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引业

(重庆工商大学 法学院， 重庆 400067)

一、引 论

战争、革命与民族国家创建具有一种内在的深切勾连。既有研究倾向性认为，战争催生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往往要经历战火的洗礼。如西方学者迈克尔·霍华德就曾指出，现代民族国家无不诞生于战争之中，“没有哪个国家不是诞生于战火之中的……没有哪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群体能够不经历武装冲突或战争威胁，就把自己确立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新的和独立的角色。”〔1〕美国国家政治学家霍尔斯蒂经过统计得出，两次民族国家创建的高潮时期(分别为1815～1914年和1945～1989年)因民族国家构建导致的战争比例高达55%和50%。〔2〕国内亦有不少学者指出了战争与民族国家创建的密切关系，如有学者考察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认为英法百年战争“缔造了英吉利民族意识，促进了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形成”〔3〕，“百年战争、红白玫瑰战争等等催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原始形态”，〔4〕等等。从战争的视角理解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论著不多，中央编译局李月军试图从战争的角度理解近代中国国家形态的转型，认为近代战争在摧毁中国传统国家的同时，塑造了近代民族国家。〔5〕亦有个别学者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战争文学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互动关系，认为“民族国家构建任务规定着战争文学的内容和走向，战争文学又建构一种民族国家想象”。〔6〕这也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因为文学是民族主义构建民族国家想象的一种重要手段。

一般认为，西方早期的民族国家的创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具体到特定的历史时空，有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虽恐怖暴烈，但“有其特殊的历史与道义的正当性”，是“法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近代史与法国近代史具有相似性，20世纪的中国的暴力革命同样具有历史和道义的正当性，同时也具有相同的后遗症。〔7〕另外还有学者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只有经过彻底的革命，才能够建立统一、高效的中央政权，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8〕

战争与革命是一种交叉关系，战争未必就是革命，但是过度战争的后果很可能是社会革命，战争是革命的手段和激烈形式。既有研究虽不十分丰富，但已经足够揭示出战争、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关系。

纵观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在从传统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的进程中，同样有一条主线，那就是战争与革命。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自发发展的进程被打断，是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肇端，中国从此被迫纳入了西方民族国家体系。有学者指出，1840年后的中国民族主义，以1901年为界，可以分为两段：步入20世纪之前的是以“华夷之辨”“天朝”“臣民”为其话语的民族抗争运动；20世纪后则是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为目标的民族民主运动。〔9〕关于民族建国的具体途径和方式，20世纪的中国又经历了立宪派与革命派、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分歧与竞争。

如果考虑到20世纪整个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处于战争与革命的状态之中，战争与革命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构建，那么从战争与革命的视角去审视20世纪两次民族建国思想的竞争同样是较佳的视角和切入点。本文在综合利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战争与革命的视角审视20世纪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两场民族建国路线竞争，并揭示出如下的历史逻辑：战争冲击了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催生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和革命性诉求，为新兴的政治势力成长提供了空间，并为革命成功提供了契机；战争与革命刺激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又使中国人民在对外抗争中取得了胜利；革命推动了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但革命性思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延续。就目前中国而言，改革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持续稳健的改革对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二、革命派与立宪派民族建国路线的竞争

20世纪初，以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空前加重，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当时的中国社会精英意识到，只有民族主义才能对抗民族主义，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对抗民族国家，只有提倡、鼓吹中国的民族主义，建立中国的民族国家，中国才能存续下来。〔10〕提倡、鼓吹中国的民族主义，建立中国的民族国家，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核心要素，即“民族”为何？对此理解的不一致，是当时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民族建国主张的重要分歧，这次竞争以革命派胜利而结束，其缘由何在，为什么革命派无法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国家？

