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守义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明末清初魏阉小说中最成功的当数《梼杌闲评》，作为历史小说，它通过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和肆意妄为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向世人展示了这一段时间的历史风云。和此前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列传》三部魏阉小说相比，《梼杌闲评》最大的特色是融世情与时事为一体，通过魏忠贤的经历，既描绘了当时民间的社会风貌，也展示了皇宫和官场众生相。在时事小说中，如此细致地展示世情风貌，实属罕见，这是《梼杌闲评》艺术上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有些研究者认为，主要人物发迹前所见识的世情风貌和混世行为，与发迹后的官场生态以及人物的专权、贪婪、残害忠良之间缺少有机的内在联系，让人觉得小说是两张皮粘合在一起，世情与时事“前后两个板块之间存在错位和断裂”〔1〕，魏忠贤形象也被认为是一种“矛盾的人性书写”的结果〔2〕。但如果从伦理取位的角度加以考察，这些不足或许可以获得合理的解释。

一、叙述者的“斥奸扬义”

古人写历史小说，一个主要意图是“激发忠义，惩创叛逆”〔3〕，这与其说是对人物不同品行的评判，不如说是一种伦理追求。时事小说是明代后期兴起的一种历史小说，这种伦理追求的意图同样存在。如何表现伦理追求，伦理取位至关重要。就文本而言，伦理取位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叙述者对人物和事件的伦理态度，二是在表达伦理态度时，叙述者本人和伦理之间的位置关系。第一个方面很好理解，对同样的人物和事件，由于立场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的伦理评价。第二个方面则需要细致辨析，同样是劝世人不要荒淫，《醒世恒言》卷二十三《金海陵纵欲亡身》采取冷眼旁观的姿态，对金海陵的贪淫无道进行俯瞰式的扫描，人像展览式的布局在展示金海陵荒淫的同时，也告诫读者，这种荒淫带来的惩罚性后果完全是咎由自取；传为高则诚的《灯草和尚》，虽然最后表示借灯草和尚之事告诫后人不要贪恋色欲，但小说主体部分对男女床第之事的细致描摹，显示出近距离欣赏的姿态，“劝百讽一”的结果让最后的告诫显得苍白无力。从伦理取位看《梼杌闲评》，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斥奸扬义”。对“奸”的贬斥、对“义”的褒扬是小说的伦理取位，对“奸”“义”分别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来“斥奸扬义”，站在什么角度上来“斥奸扬义”，也是伦理取位的应有之义。

《梼杌闲评》中“奸”的表现很多，主要有五：品性坏、行事狡诈、作恶多端、趋炎附势、敲诈勒索。就品性坏而言，除客印月外的“坏人”出场时大都表现出品性不端。魏忠贤随母亲逃离被困了十年的强盗窝，到石林庄遇到李永贞和刘若愚，三人首次联袂亮相，就被第六回回目中的“三孽聚义”归入“孽”类；第十一回田尔耕出场，叙述者称其“本是个寡嘴夸诈之人”〔4〕；第十四回崔呈秀出场就被认为是个“无风起浪的人”〔5〕。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大大小小的“梼杌”(古怪兽)，都是奸恶之人。就行事狡诈而言，魏忠贤设计让倪文焕获取功名，为陷害王安而杀死无辜的卜喜，李永贞耍手段毒杀王安，倪文焕用投名状来巴结魏忠贤，崔呈秀等人捏造《东林衣钵图》来陷害东林诸贤和打击异己，都显示出他们的狡黠和狠毒。就作恶多端而言，首推魏忠贤，次算客印月，这两个大“梼杌”丧尽天良、干尽坏事，对皇亲国戚、朝廷大员、地方官吏、平民百姓，都可以为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最恶者如魏忠贤害东林诸贤、外出考察时杀良冒功，客印月袒护儿子侯国兴强抢李监生之妻(也是皇后的表姐)，反将李监生治罪处死，等等。就趋炎附势而言，在魏忠贤炙手可热之际，官员对其争相巴结，众机户倡议为其建生祠，陆万龄等三个监生还想将魏忠贤和孔子相提并论，要求“建祠于太学”〔6〕。真是丑态百出，应有尽有。就敲诈勒索而言，不仅魏忠贤、崔呈秀等大奸大恶之人为之，就连下面办差的也竭尽所能。在诬陷刘铎案中，办事的杨寰和陈情把了明和尚“诈得罄尽”〔7〕；高攀龙自尽后，前来擒拿他的官校反把这事“当做一桩生意”来做，借机“措诈”〔8〕。

