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新平

1968年9月，我和许多天津知青一道，来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插队。当时，由于父亲在“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注），我们被称为“黑帮子女”（后来一度改称为“可教子女”），在政治上受到歧视。我和大弟弟一同到四子王旗下乡，原来计划让我们去卫井公社，后来因为那里靠近中蒙边境，旗里临时又把我们调整到靠近内地的乌兰哈达公社。我们虽然处境困难，却没有对前途失去希望，在牧区插队的艰苦环境中，蒙汉民族的老乡们以宽阔仁厚的胸怀，热情地教我们掌握生产技术，给了我们亲人般的温暖，使我们成长为能够吃苦耐劳、自强自立、拼搏前行的人，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初到牧区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富有诗情画意的牧区风貌和完全没有见过的生产生活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实践，我才懂得牧区的生产劳动和农区有很大的不同。一是牧业生产劳动是全天候的，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天气好坏，一年四季每天都要出去放牧畜群。即使在夏季遇到刮风下雨，或在冬季遇上风雪，也是要坚持放牧。二是牧区生产劳动是原始性的，换句话说当时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生产机械。放牧都是逐水草而居，哪里草好就去哪里放牧，每年少说也要搬两次家，放羊、放牛都是步行，每天少说也要走二三十里，给马牛羊等畜群饮水全靠人力从井里提水。我问过牧区的老乡，他们说几百年来一直是这样放牧的。那时牧区没有汽车，也没有拖拉机，牧民搬家、运水、购物都是使用木质的蒙古式牛车，俗称勒勒车，速度跟人步行差不多。三是牧区的生产抗灾能力十分薄弱，如果遇上大旱，草长得不好，往往要把畜群迁移到几百公里外的草场去放牧，如果在冬季遇到大的雪灾，事先储备的一点儿谷草根本应付不了几天，又没有汽车等运输工具抢运草料，严重时会造成畜群大量死亡，一次大灾后往往需要两三年才能恢复过来。我在插队期间，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旱灾和雪灾。牧区的生活环境也比较艰苦，在畜牧点牧民主要住蒙古包，烧的是羊粪、牛粪，冬天夜里炉子里没有火时温度会很快降到零度以下。吃的主要是奶食、炒米和半生不熟的羊肉，喝茶很多，但很少吃蔬菜。我开始吃不惯牧民的饮食，后来同牧民住在一起久了，才逐渐习惯了。由于缺少水源，加上没有卫生习惯，牧民一般不洗脸刷牙，更不洗衣服。我刚到畜牧点时，还保持了一段原有的卫生习惯。后来到了冬天，看到牧民赶着牛车拉水很辛苦，为了节约用水，我除了坚持刷牙洗脸，也很少洗衣服了。

插队初期，内蒙古地区正在开展所谓揪“新内人党”的肃反运动，我所在的公社有很多党员和干部都被扣上“新内人党”分子的帽子，受到批判和迫害。我对这场极端扩大化的运动从心里是反感的，这是因为我的父亲在“文革”初期就教导我要注意学习和执行党的政策，多次嘱咐我在学校中不要参加造反组织，不要批斗老师，不要参加任何攻击党组织的活动。当时，我在队里参加了几次工作队组织的批判会，看到在批判的高压下，一些基层党员干部被迫顺着工作队的诱导乱说，甚至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胡乱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有一次开会时我鼓起勇气发言，大意是说批判应该注意政策和证据，要坚持实事求是，共产党员和内人党分子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不要给别人乱扣帽子，也不要给自己乱戴帽子，结果当场很多人都翻供了，否认自己是内人党分子。同时我还劝阻一些知青不要参与工作队组织的审讯活动。不久党中央纠正了这场错误的政治运动，给许多遭受迫害的干部和党团员平反。通过这件事，许多牧民认为我这个人敢仗义执言，为人厚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插队期间，我几乎干过队里所有的生产劳动，放过羊、牛，当过赶马车的小伙计，也在饲料基地种过地，打过井，盖过房。其中我干得最长的是放马，而且一干就是四年。