(一)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民族建国思想和实践

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1903年提出了大小民族主义学说，小民族主义即汉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就是合国内各民族组成一大民族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中国民族的民族主义。从小民族主义的角度，“中华民族”主要指的就是汉族，从大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就是中国民族。显然，梁氏的“大民族主义”的“民族”比“小民族主义”的“民族”更具包容力。对于小大两种不同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政治立场非常明确，“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11〕基于这种大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就是“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在手段上则主张通过渐进式的改良实现中国由“传统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过渡，以君主立宪政体代替君主专制。在梁启超看来，区分不同的民族虽有“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这八条，但是却“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而“满人已化成于汉民俗”，这是“合满”的思想根据。梁启超同时认为，当时革命派鼓吹的“排满”“反满”很可能使内乱加剧，而为帝国主义所乘，“外国借戡乱为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灭裂之也”，〔12〕这是梁启超赞成君主立宪的现实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立宪派的前身，维新派或改良派的主张中已经蕴含了“民族建国”的思想。如康有为在1898年6月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开篇就写道：“奏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恭折仰祈圣鉴事。”在阐述满汉合治的理由时，康有为说：“窃为东西各国之所以致强者，非其政治之善，军兵炮械之精也。在其举国君民，合为一体，无有二心也。……近者欧美，尤留意于民族之治，凡语言政俗，同为国民务合为一。”这里，康有为已经使用了“民族”一词，而且所谓的“国民合为一”，就有民族国家国民均质化思想，并且康有为已经意识到民族国家的优越之处，其后又举了日本“民合于一”而使日本迅速强大的例子。〔13〕遗憾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民族建国思想的破产。

20世纪初，立宪派的民族建国思想再次得到了实践的机会，这就是清末的预备立宪。在预备立宪中，清政府试图回应社会发展潮流，通过各种制度性改革措施，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力图将其辖下的臣民塑造为“民族的国民”。〔14〕但是，清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摒弃其根深蒂固的“帝国”意识，在1908年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还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在1911年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仍然是“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这就使得此次预备立宪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不可否认，预备立宪具有因应膨胀的反帝民族情绪，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步入现代化进程以挽救民族灭亡的面向，但是清政府所固有的君主制国家观念与民族国家有着根本的冲突。民族国家必然要求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自由平等的人民所共享、共治的国家，而清末的立宪活动始终无法摆脱“满汉畛域”的思想框宥，无法实现满汉平等，更无法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实践证明，立宪派的民族建国方略行不通。

与立宪派的立场截然对立的是，革命派早期的“民族”论是排他性的、狭隘的复仇主义，他们最开始理解的“中华”就是汉族，因此主张“排满”，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通过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单一的汉族国家，在政体上则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民主共和”。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同样转向了一种大民族主义，但是与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核并不相同，前者实质是一种积极的同化主义，〔15〕主张少数民族与汉族要相互融合同化；后者则立足于对“民族”的重新阐释，使得重新阐释后的民族包括全体中国人民。

历史的发展进程证明，革命派的民族建国思想获得了胜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了。中国实现了由古老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变，〔16〕“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界，将中华民族汇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是不同的。在1911年之前，这个共同体是传统的中华帝国体系；在1911年之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帝国体系的瓦解，这个共同体就是逐渐确立和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17〕从中华民国的创立方式来看，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最初建立，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式实现的。其推翻清政府统治的过程，具有浓厚的种族民族主义的色彩，是一种具有种族革命色彩的民主革命。〔18〕

(二)革命派激进的民族建国思想缘何胜出

现在学术界似乎有这么一种偏向，即对立宪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激赏不已，而对革命派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有所指责，他们认为梁启超的学说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理性而务实，孙中山的民族学说则具有理想主义的情绪化色彩，具有暴力革命的倾向。其中不乏这样的观点：如果清末民初时期能够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就能够从帝国平稳过渡到现代国家，许多内战就可以避免，就可以少付出许多社会代价，外蒙也很可能就不会分离出去，中国就能够一致对外，中国在对外战争中也就不会生灵涂炭。历史的发展却又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学说为胜利方的，后世学者对此不得不欸乃再三。〔19〕

