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忠惠赵氏神妙帖》缺名跋非赵明诚所作考<br/>——兼论李清照南渡初期的行踪及《金石录后序》的真伪问题

《蔡忠惠赵氏神妙帖》缺名跋非赵明诚所作考
——兼论李清照南渡初期的行踪及《金石录后序》的真伪问题

2018-02-20姜荣刚

学术论坛 2018年1期

姜荣刚

现存有关李清照生平事迹的原始文献极为少见，《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可以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但是由于版本流传及文本记述的问题，其中有些文字迄今为止尚未释读清楚，致使李清照生平事迹研究中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疑案，尤其是李清照追踪宋高宗逃难一节。而王仲闻从《宝真斋法书赞》中发现的被岳珂断为赵明诚所作的《蔡忠惠赵氏神妙帖》（以下简称《神妙帖》）跋语——该跋语原署名本缺，因其所述内容与《后序》颇有相似之处，故王仲闻、黄盛璋等学者，又均曾据此跋文，结合《后序》，对李清照南渡初期的行踪与历史提出过一些新的见解。但是这个所谓的赵明诚跋语，与《后序》存在着“不易弥合的记述矛盾”[1]，虽经他们曲为解说，仍难释人们心中之憾，可以说它的发现不仅没有有效地推进李清照生平事迹的研究，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有些论者开始怀疑李清照是否撰写过《后序》①陈伟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质疑》（《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即将此跋文作为质疑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首要依据。以下简称陈文。。这种观点虽然得到了学界的及时回应，并受到批驳②参钱建状《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释疑》，《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以下简称钱文。，但涉及李清照生平的上述两个关键悬疑，仍未得到有效解决③陈文的论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要证据即为所谓《神妙帖》赵明诚跋语与《后序》之间的记述矛盾，其次为《后序》其他叙事与史实的出入，最后为《后序》流传过程的疑点。从论述的顺序可以看出陈文质疑的关键证据所在，而钱文的批驳则集中于陈文的第三部分。而据笔者阅读所得陈文证据最核心的，一是《神妙帖》缺名跋与《后序》的记述矛盾，二是李清照追踪宋高宗逃难路线的讹误，而此两点又恰是目前李清照生平事迹研究的疑难与关键，而钱文于此似并未提出新见，因此还算不上动摇了陈文观点的根本。。因此笔者不揣谫陋，就个人近来研究所得，对此两点予以重新检讨，并对《后序》记述的其他问题略呈浅见，以期有助于李清照相关问题研究的推进。

一、《蔡忠惠赵氏神妙帖》缺名跋非赵明诚所作考

为论述方便，现将《神妙帖》所有题跋（包括岳珂本人题跋及赞语）全文迻录如下：

君谟书。评者以为本朝第一，今观其书尺，信不虚也。建炎戊申四月甲戌。蒋猷题。（行书五行）

予在会稽，尝玩其石刻，今此又见其真迹，颇识其笔法云。政和丙申岁二十一日。彦远书。（行书四行）

说之尝观于吴门开元东第。丙申残腊日。（楷书三行）

张缜获观。（楷书一行）

蔡传素同观。建炎戊申四月十九日。（楷书二行）

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行书四行，后缺）

右蔡忠惠公赵氏神妙帖三幅，待制赵明诚字德甫题跋真迹，共一卷。法书之存，付授罕亲，此独有德甫的传次第，而蒋仲远猷、晁以道说之、张彦智缜，俱书其后。中有彦远者，未详其为谁。承平文献之盛，是盖蔚然可观矣。德甫之夫人易安居士，流离兵革间，负之不释，笃好又如此。所憾德甫跋语，糜损姓名数字。帖故有石本，当求以足之。嘉定丁亥十月，予在京口，有鬻帖者持以来，叩其所从得，靳不肯言，予既从售，亦不复诘云。

赞曰：公书在承平盛时，已售钱二十万，赵氏所宝也。题跋皆中原名士，今又一百年，文献足考也。易安之鉴裁，盖与以身存亡之鼎，同此持保也。予得之京口，将与平生所宝之真，俱佚吾老也。[2]

