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在于其对现代性的批判

吴晓明撰文《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指出，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作出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就现代性意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而言，马克思的学说意味着使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进入到批判的把握之中。这样的本质—根据，一方面是资本——作为物质动因构成现代经济生活之支配一切的权力，另一方面是现代形而上学——既作为技术的本质，又作为一般的观念形态以构建现代世界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的学说是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而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是以超越知性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同时也是以充分占有现代性成果的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实践定向的。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将“体会到异化”提升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正是由于当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依然从属于现代性，并且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具有特定的原则高度，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就依然作为“思想母体”在我们的时代中起作用，确切些说，就依然在问题架构和意义领域中统摄着当代世界的理论与实践。

摘自《世界哲学》2018年第1期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洪银兴撰文《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几个问题》指出，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进行归纳和系统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阶段性定位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应该是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并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话语体系包括：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提供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创新的话语体系；3.批判地吸收世界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尤其要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体现的新进展，以及十九大报告指出的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新指示。

摘自《人文杂志》2017年第12期

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投资治理

张幼文、吴信坤撰文《国际直接投资中的要素流动与全球化经济的资源配置》指出，今天，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把一个投资与贸易融合的全球化推向更加均衡的共享发展体系之中，避免因收益分配的复杂化而导致政策混乱甚至逆转。为此，要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投资治理，以谈判与合作形成一个有利于全球要素流动、资源配置优化的体制。第一，要全面理清投资贸易融合发展下的全球化收益分配机制，在统计上要尽可能全面显示各国的得失，避免根据片面数据决策而采用保护主义政策。国际社会应形成共识，从全球化经济投资与贸易融合的实际出发制订各国利益共享的评估方法。第二，在加快完成贸易自由化的同时，积极推进投资自由化，减少政治干预，尊重各国的制度差异，避免单纯以发达国家市场体制为标准制订投资开放规则。第三，加强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投资规则制订中的作用，实现投资与贸易融合条件下各成员方收益的整体均衡。在投资规则中参照贸易规则中的差别待遇，对各国的投资开放遵循渐进原则。要尽快承认与尊重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投资规则上的话语权。第四，要开放高级要素的市场交易，开放先进技术等的出口，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反对技术保护主义，使新兴经济体能有效实现先进要素的进口和培育，改变垂直型要素分工格局，实现互利共赢。第五，要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建立健全全球合作的融资机制，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和产业配套能力，积极加强政策沟通，扩大国际投资合作领域。

摘自《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高铁经验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启示

吕铁、贺俊撰文《从中国高铁经验看产业政策和部门创新体系的动态有效性》指出，由于中国高铁令人瞩目的技术成就，以往促使中国高铁取得成功的条件和活动很容易被泛化为其他产业都应当遵循的普遍经验甚至“模式”。然而，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经验表明，随着政府企业间关系、产业技术能力、市场竞争结构、微观主体治理机制以及当事人社会关系的变化，那些曾经促成中国高铁创新发展的成功因素，其积极效应可能弱化甚至成为负面制约。中国高铁对其他产业创新发展的启示包括：产业政策和部门创新体系的有效性总是情境和阶段特定的，能够不断适应新的市场条件和竞争环境的产业政策和部门创新体系的动态适应性，才是一个产业可持续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高铁技术赶超过程中政府干预活动的有效性是在一系列复杂的条件下实现的，中国其他产业在试图复制中国高铁产业的政府干预型发展模式时必须保持足够的谨慎；应当放弃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的简单二分法，政府和企业的紧密合作才是形成有效的产业政策、驱动产业赶超发展的必要条件。

摘自《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期

制度绩效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要素

张明军撰文《制度绩效、主观设计与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指出，在政治实践中，对其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制度绩效。政治制度绩效的好坏、优劣对人们产生何种政治意识具有决定性作用，不同的政治意识对建构何种政治学话语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政治制度的绩效必然成为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要素。政治制度绩效一般具有三种类型，由此构成对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不同作用。一是正向绩效。即政治制度在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促进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实际效果。二是负向绩效。即政治制度在实践中所产生的阻滞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进步的负面效能。三是复合绩效。即政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促进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进步的正向效应，以及阻滞政治发展和进步的负面效能的复合效能。民主转型成功、政治制度呈现正向绩效的国家，可以以其成功的政治实践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丰富的正向话语元素；民主转型失败、政治制度呈现负向绩效的国家，可以以其失败的政治实践和教训，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负向的话语元素；尚在民主转型过程之中的国家由于其政治实践最终结果的非确定性，难以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完整的基本话语元素。

