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翁 嫣， 陈剩勇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2)

人类历史伴随着国家兴衰、文明更替。从18世纪初全世界普遍性的马尔萨斯陷阱，到两次工业革命后经济增长的“大分岔”，再到两次世界大战、两次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的经济下行与政治嬗变交织，引发了一场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层次、结构性和持续性的制度危机，促使各国的思想家从制度层面重新反思发展问题的根源。

学术史上，近代以来，托马斯·霍布斯、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约翰·罗尔斯，以及曼瑟尔·奥尔森、大卫·兰德斯等学者，都曾对国家兴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因素作过探讨。达龙·阿西莫格鲁是较新的一位，他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构建了一个理解政治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阿西莫格鲁以“制度”为主线和归因，用经济分析、量化研究、历史比较等方法，解析了制度与权力、制度与经济绩效、制度与国家兴衰、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等多组重要关系，提出了“制度逆转”驱动“财富逆转”的重要命题即国家兴衰的“制度决定论”，强调国家长期保持兴盛的根本原因在于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

一、阿西莫格鲁对国家兴衰五种归因的批判论证

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在哪里？世界各国、各地贫富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地理差异、文化不同、统治者无知，还是因为产业活动、经济政策？阿西莫格鲁逐一分析并否定了经济发展归因的地理说、文化说、无知说、产业说、政策说，提出了经济发展归因的“制度决定论”。

1.地理说。地理说的核心观点是，处在热带地理位置上的民众因为更容易患热带疾病，会给人体健康和劳动生产率带来消极影响，此外，热带地区的土壤不适合种植高产农作物，所以温带地区比热带地区要具备更多的优势。〔1〕戴蒙德也认为，农业发展程度、技术变化和繁荣程度的差异性源于五百年多前世界各大洲动植物物种禀赋的不同。〔2〕但阿西莫格鲁认为“热带固穷”是不准确的。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北回归线以南和南回归线以北的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富裕得多。热带疾病给非洲等地区造成了极高的婴儿死亡率，这不是非洲贫困的原因，却是贫困导致的结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之所以低，其土地的所有权结构、管理农民的政府、为农民创造激励的制度因素才是决定性的。他还用戴蒙德的解释变量，辨析了戴蒙德理论的偏颇。野猪、野牛、水稻、小麦、大麦的广泛分布表明，欧亚大陆的不平等不能用物种禀赋来解释。〔3〕地理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或日本等国家在经历长时间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之后，经济又得到重新增长，即它无法解释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历时性的发展，因此“地理说”无法合理解释世界不同国家间的贫富差距。

2.文化说。文化说涵盖宗教、信仰、价值观和伦理的综合影响。以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西欧工业社会的崛起过程中，新教改革和新教伦理发挥了重要作用。〔4〕但是阿西莫格鲁认为“文化说”同样无法解释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以美国、墨西哥国境线两边两个诺加利斯为例，两边的文化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但是两地的贫富差距极大。墨西哥人缺乏信任的程度远高于美国人，两地在规范与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是制度产生的结果。非洲人彼此的信任度更是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也是非洲长期破坏人权和产权的制度的结果。韩国和朝鲜在长时期以来具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但朝韩后续不同的发展水平归根于两国实行了完全不同的制度。中东的案例也可以说明，同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制度逆转可以改变贫富状况。默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的43年间(1805-1848)，强制性实施改革，推进官僚制度、军队和税收体制的现代化，促进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但阿里去世后，埃及又深陷泥淖，结束了繁荣的过程。

3.无知说。无知说认为造成国家间贫富差距是由于统治者的无知造成的。但阿西莫格鲁认为“无知说”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会形成使民众致贫或致富的制度与政策。“实现繁荣依赖于解决某些基本的政治问题”〔5〕，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与制度密切相关。比如，独立之后的加纳政府实施不可持续的扩张性经济政策，使得加纳出现一系列的收支平衡和外汇短缺危机。1971年危机加剧爆发时，加纳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良方”，实施货币贬值政策，却导致了局势的失控，当局被迫下台。所以，导致加纳贫穷的原因不在于领导人无知，而在于制度。