细绎岳珂本人跋文，他判断此帖缺名跋为赵明诚所题，不仅疑点甚大，而且十分武断。如其说“帖故有石本，当求以足之”，显然依据的是署名彦远的跋文，即“予在会稽，尝玩其石刻，今此又见其真迹”一句。彦远的跋写于政和丙申年（1116），早于题于建炎二年（1128）的缺名跋12年，彦远又岂能见到晚于他12年的题跋？彦远的本意实际是说他曾见过蔡忠惠的石刻书法，今日又见到了其本人真迹，但石刻书法并非本帖内容，岳珂不假思索地认为“帖故有石本，当求以足之”，其疏忽与武断于此可见一斑。而今人黄盛璋不作任何推敲琢磨，竟称：“赵跋虽然摩损姓名数字，所以失去赵明诚的署名，但此帖既曾上石，有石本流传，岳珂定为赵明诚，自不容怀疑”[3]，真是匪夷所思。

这里暂且不谈岳珂何以判断此缺名跋为赵明诚所题，先来探讨赵明诚有无可能为此帖之主。为论证之方便，我们首先假定此帖为赵明诚所有，那么晁说之等中原名士必是经赵明诚之手得以观看此帖，而题跋之时必与赵明诚同居一地。如果无此可能，则此帖必非赵明诚所有，而是另有其人。彦远不详何人，蔡传素题跋此帖时行踪无可考，可置勿论。晁说之题跋早于蒋、张二人，先看他丙申（1116）残腊日居于何处。残腊一般指腊月八日，据张剑所编《晁说之年谱》，该年底晁说之自鄜州任罢归新郑东里[4]。而此时赵明诚正因蔡京所兴党狱牵连屏居青州老家，黄盛璋推断其时在大观元年（1107）至政和七年（1117）间[5]。另据吴金娣发现的赵明诚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四》，其中有一则题署时间为“后十年于归来堂再阅，实政和甲申六月晦”[6]，“甲”字旁有人注为“丙”，可见为误写，因宋徽宗政和年号内并无甲申年，而只有丙申年（1116），这就是说彦远与晁说之题跋《神妙帖》的该年，赵明诚仍在青州老家归来堂。因此，晁说之题跋之时自无与赵明诚谋面之可能，此帖主人非赵明诚明甚。当然或许有人会说，赵明诚完全有可能购帖于晁说之题跋之后。

如此，我们再看距缺名跋之后仅一月之余撰写题跋的张缜、蒋猷，此时又在何处。张缜，据《京口耆旧传》载：

张缜，字彦智。丹徒人，后徙金坛。其先自沣阳来居。祖子方……以太常少卿奉祠，卒葬丹徒长乐乡，王安礼为作墓志。缜少尝与诗僧仲殊唱酬，苏轼见而称之。以祖荫入仕，为平江府、长洲、宿州、临涣尉，亳州、永城丞，建康军节度推官。改秩知广德军、建平县、江宁府溧阳县，二邑之人皆德之。以亲老不乐远宦，乞监延陵镇，所居金坛距延陵无两舍，远奉板舆往来，从容禄养，荏苒五年，盖不知其地之僻、位之卑、时之久也。代还，擢军器监簿，再岁为丞，恬靖自守，誓不登权贵之门，故连岁不迁。以亲疾告假，不候报而归，有旨放罪，旋丁内艰，服除通判和州。倅和之明年，当金师大入盗，贼四起，实摄州事。时承平日久，守备阙，然缜闻故将王逸坐废，侨寄郡境，即以礼致，与议城守，贼至辄败。时京东西诸郡俱为盗区，独历阳孤城坚守，闻者骇叹。郡发勤王之师，缜以主忧臣辱，义不徒全，欲提兵入觐，百姓遮道，不得前。京城失守，诸道溃兵入境，动以万计，缜勉以忠义，资以糇粮，济以舟楫，皆投戈南渡，复为善良。及受代，郡人诣阙丐留，而缜以疾得奉祠去，去未两月而城陷。后贼帅张遇受招赴阙时，宰问识张和州否，遇对：“使此公在，某等安敢轻犯其境耶？”朝廷熟其治行，差知和州，力以疾辞。会钱塘军变，事定而守倅须才，以缜通判杭州，缜不敢辞。至未两月，再差知和州，兼淮西兵马都监，有旨不许辞避。既渡采石，和之士民惊喜感泣，扶老携幼，阖境出迎。既下车，令不烦而民畏，兵不试而盗息。以疾三上祠请，最后有旨以和州正赖守御，不许丐闲。明年翠华南幸……[7]

此段传记时间虽多未明言，但可借其他史料大致予以确定。张缜奉祠归金坛的时间在张遇陷和州前两月，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载，张遇于建炎元年（1127）十一月入池阳，十二月寇江州，后“自黄州引军东下，遂犯江宁。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追击之，遇乃以舟数百绝江而南，将犯京口。既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溃……翌日，遇自真州攻陷镇江，守臣、龙图阁直学士钱伯言弃城去”[8]。