和其它历史小说一样，《梼杌闲评》对“奸”显示出一种贬斥的姿态。对主人公魏忠贤就有多种形式的正面贬斥。其一是通过人物之口加以斥责。魏忠贤成婚不久，在田尔耕唆使下，私吞了鲁太监托他送给汪中书的礼物和批文，现出品行不端的苗头，叙述者就借傅如玉之口，对二人进行贬斥。傅如玉骂魏忠贤“真是个禽兽，不成人……是个狼心狗肺之徒！”骂自己的表哥田尔耕是“田家畜生，断做不出好事来！”〔9〕此时的魏忠贤并没有什么大的恶行，已经被妻子骂个狗血喷头。及至他后来位高权重而残害忠良，孟婆子当面斥责他“欺君罔上，昧理瞒人，陷害忠良”，在他的爪牙面前直接称他是“奸贼”〔10〕。其二是援引后人贬斥性的评论。在魏忠贤杀卜喜开始真正作恶之前，傅应星隐瞒身份，让魏忠贤见到亲生儿子而不知，小说援引“诗人之诗”感叹：“堪叹忠贤多不义，一生从此灭天伦”〔11〕。其三是通过对事件后果的描述来加以贬斥。在魏忠贤利用生造的《东林衣钵图》让百姓以为东林结党之后，叙述者对这一事件的后果加以描述，描述同时也是评论：“此一举不惟蔽了朝廷的聪明，乱了百姓的是非，又且颠倒百姓的好恶”〔12〕。其四是叙述者直接出面对其加以贬斥。为弥补朝廷费用不足，魏忠贤开例纳银，不仅卖官，还“附学纳监”，让“作附学生，同生员等一体附考”，坏了多年来的科举规矩，叙述者对此直言不讳，痛加贬斥：“自忠贤开了这个例，玷辱宫墙，真堪发指。”〔13〕除了这些正面贬斥外，小说有时还通过侧面衬托来贬斥其恶。第三十四回李实在魏忠贤的淫威下被手下人所逼，上了“害贤书”，其内心纠结不已，说自己做的是“没天理的事”〔14〕，这是通过别人的内心活动来贬斥其恶。第四十四回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之后，出现了干旱、蝗灾、地震、水患等天灾，这些天灾说明“天道也是恶盈的”〔15〕，这是通过天灾来反衬其恶。

除了对主要人物魏忠贤之恶加以贬斥，小说还对其他人物的恶行加以贬斥。贬斥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或是直接指摘人物之恶。客印月袒护儿子侯国兴抢李监生的妻子，魏忠贤都觉得理亏，她却“一味护短，不肯说儿子不是”〔16〕，最终害死李监生，逼走张皇亲。或是通过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来凸显恶的可憎。陆万龄等三个监生为了巴结魏忠贤，想将魏忠贤和孔子并提，“当建祠于太学，与孔子配享，血食万世”〔17〕，管司事的吕图南竭力反对，劝他们不要行“遗臭万年”〔18〕之举，三人不听，叙述者直接将他们称为儒林中的“禽兽”〔19〕，以示愤懑和鄙夷。或是通过人物的意图和结果之间的反差来显示恶人活该遭到报应。许寺丞荼毒乡里，原想劫夺别人财物，最终激起民变，被“打得个落花流水”〔20〕，自受其辱，这一切，都由于他“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类”〔21〕。或是通过讽刺来鞭挞丑恶的行径。魏忠贤倒台后，当年为了巴结他送给他礼物的那些人，由于在特意置造的礼物上“都镂著着自己的名字”，如今成为“惹人笑骂”的把柄，为当时的谄媚“惶恐羞惧”〔22〕，前后对照，真是绝大的讽刺。

《梼杌闲评》在贬斥奸恶的同时，还褒扬忠义。小说开头的“总论”有三首《满江红》，第三首说：“古往今来，青史上分明写实。请君看贤奸忠佞，何曾假借……忠义士，偏遭叱……叹小人，枉自逞英雄，千秋骂。”〔23〕这首《满江红》透露出两个消息：一是作者以史家情怀来写《梼杌闲评》，二是将奸恶和忠义对举。就《梼杌闲评》对忠义的描写而言，一个显著特色是对“忠”表现得较少，对“义”则有多方面的表现。就“忠”而言，《梼杌闲评》有不少篇幅是写魏忠贤等人对忠良大臣的迫害，但几乎全是一边倒的奸恶当道，忠良一边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对抗手段，基本上只是被动地承受冤屈。历史小说中惯有的忠奸斗争在《梼杌闲评》中基本上是缺失的。小说唯一让人留下深刻的“忠义”印象的是侯秋鸿这样一个敢作敢为、工于心计又有点为虎作伥的生动的人物形象。作为客印月的丫鬟，她对主人可谓忠心耿耿，凡事都替主人着想。她曾劝客印月不要和魏忠贤沆瀣一气，客印月拒绝后她自己便退出权力场，“不复恋荣华”〔24〕。到客印月被杀后，她冒死为其收尸，此时她已是侯七的夫人，与客印月算是妯娌关系，但仍以奴婢身份自居，仍竭尽全力来感恩报主，以此来看，侯秋鸿之忠同时也是一种恩义之举。