刚到畜牧点的时候，我很快就学会了骑马。不久我向队里提出学习放马的请求，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成为一个当地牧民喜爱的劳动能手。队里领导认真研究后同意了。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在牧区，放马是技术性最复杂同时也是最有风险的一种牧业生产，蒙古族牧民对马非常喜爱，马群是他们的骄傲，更是队里的重要财产。当时一匹好马可以卖到五六百元，顶二三十只羊的价钱。一群马少则二三百匹，多则四五百匹，因此牧马人（俗称马倌）的责任很大。队里对选谁当马倌是很慎重的。在此之前，当地是没有汉族人当马倌的，即使蒙古族老乡也不是隨便就可以放马的。队里同意我当马倌，是队里的干部和老乡们对我的认可和信任。直到现在，我依然对队里的老乡们怀抱着深切的感恩之情，正是当马倌的艰苦磨炼，给了我在草原驰骋成长的天地，更给了我迎接人生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我跟蒙古族老乡学习放马，先后有三四位蒙古族牧民当过我的师傅。我开始学习放马是在靠近锡盟的马鬃山地区，那里有一个畜牧点叫好来哈布泉。因为我是初学放马，所以原来的两个马倌都是我的师傅，他们都是地道的蒙古族汉子，一个叫阿旺道尔吉，一个叫热西色楞。放一群马一般要有两个马倌，一个是大马倌，对这群马的管理要负全责，另一个是小马倌，帮助大马倌多干些力气活儿。我学习放马自然是先从小马倌干起。当马倌，首先身体素质要好，但我的身体瘦瘦的，又带着眼镜，像个文弱书生，怎能当个驰骋草原的牧马人？这也是当时很多老乡们担心的。然而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当个真正的牧马人。

当马倌，首先要掌握三项基本功，即骑马、驯马和套马。

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从儿时就会骑马，而马倌更是骑马的好手，不仅娴熟潇洒，而且熟悉马性。马是有灵性的，也是有脾气和性格的，越是好马，越是如此。我是半路出家，真正掌握骑马的技巧谈何容易。在师傅的帮助下，我先骑一些比较老实的马，一来找找感觉，二来磨炼腿劲儿和坐功。找感觉就是掌握平衡感，而且是动态平衡，马在奔跑或急转弯时，人在马上必须保持平衡，否则很容易摔下来。骑马和走路不一样，要想省力，就要学会控制马。马小跑时人在马上要能坐稳，快跑时人的臀部要略微离开马鞍，用双腿紧紧夹住马肚，身体稍向前倾，稳稳地和奔马融为一体，这样才像真正的骑手，也节省马的体力。蒙古族人骑马用的马鞍是元宝形的，是用树根做成的，一个好马鞍是很贵的。我当了马倌，自然要有个好马鞍。我的师傅阿旺道尔吉专门从队部库房里为我挑选了一个很好的旧马鞍，告诉我这样的旧马鞍已经用出来了，不会磨伤马背。我学骑马，不知挨过多少次摔，屁股也被磨破过多次，有一次头朝下摔下来，造成脑震荡，昏睡了两天。马倌常年骑马，几乎每天都要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是很辛苦的。