历史的发展往往有着某种自身的深刻的逻辑，这种逻辑似乎也可以从革命、战争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的视角予以审视。

1840年以来的一系列战争使传统的清帝国面临合法性危机。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使满清王朝危机四伏，太平天国运动则使绝对主义的国家权力几近崩塌。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以“绰尔小邦”战胜“泱泱大国”，满清的统治权威急剧下降。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城陷落，满清皇室奔窜西安，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本，满清王朝的威信尽失。战争削弱了晚清对暴力的垄断，清帝国的国家权力发生了裂变，地方主义兴起，国家权力的重心逐渐从满族统治者转向汉族精英阶层，深刻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结构和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为了适应近代工业化战争的需要，清政府不得不向传统的农业社会汲取大量的社会资源，晚清国家能力的削弱又使得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难以提取到足够的资源投入战争，由此又进一步加速了其衰亡。〔20〕与此同时，战争催生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一个接一个对外战争的失利暴露出清帝国的腐朽没落，中国社会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思想中沛然兴起，不断扩散。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终于形成一股影响中国政治的社会思潮。

清政府不仅在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不能有效维护自身统治和国家尊严，对内却一以贯之地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1900年后，清政府更是沦为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工具。这两者合起来，就不难理解何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满汉隔阂决定了对清政府实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满清政府的统治不可能维续，君主立宪在中国行不通。后来袁世凯尝试复辟仿行君主立宪，但很快归于失败。因为君主立宪的一个特点就是君主要有延续性，而不是新立一个皇帝。此外，晚清中国对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汲取很大一部分是假道日本，受当时日本“国粹主义”(一种种族优越论)的影响，〔21〕这种种族民族主义思想与传统中国基于“夷夏之辨”族类观念相汇合，〔22〕从人种、种族等狭隘的角度理解“民族”在当时社会盛行，晚清时期种族民族主义勃发。加之革命策略的需要，“排满”“反满”能够唤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斗争觉悟。这种情境之下，与清政府也就不存在调和妥协的可能，革命就成了广大民众深切的要求。“革命派的优势不在于政治理论的精深或论辩能力的高超，而在于其主张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已久，人们渴望尽快改变现状，因而急需一种颇富号召力和鼓动性的革命速胜论。”〔23〕

革命唤醒了民族意识。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构建，无不是在革命的激情、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明晰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虽已存续了几千年，但并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它既需要一种民族理论的指导，还需要革命的激情、革命的行动将其唤醒，自觉的民族又投身于更伟大的革命和斗争。

(三)中华民国在国家建设方面的不足

西方学者迈克尔·曼将国家的自主能力区分为国家的专断权力(despotic power of the state)和国家的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 of the state)。前者是指国家凌驾于市民社会，不需要与市民社会进行常规的、制度化的沟通协商而单独采取行动的权力；后者则是指国家权力对市民社会的渗透从而在其疆域内有效执行决定，通过一定的基础设施(同时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统驭并协调市民社会活动的权力。〔24〕早期西欧民族国家与清帝国相比，前者专断能力可能比较弱，但是基础能力却比较强；后者专断能力虽然比较强，但是基础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到了晚清时期，一次次大规模的对外对内战争不断瓦解清政府的权力，此时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相比，晚清帝国的专断能力和基础能力都是比较弱的，这在某种程度就解释了晚清中国为何资源丰富、综合国力较强却不断战败的事实。

20世纪以后，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的强势扩张加剧，世界秩序进入大分化、大改组时期，近代中国同时面临着外部的激烈竞争和国内秩序的全新整饬的双重压力，这样就对国家的专断能力和基础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一方面，国家专断能力要强大，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另一方面国家的基础能力也不能忽略，国家依托现代化工程通过其制度网络能够从市民社会及时汲取集中其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以应对各种国家危机，尤其是战争。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辩证关系，公民权利需要强大的国家强权作为保证，否则公民权利无从谈起；国家强权又以发达的市民社会和成熟的国民为其依托，否则国家的强大不过是一种表象，经不起摔打和冲击。