除却侯秋鸿这样一个忠义形象外，小说对“义”还有多方面的展示，主要包括义气、恩义、信义、正义四个方面。义气是指“由于私人关系而甘于承担风险或牺牲自己利益的气概”〔25〕。小说除了对正直之士如周顺昌的义气(周顺昌与嘉善魏给事是旧交，得知魏给事被抓，不顾利害，前来看他，并主动照料魏给事妻小)有所描写外，对魏忠贤等奸恶之人的“义气”也多有描写：魏忠贤在石林庄三义庙和李永贞、刘若愚因气味相投结拜为兄弟，在蓟州时曾“义释摩天手”，李永贞在魏忠贤落难时竭力帮忙，这些都写出了尘世风情中的江湖义气，也让历史小说在义气中打上了浓厚的世情色彩。和义气相比，恩义侧重于有恩必报。陈元朗有恩于魏忠贤，魏忠贤发迹后时时惦记陈元朗，在涿州泰山庙找不到陈元朗，想起陈元朗的恩情，“忍不住凄然泪下”，并“建陈元朗生祠”〔26〕；他在权势熏天之时，见到陈元朗，便“倒身下拜”〔27〕，并想在陈元朗喜欢的西山造庙宇来报答陈元朗。魏忠贤有恩于李朝钦，李朝钦在魏忠贤失势后仍紧紧跟随，最后“相与投环而死”〔28〕。萧灵犀受宠于崔呈秀，在崔呈秀遭革职查办而要求她远离自己时，明确表示“受爷的恩……愿随爷于地下”〔29〕，最终陪着崔呈秀共赴黄泉。和义气、恩义相比，信义侧重于信守承诺。周顺昌在自己被捕时，还吩咐家人要照顾好魏给事妻小，“不可负我初心”〔30〕。和义气、恩义、信义相比，正义没有多少“私人关系”可言，“正义即公正。公正的含义有二：一曰无私，二曰不偏不陂”〔31〕，显然，正义是以人们公认的伦理道德为准则。正义在小说中更是比比皆是。魏忠贤救助傅如玉是出于正义，苏杭百姓和士大夫为周吏部打杀校尉、为周御史筹款是出于“仗义”〔32〕，郁燕玉痛斥吴天荣后跳河自尽，在控诉小人的同时显示出正义，高攀龙投水自尽既是缘于“大臣义不受辱”〔33〕的信念，也是伸张正义的一种方式。

对“义”的弘扬，小说也采取了多种形式。首先，最常见的是通过诗词形式来正面赞扬。周顺昌的信义之举，被认为是“千金一诺重于山”〔34〕；郁燕玉为正义而跳河，被认为是“无惭金谷坠楼人”〔35〕；傅如玉劝魏忠贤信守承诺，被认为是“妇人真有丈夫风”〔36〕。其次，是在奸、义对比中来斥奸扬义。张体乾秉承魏忠贤旨意，因一首诗而屈杀扬州知府刘铎，可谓奸恶已极，傅应星对此耿耿于怀，在酒席上把张体乾暴打一通，只“为那些无辜的报仇”，张体乾也只能“满面羞惭而回”〔37〕；崔呈秀和萧灵犀双双自杀身亡，得到的是不同的评价：“崔呈秀枉做显官，屈己逢奸，反不如萧灵犀一个烟花妇女，到还晓得舍生取义如此。”〔38〕再次，是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加以赞扬。傅婆子为感谢魏忠贤救傅如玉，要将女儿嫁给他，魏忠贤开始不愿意，因“想起初救他时原是一团义烈之气，全无半点邪心”。〔39〕

二、“奸”之铺排和“义”之直陈

在历史小说中，斥奸扬义并不稀奇，《梼杌闲评》的特别之处在于对“奸”“义”保持不同的距离来“斥奸扬义”，这是其伦理取位的一个特点。从小说的描写看，对奸恶之人、奸恶之事，渲染、铺陈较多，是一种近距离体验，即使有对奸恶的贬斥，往往也是就事论事，给人一种切身的感受；对义气之人、正义之事，或者是夹在奸恶事件之中，或者是直接陈述多过敷衍铺排，对忠义的褒扬，也往往从具体的人事上生发开来，给人一种说教的感受。从这种伦理取位看，《梼杌闲评》的主要伦理意图还是在彰显奸恶，忠义基本上只是奸恶对照的镜子而已。