马倌都是好骑手，而好骑手的标志就是会驯马。驯马是勇敢者的活动，很刺激，也很危险。因为要驯的马都是没有人骑过的烈马，当地人叫生个子马。真正驯马时是要给马戴上全套的马具的。马倌先把要驯的马套住，然后有四五个壮小伙子一拥而上，把马牢牢抓住，给马头套上笼头，戴上嚼子，在马背上备好鞍子，再让骑手骑上马坐稳了，众人才放开马。此时烈马见有人骑到自己身上，又惊又怒，必然要暴叫着尥蹶子，而骑手则要抓好缰绳，两腿紧紧地夹住马，稳坐在马鞍上任马撒欢，乱跑乱跳，一两个小时后，直到这匹马跑累了，没脾气了，再骑回住处继续调教，骑上三五天后，才放回马群。如此这般，有些马骑两三次就可以驯服，有些烈马则需要骑多次才行。我在放马期间，一共调教了六匹马。每调教一匹马，都有一个故事。在草原上，驯马多在春季，因为此时马比较瘦弱，比较容易调教。1969年的春天，我的骑术已经不错了，很想学驯马，于是让阿旺道尔吉给我挑了两匹生个子马，一匹青马，一匹枣骝马，都是三岁马。因为我的个子高，这两匹马的个头也比较大。青马看起来很老实，头一次骑的时候没有为难我，只尥了几下就老实了，我很开心地骑了两天，就把它放回马群了。过了两天，我再骑它的时候，却让我大吃苦头。

那天早上，天气晴朗，当时正是剪羊毛的季节，两位师傅都在好来哈布泉帮助牧民剪羊毛，我一个人骑着那匹青马到马群去。半路上，忽然套马杆上的套马索松了，我勒住马，下来站着只顾系套马索，一不小心，套马杆碰在青马的后腿上，说时迟那时快，青马猛地一惊，扭头就跑，我急忙使劲儿拉住缰绳，突然青马尥起后腿，我只觉得眼前一黑，便倒在地上，耳边响着疾奔远去的马蹄声。我躺在草地上，头有些晕，周围一片宁静。几分钟后，我才觉出脸上一股热辣辣的剧痛，心里知道是被马踢伤了，第一个念头是眼睛还好吗？当时右眼能睁开，左眼却睁不开了，我用手扒开左眼的上眼皮，还能看见蓝天白云，心里踏实多了。第二个念头是眼镜还好吗？因为我是近视眼，离不开眼镜的。我刚一坐起来，脸上的血哗哗流下来，我怕失血过多，又赶紧躺下。待了一会儿，脸上流血少了，我才站起来，在周围的地上转了转，找到了眼镜架，只是左边的镜片没有了。

当我扛着套马杆，走回好来哈布泉的时候，两位师傅看见我浑身是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把我扶到蒙古包里，一边用清水给我洗伤口，一边问我是怎么受的伤。他们看我脸上的伤口很大，便急忙在附近找了一辆马车，让我躺在车上，赶了20多公里路，把我送到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的刘大夫当过军医，他检查了我的伤口后，说伤口很深，最好到旗府乌兰花的县医院去做缝合手术。我们公社离乌兰花有100多公里，而且路也不好走，即使有汽车也要走一天，我说要能在这里缝合就别去旗里了。他说这里的设备简陋，药品很少，怕给我留下后遗症。我说相信他的医术，最后他同意给我做缝合手术。在给我的伤口消毒时，我告诉他看看伤口里有没有让马踢碎的镜片，因为我一直担心会有镜片在里面。他看了看说没有，可能是他怕我疼，没有往深里看，也许他根本就不相信伤口里还会有镜片。他给我打了一针麻药，就仔细地缝合伤口。一共缝了七针，大概是麻药的剂量少，缝最后两针时疼得我直咬牙。缝好伤口，刘大夫给我涂上一些消炎药，又用纱布給我包扎好，嘱咐我两天后来换药。

两天后，我去换药，刘大夫说我的伤口愈合得很好，给了我一支金霉素眼膏，让我自己换药就可以了，一周后再去拆线。又过了两天，伤口已经不疼了，但我总觉得伤口下的面颊隐隐作痛，用手抚摸，好像里面有个东西。几天后，我去拆线时，将我的感觉告诉刘大夫。他摸了摸我的脸，说是我的面颊骨可能被踢裂了，过些天就会好的。

