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br/>——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

中国知识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
——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

2018-02-20○张安

学术界 2018年1期

○ 张安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4)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趋向发生逆转，原来甚嚣尘上的“世界化”“西化”言语日渐式微，强调外来之说应用于实际的“中国化”号召频频出现，彰显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中国化”呼声备受关注。〔1〕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本身就是当时社会思想状况的映射，暗含着一种强烈的现实关切。当时就有人指出：“自毛泽东氏《论新阶段》一书出版以后，从今年四月起，开始有了‘中国化’的呼声。”〔2〕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之后，旋即引起了知识界的热烈争论。当前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人们普遍忽视了命题提出之后，知识界对于这一命题的论争。经过论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可能性以及必要性等问题得到了澄清和阐明。时至今日，不少人仍在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质疑或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于复古或是对封建落后思想的颂扬，仍然在性质上否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返本才能开新，正本方能清源。回顾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有助于廓清附加在此命题上的种种误读，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事业。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论争

1938年，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正是在此次大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这段话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最经典的表述。但是知识界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不是同步一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存在差异甚至对立的观点，并由此展开了理论上的争鸣。

(一)围绕“中国化”是否存在复古保守含义的论争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中国化”的命题与文化本位主义紧密相连。而文化本位主义是近代列强入侵、“西学东渐”背景下，国人的民族主义心理的映射。文化本位主义旗帜鲜明地要求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方面具有正面的意义。但是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如何会通中西文化以建立新的近代民族文化方面，文化本位主义却“泥古不化”，存在排斥和抵制外来文化或思想的狭隘立场。“中国化”的口号导源于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很容易侵染到当时文化民族主义的心理，人们自然会从文化本位主义立场来审视其内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之后，叶青就明确表示：“中国化应肯定中国本位，以中国本位作前提”，因而“中国化与中国本位完全相同”〔4〕。中国本位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漠视文化的时代性，片面地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抗拒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反封建的启蒙传统，阻碍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依据叶青的这种内涵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文化本位主义的一个表现，其本质内涵仍然是强调凸显文化的民族性，甚至是倡导文化复古主义，用中国封建思想消解或是替代马克思主义。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论者都是从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来理解“中国化”。柳湜在《论中国化》一文中剔除了“中国化”口号里的守旧、保守含义。他认为：“‘中国化’是建设新中国文化的一个口号，是配合着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历史的任务而提出的。”〔5〕这一口号反映了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时代要求，它的着眼点是如何创新发展中国文化，而不是墨守成规地沿袭中国古代一切文化传统，与文化本位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嵇文甫指出：“随着‘中国化’口号的提出，一般开倒车迷恋骸骨的先生们又该洋洋得意了”。这是因为他们从文化本位主义立场理解“中国化”，认为“中国化”即是歌颂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否定或是排斥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先进文化。因此，他要求把“中国化”的正确内涵从这种文化复古的“胡说中救拔出来”，着眼于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从中西文化会通的角度认识中国化的内涵。他认为所谓中国化，不是对西方文化简单的嫁接和拼凑，而是一种文化对话和文化交流，是要把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起来，创造出中国自己的东西来。〔6〕总结嵇文甫的观点，我们可以归纳出两层意思：一是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相结合，这是“中国化”的前提；二是在结合基础上的传承和创新，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东西。要做到正确理解“中国化”，这两者缺一不可。

(二)围绕中国化是否是通俗化的论争

对于外来理论或是思想来说，提出“中国化”确实有着通俗化的意味。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确实存在着将外来学说生搬硬套的做法，存在着形式主义的西化思维。因此，要将外来学说引进到中国，首先便有一个语言转化和思想内容通俗化过程。早在1936年新启蒙运动兴起之时，陈唯实就提出：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和宣传来说，不能只是空对空，不能沉浸在深奥晦涩的逻辑推演中，而要尽量将其进行生活化的解读，用具体的实例加以诠释，“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7〕。可见，陈唯实是将中国化与通俗化作为相同内涵的概念理解了。还有人以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的宣传视角对中国化内涵进行了论述，黄药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39年12月10日，他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中国化和大众化》一文，详尽阐述了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化与宣传普及的大众化没有太大的区别，核心议题都是如何让中国大众理解、接受和认同。他指出：“假如一个作家，他能够随时留心到最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态度，习惯，姿势，和语言，加以选择和陶炼，如实地写了出来，那么他这个作品一定是中国化的，同时也是大众化。”〔8〕在《文艺中国化问题》一文中，翔思也强调，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坛搬来了许多外国的形式和语句，这种状况在抗战的背景下仍然没有得到改变，许多作者依然运用着“清幽而秀丽”文句，显得十分不“中国化”。因此，文艺工作者需要尽可能地接近读者，“把那些外国的格式和语句改的中国化一点”〔9〕。