摘自《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

完善当代中国农村双向互动式政治传播模式

张燚撰文《政治传播与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指出，协作型治理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巩固和发展，除了需要相应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之外，还需要与之相适的政治传播模式，且相较于前两者而言，后者对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的影响可能更大，有助于形塑农村地区协作型治理的心理基础。对于农村的协作型治理而言，完善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是一条重要路径。首先，完善当代中国农村政治传播的媒介。对于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现有的媒介体系有助于双向互动传播的建立，但不足以支撑其长远和持续的发展，媒介体系的完善应着眼于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平台，打通基层政治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其主要措施包括组织媒介的强化、大众媒介的普及和意见领袖的培养。其次，优化农村地区政治传播的信息。政治传播信息的优化既要提高政治信息的总量，也要推进政治信息在地域分布上的均等化，同时合理分配社会服务类信息和政治引领类信息的比例。最后，强化农村地区政治传播的互动。对于农村地区的政治传播而言，除了完善政治传播的媒介体系和信息结构外，最重要的是让村干部和村民持续展开对话，并在对话中生成足以支撑继续进行对话的信任存量。

摘自《江汉论坛》2017年第12期

警惕和批判中国经济法“干预论”

刘文华撰文《中国经济法“干预论”之批判》指出，“干预论”以西方经济法为模式，预设立场，选择性地裁剪历史和现实，有谦抑，有扩张，“演绎”中国经济法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干预论”严重地脱离中国实际，背离国家政策法律，进一步引发经济法的理论危机，将经济法引向危险的未来。“干预论”将国家干预作为中西方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唯一路径，这不符合中国经济法的历史。“干预论”主张经济法应谦抑一些，紧缩国家(政府)的经济治理职能，不恰当地高估市场的主导作用，忽视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干预论”将经济法塑造成只调整不平等关系，是服从于民法、行政法调整的部门法，是自我矮化、不符实际的。经济法不是单一的公法，而是公私混合的社会法；经济法不仅仅调整不平等的纵向经济关系，还调整一些平等的横向经济关系。“干预论”为经济法瘦身，内敛外谦，企图用偏安一角、裁体量衣换取民法的认可，也是不现实的。“干预论”对企业的忽视是经济法发展过程中由来已久的问题，将企业塑造成不平等关系中的调控受体是错误做法。《经济法》教材提出的“干预论”对经济法理论进行违背客观事实的塑造，是经济法学者应该警惕的做法。

摘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规范《民法总则》中“有效”和“生效”的使用

王明成撰文《〈民法总则〉之“有效”“生效”规范分析》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民法学界混淆了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与“生效”及其各自要件。事实上，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与“生效”在内涵、构成要件、法律后果上均有不同：前者本质是可以发生表意人期待的法律后果，系国家意志对私人意志的“过滤”，源于私权的国家强制，通过法律规范体现其价值诉求，基础是公序良俗之维系；后者本质是表意人受其意思表示约束，并不一定意味着发生其期待的法律效果，系私人意志的自我约束，源于意思自治，法律规范基于事实评判，基础是大众对表示意思的普遍认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由当事人各自的意思表示及其效力决定，并非抽象的“行为”的效力。此外，代理有效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在“发生行为人预期效果”的抽象层面上一致，但二者的法律效果、要件截然不同，且法律行为有效要件并不约束代理行为有效的成就与否。《民法总则》第145条使用的“有效”与第143条的“有效”有着迥异的法律意义，容易导致规范冲突，或需修订。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1期

未来我国应从多个方面加大反贫困行动力度

关信平撰文《论现阶段我国贫困的复杂性及反贫困行动的长期性》指出，从长远角度来看，反相对贫困、培育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被视为反贫困工作的重中之重。未来我国应该从多个方面加大反贫困行动力度：第一，提升我国反贫困行动的目标层次。下一阶段的反贫困行动应该是以反相对贫困为目标。要在共享发展理念引领下，致力于尽快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并最终基本消除二者之间的差距。第二，进一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第三，进一步强化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政策，通过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来吸引国有企业和民间资本的投入，使外来资本和项目愿意进入欠发达地区。第四，制定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公共行动继续大幅度提升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的水平。第五，制定欠发达地区社会事业发展规划。重点是通过政府的投入和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努力，大幅度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第六，加快欠发达地区组织能力建设，促进社会服务发展。