对奸恶的铺排，无论是奸恶之人还是奸恶之事，在小说中都很讲究。不妨以魏忠贤这样一个大奸大恶的“梼杌”为例。魏忠贤自懂事起就在强盗窝里呆了十年，这为他后来的作恶提供了成长的环境；独自开始活动，是在石林庄和李永贞、刘若愚一起玩耍之时，此时的他就已经是“一个没笼头的马”〔40〕，他后来的无所顾忌与他的秉性一致；少年时代随着母亲入京寻找魏云卿，已经是一个“抓色子，斗纸牌……几夜不归”〔41〕的主，并将母亲的衣服抢过去当钱，活脱脱一副无赖相，这与他后来的为一己欲望而不讲天理如出一辙……正是有了这些铺垫，魏忠贤后来坏事做尽、令人发指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有趣的是，对这些青少年时期的行为，作者并没有跳出行为之外，指出它对魏忠贤后来有什么影响，只是具体地描写了行为本身(在强盗窝的十年由于年幼他没有任何行为)，让人切近地感受这些行为。到后来写魏忠贤行恶时，也是将行恶的过程细致地展示出来。在叙述者的叙述中，他的恶行被赤裸裸地撕裂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深切地感受他的恶行；叙述者对他的行恶进行鞭挞，也是针对具体的恶行而来，并没有说这些恶行是如何让他成为一个罪大恶极的人。魏忠贤陷害东林党人是其主要恶行之一，但叙述者并没有对其进行伦理道德上的抨击，只是详细地展示了陷害过程，并交代这一事件产生的后果：一连“逐去五个大臣、一个台谏”，并采用计谋愚弄众人，让诸多官员“不论贤愚”都一齐来攻击东林党〔42〕，这一恶行“不惟蔽了朝廷的聪明，乱了百姓的是非，又且颠倒百姓的好恶”〔43〕。就事论事式的评论凸显了魏忠贤的恶行本身，如果就恶行而对人物或事件进行道德评论，恶行就成为道德评论的依据，凸显的是道德评论而不是恶行本身。就小说的伦理表现而言，对恶行加以伦理评判，可以让叙述者对恶的鞭挞更加鲜明；对恶行就事论事，在模糊叙述者态度的同时也显示了叙述者的用意在于只展示恶行本身。

与铺排奸恶形成对照的，是对忠义的直陈式叙述。直陈式叙述直接叙述某个事件，叙述之前对这个事件中的人物和事件没有什么渲染和铺垫，同时，直陈式叙述侧重对叙述加以陈述式评论，既可以是对事件本身的评论，也可以是由事件引发的伦理感慨。官差奉魏忠贤旨意来拿杨涟，虽然有此前的杨涟上奏魏忠贤的二十四宗罪为根本原因，但决定捉拿杨涟的却是许显纯胡乱审问汪文言的结果。杨涟戴罪起身的过程，描写虽然比较细致，也有人物对话，但总体上看，还是一种陈述，细致的描写和人物对话都融于陈述之中。而且，无论是陈述还是对话，都显示出一种忠义情怀，这种忠义情怀是超出事件本身的。就陈述来看，官差在讹诈杨公子时，叙述者叙述道：“那杨公子是个本分读书人，见他们发出这些话来，吓得半日不敢作声。”〔44〕杨涟赴京途中，“经过乡村镇市，人人来看忠臣。”〔45〕就人物话语来看，杨涟告诉母亲自己受冤是“为国抒忠”，并告诫三个儿子说自己“读书一场，平生未曾得罪圣贤”〔46〕，老母亲哭杨涟道：“如今做了个忠臣……受人这般凌辱，怎不叫我痛心！”〔47〕这些陈述和话语，虽然针对具体的事情，但又和具体事情背后的本分、忠臣、国家、圣贤联系在一起，让人觉得具体的事件本身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件背后的气节大义，多少有点说教的味道。