中国化与通俗化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以上的论述只是看到了二者的联系，故而判断中国化与通俗化含义相近甚至可以等同。当时也有论者指出通俗化或是大众化与中国化是有着不同的内涵。伯韩在《谈谈中国化与大众化》一文中，对中国化和大众化做出了不同界定。他认为中国化有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对世界学术或是思想赋予中国的民族形式，二是要将世界其他国家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实践发展融合起来。大众化就是通俗化，目的是要提高国人的知识水平。在二者关系上，伯韩指出大众化“是要以中国化为前提的”〔10〕。在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党的理论工作者比较了中国化与通俗化的区别，科学论述了中国化内涵，引领了社会的思想认识。艾思奇认为“通俗化”，即是将理论转向生活，转向大众，把复杂深奥、玄妙晦涩的理论问题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其通俗易懂，还只是“中国化的初步”，更重要的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实际并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艾思奇全面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他指出，“化”有创造的意思，“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求“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11〕，并且这种创造和发展来源于中国革命的现实要求，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考据艾思奇当时的论述，概括起来说，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主要强调了三点：一是不能放弃理论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立场，这是推进中国化的前提，不然就会导入错误的方向；二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立足实际的基础上正确对待理论，着眼于运用理论解决革命中的各类现实问题，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三是要在中国环境中，通过不断提升革命经验和认识，使其理论化系统化，创新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理性的论争

一个命题提出之后，除了内涵容易引起知识界热议的以外，命题本身的合理性、正当性也是人们较为关注的问题。并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治实践联系紧密，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更加容易引发知识界对于命题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讨论。当时，以叶青为代表的国民党知识界人士与党的理论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当性、合理性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在论争中，党的理论工作者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回应了知识界有关此命题的质疑，使得命题在学理上得到了完善。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理性的质疑

要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究竟合不合理、能不能成立，就得对该命题的必要与可能进行说明。如果没有必要成立，没有可能实现，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以后，不少知识界的人士就从必要性和可能性入手否定或是质疑命题存在的合理性，解构掉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使党的革命活动也无正当性可言。

从必要性的角度质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如果一种学说或是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体系，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理论主张，那样就不需要进行所谓的中国化。周宪文撰写的《由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讲到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就贯彻了这种思维模式。该文指出：像马克思主义这种成熟的学说，在内容体系和逻辑结构上都是完整和统一的，一旦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指导思想，那就需要完完整整地将其“移植过来”，不可能将其拆分掉或是“改头换面而使他中国化”，一旦做这样的处理，就违背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前提，就与这一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产生尖锐的矛盾。在周宪文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样系统而又成熟的思想体系，只能“适则取之，不适则去之，绝对没有可以使不适者，‘化’为适用的道理”，只要提及到“化”，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12〕。还有人从结果出发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叶青认为三民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这一思想理论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实现了中西优秀文化高度融通，使外国思想理论转换为中国形式，带有了中国特点。他指出：“民族主义是欧美底民族主义之中国化”，“民权主义是欧美底民主政治之中国化”，“民生主义是欧美底社会主义之中国化”，而“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仅是“社会主义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也为孙先生所完成”亦或可以说“民生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13〕叶青这里实际上是在以三民主义已经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由，否定这一命题存在的必要。毛起鵕也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判断马克思主义能否中国化的一个标准，必须“以唯生的理论替代唯物的理论”，“以民族主义的理论替代国际主义的理论”，“以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替代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4〕以上两类质疑的观点十分具有挑战性，虽然只是质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必要性，但却直接暗含着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理论旗帜的质疑与否定。从周宪文的逻辑来看，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完整性和中国共产党信奉这一理论事实，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违背其政治立场，改变理论的完整性，这让中国共产党陷入理论创新的两难境地。叶青和毛起鵕则是建立在肯定这一命题成立的基础上，寻找命题本身的逻辑破绽，进而对命题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在他们的逻辑链中，三民主义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提倡这一号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潜在的意思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自己的理论主张，服从于三民主义，表现了国民党理论上的霸权和独裁心态。