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1期

情感是社区治理不可忽视的维度

文军、高艺多撰文《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指出，我们不能忽视社区治理的起源、机制、目标及评价中包含的“人”及其情感的重要维度，更应该看到当前社区治理实践对制度和技术的凸显以及对“人”及情感的忽视。实际上，社区治理内涵的本身便包含了诸多情感的要素：第一，社区治理起源于对社会变迁导致的社区消极情感的回应。第二，社区治理的过程机制以本土社会文化为基础和准则。第三，社区治理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关系协调和积极社群的达成。第四，社区治理的参与和评价主体是居民中的“人”。对人及其情感的重视是社区治理的应有之义。“社区情感治理”的焦点在于通过对社区情感再生产过程的干预来协调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借助对结构性情感、情境性情感和自我关联性情感优化的过程，柔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重建社区成员间关系并增强成员的社区认同感。在社区治理中恰当发挥情感的作用，有助于社区公共资源的集聚，促进社区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有利于使居民在对社区工作者团队形成认同的基础上，逐步内化社区共同体的意识并采取合作行动；社区情感治理的关键在于形成坚韧的情感联结，面对社区事务和难题，情感联结能够发挥润滑剂和调节器的作用，使得整个社区治理具备一定的韧性和弹性。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以消除权利差别体系为中心推进

城市化地区户籍制度改革

周庆智撰文《中国城市的权利二元结构——城市化地区居民权利结构分析》指出，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地区，因居民户籍身份形成权利二元结构，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根源在于威权主义治理的权利分配体系和社会利益组织化形式。城市化地区权利二元的不平等结构引发的社会冲突表现在价值观、信仰以及对于稀缺的地位、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争夺上，导致城市化地区社会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由经济因素引起的冲突转变为由权利分配引起的冲突，经济上的不平等直接表现为应得权利的不平等。因此，在城市化地区，需要以消除权利差别体系为中心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城市化地区完成非户籍人口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实现城市非户籍人口的公民权利，这两个权利门坎的跨越需要在如下方面进行实质性的改革：第一，户籍制度归于人口信息采集和管理的本来功能和作用。第二，消除城市化地区户籍身份特征。第三，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权利差别。第四，改变以户籍制度权利差别体系为中心的政策改革取向。第五，城市社区治理不能以户籍人口为中心。

摘自《学海》2018年第1期

世界史研究正在出现范式转型

何平、李明宇撰文《略论晚近世界史研究范式的转型》指出，世界史研究正在出现范式转型。新范式浸透着全球视野和跨学科的视角，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应对当代历史意识对过去和现在的远为深刻和更加复杂的探寻。新范式发展出三个重要研究分支：全球史、跨国史和跨文化研究。全球史关注全球或跨区域的历史发展模式、世界一体化进程以及不同区域文明发展的差异性；跨国史研究跨越边界的网络、交流和互动；跨文化研究侧重思想、知识和文化在国家边界形成以前的跨区域流动。新研究范式在几个方面重塑了世界历史的书写习惯：(1)它更强调从全球视野或突出历史研究空间单位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视角，对传统世界史研究的很多题材，如政治事件、文化变迁、物品和贸易交流等等，进行审视。(2)它拓展了世界史研究的路径和学科边界。很多研究从生物学、环境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审视世界历史。伴随世界史研究范式转型的是当代历史意识维度的变迁和对世界史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义。范式的转型并不意味着都是宏大叙事，而是体现在即使是微观研究也展现出一种超越研究题目的更大范围的对比和观照。

摘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

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迫切需求与路径

沈传亮撰文《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需求与路径探析》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史研究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目前已经进入新阶段。从既往研究成果看，多数研究重点在于讨论现实问题，缺乏历史视角和互动性关照。不过无论是官方研究、学界研究还是民间研究，对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改革开放史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地位愈加重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要求愈加迫切；清晰展现改革开放史的需求越来越多；留存鲜活历史资料的迫切性愈加突出。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不仅可修而且必修，且修的必要性、迫切性愈益突出。对当下的中国史学工作者来说，研究改革开放史既有自身的独特优势，也实属责无旁贷。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到精英史观与民众史观的结合；做到微观、中观与宏观研究相得益彰；尽量关照各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与方法上坚持学科互鉴、方法共享；坚持开放式研究；加大口述史料积累力度；注重历史研究和现实需要的有效结合，并积极培养专业人才。