然而，中华民国虽然创立，但它始终未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并且不断陷入国权与民权互为条件的历史困境。强大的国家权力需要统一、高效的中央政府，而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总是比较衰弱，其所采取的集权改革措施常常因为地方性政权的抵制而难以实现。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邦联性质的政府，根本无法对地方实行有效的控制。〔25〕军事强人袁世凯接任大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措施，却又因试图复辟帝制快速走向败亡，国家权力再次陷入碎片化。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然而仍然不过是一个“有限主权”的民族国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未改变中国处于各方军事势力割据状态的社会现实，军权和政权并不统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进行了各种整合中华民族的努力，但始终未能如愿。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外代表整个国家，但内部派系林立、内部争斗不断，中央集权能力始终有限，也就是说，它的专断能力是有限的。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及制度建设的延展，中华民国的国家能力不断向基层渗透，对基层的控制能力有所增强，但是却很少得到其他社会集团的全力支持，也就是说，相比西方民族国家而言，它的基础能力仍然是比较微弱的。此时的中国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即“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26〕孱弱的国家强权既无法应付日益紧迫的侵略战争和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更无法保障公民权利，而战争的失利又进一步吞食了国家能力，中国人民的民权又进一步遭到践踏，从而陷入了一种国权与民权互为条件的困境。

“世界上有过许多民族，在脱离封建主义之后，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始终是一种幻想。中国资产阶级既然没有能力领导人民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联合力量，它就不可能使中国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不可能使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27〕近代的民族主义，对外要求民族独立，对内要求国家富强。上述种种原因，使得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民族建国路线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亦不能充分保障国民的权利。

三、共产党与国民党民族建国路线的竞争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及其后国民党的民族建国路线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其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彻底解放。此一历史任务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予以完成。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才实现了完全的独立、中华民族才获得了彻底的解放，此时中国才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充分独立的民族国家。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呢？这一过程又有什么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建国路线

前文已经提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不断调整其民族建国主张，如1905年由激进的单纯的“排满”到反对满清政府，〔28〕1919年孙中山又提出了积极民族主义思想，1924年孙中山提出国族主义理论，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对单一民族国家的孜孜以求。〔29〕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相当程度地继承了孙中山的民族建国思想(主要指对“民族”的阐述上)，并有所发展，于1945年提出宗族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中华民族，各少数民族和汉族是“宗族”，它们自然融合为中华民族。〔30〕蒋介石的“宗族论”的实质仍然是“国族论”。由“国族论”所蕴含的同化主义立场决定，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实质上都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分离权，主要是自决权，〔31〕且不断削弱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体现在行政区划上就是取消特别区，推行一般行政地方建制。

受苏联民族建国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既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又承认少数民族的自决权，甚至分离出去独立建国的权力，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则照搬苏联建国模式采取民族联邦制。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而后采取自由联邦制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再如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32〕1934年的宪法大纲亦有类似规定。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自决权以及民族联邦制，学术界颇有争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中华民族独立与少数民族自决的辩证关系，承认和帮助弱小民族获得自由，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完全解放，中华民族解放是弱小民获得自由和自决的前提，少数民族获得自由后必然会加入共同建国的行动。因此即使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政策中，也内含着中国境内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思想。〔33〕

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建国主张中，还有另一个比“民族”更加重要的统合性的话语，阶级。阶级和民族都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中的重要范畴。相比而言，阶级处于更为基础、核心的地位，有时民族还必须服从阶级，如马克思就曾提出，“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34〕列宁则进一步提出，“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无条件地提出来。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35〕列宁承认民族自决权，这对现代国家是一种“分离运动”，但是，列宁又通过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实现和维护国家统合，“不管资产阶级如何力求造成民族隔绝，必须使各无产阶级紧密地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36〕然而，列宁的这种自决权和分离权理论为苏联日后的解体埋下了隐患。列宁前述民族与阶级的“分合”关系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建国思想中亦有所体现，不过，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她能够因应认识的深化和时势的变化不断修正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比如，到了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将弱小民族的自决权发展为自治权。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则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37〕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概括为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可谓恰当。〔38〕

