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亮

清代童试于各府州县举行，是科举之初选、士子进身之始，①关于清代科举，乾隆曾言：“国家设科取士，自州县试以至乡会”（《清高宗实录》卷222，乾隆九年八月丁未，《清实录》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62页）。其中“州县试”即是指童试。与州县社会关系密切。其三年两考，包含逐层递进的县府院试三级，参考人数多，场次繁杂，需周期性地动用较多人力物力，需费浩繁。②童试一般在学政考校生员的岁科年举行，亦被称为生童试、岁科试或岁科童试。然而，同属科举，清廷将乡会试经费纳入正项奏销，③顺治二年定，“贡院需用物件由工部备办”，且“凡会试需用匠作人夫并置办笔墨等项，由部咨取户部银五百两，交提调官酌量支发，有余缴回户部”（《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360《礼部七一·举贡·供具》，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52页）。大致而言，考试经费应分为应试者与办考者两个方面，相关经费的支出、来源以及筹措也当围绕二者展开。本文主要讨论办考经费。且定童试中院试“考棚一切应用官备之物，及学政衙门额设书役例给工食”，酌动公项报部核销，却将县府试经费归入杂项，由各州县自行承担。④《钦定学政全书》（嘉庆朝）卷17《学政按临》，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34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64页；《钦定四库全书·大清会典则例（一）》卷68《礼部·仪制清吏司·学校一》，第622册，第246-247页。就此而言，童试经费研究是探究科举与州县社会关系的重要关节。

由于童试资料留存较少、散佚等原因，清代童试是目前科举制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环，与学界在乡会试经费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相比，童试经费研究可拓展之处甚多。⑤关于童试经费的主要研究有杨东方：《明末清初秀才资格考试的物质支出——以话本小说资料为例》，《寻根》2006年第5期；岁有生：《清代州县经费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王立刚：《清代童试制度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等等。迄今既有研究对童试经费来源与支出的探讨，多为归纳式梳理，或背景式描述。而经费收支绝非孤立的财政问题，倘若就事论事甚或以偏概全，不仅极易造成对童试与乡会试、州县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关照不足；亦会忽略童试不同层级、不同地域，乃至不同时期的差异与联系，同时必然欠缺对差异形成原因、表现形式的探讨。

近年来一些州县清代档案相继被发掘，为童试问题提供了深入研究的条件。本文拟以四川保宁府为中心，借助《南部档案》，①保宁府地处四川东北部，清时辖二州七县：剑州、巴州、广元县、苍溪县、阆中县、南部县、南江县、通江县、昭化县。其中，府治阆中县为其首县（知府与知县同城），是清军入川最早之地，也是清初省会及乡试所在地。南部县位于阆中县北部，“不当大道，相对闭塞”，因人口多、耕地面积广，以及“物产丰沃，出盐亦富”，是保宁府最富庶之县。参见周询：《蜀海丛谈》卷1《制度类上·各厅州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之00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14-220页；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740页；黎学锦等修：《（道光）保宁府志》卷21《食货五·盐茶》，道光二十三年补刻本。结合政书及其他史料，探讨童试经费属于外销的原因，府院试经费摊派标准及其在各地的异同，考察其在晚清的运作及其变态，以丰富对童试运作及其与州县社会关系等认识。