从可能性的角度质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任何一种外来学说，如果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合，也就难以被赋予中国特点，形成中国风格，也就无法实现中国化。1939年，张绚中发表《评毛泽东先生〈论新阶段〉》一文，文章指出，毛泽东要求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还远远不够，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完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巨大差距。张文指出：中国的特殊性除了毛泽东所承认的“反对帝国主义”之外，还突出表现为“不反对自由放任的私有资本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那就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单独的阶段。”〔15〕这里，张文欲抑先扬，表面上称赞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实际，但还需要继续强化这一趋向。按照张文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就是不相符合，要从实际出发，就得不断地清除马克思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叶青则认为，相比西欧国家的发展程度，中国只能成为“后进之国”，所处的时代方位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很不同。而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理论是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其理论主张主要是针对和解答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还远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此，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就是混淆时代性，不符合现实发展要求，故而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不可能。胡秋原就曾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发生的东西，今天中国人用不着，也就没有法子‘中国化’了”。〔16〕另外，毛起鵕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个不完善的命题。因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理论主要是“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是列宁主义，已经不再是原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存在核心概念被偷换的问题。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来，到底是有问题的”〔17〕。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理性质疑的回应

面对以上知识界人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理性的种种质疑，党的理论工作者主要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回应。

基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在上述质疑观点中，不少人通过宣扬和突出中国特殊性，突出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则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角度加以回应。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超越地域、民族和文化的一般性价值和意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发展，不能狭隘地把这一理论当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艾思奇同时也指出，在运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考虑到各国不同实际，使其“依着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条件而采取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的”，这种内容的普遍性和表现形式的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就中国而言，不能因为中国国情的特殊而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必要和可能，中国社会发展仍处在这一理论逻辑之中；同时要充分考虑到自身的具体国情，立足现实情况运用和发展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18〕由此，艾思奇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哲学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强调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指出了“中国国情论”片面性，切实回应了知识界的质疑。

基于现实必然性的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近代以来，由于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的压迫，社会矛盾突出，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一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在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艾思奇、杨松等人正是从这个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与必然，回应了时人的责难。张如心指出，马列主义是我们分析问题、研究事物的科学方法，是解决整个中国问题、改造中国社会的最有力的武器。但如果只是机械地背诵一些公式，没有在中国的时代环境之下根据新经验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我们党，我们革命便会在强大敌人进入我们国土时表示束手无策，便会在敌人强大武装进攻下而没有自己革命武装，没有自己的战略战术”。〔19〕因此，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新的创造和新的发展，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0年7月，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舶来品’，不是像叶青之流所说的不适用于中国”。此文通过回顾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说明了中国社会存在“生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客观历史和经济基础”。该文还从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具体学科方面，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任务。〔20〕艾思奇从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出发，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21〕现实发展的客观情况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也是最好的回应武器。党的理论工作者基于现实所做出的分析和回应，达到了解疑释惑、勘正谬误的效果。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论争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一套适合自身实情的理论主张，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知识界的论争中，人们也普遍关心中国化理论成果性质如何、是否存在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理论上的交锋。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性质的论争

当时知识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争。从宏观上来看，论争各方主要从整体上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进而断定中国化成果的性质如何，是继承还是割裂。从微观上来看，论争各方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展开，探讨这一著作的性质。

