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江

(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46)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271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后，这句话在今天的世界中依然振耳发聩。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缔造者与革命导师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开创的共产主义视野却并不褪色，并未沦为历史的“废墟”。正如德里达在资本全球性肆虐的今天依然指出：“在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其他几部伟大著作之后，我得承认，我对哲学传统中的文本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假若我们思考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有关他们自己可能变得过时和他们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历史性言论(例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再版序言中的论述)，就会觉得他们的教训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2]德里达告诉我们，《共产党宣言》并不是一个仅仅只作为历史档案的文本，“在今天”它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精神意义和实践意义，即在今天，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作为带领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组织，共产党人仍然需要担负起抵抗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的任务，抵抗以数字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代表的新型资本主义的形式，打破资本对全球的封锁，让共产主义的希望重新燃遍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让所有受压迫受剥削的民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实现一个未来社会。

一、《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分析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在17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共产党宣言》？我们如何拨开覆盖在这个文本之上的厚厚的历史尘雾，让其独树一帜的文本价值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绽放出思想的光芒？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对于一个文本的解读，不是一个纯粹的文本问题或理论问题，它是当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17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究竟说了些什么，还需要了解这个文本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历史效应，即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在欧洲掀起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正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的，“在发表的随后四十年里，《共产党宣言》征服了全世界，一种新型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的政党兴起，让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迅速传播。”[3]那么，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分别于2008年、2012年和2017年连续出了三个新英文版，分别由著名的左翼理论家大卫·哈维、霍布斯鲍姆和约迪·迪恩(Jodi Dean)为三个新版本撰写了长篇序言，这意味着，《共产党宣言》所属的时代并没有过去，相反，这个革命性的文本在今天仍然具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正如迪恩在2017年新版的序言中写道：“《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它所写就的那个时代，在今天更加精准无比。21世纪的世界完全被资本主义所掌控。资本主义变成了全球体系。”[4]

尽管《共产党宣言》的地位如此重要，但是，长期以来，《共产党宣言》并不是作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著作出现的，在更多时候，在我们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它常常被归类于科学社会主义类的文本。正如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中指出：“在1847年以后发表的诸如《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等这些文本的科学理论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在这类文本中所思考的主要着眼点已经不是理论逻辑本身的建构，而是其得以实现的具体条件、具体形式和体系化的表述。”[5]17我们十分清楚，《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过程的具体分析，在对资本主义以生产为中心的政治经济过程分析中，发现了剩余价值。那么《共产党宣言》呢？《共产党宣言》是否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资本论》这样的著作一样，发现或者宣布了一种新的理论或知识？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提到的马克思的两大理论贡献，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分别对应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那么《共产党宣言》似乎并不具有那些文本的理论奠基性的作用，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言明的结论。即便从公开发表的文本而言，在理论体系的阐述上，《共产党宣言》与1847年公开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也有一定的差距。倘若如此，《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诸多文本中的地位应该如何准确评价？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应该结合具体的文本来分析。《共产党宣言》一共有四章。我们可以分别来分析各章的情况，以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收录的《共产党宣言》为例逐个章节来重新解读一下。

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从第272页到284页，篇幅13页，共54个自然段。这个部分综合地概括了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末期到19世纪的发展的过程，论证了资本主义通过生产方式的革新，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创造出比以往几个世纪总和还要多的物质财富，马克思在这个技术上肯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地位，认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十分革命和进步的作用，但笔锋一转，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当年用来战胜封建主义的武器已经被反过来针对它自己，因为资产阶级在生产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最终为超越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的胜利奠定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从全文看，这个部分内容最为翔实，逻辑非常清晰，是四章内容中最完善的一个部分。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的名言，如“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等大多都出自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使用的修辞手法极多，文辞华丽，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铿锵有力。在文字上，当我们读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1]276时，我们也能切身感受到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带来的巨大推动力，将我们无一例外地纳入到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轨道上，当工人阶级读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赖以生产和占有商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284，他们的情绪会在这种慷慨激昂的文字中，随着马克思那抑扬顿挫的节奏一起振动。在这一章里，马克思的思想深度和文字功底显露无遗，我们既可以在其中读到马克思文字中那汹涌澎湃的激情，也可以读到匠心独运地对文字的雕琢。