一天，我在吃饭时，突然感到有个东西在磨牙，用手摸摸，好像在上嘴唇里的肉里露出个尖尖的东西。我赶紧到卫生院找到刘大夫，他仔细地看了看，大吃一惊，说里面可能有块眼镜的碎片。他说现在取不出来，让我等几天看看再说。他给了我几片长效磺胺片，让我含在嘴里防止发炎。三天后，我觉得那块镜片又露出来一些了，便到卫生院找刘大夫。他翻开我的上嘴唇看了看，然后用手术钳夹住露出的镜片，很利索地一拔，那块镜片便被拔了出来。我惊奇地看着眼前的这块镜片，长约2.5厘米，两头尖尖，正是左边眼镜片下面的一块。刘大夫说，那天给你缝合伤口时怕你疼，没有往深里查看，如果在旗医院里照个相，也许早就发现了。我忙说，现在不是取出来了，也没有发炎。他说算你侥幸。高兴过后，我又真有些后怕，当时由于药品缺少，连破伤风针也没有打，这块镜片从我的脸上踢进去，又从我的嘴里掉出来，居然没有感染。如果这个镜片进去时再朝上一点点儿，就会把我的左眼扎坏，如果小青马离我再近一点儿，也会把我的脸踢开花，思来想去，这次的险遇真是不幸中之万幸呀！

套马是马倌的看家本事，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功夫。好马倌套马时就像是在表演节目，将力量、柔性和智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十分潇洒。套马首先离不开套马杆，一副套马杆的长度、韧度都要恰到好处，不仅好看，而且好使，损坏时马倌仅用一把小刀就能很快修好。套马杆分两部分，主杆是3米多长的白蜡杆，前面是1米多长的荆条，接头处相互咬住，用皮绳捆紧。套马杆前面紧系着用坚韧的牛筋制成的细细的套马索，有两米来长。套马更离不开杆子马。杆子马是马倌套马时骑乘的专用马，只要马倌用套马杆指向要套的马，杆子马就会紧追不舍，待靠近时，马倌机敏地探身用双手将套马杆一甩，在空中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在套马索准确地套住马头咽喉处的一刹那，马倌已然坐到马鞍的后面，然后手、臂、腰、腿、脚一起用力，杆子马会立刻稳稳地站住，被套的马让套马索勒得喘不上气来，才会停下被人捉住。套马说着容易，学起来很难，需要反复磨炼。我学套马，少说也摔了三十多次。有时摔下来被烈马在地上拖上几十米，我还是咬着牙不松手。师傅们看我有股韧劲儿，都愿意让我骑着最好的杆子马练习，所以我很快掌握了套马技术。

套马很危险，是因为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情。有一次套马时，我正和两个马倌一齐飞快地追一匹马，我一马当先经过一排电话线杆时，突然觉得手触碰到一个东西，没等我反应过来，就从马上被拉下来摔到地上，等随后到的马倌把我扶起来，我戴好眼镜才看清楚，原来是一根半悬在空中的电话线，勒住了我的脖子，硬是把我从马背上拉下来，反弹了十来米远。我的脖子上被勒出了一道深红的血痕。要知道，那时的电话线就是一根粗铅丝，这又是我遇到的一件险事。

马倌套马时使用的杆子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马，要调教出一匹杆子马很不容易。我第一次驯服的那匹枣骝马，个高身长，毛色闪亮，特别是它跑得很快，反应灵敏，很适合做杆子马。在阿旺道尔吉师傅的指导下，我耐心地加以调教，骑着它先套比较老实的马，再套不太驯服的马，最后练习套生个子马。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把这匹枣骝马调教成一匹很好的杆子马。我非常喜爱这匹马，给它起名叫巴特尔，蒙语意为英雄，平时很少骑它，一般只在套马时骑一下。这匹骏马很招人喜爱，1982年内蒙古电影厂拍摄故事片《母亲湖》，相中了这匹马，在影片中作为主要角色的坐骑，成为当地人们的美谈。