一、童试办考花费繁多由各州县公平摊派

童试的县府两试各有五场，加上院试两场及补考、生员考校，三年约有40余场考试，花费甚多。②《南部档案》17-390-2，光绪二十八年。童试县府两试的五场分别为正场、初覆、次覆、三覆、终覆。童试三年两考，岁试年考校文武生童（武考分内外场），科考年仅考文生童。雍正十一年之前，童试办考杂费及吏书人等饭食银主要来自卷价。执事官招立卷户，平时在衙署做糊饰工作，考试时置办试卷。因向生童索要高价，苦累生童，清廷遂令取消卷户，调低卷价，“嗣后府州县以及院试，无论大中小学，每本试卷定价三分，令提调官自行办置，不许再招卷户”。③《钦定四库全书·大清会典则例（一）》卷68《礼部·仪制清吏司·学校一》，第622册，第246-247页。取消卷户及雍正年间的耗羡归公改革，致各州县的法外收入大为减少。④耗羡归公使州县大量非法存留款目被禁止或者合法化，可用于弥补办公不足的费用减少。参见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然而，州县存留数额甚少，且主要用于刑民钱谷类事务，虽有士绅捐赠，却极不稳定，所以“举办地方教育的公益事业的经费，必须地方上另行筹划”。⑤伍丹戈：《四川省地方财政制度的历史考察》，《四川经济季刊》1945年第2卷第3期，第155页。据今人研究，清代童试经费大都来源于学田、文会、书院、宗族等处。但因县府院试的举办地点、主考、提调各不相同，应试士子范围又逐级扩大，故各级经费筹集方式不尽相同。大致而言，一般县试经费由本州县负责，而于府廓首县举行的府院考经费则由府属各州县分摊。⑥《南部档案》10-171-2，光绪十四年十月十日。

各级办考经费用度的多寡，既与备考需用相关，也体现出各府州县对县府院试重视程度的差异。首先，县试作为士子“云程发轫之初”，是士子仕进的第一场考试，⑦《南部档案》9-865-14，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八日。应试士子较多，各州县耗费人力物力也最多。以南部县为例，其县试需准备桶、茶担、布棚、蜡台、纱灯等50余项物品，以及鼓乐人、炮手、巡役等人员。⑧《南部档案》17-293-1，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岁试年应行武考，还需派差役催城外保甲将县城西关外箭道铲平，预备桌凳，搭盖布棚，安设箭靶，并找齐吹手、掌号、击鼓等人员。⑨《南部档案》8-523-2，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其次，府试一般于首县举行，所需物品、人员与县试相差不大。惟因应考人数增加，以及县试录送过滥等缘故，⑩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7-8页。导致府试常常需分棚开考。如光绪年间，保宁府府试文童约有万人，每逢府试“九属生童齐调来郡，致郡城骤增多人，店房食物等项，无不昂贵”，“生童守候，资斧维艰”，且人多混杂，易生事端，所以分作四棚，每棚约九日，耗时月余。⑪分棚虽能化解压力，却需时更长，致增用度，且有分摊之虞。

至于院试，因“位尊体崇”的学政按临，需用自然较府、县两试为多，各府州县对此也格外重视。按规定，学政按临府县需备床帐、水缸、长盘、瓷罐、石砚、笔墨、水注、镇纸、灯台、烛架等物品，⑫以及给卷官、给牌官、司仪门启闭官、厨役、搜检官等人员。⑬保宁府因地处偏僻，学政按临“凡海菜、茶酒、铺垫、执事等件，郡城难以置备，必须专丁晋省、渝城两处采买”，“供支甚繁”。①《南部档案》19-237-1，光绪十三年。