摘自《晋阳学刊》2018年第1期

应立足原典客观评价陈独秀“反孔非儒”问题

李先明撰文《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非儒”的历史重探》指出，纵观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所载“评孔”文章，不难发现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批判是一以贯之的，但就不同时段而言，他的态度与立场则有所变化。1916年1月—1917年8月间是其极言批孔的时间节点，锋芒所向直指“孔教运动”及“孔教”与帝制复辟的关联，而此前、此后的态度都相对平和，批孔的立意和角度也有所不同。在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这种“反孔非儒”有其历史必然性与正当性。在特定时间段对孔孟思想进行异常激烈而决绝地批判亦“事出有因”，其中尊孔复古复辟势力逆流回潮的刺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传播策略以及政治高压下“为政治而文化”的情结等诸多因素，共同宰制了其“历史”的而非“逻辑”的极言批孔的事实。将陈独秀“反孔非儒”的问题回置于历史的语境之中加以审视，即立足于原典的全面研读和与之相关历史因素的系统考察，最为切要。惟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方能对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非儒”的问题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

摘自《复旦学报》2018年第1期

域外文论本土化的普遍特征

向天渊撰文《中国现代“生命-生态主义文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指出，“生命-生态主义文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出“域外文论本土化”的几个普遍特征：首先，作为中国现代文论的重要部分，与中国古代文论相比，生命-生态主义文论在话语主体、话语方式、话语文本以及话语理路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丰富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新特征；正是这些古代文论所不具备的新素质，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基本元素。这种新素质的获得，并非基于传统文化及文论自身的内在演化，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域外文化及文论的冲击与影响。简单说来，中国现代文学及文论主要就是中、西方文学及文论相互碰撞的结果。其次，中西方文论碰撞的过程，从西方的立场看，是“他国化”，从我们的立场看，则是“本土化”。中国文论在接受、规训他国文论的同时，自身也会发生向他国趋近的“异化”，我们所要探究的“域外文论本土化”，主要关涉的就是“他国文论的本土归化”与“中国文论的他国异化”之相互关系问题。问题的实质说到底，仍然可以归结为充满张力的“异化”与“归化”之关系。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即便有种种转化机制，但从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发展理路来看，都逃脱不了“冲突—融合—新变”这一总的机制。第三，域外文论尤其是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相比，往往显出巨大的差异，没有差异也就无所谓影响。有差异就会有冲突，差异越大，冲突也会越激烈，如何消弭种种冲突，将域外文论加以规训，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文论新话语的重要资源，正是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文论影响时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中国文学理论与文艺学学科所面临的挑战。而从介绍到翻译、阐释，再到批评实践与理论创造的过程，正是消弭冲突、融合创新的过程。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媒介融合趋势下网络文学的三大发展趋向

黄发有撰文《媒介融合与网络文学的前景》指出，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网络文学的发展将表现出三大趋向：其一，在网络接近全面覆盖的环境下，“网络性”不再具有标签意义，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将逐渐融合。其二，技术美学取代主体美学，网络写作成为网络IP产业链的一个环节。IP产业链以一种混合流水线的模式，将写作和书刊、影视、游戏整合起来，建构一种联动机制，其目标为降低成本、缩短周期、提高效率。在技术话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环境里，我们长期用来评判文学的标准——独创性、灵性、德性、批判性——必然被贬抑，取而代之的将是经济、实用、美观、规范、效率等技术化标准。其三，文学语言退化，乃至文学退化。在媒介融合的潮流中，语言的弱化已是大势所趋。一方面，本来由语言牢牢占据的领地逐渐沦陷。另一方面，纯粹的语言文本呈现出下降趋势，语言正从主角慢慢地变为配角。随着语言的重要性的降低，语言很可能在未来网络文本中成为一种装饰和点缀，只发挥注释的功能。在这样的文本环境中，不仅意味着文学语言的退化，而且可能导致文学性乃至文学的退化。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