奸恶铺排和忠义说教还有一个突出的体现，是叙述者对皇帝形象的处理。从叙述者的陈述看，处处维护皇帝的尊严。小说中的神宗“仁恩洽于天下”〔48〕“深仁厚泽，流洽人心”〔49〕，但在魏忠贤进皇宫不久的“四海熙恬”〔50〕的除夕之夜，疯癫的张差却打进了太子宫，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招来非议，让久不设朝的神宗得以临朝，“众官此时得瞻天表，不胜之喜”〔51〕，但山西道御史刘光复上奏的“乞陛下不必浮词遮饰，惟祈真爱滂流”〔52〕就让神宗震怒不已，将刘光复送法司问罪，众大臣为此嗟叹不已：“皇上久不临朝，今日召对，乃千载一时，正好从容讽谏，不意为书生所激。”〔53〕就小说的忠义说教来看，尊重皇帝是忠的基本要求，在小说的陈述中，皇帝是一个“深仁厚泽”之人，皇帝治下是“四海熙恬”之境，但从事件中皇帝的表现看，一个久不临朝、一临朝又轻易震怒的皇帝何来“深仁厚泽”？一个疯癫之人能在除夕之夜打进太子宫，何来“四海熙恬”？一个明明是不听忠言而让百官怪罪劝谏者是书生意气的皇帝，何来“流洽人心”？至于让魏忠贤为所欲为的熹宗，小说褒贬很少，且颇为隐晦，但对其行为，却多有铺排。熹宗就位不久，在客印月的撺掇下，不听老太监王安的劝谏，越级提拔魏忠贤，让其主管东厂；后来又听信魏忠贤和客印月的谗言，流放王安，觉得王安不在身边，自己“顽得爽快些”〔54〕，最终任由魏忠贤毒杀王安；魏忠贤独揽大权后干了很多坏事都不见皇帝的身影。这些事情，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对话和场面描写铺排出来，从这些铺排来看，熹宗的昏庸和纵容是魏忠贤作恶的根源。但小说对熹宗却没有明显的褒贬，小说只在让魏忠贤主管东厂之后，援引后人之诗感叹：“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55〕，稍微流露出一点对熹宗的遗憾之情，其他地方则不作任何评价。小说对熹宗行为的铺排和对熹宗评价的缺位似乎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意图：即使熹宗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但小说不应该直接贬斥皇帝。

对奸恶的体验和对忠义的说教，与《梼杌闲评》融世情与时事为一体密切相关。正是小说的世情描写，为人物提供了一个奸恶行为的形成过程。就过程而言，一个人物的行为从动机的萌发、行动的开始、行动的具体展开直到行动的结束都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对这样一个连贯性的过程，《梼杌闲评》没有将其放在历史风云际会中去处理，而是将其放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处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也是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而侧面表现出来，这就让小说始终笼罩在一种浓厚的世情风之中。有些论者提出的世情与时事“前后两个板块之间存在错位和断裂”〔56〕只是小说内容的差异，仔细阅读会发现，即使是时事部分，也有很浓厚的世情味道。主要表现为：一是将时事和世情味浓厚的私人感情纠缠在一起。如魏忠贤和客印月的感情直接推动了时事的发展(小说一度题名《明珠缘》，便是着眼于他们之间的感情，这种感情到后来虽然已不再是普通的男女感情，但毕竟是以当初的男女感情为基础)，郁燕玉被媒婆欺骗的故事与江南富户在魏忠贤迫害下家破人亡联系在一起，萧灵犀嫁给崔呈秀并与其共生死的故事侧面反映出崔呈秀在政治上的兴衰成败。二是将时事与民间的小人行奸联系在一起。典型当属吴天荣因私人恩怨陷害家主吴养春的故事，这本来完全是一个反映主仆关系的世情故事，但是魏忠贤主管的东厂却介入此事，世情故事由此融入到时事之中。三是将私人场所和时事发展交织在一起。在崔呈秀的家宴上，傅櫆因看不惯汪文言不理会自己敬酒的嚣张，就参了他一本，却被魏忠贤当作铲除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的由头。完全是迎来客往的私人性宴会，最后却成了重大政治事件的导火索。四是原本完全是民间的世情行为最后却发展成政治事件。赵祥出于年轻人的好胜心，在大相国寺开宝市忍不住拿出自己的宝贝，却不知道宝贝是传国玉玺，从而又和魏忠贤的政治意图扯上关系。赵祥的经历完全是一个爱情的理想传奇，开宝市的描写完全是一场民间的热闹场景，这个与小说主线无关的故事夹在历史时事之中，舒缓了时事发展的历史沉重感，增强了小说的日常生活味。这样一来，时事部分的很多历史事件就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得到体现，让政治上道德上的奸恶行为得到充分暴露，读者对奸恶的体验会更深刻。相较之下，在这些世情描写中，由于缺乏对忠义行为的刻画，其间流露出来的忠义意图也就不够明显，有时就需要叙述者出面对这些意图加以说明，从而留下了说教的痕迹。傅櫆因参奏汪文言时，也参奏了与汪文言有来往的左光斗和魏大中，小说此时并没有对左光斗和魏大中的忠义行为进行描写，只是通过办案人员刘侨的口说他们是“正人君子”，和酒席上汪文言表现出来的奸恶行为相比，“正人君子”的断语可以说是硬性的说教，显得苍白无力。

三、作者的“按捺奸邪”与果报结构的设置

伦理取位也可以从文本背后的作者角度来加以探讨。伦理取位与作者的伦理立场有关，与如何谋篇布局也有关。前者涉及作者写小说的伦理目的，后者涉及作者如何通过叙事结构来表达自己的伦理意图；前者需要跳开文本对作者的写作背景进行考证，后者需要通读文本对叙事结构和叙述者伦理意图之间的关系进行总体把握。