倘若照章程定例，学政衙门及院试考棚等开支可报部核销。然文本记载却与实际操作明显有别：各地方官不仅要负担此类考棚等费，还要捐给学政“供给银”（陋规）。②《钦定学政全书》（嘉庆朝）卷17《学政按临》，第364页。乾隆三十三年，广西学政梅立本因勒索供应，逼死陆川县知县杨链。③《清高宗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癸酉，《清实录》第18册，第979-980页。同年，清廷谕令此后考棚一切应用官备之物，以及学政衙门书役之工食，“不得令地方官再行捐给”。④《钦定学政全书》（嘉庆朝）卷17《学政按临》，第364页。时任四川总督的海明还特向清廷奏报学政养廉、书役饭食等“俱由藩司衙门按季支给”，“向无地方官摊捐工食”，以示与谕令相符。⑤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348-050。然揆诸史实，直至学政裁撤，陋规仍禁而难绝。⑥安东强：《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5-83页。《蜀海丛谈》载，学政按临“所试之各厅州县，皆致送棚费……三年合计，共可得银十万余两”。⑦周询：《蜀海丛谈》卷1《制度类上·总督将军都统提督学政》，第131-132页。南部县学田局支出清单中“学宪衙门进出规费”条，亦可相互佐证。⑧《南部档案》15-267-9，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天高皇帝远，州县负累之苦，难以上达天听。棚费、陋规之外，各地还需负担学政巡考途经乡场的夫马、接待等费。例如南部县属内一些乡场，需负责学政的往来护送。乡约、保甲将此产生的夫马轿乘以及席桌银等费，按粮摊至各花户。这不仅给途经乡场带来接待负担，还影响当地茶铺、酒肆的交易秩序，甚至给居心叵测者以中饱私囊之机。晚清接待用款增多、摊派加增，常引发民愤酿成讼案。光绪五年，富义乡里排陈万芳伙同花户抗缴日益增多的学宪过境钱文，与夫马银总管姚银、李旭闹至公堂。⑨《南部档案》7-688-1，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上述可见，童试层级多、场次繁、人数众，需费甚多。但清廷对科举经费投入有限，仅用于乡会试尚不足用。⑩刘上琼研究认为，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占很小比例（《清代科举经费的管理制度研究》，《教育与考试》2010年第3期）。加之童试仅考取本府州县士子，且录取比例极低。⑪若全国1000多州县童试经费均由清廷负责，实属不切实际。

从保宁府各州县“院考援取九属英才，用款自应九属均摊”的共识，同属四川的重庆府府院试棚费亦有分摊定例，以及山东将院府试经费纳入“交代局章程”的情况来看，⑫院试棚费报部核销的规定，至少上述地区并未施行，以致州县不得不承担起这笔开销。这或与学政位尊体崇，对士子入学有决定权以及督抚包庇有关。⑬长此以往，院府试经费的摊派，因“率循既久，视为固然”，渐成被各州县认可的“向例”。⑭比较而言，乡试外销款的摊派对象是全省州县，与仅由本府州县承担的童试经费对比数额并不高。如南部县在光绪前期，每届考试摊乡试外销款194两，岁科费却达480两。⑮可见童试经费实为各州县考试类支出的大宗。

前已述及，保宁府府院试经费由各州县按缺摊派。⑯而重庆的情况则相对复杂：院试文童棚费按生童应试名数摊派，武童按缺之大小分别摊派；府试经费则是另筹。①《巴县档案》06-06-6306-1、06-06-6306-11，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五日、三月十八日。至于重庆府试经费摊派标准，暂因资料缺乏，尚难知晓。可见，即使同处一省，各府的童试筹集标准、样态亦有分别。这应与童试经费属于外销，无清廷钦定规制，而是各地“因地制宜”自定规章不无关系。另外，童试经费的摊派，因需各州县长期支持配合，故如何彰显与落实公平非常重要。新政期间府学堂经费摊派恰好说明这一点：阆中县本属中缺，但因保宁府“书院向有之款，前由阆中县绅民捐”，为昭公允，阆中得以酌减派额，“照下缺派解”。②乾隆年间，四川“经司（布政使）详定，通省府厅州县分上中下缺”。保宁府之巴州、南部、广元为上缺，阆中、通江、苍溪、南江为中缺，剑州、昭化为下缺。参见陈湛绮等编：《四川财政说明书·司库杂款说明书》，第465页；《南部档案》16-369-2，光绪二十九年。以此前后调整情形而论，保宁府岁科府院试经费摊派数额，极有可能据该地每届考生数额变动、丰年、灾荒等影响因素而有所调整。

由上述事实可见，其一，童试中县试与府院试经费筹集方式有别：县试由各州县自行承担，府院试则由各府属州县分摊。其二，童试于基层的府州县举行，清廷对其经费的管控亦有鞭长莫及的无奈。毕竟从府州县到省，再至清廷，各级拥有多层可操作的空间，一定程度上使得清廷对童试经费掌控困难，甚至在省一级亦不明晰。其三，童试府院考经费能被各州县认可并执行，除了因童试是国家“抡才大典”之初阶关乎仕进而被重视外，分摊数额的合理公平也是重要因素。