当马倌是个苦差事，就拿饮马来说吧，当地草场没有河流、湖泊，给马群饮水主要靠井水，当时从井里提水没有抽水机，全靠人力用简陋的帆布水斗从一两丈深的井里提水。一群马三四百匹，夏天一匹马每天平均喝两桶水，一群马要喝七八百桶水，这么多的水全靠马倌一桶一桶地从井里提上来，有时井水提干了，还要坐在井边等，所以饮一次马要三四个小时。冬天马群喝水少了，但天气很冷，提水时为防止手滑，即使零下十几度也不能戴手套。提水饮马的活儿主要由小马倌干，每次提水时我都咬着牙坚持，很快我的双手都磨出了厚茧，但提水也锻炼了我顽强的毅力，增强了我当马倌必备的体力。

在草原上，放牛、放羊都是晚上把牛羊赶回畜牧点圈起来，放牧人可以在家里吃顿安生饭，睡个安稳觉。而放马就不行，马不是反刍动物，需要不断地吃草。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一群马有几百匹，晚上不可能圈起来喂草。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马群都是在草原上自由放牧的，马群的活动范围很大，随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天热迎风跑，天冷顺风跑，哪里草好就往哪里跑。当一个好马倌要能够把握马群的活动规律，不管酷暑寒冬，狂风暴雪，马倌都能知道马群的去向，确保不丢失一匹马。

一次，草原上刮起暴风雪，我一早就出去，走了七十多里地才找到马群，当我顶着西北风赶着马群往回走时，由于风雪太大，我只好和马群一起在一处山崖下避风，直到天快黑风雪小些时，才慢慢地赶着马群往回走，直到夜里十点多才回到队里的草场。这时仍是大雪纷飞，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离开马群后，朝着回家的方向走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听到畜牧点的狗叫声，我感到自己迷路了。因为整整一天没有吃饭，浑身冰冷，手脚麻木，心中一阵惶恐袭来。那天我骑着一匹老马，这时感到老马似乎总是想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突然我想起老马识途的故事，于是我信马由缰，让老马带着我走。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来到一个畜牧点。蒙古包里走出个人来，原来是我队的江生谢勒布。他赶紧把我扶进蒙古包里，生上火，烧茶热饭。我边喝着热乎乎的奶茶，边和他谈起我刚才迷路的遭遇。他听后哈哈大笑说，你幸好骑的是匹老马，如果是匹小马，非把你又带回马群不可。他又认真地嘱咐我，以后再遇到坏天气，一定要换乘老实一些的马，早一点儿回畜牧点。他说的每一句话，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和磨炼，在蒙古族老马倌手把手地教授下，我刻苦学习，被马摔伤、踢伤也不放弃，逐渐熟练地掌握了全套的牧马技术。1970年秋天，我被选为旗里知青先进代表出席了在集宁市召开的乌兰察布盟知青代表大会，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26号文件，要求各级领导加強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切实解决下乡知青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我感到党和政府对知青工作还是非常重视和关心的，所以更加坚定了我参加生产劳动的决心。开会回来以后，我就向队里领导提出由知青承包放牧马群的要求，队里经过讨论，同意了我的要求，并给我们放牧的马群划定了草场，还给我们盖了一个简陋的土坯房。于是，我和另一名天津知青李心印开始独立地放牧一群马。这群马是从其他的老马群分出来的，有三百多匹。新马群里的一些马总爱往老马群跑，管理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格外精心，经常早出晚归，防止马匹走失。冬天下大雪时，别的马倌常常两三天才到马群看看，我坚持每天到马群，所以很快就熟悉了新马群的情况。