《梼杌闲评》作者是谁？何时所写？学界有争论。但从相关研究来看，作者的伦理目的还是可以揣测的。关于《梼杌闲评》的作者，欧阳健等人认为是明清之际的史学家李清〔57〕，张平仁等人说不出来具体是谁，但认为不是李清，而是对魏忠贤事迹第一手资料掌握不多又对世俗社会生活相当熟悉的下层文人〔58〕。关于《梼杌闲评》的写作时间，除了个别人认为是崇祯二年之前〔59〕，一般都认为是南明时期(或笼统地说“明亡之前”)〔60〕。作者和写作时间虽然没有明确的定论，但大体是明清之际明人所写，当无疑问。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汉儒的阵痛期，大明王朝亡于外族的铁骑之下，是很多汉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作者为这一事实寻找原因，认为魏忠贤作恶是导致这一事实的重要原因。小说开头的“总论”体现出作者的心声，“总论”指出：“世运草昧，生民涂炭，祸患非止一端，然未有若宦官之甚者……天启年间，一个小小阉奴，造出无端罪恶”〔61〕，“按捺奸邪”〔62〕的伦理目的非常明显。但如何按捺奸邪，《梼杌闲评》很有讲究。一方面，在小说中通过诸多事件描写魏忠贤在朝廷中如何打击异己、残害忠良的过程，以及魏忠贤及其党羽最终又如何被铲除的过程，写出了他们的奸恶以及奸恶的最终失败；另一方面，魏忠贤之所以能权势熏天，思宗定案时所说的“忠贤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63〕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让魏忠贤与朝廷官员的相互勾结显得真实自然，小说虚构了魏忠贤与其党羽在其发迹之前就已经有交往的故事，虚构了魏忠贤发迹后发生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一些故事，将朝廷中的权势之争与民间的人情世故交织在一起，将奸恶行为与其民间土壤联系起来。就前一个方面看，小说中的史实部分基本上抄录《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中的相关片段〔64〕，所谓按捺奸邪的伦理目的与其它的魏阉小说并无二致，也是历史小说遵循的共同法则。就后一方面看，虚构使《梼杌闲评》呈现出“用‘小说’来统摄‘时事’”〔65〕的特点，并增强了小说的世情味道，这是《梼杌闲评》的艺术水准超出其它魏阉小说的根本原因。小说不仅虚构了魏忠贤发迹前与田尔耕、倪文焕、崔呈秀等死党的交往，也虚构了魏忠贤与客印月的“明珠缘”，虚构了魏云卿和侯一娘的悲欢离合，虚构了魏忠贤与傅如玉的姻缘，虚构了侯秋鸿这一敢爱敢恨、能进能退的形象，虚构了郁燕玉、萧灵犀这些民间女子的不幸遭遇……从这些虚构中，固然贯串了作者按捺奸邪的伦理目的，但世情味道的增强压倒了历史事件的沉重感，市井风情中发生的故事，让人物也变得复杂起来。就魏忠贤本人而言，如果单论其政治表现，自是奸邪的一面占据主导地位，但他对皇帝是忠心的，对田尔耕等人也颇有义气，对自己的妻子也有内疚之心，和客印月之间更是自始至终真情相待；如果单论其在市井风情中的表现，虽然有奸邪的成分(如上文所述)，但还是以义气为主，他自己掏钱要求官府放人，他无私地救助傅如玉，甚至他被狗咬去阳物，也是由于他对别有用心的众乞丐讲义气，小说为此称其为“半世豪华客”〔66〕，突出了他在市井生活中摸爬滚打时的义气为先。综观魏忠贤在政治风云和市井生活中的表现，就很难简单地说他是一个奸邪之人还是一个忠义之人，而是一个兼有奸邪和忠义的复杂性格之人，这样的魏忠贤形象是丰富的、立体的，这不是“矛盾的人性书写”的结果〔67〕，而是作者伦理取位的结果：它一方面秉承历史小说“惩恶扬善”的伦理诉求，确定了斥奸扬义的伦理目标；另一方面又深入挖掘人物内心善恶交织的伦理纠结〔68〕，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并将复杂的人性和斥奸扬义的伦理目标结合起来。