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从第285页至294页，篇幅10页，共86个自然段。在篇幅上，本章内容略少于第一章。不过，这一章的内容依然十分丰富。如果说第一章偏重于立论，这张更重于驳斥。在这一章中，马克思主要是针对反对派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诘难给予批评，批驳的部分大致包括“财产”“家庭”“民族和祖国”“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在对这些反对派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本章的最后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步骤，在这个部分中，他提出了“两个必然胜利”和“两个必然决裂”的结论，并用十个措施作为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的预言。不过，对于这些措施，马克思自己也心存疑虑，在后来出版的1872年序言中，马克思也谈到：“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总体来说，第二章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在文字上，也是在嬉笑怒骂间实现了对反对派和资产阶级的嘲讽和批判。

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从第295页到205页，篇幅11页，分为了“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个部分，共有56个自然段。这一章更像是历史材料的整理、汇编与评述。在以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教程中，这个部分成为评价马克思之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依据。尽管在这个部分中，马克思的文笔仍然十分清晰锐利，但更多是采用客观描述的方式，从而在风格与前两章形成了对比。对于许多人来说，尽管这一章在篇幅上和内容上并不弱，当年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较之前两章要略逊一些。

第四章，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这一章篇幅最少，不满两页，共12个自然段。总体阐述了不同国家共产党人对待“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这个部分最怪异的是，相对于前面几个部分内容上的丰满，这一章的展开仿佛是一个简略的提纲。细读下来，除了德国之外*实际上，马克思讨论德国工人政党的部分共3个自然段，是第四章讨论最详细的部分。当然，这种讨论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之后，起草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就是《共产党宣言》第四章内容的延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策略都只有轻描淡写的几笔，一般来说，马克思仅仅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原则，没有任何具体情境和策略上的展开。这种写作方式，总让人感觉这一章与前面的章节风格迥异，尤其是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差距较大。

总而言之，《共产党宣言》在结构上并不是十分整齐划一，四个章节逻辑层次参差有别，行文风格差异极大，如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丰富，文辞鲜活而富有激情，与之相对应，第四章寥寥数笔，更像是在仓促间草草收尾，这种情况或许是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催促所致。正因为如此，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认为《共产党宣言》的虎头蛇尾的文本结构体现了马克思并不是平衡对待各个章节的内容，：“纵观马克思到写作《宣言》为止的著述，可以不仅思想深邃，论证严密，而且那些已经定稿的作品布局谋篇非常讲究，篇幅长短均匀，论述思路清晰，行文节奏以一贯之。相形之下，《宣言》的定稿却是这样一种情形，很难说这是一部‘经过反复修改，反复锤炼的精心之作’”[6]。

在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结构的解读之后，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为什么马克思突然中断《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思考，开始撰写带有明确的政治运动目的文本《共产党宣言》？在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之后，马克思显然需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是如何在政治经济领域中运作的，资产阶级的剥削又是如何实现的，这种兴趣的确应该让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但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才具体展开的工作，在这个期间，马克思更为关心的是政治(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两个文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都是政治性文本)。在1872年序言中，马克思曾谈到他写作《共产党宣言》的直接原因：“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1]248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说，马克思是被迫接受了这个研究之外的写作任务，显然，从文本的前面的章节看来，马克思对待《共产党宣言》绝对不是草草对付的态度，相反，他苦心孤诣地完成了这部《共产党宣言》，除了马克思本人的责任心之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本人的确对《共产党宣言》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2．如果是马克思本人热心投入到《共产党宣言》的写作，那么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有着什么样的目的？实际上，根据一些马克思传记的记载，在此之前，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撰写过类似于《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作品。马克思的写作速度并不快，如曾有人回忆说：“马克思根本就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且永远也不是，其他人可以两个小时就完成一篇评论，他要写一整天，好像在思考解决深刻的哲学问题。他修改、润色、再修改，永远不能按时作好。”[7]马克思试图用最为简单也最具有激情的语言向当时欧洲的无产阶级讲述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但是这种字斟句酌的写作实在太慢了，以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也无法容忍马克思的进度，向马克思发出了最后通牒。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读到的《共产党宣言》的文本才会向我们呈现出“虎头蛇尾”的感觉。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并不能将这作为马克思轻视《共产党宣言》的证据，相反，这正体现了马克思对《共产党宣言》起草任务的重视。如果当时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探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他为什么会停下来专注地写作《共产党宣言》呢？换言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之后，他仍然不顾结构上的不完整，也要将这份《共产党宣言》的草案提交上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至少可以理解，在那个时期，《共产党宣言》的写作，是比他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更为重要的任务，那么马克思究竟重视《共产党宣言》中的什么问题呢？