一群马大约分成十几个家庭，每家有一匹公马，十来匹母马，还有七八匹小马。每个家庭的公马母马是相对稳定的。这些公马、母马的结合、交配，既有自然选择的规律（有直系血缘关系的马是不会自然交配的），也要有马倌的干预，比如选择品质优良的公马和血缘关系较远的母马组成家庭，以保持马匹繁殖的质量。当然，这些事操作起来是很麻烦的，需要有耐心和一些技巧。为了便于蒙古老乡辨认我们马群的马，我给许多可以骑乘的良马都起了响亮的蒙语名字，还给一些出生不久的小马驹的脖子上拴上相同颜色的细绸带。老乡们看出我的苦心，都夸我放马尽心尽力。为了让马群在夏天尽快上膘，我们早出晚归，不辞辛苦，把马群赶到较远的水草丰美的牧场去。在春天母马下驹的时候，我们几乎天天夜里守护着马群（俗称下夜），遇到母马下驹难产时，要及时找兽医帮助;遇到母马产驹后无奶或不认马驹时，就及时把马驹抱回畜牧点喂奶，再挑选合适的母马当“奶妈”。由于放马十分辛苦，平时想找人顶替一下都很困难，所以四年间我只回了一次家，还是选在夏季水草最好的季节，只在天津待了一周就又赶回草原，我实在是放心不下马群啊！

我在放马的四年中，与队里的蒙汉老乡们相处很融洽。由于我在队里知青中年龄较大，老乡们都亲切地称呼我为“老万”。我几乎在队里所有的牧民家里吃过饭，睡过觉。一些大娘大婶们在晨曦和油灯下为我煮过奶茶，为我补过衣裤，为我缝过毡袜。一些大叔大哥们在酷暑和寒冬时帮我提水饮马群，帮我寻找失散的马匹，帮我驯服桀骜的烈马。下乡时，我带了一箱书，主要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还有一些中外小说和文史书籍，在劳动之余，我经常在油灯下夜读，还写下不少读书笔记。队里的很多老乡知道我爱看书，知道的事情多，常找我聊天。他们敬佩我坚持放马的决心和毅力，喜欢传诵我放马中发生的传奇故事，也喜欢让我给他们讲述时事政治，讲述城里人生活的故事。有些农区赶马车的老乡，经常在我住的地方歇脚，也都和我交上了朋友。我看他们的生活比较艰难，就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送给他们一些羊肉和白面，他们也给我一些土豆和胡萝卜，他们常给我唱当地的后山调民歌，如《五哥放羊》等，那高亢悠扬的曲调和充满乡土气息的歌词，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当时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有一次，我的一个蒙古族好朋友阿拉德尔图要结婚了，当时由于许多蒙古族的婚俗都简化了，许多人只给他送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我经过考虑，按照蒙古族习俗特意给他送了一条适合新郎佩戴的漂亮的丝绸腰带，他非常高兴一直保留着，至今见了我还说这是当时他收到的最珍贵的结婚礼物。

因为我放马十分用心，从未发生过责任事故，得到队里和公社的多次表扬，每年年终分红时，我都是队里分红最多的人之一。我没有吸烟喝酒的嗜好，扣除一年的口粮和吃羊等日常开支，我在年终时可以分到四百多元钱。从1970年开始，就有在知青中招工的指标，队里几次推荐我参加，我都推辞了，把招工名额让给队里其他知青。1972年秋天，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到旗里参加大学招生的文化考试，队里让我担任民办教师，到各个畜牧点教适龄儿童学习。不久，还让我担任新闻通讯员，给旗里的报纸和电台写新闻稿，并让我参加了盟里组织的新闻学习班。第二年5月，我到旗里参加大学招生考试，虽然考试成绩很好，但由于受张铁生事件的影响，这次考试成绩被取消了。旗里从发展教育事业考虑，选拔我和一些知青参加乌盟师范培训班学习，结业后我就被分配到旗里乌兰花一中任语文老师。9月初，我又被选调回天津上大学。拿到入学通知书后，我急忙赶回乌兰哈达公社，和队里的老乡们洒泪而别。