阶级和民族在马列主义思想中亦能实现有效的结合，当阶级斗争思想主要应用于某一国问题时尤其如此，如“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39〕换言之，某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就代表了整个民族，此种阶级和民族的结合可以概括为阶级民族主义。〔40〕

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其理论指导，其民族建国思想也就体现为上述的阶级民族主义。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曾指出，在中国的近代史中，阶级是一种建构民族想象特别有力的修辞手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就是以阶级的语言来想象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华民族的：中国人民是一个被西方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由此，中国无产阶级的特征被延伸至整个中华民族，某一个人或群体是否属于民族共同体以是否符合这个阶级的标准为转移。“这里，民族观念成为具有超国界诉求的革命语言与民族确定性之间的张力之所。以阶级斗争的革命语言界定民族的另一种手法是把阶级斗争的‘普遍’理论置入民族的语境中。”〔41〕日本学者松本真澄也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阶级和民族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轴线，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阶级的观点来看，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从民族的角度看，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殖民地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胜利。〔42〕国内亦有学者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国家及其概念的反省开始由“个人”转向了“阶级”，“阶级”被引入民族主义的话语并作为一种民族国家构建的方式，从而能够极大地调动国内和国外的各种社会力量，完成民族和国家的整合，构建一个中华民族国家。〔43〕

中国共产党在以阶级民族主义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同样吸收、采纳和推行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装置，并将中国看做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就是中国民族，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就是“民族矛盾”，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民族战争”，抗日战争就是“民族战争”，因而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彻底的“民族解放”等等。建立中国的民族国家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目标。如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在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44〕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45〕

应该说，国、共两党在国家建构的总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或共通性，即都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国家，但是在具体的建国路径和建国方略方面又截然不同。国民党的“民族”论具有狭隘性，其对“中华民族”的理解经历了“国族”“民族—宗族”的变迁，“同化主义”的内核一以贯之；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则指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国内民族政策经历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变迁。国民党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国家，共产党要建立的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国民党的建国方略中，“民族”是一个重要的统合性概念，但是国民党对“民族”的理解又无法突破种族主义的局限，使得他们的建国方案在实际的运行中左支右绌，其通过种族民族主义方式建立的民族国家虽表面统一实则四分五裂。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中，“阶级”是一个重要的统合性装置，能够适应当时的社会形势有效地将全国各族人民组织统合起来。在“阶级”的统摄之下，两个层次的“民族”话语看似模糊，却能够有效调和现代国家建构与国内民族政策之间的内在张力，最终通过阶级民族主义的路径建立了强大的现代国家。

(二)阶级民族主义缘何能够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国家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46〕“要使民族主义从意识支持转变为实际行动，参与民族国家成长的过程，则需要有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的策略。中共的最后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其对民族主义的适当把握、塑造与整合。”〔47〕而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并没有指向帝国主义，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尽管其后期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但是其领导的革命政府，以及其后中华民国的历届政府，始终不能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外援可以在物质上甚而心理上增强某一政治集团的势力，但在民族主义日益兴盛的民国时期，此集团也可能为此付出‘失道’这一潜在的巨大的代价。”〔48〕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阶级民族主义路径虽然将极少数人排除于外，但她始终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置于首位，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官僚买办的利益，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国民”之列不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及革命时期各个阶段的政权只是将少数的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排除于外。“总括工农和其他人民的利益，就是中华民族的利益”，因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民族的。〔49〕这也决定了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与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不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顾全民族大义，坚持将自身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坚持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尽可能团结最广大的人民，一致对外。而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倡导的“民族”思想始终指向的社会精英分子，其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也不能深入社会底层，不能充分利用在抗争中逐步觉醒的民族意识，广泛发动群众。