二、《共产党宣言》语用学解读

张一兵教授曾经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转向，即“此时的马克思的思考重心早就不在一般的哲学争论，他已经意识到理论逻辑的一切努力都必须基于对社会现实的研究。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现实就是经济学”[5]388。张一兵教授的这段文字最重要的指认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前后转向了经济学研究，即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转向。简言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对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历史总是与具体的现实有关，而具体的现实进一步突破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迷障，一旦剥除了这层厚厚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一种历史科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需要弄清楚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在《回到马克思》中，张一兵教授将这种现实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现实，这也是为什么张一兵教授十分肯定地指出“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现实就是经济学”的原因，这样，马克思在随后的一系列著作《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摘要》《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1857—1858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等体现出一种政治经济学转向，如这一点也正是马克思在后来研究和思想发展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简单地得出结论，马克思提到的“社会现实”是否可以简单地等同为“经济学现实”，即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实际上，在我们看到张一兵教授所枚举的那些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做的笔记、撰写的手稿以及公开出版的《资本论》等文本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同在这一时期另外一些文本的存在，如《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48—1850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法兰西内战》等。显然这些文本绝不能简单地归位政治经济学逻辑，那么在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之外，马克思在思想上还有另一个转向，这个转向也是一种社会现实的转向。

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需要回到《共产党宣言》的文本之中。这里存在着关于文本研究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着重于字斟句酌地解读《共产党宣言》的文字，详细分析文本的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意义，并从这种文字中引申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解读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语义学解读，这也是许多学者经常选用的解读的方式。不过，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注意，文本解读还存在另一种方式。仔细研读不难发现，《共产党宣言》除了四章的文本结构以及对资本主义命运和社会主义使命的描述之外，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这篇文本十分通俗易懂。与马克思其他经典文本相比(如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文本)，《共产党宣言》的阅读难度要小很多。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和革命家，正是从阅读《共产党宣言》开始的。例如在中国，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当时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了解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读本，相对于其他文本的传入，《共产党宣言》的通俗朴实的文字，更容易让工人阶级和底层人民接受。

如果我们得出结论，相对于马克思的其他文本，《共产党宣言》能够广泛在全世界传播，尤其成为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最先接触的文本，与《共产党宣言》“接地气”的文风有关，那么这种“接地气”的文风是否是马克思的有意为之呢？答案是肯定的。意大利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家拉布里奥拉曾指出，《共产党宣言》“用言简意赅而生动形象的形式表述出来，因而它就成立读者可以加以丰富和发展的思想萌芽的总汇”[8]。那么，马克思采用言简意赅的表述方式来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意图何在？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让我们转向了对《共产党宣言》的语用学解读。什么是语用学？按照最早使用语用学(pragmatics)的美国符号学家查尔斯·莫里斯的说法：“语用学从符号的解释者的全部行为中来研究符号的起源、应用与效果。”[9]莫里斯的语用学实际上更关心的是参与语言行为的主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使用某一种语言的，或者说言说主体希望用这样的言语行为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样，马克思通过《共产党宣言》所要展现的并不是某种深奥的哲学理论或形式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是一种通俗化的表达，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与能够阅读这篇文本的主体之间的沟通。按照后来的哈贝马斯的解释：“由于行为者完成了一种行为计划，因此他也就把握了语境，在此过程中，行为语境是从行为者所阐释的周围环境中截取下来的一个片段。行为者认为，行为的可能性与他的行为计划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这个片段就是根据这种行为的可能性来建构的。”[10]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的通俗的文字实际上是为了满足马克思的某一个具体的政治需要，而必须采用的语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的阅读是有门槛的，即阅读是有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和政治经济学知识的读者(这种读者一般为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分子或者少数工人阶级领袖)，这种学术的写作方式决定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类的文本不可能有很大的受众面。《共产党宣言》不同，从一开始，这篇文本就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上宣读的宣言，也就是说，在大会的会场上，绝大多数人不具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知识，如果用一篇学究气质的八股文来作为宣言，显然无法达到与工人阶级沟通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情境在语用学上决定了马克思必须采用通俗的写法来打动会场里听众，甚至要影响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

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们从语用学解读来理解《共产党宣言》的支点。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管理？不难发现，二篇文本都十分关注共产主义问题。如在前一篇文本中，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产物。”[1]122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需要从历史辩证法上证明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历史的必然。不过这种哲学上的论证，必须要落实到现实的地基上，简言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现实社会的角度来实现共产主义？