我虽然离开了四子王旗草原，但一直把四子王旗视为第二故乡，与那里老乡们的情谊始终没有中断。最令我感动的是，1976年7月，天津遭受唐山大地震的严重波及，损失巨大。那时我还在南开大学里学习。8月的一天，我正在学校上课，市知青办公室突然来电话找我。我骑车到了那里，见到了我插队时的蒙古族老乡林秀，才知道四子王旗支援天津一批抗震救灾物资，其中有两个蒙古包，送到天津后没有人会搭，林秀在当地是德高望重的老牧民，又会说一些汉语，所以被旗里派来帮助搭蒙古包。蒙古包搭好后，知青办问林秀还有什么事要办，林秀点名要见我。所以市知青办才通知我来与林秀相见。我望着象征着内蒙古和天津人民团结抗灾的两个蒙古包，心里充满着对第二故乡人民的感激之情。我带着林秀到附近的起士林餐厅吃了牛排，又送他到火车站踏上归程。这一段佳话足以见证了知青和牧民老乡之间的深厚情谊。

多年来，我们在四子王旗插队的天津知青们经常回去看望农牧区的乡亲们，受到老乡们的热烈欢迎，我们也经常邀请乡亲们来天津参观，游览天津的城市风光。我们组织老年合唱团到旗里慰问表演，也邀请旗里的乌兰牧骑到天津联欢演出。我们协助旗里安排一些年轻干部到天津挂职锻炼，捐助资金救助当地生活困难的下乡知青的遗孤，还和旗里共同营建了“知青林”和“知青广场”，为旗府乌兰花的建设增添了亮丽的风景。

在草原插队的经历，是我在社会实践中历练的第一步。在牧区的艰苦生活中，自己从一个文弱的中学生，成为驰骋草原的牧马人，成为教书育人的中学教师，受到牧民的喜爱和尊敬，不仅在生活上自立，而且在思想上成熟。正是在这种艰苦磨炼中，我开始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懂得了人生。很多对国情的认识，对人生的领悟，都是在插队的艰苦岁月里生根发芽的，逐渐形成影响我一生的理念和追求。如果要问在五年的下乡插队中，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第一，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同牧民们一起放牧，在劳动中尝到了甘苦，也学到了生产技术，在劳动中我成长为全旗知名的知青马倌，谱写了让我引为自豪的传奇。第二，锻炼出健康的体魄。在牧区我参加各种艰苦的劳动，练就出结实的身体和坚毅的意志力，培养了勤勉仁厚的品质和务实苦干的作风，这些良好素质在后来的工作经历中一直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三，培育了亲民的情怀。1947年我刚出生时，正赶上国民党军队进攻山东解放区，父母就把我寄养在根据地的老乡家中，直到1949年春天母亲准备到天津工作时，才从老乡家里把我接出来。所以父母一直教育我，是农村老乡们养育了我，让我不要忘本，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下乡插队时，我又一次感受到牧民老乡们的养护之恩，懂得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受民大恩，为民造福，成为我始终不渝的情怀。第四，树立了自强的信心。插队时虽然身处逆境，在老乡们的帮助下，通过不懈努力，我做到了自立自强。知难而进，拼搏有为，成为我人生的信条。多年来，我切身感受到，那些在艰苦地区生活过，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炼成长的知青，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更能从实际出发，担负起经世济民的责任。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我们这些下乡知青确实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增进各民族的团结，促進农牧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受到了当地党政干部和广大农牧民的信任和欢迎。

今年是我们下乡五十周年，最近我和许多天津知青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四子王旗大草原，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农牧民乡亲们的身边，我们看到新时代农牧区发生的巨大变化，看到广大农牧民越过越好的幸福生活，我们与乡亲们欢聚一堂，放声歌唱，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草原各族人民幸福绵长！

注：作者父亲万晓塘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9月因病去世。在“文革”期间遭受诬陷迫害。197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