中国近代以来不断被卷入各种民族战争，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国家、社会、个人已被“民族主义”整合进“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尤其是抗日战争不再是西方列强与清帝国的“王朝战争”，而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总体战争”，战争将几乎每个中国人裹入其中，总体性民族战争激起了中华民族自发的民族主义感情外，亦需要国家和各政治组织通过各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动员，建构、呼吁和回应民众日益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构建不能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也就不能回应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诉求，也就不能维护国家的自主独立，反过来也就不能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阶级民族主义建构策略中，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建国路径截然不同，除了“民族情感”外，“阶级身份”“阶级意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身份归属和统合力量。工人阶级除了有自己作为普通人民的“民族感情”外，“更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民族解放运动起着促进作用，民族解放运动需要渗入阶级的性质，从而使这个运动能格外深入，更能增加其革命的性质。〔50〕如果将中国共产党早期所主张的民族自决权和分离权纳入整体的阶级民族主义方略中予以考虑，就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承认各内部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以此对抗国民党的同化主义，另一方面又主张无产阶级有必要掌握中国各地的领导权，又以阶级民族主义将中国人民统合起来。前者是分，后者是合，前者的“分”最终要融入到“合”的理念之中，二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民族主义建国方略中实现了有效统一。与此相比，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同化主义的民族论在道义上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这种阶级民族主义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既是民族革命又是民主革命，既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最坚决彻底的斗争，在民族革命取得胜利后，又领导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及其政权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同时是对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调整，尤其是土地革命回应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为中国革命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因为“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基本军队，没有农民这个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强大的民族运动”。〔51〕

最后，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转战南北，足迹遍及祖国各个角落，逐步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认识，在宣传革命和党的主张的同时，激发了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感，从而将各族人民纳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战争、革命等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加速了原有社会势力的瓦解和溃散，为建立强大民族国家准备了条件。〔52〕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民族主义的策略，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时，将全国各族人民纳入中华民族的叙事框架，从而为塑造新中国的国民而准备。〔53〕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民族主义的策略，及时回应了中国社会和民众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诉求，能够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最大限度地唤起各族人民的革命意识，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三)阶级民族主义的弊端

我国这种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阶级民族主义路径，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境下，为唤起民众、进行彻底的革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使得社会自由生长发育失去空间。再比如，这种阶级民族主义蕴含着对暴力革命的称颂和赞扬，有利于动员社会大众起身革命，但这种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在和平建设年代可能就不太适用，有时影响还可能是负面的。特别是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灭了，但是这种阶级民族主义的思维在一定时期内还得到了延续，给新成立的国家带来社会的动荡。

在现阶段，这种阶级民族主义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将部分人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造成了对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相分离的情况。这种政权与文化的分离与不一致，一定意义上解释了港澳回归后香港的分离主义兴起。二是改革开放后，阶级民族主义的叙事实际上逐步弱化了，阶级作为统合的手段逐渐淡出了，作为联系的纽带逐渐松懈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日益自由化和多元化，用什么统合中国人民的观念，明确中国人民的身份归属和自我认同意识就逐渐地成为一个问题。

四、结 语

一部近代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的每一次努力，都刺激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54〕其中蕴含着某种战争与革命性的语言和叙事。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战争与革命是一条贯穿的主线，此一过程又构成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将中国各族人民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从此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而存在。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两次“法统”的根本性改变，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制宪，但是“道统”却延续下来，从而维持了中国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装置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但是，它却无法克服种族民族主义的局限性，走出国权与民权互为条件的困境，以有效统合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为国家的意志，应付内外危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彻底的革命，以阶级民族主义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今天我们去审视20世纪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两场民族建国路线的竞争，很容易发现无论是战争的烈度还是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后一场都比前一场惨烈和彻底，这同时意味着社会代价的剧增。如果将这段历史置放于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史中予以解读，古代中国以其惊人的政治统一性闻名于世界，但这是否意味着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以致不得不在外力侵迫之下，在内外交困中，来一次全面的彻底的革命才能获得新生？现行宪法序言首段即宣明，中国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那么今天，我们要如何对待和安放此一“革命传统”？中国目前正迈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改革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或许只有经过持续稳健的改革，社会有机体才能获得健康稳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式。

