋税，有助于保证军事物资的供给，有助于促进辽朝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辽朝的统治。

注 释：

{1}比较典型的论著有：罗继祖.辽代经济状况及其赋税制度简述[J].历史教学，1962，（10）.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78.75.武玉环.辽代的赋役制度[J].北方文物，2003，（01）.蒋金玲.辽代南面财赋机构考[J].求索，2012，（03）.

{2}（元）脱脱，等.辽史（卷59）[C].食货志上[A].北京：中华书局，1974.926.

{3}（元）脱脱，等.辽史（卷59）[C].食货志上[A].北京：中华书局，1974.924.

{4}（元）脱脱，等.辽史（卷4）[C].太宗纪下[A].北京：中华书局，1974.46.

{5}（元）脱脱，等.辽史（卷103）[C].萧韩家奴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49.

{6}（元）脱脱，等.辽史（卷6）[C].穆宗纪上[A].北京：中华书局，1974.72.

{7}（元）脱脱，等.辽史（卷72）[C].耶律隆先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4.1211.

{8}（元）脱脱，等辽史（卷11）[C].圣宗纪二[A].北京：中华书局，1974.124-125.

{9}（元）脱脱，等.辽史（卷82）[C].耶律隆运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4.1290.

{10}（元）脱脱，等.辽史（卷13）[C].圣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5.

{11}（元）脱脱，等.辽史（卷13）[C].圣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8.

{12}（元）脱脱，等.辽史（卷83）[C].耶律休哥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4.1301.

{13}（元）脱脱，等.辽史（卷59）[C].食货志上[A].北京：中华书局，1974.925.

{14}（元）脱脱，等.辽史（卷87）[C].萧孝穆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4.1332.

{15}（元）脱脱，等.辽史（卷25）[C].道宗纪五[A].北京：中华书局，1974.295.

{16}（元）脱脱，等.辽史（卷27）[C].天祚皇帝一[A].北京：中华书局，1974.324.

{17}其中《辽史》记载三京诸道地区，应为较早设置的上京、南京、东京三京地区。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设置中京大定府，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升大同军节度为西京大同府。为方便数据统计，本文仍将减免地区划归五京道隶属地区。

{18}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J].中国史研究，2003，（02）.

{19}蒋金玲.辽代南面财赋机构考[J].求索，2012，（03）.

{20}（元）脱脱，等.辽史（卷6）[C].穆宗纪上[A].北京：中华书局，1974.72.

{21}（元）脱脱，等.辽史（卷59）[C].食货志上[A].北京：中华书局，1974.924.

{22}（元）脱脱，等.辽史（卷13）[C].圣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4.

{23}（元）脱脱，等.辽史（卷14）[C].圣宗纪五[A].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

{24}（元）脱脱，等.辽史（卷22）[C].道宗纪二[A].北京：中华书局，1974.268.

{25}（元）脱脱，等.辽史（卷22）[C].道宗纪二[A].北京：中华书局，1974.271.

{26}（元）脱脱，等.辽史（卷23）[C].道宗纪三[A].北京：中华书局，1974.278.

{27}（元）脱脱，等.辽史（卷24）[C].道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284.

{28}（元）脱脱，等.辽史（卷20）[C].兴宗纪三[A].北京：中华书局，1974.239.

{29}（元）脱脱，等.辽史（卷25）[C].道宗纪五[A].北京：中华书局，1974.295-296.

{30}（元）脱脱，等.辽史（卷23）[C].道宗纪三[A].北京：中华书局，1974.277.

{31}（元）脱脱，等.辽史（卷26）[C].道宗紀六[A].北京：中华书局，1974.312-313.

{32}（元）脱脱，等.辽史（卷12）[C].圣宗纪三[A].北京：中华书局，1974.135.

{33}（元）脱脱，等.辽史（卷13）[C].圣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9.

{34}（元）脱脱，等.辽史（卷23）[C].道宗纪三[A].北京：中华书局，1974.275.

{35}（元）脱脱，等.辽史（卷24）[C].道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285.

{36}（元）脱脱，等.辽史（卷11）[C].圣宗纪二[A].北京：中华书局，1974.124.

{37}（元）脱脱，等.辽史（卷12）[C].圣宗纪三[A].北京：中华书局，1974.134.

{38}（元）脱脱，等.辽史（卷13）[C].圣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2.

{39}（元）脱脱，等.辽史（卷13）[C].圣宗纪四[A].北京：中华书局，1974.142.

{40}（元）脱脱，等.辽史（卷20）[C].兴宗纪二[A].北京：中华书局，1974.228.

{41}蒋金玲.辽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基本规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

{42}孟古托力.辽道宗中后期自然灾害述论[J].北方文物，2001，（04）.

{43}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J].佛学研究，1996，（05）.

{44}唐统天.辽道宗对佛教发展的贡献[J].社会科学辑刊，1994，（04）.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