准确来说，马克思对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的现实思考，是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开展的。用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作出了一项根本的发现，他发现法国和英国并不符合它们的神话，他发现了法国和英国的现实，发现了纯政治的谎言、阶级斗争、有血有肉的资本主义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11]69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马克思实际上发现了两个现实，一个法国的现实，一个英国的现实。英国的现实指的是“有血有肉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对现实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具体肌理给予最深刻分析，而这个工作恰恰是马克思在后来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分析的对象，也就是张一兵教授谈到的“经济学转向”。但马克思还有另一个现实，即法国的现实，阿尔都塞说，“马克思在法国发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11]70，实际上，马克思更关注当下欧洲实现工人运动的条件——需要成熟的工人阶级的主体，将这些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让他们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

这就是为什么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实际上是《共产党宣言》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说《共产党宣言》的前两章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描述和对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逻辑论证，这种逻辑论证必然要落实到现实层面，即第四章谈到的“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也涉及不同国家的具体的工人阶级斗争策略。简单来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还需要完成另一个艰巨的任务，将零散在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凝聚起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整体，去完成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显而易见，马克思尽管在十分很仓促的情况下完成了后两章的内容，但是，这后两章的内容绝不是狗尾续貂，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就需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即如何在欧洲的每一个具体国家中开展社会主义的革命。换言之，我们不必太关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内容和意义，我们需要从语用学解读上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需要谈到工人阶级革命在不同国家的现实策略，这就是一种法国式的现实，也是《共产党宣言》中并未完全明确指出的观念，事实上，这一观念恰恰滥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即如何将零散的欧洲工人阶级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将他们联合起来，成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坚实基础。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1848年前后实际上关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现实问题：(1)对资本主义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分析，从而找出资本主义运行和剥削的奥秘，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找到突破资本主义提供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经济学转向，即一种理论视野的转向，从抽象的形而上学转向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阿尔都塞谈到的“英国现实”。(2)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的第二个转向，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教育的转向。换言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不在于阐发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而是用最通俗和言简意赅的语言，与当时的欧洲工人阶级沟通，不仅让他们明白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以及他们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通过马克思那鲜活的文字，让他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实现他们从零散的个体向联合起来的主体的转向，而这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文本最重要的目的，实现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让他们迅速成熟为承担历史使命的革命主体。

三、 从具体的工人阶级到普遍的无产阶级

如果从语用学解读出发，提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目的是对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的结论成立的话，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需要对欧洲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欧洲工人阶级的自发性的反抗，难道不能实现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革命吗？

在《共产党宣言》的第四章中，马克思在开头写下了这段话：“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1]283。严格来说，这句话并不复杂，但是我们需要从几个不同层次上来分析。在总体上，这句话在第四章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第四章的第一个自然段谈到了这一章与第二章的语义逻辑上的关联，即共产党人与工人政党的关系，而随后的部分谈到的是法国、瑞士、波兰、德国等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具体革命策略。于是，这一句话在整个第四章中的作用就是从一般意义上声明应该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不过，这一句话却分成了两个层次，实际上马克思谈到了工人阶级的两种斗争。第一种斗争是“为自己最近的目的和利益的斗争”，即具体工人为自己的生活条件、薪资收入、工作条件以及合法的休息而斗争。这种斗争形式是具体的个体的利益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斗争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的个体主体的模式，即每一个体是自利(self-interested)的个体，他们无时无刻不是在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共产党宣言》和欧洲1848年革命之前，这种谋求自身利益的斗争就一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而进行着。如莫尔顿的《英国工人运动史》中就曾经指出：“工人下定决定要使用巨大的压力时，雇主们又随时准备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由于经济扩展，雇主完全有力量作出这种让步。我们已经看到，‘工人法令’和‘十小时工作制法令’是怎样在宪章运动的压力下通过的。这种两面政策的运用一致延续到1850年以后。其次是，愈来愈多的熟练工人参加了强大的工会，坚强地组织起来了，因为能够在实际工资的增加方面获得较大的进展。”[12]这样，在英国工人运动斗争中形成工联主义(unionism)认为工人运动和斗争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和收入水平，在政治上，他们局限于谋求与资产阶级平等的政治地位，而是否去变革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他们具体斗争的选项。所以，曾有人批判说，工联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幻想，以为不需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不需要变革社会制度，工会只需要在现存制度下开展积极活动，工人的生活状况就可以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甚至可以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取得与资产阶级平等的地位”[13]。