4.产业说。演化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赖纳特指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如何选择产业活动，以及选择了怎样的产业活动。具体而言，经济发展需要实际工资水平上升、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企业的高投资率三者并存的模式，良性经济循环的启动点在于“正确的产业”，产权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产业活动方式决定财富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进而决定了社会阶层及其权利诉求〔6〕。民主、市民社会和平等自由一旦缺乏适合的经济活动基础，就犹如无本之木。而阿西莫格鲁则认为产业活动的选择与运行，根植于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他将制度作为一种资源，以政治制度、权力资源的分配作为基本变量，建立了“制度—经济增长”动态理论框架，论证了“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认为经济制度体现集体选择，而不是个人偏好。经济制度的再分配，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掌握政治权力的集团根据自身偏好设计实施经济制度，只在能够维护自身权力的前提下供给经济制度，其他集团唯有改变权力分配，才有可能改变经济制度〔7〕。

5.政策说。宏观经济停滞总被归咎于高通胀、财政悬崖、偏离汇率等扭曲的宏观经济政策。阿西莫格鲁透过现象抓本质，认为政策扭曲并非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只是潜在的制度缺陷的外在表现。深层原因在于制度基础薄弱：政治制度对政治家缺乏有效约束、无法做好投资者产权保护、不能制止普遍腐败、政治不稳定。那些继承了殖民时代掠夺性制度的国家，在战后也历经了更多的经济波动。〔8〕既然这些政治制度会阻碍经济发展，为何当权者还要继续采用？阿西莫格鲁将这一现象概念化为“政治替代效应”，从政治角度阐述了经济落后的根源：技术、制度创新让政治精英害怕自己被替代，因此不仅不愿实行、甚至“阻滞”(blocking)技术、制度的进步，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9〕。

二、阿西莫格鲁“制度论”的核心思想

阿西莫格鲁提出了一个命题，国家兴衰的决定因素是制度。他融合产权界定的思路，用动态博弈均衡框架重新建构了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的动态模型，突出政治因素在经济制度动态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论证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指出，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政治选择，“制度不是由历史事件、意识形态决定的，是利益集团通过影响资源分配的政治力量决定的”〔10〕。通过旁征博引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实证案例，包括罗马帝国、玛雅城邦、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国、欧洲大陆国家、美国和非洲国家等，阿西莫格鲁揭出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国家繁荣的关系，丰富了制度理论的论证基础。

1.阿西莫格鲁制度理论分析框架的要点。一是制度决定资源分配，因此个体对经济制度有偏好。二是不同的经济制度会利于不同的集团，各集团制度偏好不一致。三是经济制度是集体选择，承诺问题在政治领域尤其重要。四是当权者决定经济制度的结构和均衡，政治权力的分配是经济制度、经济增长率和资源分配的决定性因素。五是法定政治权力(例如宪法、选举规则等由政治制度决定的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组织武力的能力)构成了政治权力两个来源，其中，事实政治权力可以独立于政治制度对政治结果形成影响。六是事实政治权力分配受社会资源分配影响，掌握更多资源的人可以更有效地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因而控制更多权力。七是未来政治制度是由当时的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的均衡所决定的，这种政治制度又会决定未来法定政治权力的分配，而集体行动的性质决定了事实政治权力是短暂而难持久的，因而各个利益集团会竞相利用短暂的事实政治权力来变革政治制度，从而获得未来更大的政治权力。八是较为稳定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会带来制度的粘性，反之，制度就会发生变迁。T时期政治制度决定当期法定政治权力，T时期资源分配格局决定当期事实政治权力，由T时期法定、事实政治权力组成的实际政治权力，决定了T时期经济制度和T+1时期的政治制度，T时期经济制度决定T+1时期的资源分配。

2.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将政治制度定义为“配置法定政治权力的社会、政治安排”〔11〕。政治制度包括成文的宪法，也包括国家治理社会的权力和能力。社会最终采取什么规则，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政治制度通过二分法可以简化成民主制度与非民主制度。他将经济制度分为产权制度和缔约制度，政治权力分配决定了经济制度。产权制度保护了公民免于被政府和当权者征收。缔约制度允许了公民之间签订私人合约。产权制度对经济长期增长、投资、金融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缔约制度影响了金融中介的形式和规律的形式，但对经济增长、投资、信贷总量的影响有限。