然而，摊派虽有众擎易举之效，却也使得办考须依赖各州县的协同合作。一旦产生分歧，这种非正项的摊派，便犹如无源之水，难以为续。同时，这也意味着承办考务的首县，不仅要为定期举办的府院试出人出力，还有在各县摊派款项未能集齐之前垫赔经费的隐忧。到晚清，各县拖延应摊款项之事屡有发生，承办府院试渐成苦差。

二、摊款难收办考赔累

鸦片战后，清廷财政日窘，御史王兆兰对此感受深刻：“自军兴以来，土地荒芜，商旅裹足，财源之不能充矣。军需紧迫，国用浩繁……以致各省帑项支绌，而部库情形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③《光绪政要》第1册，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年，总第16页。四川由“被协济省”渐成“协济省”，摊派赔款，协济邻省，预征田赋，加派捐税、军粮，致省库入不敷出。④张力等：《四川近代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3-37页。“正粮一两加至七八两”，“小民实行苦累”。⑤《申报》第941号，1875年5月24日第4版，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6册，第470页。受此冲击，此前的府院试费摊派面临调整。照成例，保宁府“每届岁考在于各属按缺摊派棚费实银1140两，科考摊派棚费实银900两，并在于保属各州县中挨次轮派酌调一州一县来郡帮办”，然受物价上涨、应试人数增多等影响，办考需费渐次增加：“棚内一切供应浩繁，需费甚巨，每届岁考约需银三千余两，科考需银二千四五百两之谱”，原摊款“不敷支应之半”。而“所调之州县来郡帮办，每考均有贴赔，以致各属畏累，均皆裹足不前”，无奈之下，办考重任只得由首县阆中县一处承担，致该县赔累甚多。⑥《南部档案》8-642-1，光绪八年六月初二日。

阆中县曾一度欲以增加摊派之法，扭转赔累情势。光绪五年、七年阆中县知县黄际飞、费秉寅，相继向布政使恳请增加各属摊派“照叙州、龙安、顺庆、潼川等府禀定章程，每届岁考在于各属增摊棚费实银1140两，连原摊共计实银2280两，每届科考增摊棚费银实银900两，连原摊共计实银1800两”。⑦《南部档案》8-642-1，光绪八年六月初二日。此处特意强调“实银”，应与保宁府普遍使用九八银有关。阆中县恳请增摊一事，有以下细节值得关注：其一，岁考费高于科考，这当与岁考考取文武生童人数较多而科考仅考文生童人数相对较少有关；其二，光绪初年，办考经费不够支用的情形，已在四川多地出现（如叙州、龙安、顺庆、潼川等府），保宁府不过步其后尘。另外，针对摊款难收的问题，各地在催款策略上相互参照借鉴。其三，增派数额多、幅度大。其中缘由，应与光绪初年四川督抚丁宝桢裁撤陋规，严禁远低于市价的官价购货，要求一切以民价给发，一减一增致使经费空缺增大不无关系。①光绪二年丁宝桢任川省总督后，针对四川“民生困苦，经费支绌”的弊病，着手整顿盐务、夫马、陋规三大端，规范财政秩序。其中，特别对官价购买货物远低于市价即民价的现象予以禁止。参见丁宝桢：《密陈革员捏控与历年办事本末片》光绪六年，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0《吏政五·大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569-572页；《南部档案》8-39、112，光绪六年。其四，知县任提调官，与规例不符。照清代定例，备办考务之提调官，在府则委任知府，到州则委以直隶州知州，“不得委员代办，致多掣肘”，若“知府本无要紧公事，不得委之州县”。然“系地方大员”的知府事务繁多，紧要公事界定不明，又无监督，所以“知府多借名公事，委之州县办理”的情形屡有发生，致出现“官卑望轻，不足以资弹压”的弊端。