工联主义的错误在于，他们仅仅将工人运动和斗争局限在谋求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上，在政治上，他们寻求的是与资产阶级的平等地位。这种认识，实际上在今天的欧洲左派中仍然存在，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霍耐特仅仅将斗争的目标局限在“为承认而斗争”上，霍耐特说：“一切社会对抗和冲突形式在原则上都遵循着为承认而斗争这一模式：每一种集体反抗和叛乱行为的星期都可以追溯到一种恒定的道德经验框架……利益是追求目的的基本取向，它紧紧依赖于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因为个体必须努力获得再生产的条件。”[14]自然，每一个体为自己的利益，为获得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承认而斗争，无可厚非。马克思也认为共产党人应该帮助工人进行实现“最近的目的和利益”的斗争，也就是工联主义或霍耐特式“为承认而斗争”。这种工联主义的斗争和“为承认而斗争”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将工人抗争的目标预先设定为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个体，即一种能够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拥有着身份统一性的个体，而带有利益的身份的个体，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并不是与身俱来，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生产出来的目标。在这个斗争的模式中，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与资产阶级个体主义雷同，工人阶级的生活无非是希望像资产阶级那样生活，可以与资产阶级一样享受着浪漫的情调，在洋溢着阳光的沙滩上与资产阶级一样嬉闹。

实际上，工联主义和“为承认而斗争”，都只解决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四章开头的那句话的前半句的问题，即将工人还原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体模型，让工人阶级可以成为那种特殊的个体，这样，工人阶级的斗争无非是摆脱他们目前的窘迫状况，而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身份朝向资产阶级树立的榜样前进的斗争。这样斗争的结果无非是原先的工人阶级变成了小资产阶级，他们可以享受着与之前的资产阶级同样的生活，与之相反，新的无产阶级被产生出来，包括那些非法移民和边缘人群，第三世界里生活在污水横流的贫民窟里的庶民阶层正在充当世界分工体系内的新赤贫阶级，如果霍耐特的“承认的政治”可以在欧洲实现，但由于发展和地球资源的局限，不可能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可以像欧美人一样生活。所以，工联主义和“为承认而斗争”只能解决特殊层面上的个体利益和身份，但是这种个体利益和身份的实现是无法让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审慎地理解马克思的后半句话：“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什么是“运动的未来”，简单来说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在第二章中，马克思有着更明确的说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史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简言之，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特殊性利益的实现，而是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体，成为普遍意义上的阶级联合。可以认为，马克思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并不是以自我利益和身份认同为基础的个体的工人存在，而是一个联合起来的普遍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兰·巴迪欧在谈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作为普世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定义……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当下巨大社会矛盾中一个身份，也是承载着未来的阶级，因为他们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因为他们最‘完整’的身份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无所有”[15]。巴迪欧借用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个概念——“人的类本质”——将无产阶级的存在称为类性存在。如果巴迪欧的解释是正确的话，可以认为，马克思在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冲破统治阶级的藩篱，更重要的是，需要培养出具有类性存在的主体。身份式自利个体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镜像，这种零散的仅仅以谋求利益为目的的个体不足以实现未来社会的期望，唯一的办法是，将当下具体的带有特殊利益的工人阶级个体变成带有普遍类性的无产阶级，即从具体的工人阶级到普遍的无产阶级的转变。

这样，《共产党宣言》最终似乎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如何实现从具体的工人阶级到普遍的无产阶级的转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共产党人。在列宁的《怎么办？》中，列宁十分深刻地分析了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转向共产主义，因为“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如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16]327。于是，《共产党宣言》中赋予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对具体的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从而在新的思想体系基础上塑造出面对未来社会的新主体，这个新主体就是普遍性的无产阶级。因此当列宁说：“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 ，而把他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16]327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党人”，而他们的使命，不仅仅是从经济上摧毁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更是要通过政治教育的方式，来实现无产阶级从具体到普遍的飞跃。

读到这里，我们才能进一步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1848年前后，可以放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共产党宣言》的写作之中，因为马克思十分清楚，在摧毁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实现了具体的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的斗争之外，必须要转向另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塑造承担着历史命运的主体，即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通过政治教育，培育出可以实现未来社会的主体，即普遍性的无产阶级，唯有实现了具有类性的无产阶级的主体，未来社会才能摆脱利益的循环逻辑，真正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宣言》的地位是非凡的，尽管它在理论阐述上不一定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那样深刻，但是它的价值恰恰在于政治教育，它本身就是一部实现工人阶级从具体上升为普遍的教程，在《共产党宣言》那响遏行云般的呼喊中，工人阶级不再是单一的身份个体，而是联合起来成为缔造未来社会的中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也唯有在这一刻，我们才能领悟《共产党宣言》末尾那句口号的意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