当时有人单纯地强调“化”就是“改作”和“改变”的含义，而不是一般的通俗和形式的转换。因而，“中国化”的成果在内容实质上已经发生变化，成为与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东西。叶青就是这一认识的代表性人物。在他看来，带有国际主义特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是相冲突的。他强调：“化的对象必须具有内容”，国际主义与民族特色一样，都是一种形式，“把国际主义底内容与民族形式……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乃是不可能的。叶青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宣传、通俗表述以及理解都不是“化”的本义，它的本义主要是改变、创造。因此，只有创造出东西“与原来的东西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那种仅仅只是按照中国的实际，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使其性质发生变化，并没有改变理论的基本结构，因此不能称其为“中国化”。〔22〕照这样看来，在叶青的理解中，谈及中国化必然是内容和性质发生改变，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民族风格都不是中国化。因此，中国化成果的性质与马克思主义已经截然不同。对于叶青的这种论断，艾思奇予以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艾思奇首先承认“化”有创造的含义，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与叶青等人的创造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坚持一般原则和立场上的创造，是继承和发展的辩证统一，是要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加新的内容；而叶青等人则是完全脱离既有的基础，主观臆造的创新，割裂了继承与发展的联系。他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地，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够正确坚决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23〕艾思奇还以列宁的理论创造为例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列宁之所以能够在苏俄的革命环境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他没有丢掉经典理论的指导，没有同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一样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除了一般意义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之外，有人还具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质疑。时任日伪政权青少年团统监部文化处处长的陈宰平发表长文，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谈不到‘主义’，谈不到‘思想’，只是一种‘策略’，一种‘阴谋’，因此所谓‘新民主主义’，只是‘新共产阴谋’而已。”〔24〕国统区也有学者撰文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攻击，认为“实在荒谬太甚，对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不止作了一种很大的曲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污蔑”〔25〕。对此，进步的知识分子纷纷通过著述予以回击和驳斥。如身处上海的知识界人士宋无出版了《新民主主义哲学论》(新人出版社1941年版)一书，第一次专门从哲学高度，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特征、世界意义等作了整体梳理和分析；黄特的《批判的武器》(新人出版社1941年版)，对新民主主义哲学基础作了深刻阐述。艾思奇则认为，毛泽东的在革命实践中撰写了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在内大量的理论著作，指导了革命实践的发展。他强调，这些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26〕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是否存在的论争

叶青指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创造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只是单纯解决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问题”“写作问题”以及“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问题，所谓中国化的成果仍然是一种教条主义。毛起鵕也认为中国共产党难以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此他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在于中国的共产党人只有认识中国历史遗产的兴趣，而无继承中国历史遗产的意志。”“第二个理由在于中国的共产党人有厌恶教条主义的情绪，而无摆脱教条主义的能力。”〔27〕

面对质疑和否定，延安理论工作者们予以了正面的回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邓拓明确指出，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的发展”。〔28〕在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问题上，张如心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指出毛泽东是“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明确而有力地驳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外国货，舶来品’的卑鄙造谣污蔑。”〔29〕艾思奇则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现实基础。他强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纯粹外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觉悟性，建立了自己的强大政党，有着近20年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模范战绩，正是有了这些，“因此也就有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0〕1941年初，张仲实以笔名实甫撰文强调：“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31〕他还强调了毛泽东等人在实践中研究中国的革命问题，并对中国的革命经验进行了理论提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张仲实认为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革命的武装力量，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政权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上。总之，这些延安知识分子的积极发声，明确了毛泽东思想的性质和地位，有力批驳了知识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动谬误，廓清了人们的认识。

四、论争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十分具有张力的理论和思想命题，故而能够引起时人的论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争触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的若干基本问题，进一步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独立自主，促进了延安政界和学界的良性互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一)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方法的改变

在叶青等人看来，按照社会和理论发展的时代性来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中国的发展实际远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平，中国有着自身的特殊国情，因此，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与中国国情。这成为他们质疑和攻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论据。再加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犯过几次“左”和右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就是党内存在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没有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照搬照抄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苏俄革命经验。这种教条主义实践所造成的挫折与失败为国民党质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论据材料。