3.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阿西莫格鲁区分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的不同规则、不同的激励制度，将制度按性质分为汲取性、包容性两个理想型。“足够集权且多元化的政治制度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只要其中有一个条件不满足，这种制度就是汲取性政治制度。”〔12〕包容性政治制度具有“多元主义”(pluralism)特征，其权力广泛分布在社会之中，政治权力受到不同集团、不同形式的约束监督；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权力主要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法治理念淡化，约束、监督以及平衡政治权力的机制和方式比较缺乏，支持汲取性经济制度，极限是极权。包容性经济制度是能够让个人自由选择的制度，这个制度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秩序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产权能够得到安全保障、合同契约能够有效维护、行业进入零壁垒〔13〕。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之下，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能公平参与经济活动，也就是具有灵活的社会流动性。包容性经济制度之下，私有财产得到保护、法律制度公正、允许新企业进入、给予人们自主选择职业的自由。与之相对立，汲取性经济制度的设计初衷，从根本上就是为了从社会一部分人那里汲取收入和财富，而让另一部分人受益。汲取性经济制度下，产权保护欠缺，有更多行业壁垒和不公平竞争，市场运行不畅——这些往往利于利益集团或特定政治群体。经济和政治制度组合有四种情况：一是包容性经济制度与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组合；二是汲取性经济制度和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组合，这种组合相对稳定；三是包容性经济制度与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组合，四是汲取性经济制度与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组合，这两种组合具有不稳定性。因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相互依存。前者通过创造资源分配的平等环境从而推动后者的长期续存〔14〕。

4.包容性制度推动发展繁荣，汲取性制度导致国家失败。阿西莫格鲁认为，“不同国家经济成就的差别源于采取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经济运行规则和不同的激励制度。”〔15〕实施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实现了国家的发展繁荣。包容的经济制度促进经济活动的活跃、生产力的成长和经济的繁荣，并不断推动科技、教育进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16〕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足够集中化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17〕，这种制度广泛地授予权力，消除剥夺行为和准入障碍，解除对市场机能的压制，消解为少数人谋利的经济制度。但那些采取汲取性制度的国家，或因缺乏政治集权，或因专制主义的束缚而未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在于受到了汲取性制度的影响。“政治和政治制度将决定国家采用何种经济制度”〔18〕，“当一个国家存在妨碍甚至阻碍经济增长的汲取性政治制度所支持的汲取性经济制度时，国家就会失败”〔19〕。汲取性政治制度下，能且只能实现有限的短期增长。比如苏联和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他们采用的方法是通过将资源投入高效率部门之中，在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给予包容性经济制度一定的空间。但是，汲取性政治制度难以实现创造性破坏以及完全向包容性经济制度转变，个人产权得不到完全保护，社会权力和财富在少数人间的集中也有可能引发内讧和战乱，进而导致国家失败，唯有采用包容性的制度方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三、阿西莫格鲁“制度论”的理论价值

近30年来，经济学家们逐渐将政治学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作为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丰富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完善，试图通过政治与经济的关联研究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化解经济衰退危机、提供经济持续发展动力找寻对策。达龙·阿西莫格鲁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近年来，他的“制度论”思想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另辟蹊径，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为政治学研究开启了一个独特的领域。

1.开辟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制度和制度研究在阿西莫格鲁政治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据主体位置。其学术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制度”为主线和归因，用经济分析、量化研究、历史考察等方法，解析了制度与权力、制度与经济绩效、制度与国家兴衰、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等多组重要关系。阿西莫格鲁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特点和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制度决定资源分配为逻辑起点，用动态博弈均衡框架建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互动因果关系。二是建构政治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为民主的创立和巩固提供了动态框架和理论模型。三是聚焦经济结构对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影响，作出了有关民主发生的经验性预测。四是确认制度与国家兴衰的逻辑关系，提出“制度逆转”驱动“财富逆转”的重要命题。强调了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国家长期保持兴盛的根本原因。作为“新制度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者，阿西莫格鲁无疑为21世纪的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范式和新论域，为解决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和解决路径。