雍正、乾隆两朝对此已加重惩罚，通过对紧要公事的监督审核措施，减少知府“借端推诿”的情况，从而规范提调官管理。②《钦定学政全书》卷29《提调事例》，第428-430页。然清中叶后，知府委任州县做提调的情形又渐普遍。咸丰九年，江苏多地知府以承倅州县等官充应提调，导致对闹事生监“不足以资统摄”。为此，清廷谕令各省以此为戒，并重申乾隆年间定例“督抚派委知府充当提调，该府不准讬名公事，私委属员代办，以重考政”。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9册，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02-703页。但光绪年间保宁府、重庆府、山东各府仍多以首县充任提调。何以知县任提调的违规现象屡禁不绝，原因颇为复杂，除知府事繁责重、无暇顾及外，提调负责的考务事宜至为繁琐，与其委任下属知县代办，知县对上官的要求难以推却不无关系。后述阆中知县向知府、布政使，甚至即将按临的学政等更高层官员借力催款，当与其官卑言微，不能统摄其他州县有关。

对于阆中县大幅度地增摊请求，时任四川布政使鹿传霖的批复颇耐人寻味：“考试为士子进身大典，各牧师均有父师之责，每处添帮一二百金或数十金，襄办试事亦无可辞。仰候照抄原折分饬保属各州县，即照天派数目迅速解交该县查收办理，以免贻误。”看似准允，实则并未设定各州县确切增摊数额，亦无监督施行成效的规制。在当时严峻的财政形势下，这于问题的解决犹如隔靴搔痒，收效堪忧。果然，尽管保宁府多次札催，各属中仅南部、苍溪、南江、昭化如数解足，通江、剑州、广元三处依旧拖延。为免蹈覆辙，光绪八年，阆中知县吴鼎立对科考筹款甚为积极，并筹谋补偏救弊之策。首先，提前筹款以争取主动。九月开考，其四月初便向知府、布政使禀请帮催新旧款项， 提议府宪委员分赴各属催款，令各州县“务于学宪按临之前，即将本年应摊棚费银两如数解足，不准稍有蒂欠”，并恳严饬“剑州、通江、广元三处，速将旧欠银两，一并措解归款”，且提议给“视为具文拖延不解”之州县予记过处分。其次，巧借他山之石攻玉，援引潼川府知府仿照广西各郡考试之例，要求“提欠解棚费未清之员到郡帮办”，让拖欠州县在应试过程体会承办州县办考之苦累，收效明显，遂请仿效。阆中吴知县请知府将先前欠解棚费最多之剑州方姓知州、通江胡姓县令，札调“来郡帮同办理，一应银钱出入，概令协同经管”，事后无论盈绌均“分半平认”。这样，既能让拖欠州县“得悉卑县办考赔累之苦情”，又能让阆中县得以“稍分巨任”。然而，看似意美法良，但不顾实际照搬他法，亦无位高权重者强力敦促实施，此法在保宁府收效非常有限。截至考前，阆中县仅收到剑州原摊棚费银50余两，对增摊银以及先前所欠银仍置之不理，反在委员催提时“妄生訾议”。其余南部、广元、昭化、巴州、通江、南江等也相率观望拖延，并不积极。④《南部档案》8-642-1，光绪八年六月初二日。各州县互通声气，彼此影响，阆中县不仅未收齐欠款，拖欠州县更不断加增，甚至最为富庶的南部县也概莫能外。

阆中吴县令本欲借布政使之力，将岁科考费在学政按临前收足，并早为预办。但事与愿违，开考在即，吴县令只得承认：“自到任迄今，业已赔累甚钜，若再加以垫办学差，更觉累上加累”，“一切供应如何措手，无米之炊，焦灼万分”，“数月以来，寝食难安”。各州县按时解款无望，经费问题仍需自己解决。无奈之下，其一边先行挪借银2000余两，预为筹办；一边仍借力布政使催款，望各属“速将本年应摊棚费银两赶紧如数解清”，以应要需。①《南部档案》8-642-1，光绪八年六月初二日。