《梼杌闲评》伦理取位的复杂之处在于：作者既认为魏忠贤作恶是明朝走向败亡的原因，但又不能否认一个事实：熹宗在位不过六七年时间，魏忠贤作恶的时间最多也只有六七年，且在思宗即位不久就被彻底铲除，但思宗励精图治十六年后，大明王朝最终还是走向灭亡。〔69〕这将让作者产生一个矛盾的心理：斥奸扬义固然是时事小说乃至一切历史小说的应有之义，但一味地斥奸扬义似乎又无法解释明末清初面临的实际情况，既然奸恶已除、正义已扬，大明王朝为何还是走向败亡？为解决这一矛盾，作者最终求助于古代小说中常见的套路：因果报应。小说在叙述时将一切都纳入因果报应的大框架中。魏忠贤和客印月都是朱衡、黄达治水时烧死的赤蛇转世为人，他们的恶行是为了报复烧死他们的朱衡、黄达，“杨涟乃朱衡后世，左光斗即黄达再生”〔70〕。在因果报应的大框架中，主人公故事被证明为宿命论的必然。第四回魏忠贤出生前，其父在算命先生处得到四句奇怪的卦词，第四十九回对这些卦词一一加以拆解，以证魏忠贤一生经历，均如卦词所言，“祸福字字无差，可见奸雄之生，皆由天数”〔71〕。故事发展过程中，宿命论思想更是随处可见。侯一娘能否带着魏忠贤逃离强盗窝，由卦象决定；侯一娘在逃亡路上，由于魏忠贤“上公”的命定身份，得到山神的守护；关帝因倪文焕亵渎关帝庙想杀倪文焕，却被告知“此人虽系奸党，亦由天命使然”，故不可“违天擅杀”〔72〕；魏忠贤“阳道被伤”时本该命绝，却因“天数使然”而“一灵不冥”〔73〕；魏忠贤落难之时，老僧告诉他“厄运已去，后福将来”都是“天数”〔74〕；白太始更是将他未来的际遇条分缕析；孟婆“本该取他的首级”，因“他气数未终”而作罢〔75〕。回首诗也反复提及因果报应，第四十七回魏忠贤权势达到顶点，开篇词说：“这回因果劝人，为善回头须早”〔76〕；第四十八回魏忠贤因被罢黜而自杀，开篇诗说：“循环天理自昭昭，何苦茫茫作獍枭”〔77〕。这似乎暗示了魏忠贤无论是权势煊赫还是盛极而衰，都是冥冥中的天意。

用因果报应来结构全篇，固然是古典小说的惯用套路，但一个以奸恶形象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使用因果报应模式，多少还是弱化了抨击奸恶的力度。有论者指出：“此与撰岳传者同一命意，盖非此不足平阅者之心，而为一般普通人说法也。”〔78〕但细究之，二者仍有区别：《说岳全传》开头就交代了整个故事的因果模式，《梼杌闲评》到最后才明确故事的因果模式，这种行文上的区别或许不太重要；但重要的是，故事主人公的道德品质有天壤之别，采用同样的因果模式，其效果也有差异。《说岳全传》不忍忠良殒灭，用因果模式显示出一种无奈的悲凉情怀，悲凉中让叙述者对忠良的哀思显得更为沉痛；《梼杌闲评》怒斥奸邪误国，却无力改变这一状况，将其归于因果模式，宿命论的情怀则削减了对奸邪的贬斥力度。对斥奸扬义的伦理取位来说，《梼杌闲评》的因果报应模式带来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暗示了奸邪和忠义的相对性。当年朱衡治水时烧死一穴赤蛇，是其部下违规所致，也违背治水指导者“毋伤水族”的告诫。治水虽是善事，烧蛇却是恶行。魏忠贤、客印月作恶多端，但他们是赤蛇转生，作恶的过程就是复仇的过程。斥奸扬义由于复仇而不再显得那么强烈。二是暗示了奸邪和忠义的复杂性。魏忠贤、客印月血腥的复仇固然是奸邪，但他们内部也有始终如一的义气。如果承认他们复仇的正当性，他们的奸邪未尝不是对朱衡灭其种族的模仿。历史上魏忠贤等人的恶行在因果模式中似乎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斥奸扬义似乎也成为一种往复循环，大大弱化了魏忠贤等人的恶行。三是因果报应模式本身就蕴含了斥奸扬义。因果报应讲究凡事都有因果，奸邪和忠义都有各自的原因。魏忠贤等人的奸恶为斥奸扬义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他们最终的败亡是宿命，这种宿命本身也是斥奸扬义的结果。正是由于因果报应模式冲淡了对奸恶的贬斥力度，“梼杌闲评”这个命名已不像“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那样带有强烈的贬斥色彩，而是趋向中性，伦理立场在命名中并不明显。