2.修正和发展了一些重要的主流学术观点。在政治发展的“制度论”主题中，阿西莫格鲁对一些学者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回应、发展和补充，对另一些学者的论述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批判和否定。一是修正李普赛特关于“收入与民主”相关性的观点。主流政治经济学文献均认可“收入与民主的强相关性”这一李普赛特假设，David L.Epstein等学者也证明了人均收入更高，就会大大增加民主体制的可能性，即巩固现存民主体制或促进体制从独裁向民主的转型。而阿西莫格鲁认为，从长期来看，收入与民主这两个变量都与历史有关，两者之间只有相关关系，未能就此确认存在因果联系。二是对米歇尔“寡头铁律”的补充。“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描述了政治参与人垄断政治权力，且在政治制度保护下难以被替代的结构。“一小撮独立的、踌躇满志的政治领袖驾驭着民主运动的浪潮，总是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集团”〔20〕。新精英在取代老精英之后，不但不会有动力去改变寡头结构，反而会在现有政治制度庇护下汲取更多利益。这就解释了虽然拉美、加勒比、非洲等地区的国家领导人频繁更换，但灾难性的政策依旧长期持续的原因。阿西莫格鲁的《事实政治权力和制度的持久性》一文对“寡头铁律”机制进行了补充，进一步解释了“锁定”现象，即除非大规模的变革或者冲击破坏了整个均衡结构，否则即便政治制度或执政者身份变化，低效的经济制度安排也会持续〔21〕。当然，米歇尔与阿西莫格鲁对“锁定”现象的归因有所不同。米歇尔认为寡头铁律并非是因为政治精英汲取了权力，而是因为多数人的自动放权(不愿承担高昂的决策成本，乐于让少数精英作出决策)〔22〕。阿西莫格鲁则认为这是精英对用扭曲制度来为自己谋取福利的行为有持久激励。三是对诺思“制度与经济绩效”研究的深化。诺思(North)等学者的欧洲增长理论十分强调产权和制度的重要性，提出“西方世界的兴起取决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23〕。阿西莫格鲁对诺思理论进行深化，更强调制度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阿西莫格鲁认为，欧洲兴起的制度基础不是罗马的遗产，不是公元1500年前的发展基础，而是1500年后，资产阶级和新商人集团从大西洋贸易、殖民主义中获利丰厚，实力增强，具备了诱导制度变化的能力，从而影响欧洲的经济增长〔24〕。

3.积极回应当下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一方面，阿西莫格鲁始终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民主化问题和国家治理的成败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是民主的，另一些国家却不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实现繁荣，有的国家却日趋衰落？他与罗宾逊(Robinson)合作撰写了多部论著，从分配冲突的框架考察国家体制转型问题，提出了民主是权贵为避免革命而做出的可信承诺的基本论断，提出了在不平等和民主化之间的倒U形关系，为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首次提供了系统的正式的经济分析。他与罗宾逊共同完成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著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呈现了民主的建立与巩固的曲折持续的过程〔25〕。2012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出版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从宏观的政治和经济的视角研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认为包容性制度带来富裕，汲取性制度导致贫困〔26〕。另一方面，阿西莫格鲁始终对全球经济治理困境做出积极回应。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各国陷入经济与政治双重危机，阿西莫格鲁指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三个信念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作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资本主义仍然需要允许创新，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成功创新的公司。……为克服经济危机而阻碍这种创新和重新分配的政治反应可能会比危机本身带来的危害更大。”〔27〕在经济危机中，阿西莫格鲁仍然冷静地坚持熊彼特式的创新，而不是考虑如何采取政治措施来应对危机。聚焦全球经济突围的可能路径，阿西莫格鲁等人研究了风险、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次提出“历史存量”概念和“有指导的寻找”解释框架。他对经济衰退也进行了建模定量研究，2017年撰文《宏观经济尾部风险的微观经济起源》，提出“肥大尾部”〔28〕。即使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除尾部外大致呈正态分布，也可能出现这种偏离，突出显示了经济衰退与一般的商业周期波动之间的本质差异。大型经济衰退不仅涉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显著收缩，也会涉及众多行业的同时大幅下滑〔29〕。

