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轩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072)

1919年6月，踏着“五四”的鼓点开始执掌《申报·自由谈》的周瘦鹃，在其系列影评《影戏话》的开端，不无预见性地宣称：“影戏名曰Cinematograph，欧美诸邦，盛行于十九世纪，至今日而益发达。凡通都大邑，无不广设影戏院千余所至数十所不等。盖开通民智，不仅在小说，而影戏实一主要之锁钥也。”[1]在以宣扬传统、世情通俗而著称的“鸳鸯蝴蝶派”文人笔下，影戏被冠之以“开通民智”之“锁钥”的名号，明显接续了晚清以降“新民视野”“启迪民众”的救亡话语，并且将其与“小说”相比附，也多少秉承了梁启超先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化逻辑。然而，在形式层面，以周氏《影戏话》为代表的早期电影批评对于传统“诗话”文体特征的承继，却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试从“考证故实”——叙事性，与“随性闲谈”——日常性，这两大传统“诗话”写作特征出发，将“影戏话”这一中国电影批评草创期的过渡性文本，置诸传统文艺批评写作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力图以新的维度评价以“影戏话”为代表的早期电影批评，并探求其文体特征的文化诱因与历史蕴藉。

一、“以诗论影”与“影话结合”

传统文人面对新兴影戏，多半固着于自身诗书礼乐方面的修养，即便是对西洋舶来之物，也坚持以旧有之文体形式品读析分，以便缘情遣性。这其间，以诗论影便是一大特色。限于史料湮没难寻，现今能找到的较早的论影之诗，一是1917年发表于浙江民间诗文团体刊物《叒社丛刊》上，署名为“斐园主人”的一首五律《观影戏》：“镜花虽幻极，镜外尚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