这样一来，《梼杌闲评》的时事描写将小说斥奸扬义的伦理取位鲜明地表现出来，但因果报应模式又让这种伦理取位带上宿命论色彩，对以史实为基础的时事小说而言，这暴露出作者多少有一点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无论是小说的整体构思还是对主要人物的伦理态度，都体现出这一倾向。就小说的整体构思而言，一个在因果报应模式中阐发斥奸扬义的“梼杌”故事，直接证明了因果报应在时事中存在并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这意味着时事终究是因果报应的产物，历史本身也成了果报观念的注脚。小说开篇“总论”所言“世事浑如花上露，人生一似风前烛”，一切尘世繁华，“到头来，都付水东流，空劳碌”〔79〕，已经给整个故事投上了虚无主义的阴影；小说结束时碧霞元君在交代一切因果报应的来龙去脉之后，说出了“无无非空，色色非有，无色非空，无空非色”〔80〕这样的佛家偈语，小说主体部分的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也被归入这样的偈语中，让人产生一种世事渺渺、万事皆空的虚无感。就对主要人物的伦理态度而言，魏忠贤这样一个大“梼杌”，虽然恶贯满盈，但他最亲近的妻儿却是正面形象。小说虚构了一个明事理、辨忠奸的傅如玉做魏忠贤的妻子，魏忠贤行恶时，她则诚心向佛，在魏忠贤死后，又建道场为其超度，这可看作是在为魏忠贤赎罪；同时，小说还不顾史实，让本是阉党的傅应星成为魏忠贤的儿子，且在群奸中出淤泥而不染，让这个大奸之人有一个大义之子，多少也消解了一点对魏忠贤的伦理批判。

总体而言，《梼杌闲评》通过世情展示和时事描写，彰显出斥奸扬义的伦理立场，其伦理取位的特点，是近距离直接斥奸，扬义则基本上作为斥奸的对立面而加以说教式表现，同时将斥奸扬义纳入因果报应的框架之中，从而让斥奸扬义蒙上了一定程度的虚无主义色彩。

注释：

〔1〕〔56〕张平仁：《徘徊于时事与世情之间——〈梼杌闲评〉论略》，《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67〕侯晓琴：《矛盾的人性书写——〈梼杌闲评〉中的魏忠贤形象》，《沧桑》2007年第4期。

〔3〕无竞氏：《剿闯小说叙》，见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6〕〔27〕〔28〕〔29〕〔30〕〔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61〕〔62〕〔66〕〔70〕〔71〕〔72〕〔73〕〔74〕〔75〕〔76〕〔77〕〔79〕〔80〕《梼杌闲评》，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74、96、274、242、232、81、248、190、214、251、229、258、280、274、275、273、269、268、316、1、315、198、295、312、314、232、234-235、231、232、271、82、246、315、74、40、46、213、214、216、217、215、216、145、160、145、151、151、152、192、163、1-2、1、128、324、314、68、128、132、249、300、306、1、325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40页。

〔31〕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0页。

〔57〕参看欧阳健：《〈梼杌闲评〉作者为李清考》，《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任祖镛：《谁是〈梼杌闲评〉的作者》，《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张丙钊：《〈梼杌闲评〉语言的地方特色》，《明清小说研究：第4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251-261页；顾启：《冒襄与〈梼杌闲评〉作者李清》，《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陈麟德：《进则忧国忧民 退则杜门著述——试论明季兴化史学名儒李清》，《菏泽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欧阳健：《施耐庵·陆西星·李清——兴化三大小说家论》，《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4期；莫其康：《兴化“四大名著”作者刍论》，《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58〕参看顾克勇：《〈梼杌闲评〉作者非李清》，《殷都学刊》1999年第4期；张平仁：《〈梼杌闲评〉作者非李清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2期；莎日娜：《〈梼杌闲评〉与〈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比较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刘文忠：《梼杌闲评·校点后记》，《梼杌闲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570页。

〔59〕顾克勇：《〈梼杌闲评〉作者非李清》指出：“此书成书应在崇祯元年以后，但最迟不晚于崇祯二年三月”。但其理由是书中肯定了霍维华、傅应星等阉党成员，这些人崇祯二年三月被治罪充军，对于小说而言，用史实来要求虚构(小说中的傅应星和历史上的傅应星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非常牵强，故这种成书时间不可信。

〔60〕参看金玉田：《〈梼杌闲评〉思想艺术初探》，《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孙一珍：《各有千秋 一枝独秀——明末四部魏阉小说之比较》，《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3期；刘文忠：《梼杌闲评·校点后记》，《梼杌闲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570页；欧阳健：《〈梼杌闲评〉作者为李清考》，《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

〔64〕具体参看萨日娜：《〈梼杌闲评〉与〈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比较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

〔63〕〔65〕欧阳健：《历史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44、244页。

〔68〕有两个例子可说明这一点：一个例子是魏忠贤瞎折腾一通后，将千金费尽，想起妻子的忠告，只怪自己“不听好人之言”(第120页)；另一个例子是魏忠贤得势后，听到妻子已死的消息，垂泪悔恨(第190页)。

〔69〕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这些内容，但从其创作时间看，这些内容是基本前提。

〔78〕钱静方：《小说丛考》，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