4.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阿西莫格鲁的制度论内涵丰富。在收集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基础上，阿西莫格鲁提出了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概念，用以衡量制度的好坏。制度指数有三个特征：一是特权阶级的商业活动权利受到限制的程度；二是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三是允许人们自由经商的程度。包容性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制度的变迁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些理论基础为未来“好制度”标准的研究开辟了论域。制度弹性和制度质量的研究就是其中重要的延展成果。阿西莫格鲁认为具有更好弹性的制度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它能够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的需求做出及时的反映，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并因此持续促进经济增长的累积、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张的过程〔30〕。因此，制度的弹性将是决定制度质量的重要变量。Davis深化阿西莫格鲁研究成果，采用制度分层视图的方法，将制度划分为相对可变的经济制度和更为持久的元制度〔31〕。经济制度包含了政策和法律，是经济表现的决定因素。如劳动法和商业法能够有效制约经济互动，从而决定对财产和合同的保护水平。而元制度是指构成高度持久性的法律、社会和政治格局，如美国宪法，它能够制约设计和选择经济制度的行为。经济制度决定了制度的质量——财产权被定义为法律法规和商业法；而元制度决定了制度弹性——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发展的新经济制度的倾向。Davis通过该模型预测具有更高制度弹性的国家将经历更快更稳定的增长，具有更高制度质量的国家将会产生水平影响，使得增长率保持不变〔32〕。所以，制度质量较高但制度弹性较低的国家虽然富有但经济发展速度处于停滞状态，相反，制度质量较低但制度弹性较大的国家虽然贫困但具有活力。

四、阿西莫格鲁“制度论”的理论局限

阿西莫格鲁政治发展理论在制度变迁理论、权力机制、政治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解读，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上或论证方法上的缺失。

1.阿西莫格鲁的一些理论和论证过程不够周延，一是忽略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变量的影响。赵鼎新教授指出，现代政治既不是阶级政治也不是分层政治，而是认同感政治〔33〕。民众对国家绩效的评判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很难分割。任何“客观指标”只有先被信任，具备某种共同价值观，才能被广泛接受。与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相比，价值理性更能塑造和激发民众的情感。在阿西莫格鲁政治发展理论中，极少甚至几乎没有涉及“意识形态”变量。然而意识形态因素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进而对国家绩效、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二是制度变迁观点的论证存在简单化的倾向。阿西莫格鲁的民主化解释框架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但这一观点假定了社会的两集团划分——权贵、平民，现实中的情况更为复杂，经济上的富人阶层和在政策上起到主导作用的群体可能既不完全重合，也不行动一致，因此二者既有可能采取合作态度，也可能发生对抗。同时，阿西莫格鲁将民主简化为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投票权的扩大，即简单地将投票权扩大等同于民主，对具体而多变的政治现实的论证具有局限性。三是权力对制度变迁影响机制的分析模型对真实政治生活的解释力不足。阿西莫格鲁的权力假说有一个命题，即精英团体在法律政治权力上的减损，能够通过事实政治权力的增加而实现补偿。权力是否可以进行加减，得出“能够补偿”或者“实际增大”等结论，是不能通过各自计算得出的，应当通过其权力作用的结果加以说明。四是“制度决定论”的部分概念未能厘清。阿西莫格鲁虽然提出了汲取型制度、包容性制度的划分，但没有作出足够清晰的定义，无法明确它们所指到底是政治制度下的分权还是经济制度的市场化程度。比如，英国光荣革命时，仅仅10%的国民拥有选举权却被定义为包容性制度，而实现了普选(普选结果可能受到一定外在因素影响)的委内瑞拉则被认为是汲取型制度。此外，在经济制度层面上，博茨瓦纳的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较大，市场化程度受到极大的挤压，却被作者归入包容性制度范畴，而市场化程度不弱于博茨瓦纳的埃及被作为汲取型制度看待，这是有悖关于两类制度的定义依据和逻辑，使得分类缺乏说服力。

2.论证方法的不足。国外学者麦克阿瑟(McArther)和萨克斯(Jefrey D.Sachs)指出阿西莫格鲁选取的样本数量过小，在殖民地的制度逆转与收入逆转因果关系的探讨上缺乏统计学的严格性〔34〕。Glaeser等人则提出阿西莫格鲁的制度衡量指标不合理，制度的本质应当用选举、立宪来刻画，而不是用财产免于没收的程度或是对执政者的限制〔35〕。国内学者孙涛提出计量方法使理论与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在全新视角和研究框架中得到处理。但计量方法需要合理的假设前提、准确的模型设定、高质量的数据、精准的中间变量、代理变量的选择，其科学性和稳健性值得商榷〔36〕。郭艳茹也指出了阿西莫格鲁在变量关系的处理上存在循环论证：大西洋贸易→改变政治权力分配→经济制度变迁→经济增长，但大西洋对外贸易权又是由之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的，“最终落入‘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往复”〔37〕。