三、时艰事棘赔累加剧

庚子后新政复行，各项新政在在需款，战败赔款、练兵处加饷、川汉铁路兴建等一系列捐输、津贴、新捐输等接踵而来。②周询：《蜀海丛谈》卷1《制度类上·田赋、契税》，第24、31、32页。“各项杂支岁需经费为数颇钜”，几至民穷财尽。③《四川学报》（乙巳第1册），殷梦霞、李强选编：《近代学报汇刊》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27页。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不禁感叹：“蜀民疲敝……川省州县摊款之重，他省所无。”④《南部档案》16-870-2，光绪三十年二月。

此时朝野对科举的态度已渐由改革为停废，西式学堂作为将替代科举的教育形式，已在各地勃兴。四川办学“急求规模完备，各级学堂，同时并举”，需费甚多。⑤周询：《蜀海丛谈》卷1《制度类上·布政按察提学三司盐茶巡警劝业三道》，第138页。受此影响，南部县旧学款目被一再缩减，多项经费渐向新学倾斜。⑥此论题牵涉广泛，另文详议。武科的裁撤也辗转影响到文科童试。武考未停前，阆中县可用武考卷价收入补苴文考。停武科后，其不但“进项骤减千金”，⑦《南部档案》16-907-2，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日。还需申解与武考经费相当的游学费，⑧《四川学报》（乙巳第2册），殷梦霞、李强选编：《近代学报汇刊》第1册，第128-129页。更要面对文考经费不足的现实难题。

恰在这期间，四川自然灾害频发致多地经济凋敝，直接影响童试办考在内的各项事务。据报道：“成都、南部县等地贫民饿毙流徙”，“南部已旱三年，有合家闭户饿死者，殊堪悯恻”。⑨《杂志：本省新闻：米涨惨闻、南部奇灾》，《蜀报（旬刊）》第1期，1903年6月，第30页。南部县还为此专设掩埋局处理旷地浮骸。⑩《南部档案》15-700-1，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另外，督抚锡良特对南部县铁路购股之事网开一面，“连年办赈，仓庾虚乏，现余赈款……当存俟秋收买谷，不准他用”，“铁路购股等事，不强为所难”。⑪“连岁凶荒，收数大减，入不敷出”。南部县学田、宾兴收款锐减，进出支绌。⑫

地处水陆交会，商业繁盛的阆中，契税盈余本是其重要财源。⑬然而，连年灾荒，旱涝相继，买卖不兴，税厘减少。时任阆中知县的丁寿芝埋怨：“缺分清苦，除税契盐厘外，别无进款”，其到任将近一年，“所得税银不敷解款，全赖减税丰旺稍资弥补”。然“遭此奇荒，民间生计且难，何能置业？既无买卖，税从何来”？更兼“水枯炭贵，井竈停烧，盐厘收数异常减色”，“公亏私累至日千余斤”。丁知县为此忧心忡忡，牢骚满腹：“将来交代不知如何了结！即使先期交卸，接任之员，处此荒瘠之地，亦难作无米之炊。临渴掘井，贻误滋多。”⑭彼时形势，可见一斑。

以上各项因素交相作用，光绪三十年阆中办考面临更为严峻的“支款倍增，各属摊数不敷甚巨”的窘境。⑮然而“考试期间，一切应用物件，均需分赴省、渝购办，往返又非两月不完”的紧迫，⑯以及长年赔累其已无力挪款垫办的现实，丁知县不得不加紧催款。经费不足一直是阆中县无法回避的棘手难题。对此，丁知县一面恳请知府批准增派摊款，一面催促各属提早解款，“务赶于七月以内，如数解清，以便预备一切，俾免临时贻误”。与此同时，针对各州县拖欠解款，其以更换提调相挟，恳请知府协助催款。丁知县软中带硬地表示：各州县若对增摊“别有异议，或是执王令前禀‘下不为例’一语为词”作为推脱，其惟有援照从前办过成案，“檄调外县来郡办理”。且阆中县对应摊考费，将“如数加增绝不推诿”。①《南部档案》16-907-1，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日。缘何阆中县此时敢于以下犯上，与知府叫板，除了筹费无着的急迫外，更深层的原因当是知县充任提调明显与规例不符，阆中县承办考务实则是为知府担责。