注释：

〔1〕Howard, Michael.War and The Nation-State， Daedalus, 1979,p.102.

〔2〕Holsti K J.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306-321.

〔3〕陈昀岚、高燕、曹文琪：《从战争和改革的视角看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4〕孙相卓：《西欧15-16世纪的战争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4期。

〔5〕李月军：《从传统帝国到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战争逻辑》，《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6〕参见李茂增、温华：《战争叙事与民族国家想象》，《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7〕高毅：《法国式革命暴力与中华民族国家建设——解析法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中的精神联接》，2008年“北京论坛”交流论文。

〔8〕参见吴贤辉：《革命、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国现代化》，《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9〕王先明：《义和团与民族民主运动的时代转型——立足于近代民众抗争运动的比较分析》，《历史教学》2011年第2期，第7页。

〔10〕如梁启超认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参见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年)，《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一)，广益书局,1948年，第255页。又如余一先生亦认为，“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发挥其本族之特征；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盖国与种相济者也。”参见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第1期，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486页。

〔11〕参见梁启超：《论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学说》，载《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二)，广益书局,1948年，第156页。

〔12〕参见梁启超：《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载《梁启超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第40-43页。

〔13〕参见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一八九八年八月)，载《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40-342页。

〔14〕参见郭绍敏：《清末立宪与国家建设的困境》，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4页。

〔15〕参见林齐模：《从汉族国家到中华民族国家——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的发展》，《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23-127页。

〔16〕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17〕付春：《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第1页。

〔18〕〔42〕参见〔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75、156页。

〔19〕例如郑大华教授就认为：“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分歧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第3页。

〔20〕〔47〕参见李月军：《从传统帝国到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战争逻辑》，《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 30-31、34页。

〔21〕参见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1年第7月15日，总第70期。亦可参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56815.html，2017年11月22日访问。

〔22〕郑大华：《略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23〕武吉庆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5页。

〔24〕Michael Mann."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9.

〔25〕朱国斌：《近代中国地方自治重述与检讨》，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2页。

〔27〕《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8-139页。

〔28〕如1906年12月，孙中山在《东京〈明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就说，“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的国家。”参见《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81页。

〔29〕参见王希恩：《中国近代以来三种民族国家设想》，《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33页。

〔30〕奉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4册)》，中华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2页。

〔31〕有论者可能会提出质疑说，孙中山在亲自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曾经一度也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事实上，这是一个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论题，现在一般认为，孙中山并没有承认弱小民族分离权的意思，而是认为弱小民族获得自由后会自觉加入“统一的中华民国”。参见〔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32页。

〔32〕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6页。

〔33〕参见常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34〕〔39〕《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291页。

〔35〕〔36〕《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载《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4、401页。

〔37〕张淑娟：《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34页。

〔38〕参见盖世金：《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政治形式的历史选择》，《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周昆云：《民族自决权·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思想再探讨》，《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40〕关于“阶级民族主义”的概念，参见〔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导论第11页。

〔41〕〔53〕〔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凤凰传媒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11、10-11页。

〔43〕孟永：《“个人”走入“阶级”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必然》，《甘肃理论学刊》2012年第1期，第16-50页。

〔44〕〔49〕《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载《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8、158-159页。

〔45〕《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46〕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载《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

〔48〕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页。

〔50〕〔51〕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30、790页。

〔52〕Migdal, Joel S.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70-277.

〔54〕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