3.意识形态偏见。诚然，西方研究一直占据政治理论研究和评价体系的主导地位，在概念、视角、评价指标设计等多个方面都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无法对西方体系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给予客观、全面的解读与研究。阿西莫格鲁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研究，也没有摆脱这一片面性。阿西莫格鲁的研究中，论据、案例的选取和评价有明显的倾向性：详述英美的案例，却忽略对如印度、墨西哥、玻利维亚等这些中间类型国家的客观而细致地分析。比如印度，简单归类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发达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并不妥帖。选取的南美和非洲国家的案例，指摘其持续不断的动乱有其内因，但冷战时期两大军事力量的对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绝不能忽视。对于中国，定义为汲取型政治制度之下的汲取型经济制度，显然是不够严谨的。

4.对中国经验的解释有失偏颇。阿西莫格鲁对中国的认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成长源于邓小平等人推动改革并由此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二是中国的成长是快速投资的结果，不是创造性破坏，这种成长可能后继乏力。三是中国的长久持续成长的关键是向包容性政治制度的转变。阿西莫格鲁对中国经验的理解值得关注，但又并非全面准确。正如朱云汉指出，不少西方国家及亚洲邻国目前还不能客观全面理解中国经验，存在巨大的认知落差，他们还处在落后、追赶、补课的阶段〔38〕。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太过倾向于采用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和认知框架，中国发展模式得益于三个特殊的条件：一是特殊的政治体制，二是“大”优势的充分发挥，三是抓住了全球化时代的“后发优势”〔39〕。中国模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是方法，“过河”是目标。阿西莫格鲁并没有找出中国这四十年发展成就的实质原因。可以说，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是阿西莫格鲁制度理论的最大不足。

注释：

〔1〕Sachs，J. The end of poverty：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European Journal of Dental Education，2008(12)，pp.17-21.

〔2〕〔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

〔3〕〔5〕〔12〕〔13〕〔14〕〔15〕〔16〕〔17〕〔18〕〔19〕〔26〕〔美〕阿西莫格鲁、〔美〕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贫困和繁荣的根源》，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26-97页。

〔4〕〔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龙婧译，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6〕〔挪威〕埃里克·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62页。

〔7〕〔10〕〔24〕〔30〕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2005(95),pp.546-579.

〔8〕〔11〕〔25〕〔美〕阿塞莫格鲁、〔美〕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马春文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3页。

〔9〕Acemoglu，D.James A.Robins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6b(100),pp.115-31.

〔20〕〔荷〕汉斯·范登·德尔等：《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21〕Acemoglu，D.，Robinson，James，A. De Facto Political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Persistenc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pp.325-330.

〔22〕〔德〕罗伯特·米歇尔：《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译，天津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23〕North，D.C.and R.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27〕Acemoglu，Daron. The crisis of 2008：lessons for and from economics.Critical Review，2009b(21),pp.185-194.

〔28〕〔29〕所谓肥大尾部是指发生概率极小但是一旦发生将带来系统性冲击的风险。资本市场特别关注尾部风险，经济危机尾部风险发生概率远远比正态分布所显示的概率要大，经济金融界称其为肥大尾部。具体参见Acemoglu，D.，Ozdaglar，A.Tahbaz-Salehi，A. Microeconomic Origins of Macroeconomic Tail Risk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b(107),pp.54-108。

〔31〕〔32〕Davis，Lewis S. 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0(38),pp.306-320.

〔33〕赵鼎新：《国家合法性与国家社会关系》，《学术月刊》2016年第8期。

〔34〕McArther，John W.，and Jeffrey D.Sachs. Comments on 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2a)，NBER Working Paper No.8114，2001.

〔35〕Glaeser，E.L.，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 Andrei Shleifer. 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4(3),pp.271-303.

〔36〕孙涛：《埃斯莫格鲁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评述》，《理论学刊》2009年第3期。

〔37〕郭艳茹：《制度、权力与经济绩效：阿西莫格鲁理论评述》，《理论学刊》2010年第5期。

〔38〕〔39〕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