开考在即，倘若临时更换承办者，可能会产生更多困难和问题。深明其中利害自知理亏的知府只得对增派表示支持：“近年棚费支款较前加增，原摊解数不敷供用，本府访查尚非欺饰，该县现拟援案酌加一半，想各属必皆力顾要公，分任其难，如数照解，以免贻误。”②《南部档案》16-907-1，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一日。然而，催款札文下发两月后，各属却分厘未解。压力纷至之下，丁寿芝犹如羝羊触藩，进退两难，愤愤不平道：“事问抡才大典，万一临期有误，咎将谁认？”③《南部档案》16-907-2，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办考本应众擎易举，现却为阆中县独力支撑。学政即将按临的消息频频传来，开考迫于眉睫，考试相关各项的备办刻不容缓。而此时阆中县已挪垫无门，丁知县一筹莫展，惶惶不可终日。九月底丁知县再次恳请知府“迅速札饬各属务将应解、新增棚费银两，赶于月内如数申解，转发下县，以应急需”，如再有宕延，惟有“照案委提，俾免迟误”。④《南部档案》16-907-2、3，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十月初一日。由是观之，阆中县试图以增派摊款的方式改变“向例”，进而确立与实际情况相符的摊派额度，体现公平。尽管此举已在知府至布政使层级获准，且反映于往返公文，但实践中各州县未认真执行，收效有限。

与童试办考经费筹措的艰难拉锯相比，此时新式学堂经费的筹措却较为顺利。比如，知府对南部县因灾荒致使学田收入短少，恳请学堂另外筹款的请求却未允准，并称如学田无款可缴则按粮摊派，总之必须缴纳。⑤《南部档案》16-883-1，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七日。而南部县也确实对申解府中学堂、省大学堂的经费更为积极。⑥《南部档案》16-873、875，光绪二十九年、光绪三十年。造成童试经费筹集艰难而新式学堂筹款却较为顺利反差强烈的原因，根本在于社会急剧变动，新学压倒旧学已为大势所趋，各衙门官员虽有事繁财绌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但识时务的趋新则成为必然选择。而阆中县一味以增派作为补救之方，治标不治本。事实上，阆中县知县的叫苦，主要是抱怨府院试经费的分摊不公，导致该县不得不为此赔累家底。尽管晚清摊派加多，需款浩繁，但与此同时各州县收入也有扩展，如厘金，尤其是大量不为清廷所知的隐性资产。⑦咸丰以前，四川地方税尚不发达。后“开办三费局，各州县相继仿办肉厘，于是地方税遂视为各州县之重要收入”。“近年新政频兴，需用甚钜，各就地方出产物品，酌增捐税，以应要需”。隐匿资产，是各省地方为避免户部的干预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四川财政说书·川省各州县地方杂税说明书》，第475页；周育民：《晚晴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阆中县因承办府、院两试，通过挪移垫解勉力维持，在很长一段时间确保了保宁府童试的顺利进行。然权宜之计势难长久，也为后续的办考埋下了隐患。

由上述史实可知：其一，童试相关的章程规定与实践运作不同。例如，本可作正开销的院试经费，在实践中与属外销的县府试经费相同，由各地自行承担，并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摊派成例。其二，在力求公平的前提下，各地童试经费摊派的标准不同，且时有调整。这是童试制度因地、因时制宜的明显表征。而邻近各府之间的相互援引借鉴，一方面对问题的解决甚为有益，另一方面亦有弊端，如保宁府各州县间相率观望拖欠解款，也给办考筹款带来不利影响。其三，童试与时局关系密切，亦是社会变化一部分。晚清社会急剧变动，旧有童试经费摊派之例收不抵支，在时代洪流冲击之下，新例施行困难，童试受经费掣肘难以为继。相形之下，新政学堂发展则是突飞猛进。这既暴露了缺少固定经费来源的童试制度的脆弱，也反映出科举制度的没落及学堂、铁路等新政事业的经费筹集给传统摊派带来的压力和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