面对国民党叶青之流基于中国特殊性和国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理性的责难，迫使共产党人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个重大课题：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改变之前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194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关于应对国民党理论和舆论进攻的指示，该指示要求要“以科学立场，解释共产主义和中共适合中国国情之需要”，并专门强调:“要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努力(尤其是宣传干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但我们宣传工作还远没有做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32〕与此同时，全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提倡调查研究和分析现状，目的就是要纠正存在于党员干部中的主观主义作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深相结合起来”。可见，知识界尤其是国民党知识分子方面的理论质疑和攻讦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的觉悟，推动了全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逐渐形成。

(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独立

在抗日战争背景下，为了民族大义和集中全民族力量抵御日寇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停止内战，实现国共间的再度合作。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若干问题进行谈判，为了使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和巩固，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三民主义，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这种局势给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坚持独立自主带来很大的挑战。国民党方面基于中国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宣示，故而多次要求中国共产党取消自己的理论旗帜，完全接受三民主义，顺应所谓“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现实要求。就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久，国家社会党领导者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大言不惭地要与毛泽东讨论中共的理论问题。他表示既然中共“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就应该取消掉马克思主义，不可在理论上模棱两可。〔33〕张君劢表面上以抗战救国的大义为借口“劝说”中国共产党放弃理论旗帜，其实是在助长国民党在思想舆论上的嚣张气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争中，国民党的文人所宣扬的“三民主义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断，无非是要迫使中共结束思想独立，建立起国民党的思想独裁，巩固国民党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论战中，逐渐认识到思想交锋背后实质上是政治权力的博弈。

(三)促进了延安政界和学界的互动

在人类整个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团体都在权力和知识之间、统治和合法性之间、运动和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34〕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就素有兼济天下，入世救民的情怀，同时也一直影响着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在近代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投身政治，改良人心风俗，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鲜明特征。因而，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政界是同频共振的，知识界的争论也往往反映了现实政治的演进要求，体现着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普遍关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争的缘起便是这个命题切中了外来学说如何与中国现实结合的思想论题，同时又指涉了国共两党政治分歧的基本问题。随着争论的深入，延安政界与知识界的互动变得更为频繁和深入。

一方面，因为论争背后关乎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使得国共两党不同程度地介入论争，推动了学术中国化运动开展。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知识界对于“全盘西化”的认识觉醒还是或隐或现的话，那么此次论争中，由于国共两党的理论对垒以及对爱国主义旗帜的争夺，双方知识分子都在大力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中国共产党也不断觉悟到要清除教条主义影响，推动理论研究形成中国风格。1941年5月，毛泽东就曾批评：“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35〕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延安理论工作者认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哲学、史学、文学等各门具体学科研究，开展了学术中国化运动，进一步回应了知识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性的质疑。

另一方面，延安知识界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着力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创造出了一系列体现中国风格的理论著作，提出了一些富有真知灼见的理论观点。其中不少后为毛泽东借鉴和吸取，共同为后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化”思潮出现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主要是知识界对盲目西化的深刻反省和抗战时期爱国主义高涨所引起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许多知识界人士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全盘西化”的局限性，由此开始提倡教育、政治学理论、新哲学的中国化。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得中国社会爱国主义高涨，“中国化”主张也反映了整个社会那种热切迫求“中国特色”的心理倾向和思想共鸣。参见张太原：《“没有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反思》，《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冯崇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开放时代》1998年第2期。

〔2〕徐获权：《学术中国化问题之检讨》，《时论分析》1939年第14期。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659页。

〔4〕〔13〕〔22〕叶青：《论学术中国化》，《时代精神》1939年创刊号。

按产权性质将全样本分为国有和民营两组，分别考察管理层能力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内外部治理因素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运用模型（1）对国有组和民营组分别进行回归。F检验和Hausman检验显示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3。

〔5〕柳湜：《论中国化》，《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3期。

〔6〕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4期。

〔7〕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上海：新东方出版社，1936年，第7页。

〔8〕黄药眠：《中国化和大众化》，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9〕翔思：《文艺中国化问题》，《江西青年》1940年第1卷第3-4期。

〔10〕伯韩：《谈谈中国化与大众化》，《国民公论(汉口)》1939年第2卷第5期。

〔11〕〔18〕〔21〕〔23〕〔30〕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

〔12〕周宪文：《由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讲到学术中国化问题》，《时代精神》1939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