和州在江州与江宁之间，又为江宁西南之门户，按照张遇的进军路线，犯江宁之前必先犯和州，其时自应在是年十二月中旬以后。如此，则张缜解任和州通判当在建炎元年（1127）十月底前后。本传称其奉祠归后再差知和州，当是张遇破和州后离去，和州急需守倅官员，其时必在建炎二年（1128）正月间。而恰在此时，钱塘军变（即陈通建炎元年九月在杭州发动的兵变）得以平定。据《要录》载，建炎元年十二月辛酉（初六日），“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入杭州。初，渊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杭贼陈通等闻之，为备稍缓。及是，渊与统制官张俊驰至城下，传呼：‘秀州赵龙图来！’通出不意，遂出迎，渊慰劳之。后二日，乃谕以朝廷遣赐告身，令通等祗授，通等皆喜。渊、俊入州治，命军士分守诸门。通等三百人立于谯门之外，渊召其首三十人至庭下，遽执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为乃尔？’渊曰：‘我受诏讨贼，不知其他！’遂执其余党，于门外悉要斩之，凡百八十余人，百姓皆相贺”[9]。那么，张缜改杭州通判的时间也应在建炎二年（1128）正月间。从当时的情形可以推断，朝廷对张缜的改任诏令当十分严急，因为“差知和州”，张缜可以“力以疾辞”，但于此命，却“不敢辞”，所以他必不会拖延迟缓，当是立即束装上任。此时张缜居金坛老家，到任杭州通判当在建炎二年（1128）二月前后。“至未两月，再差知和州”，则张缜离任杭州通判的时间应是建炎二年（1128）四月间。这一判断可从朝廷同时派往杭州的其他官员得到进一步证明，杭州兵变甫一发生，南宋政府就立即作出反应，据《要录》载，建炎元年（1127）九月，“直秘阁、新知真州侍其傅充集贤殿修撰、知杭州”[10]。侍其傅虽除知杭州，但不可能立即到任，据熊克《中兴小纪》所引中丞张澂言：“杭卒之叛，薛昂不缘君命，自知杭州。”[11]因此，侍其傅赴任杭州知府自然也只能在杭州兵变平定之后，作为同批派往杭州的主要守倅官员，他与张缜赴任的时间应该相去不远。更值得注意的是，侍其傅与张缜均刚除新职，差官杭州皆为临时改任，可见朝廷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借重他们暂时稳定杭州乱后局势，所以又都很快离任。据《要录》载，建炎二年（1128）四月丁卯（十四日），“集英殿修撰、知杭州侍其傅移知宣州”[12]，这从侧面验证了笔者关于张缜离任杭州通判时间的判断。如果张缜也是该日解任的话，按照常理，他与后任官员交接，以及打点行装重赴新任亦须时日，这样他五日后题跋《神妙帖》时自然还应在杭州。而此时赵明诚，据《要录》载，建炎元年（1127）八月起复直龙图阁、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13]，建炎三年（1129）二月“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火为信。江东转运副使、直徽猷阁李谟觇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时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涂巷中，栅其隘。夜半，天庆观火，诸军噪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诚，则与通判府事、朝散郎毋丘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14]。这就是说，在建炎元年（1127）七月至建炎三年（1129）二月期间，赵明诚一直在江宁任知府，未曾离开。如果《神妙帖》为赵明诚所有，那么晚于他一月余获观此帖并题写跋语的张缜，此时自然也应在江宁，而事实并非如此，《神妙帖》非赵明诚所有应该基本可以确定。

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张缜没有可能在四月前离开杭州吗？这种可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从他赴任和州须渡采石这一行走路线来看，他走的是陆路，因为采石在长江东岸，和州在西岸，故须渡采石过江才能到达和州。江宁在和州的东北，杭州在和州的东南，从杭州到和州走陆路，根本不经过江宁。此时正值和州多事之秋，张缜绝无绕道江宁之必要与可能。因此，张缜题跋《神妙帖》即使不在杭州，也必然在杭州与和州之间的某一地点，但绝不会是江宁。所以无论如何，张缜题跋的《神妙帖》都与赵明诚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晚于张缜两天题跋《神妙帖》的蒋猷，此时又在何处呢？据汪藻所撰蒋猷墓志铭称：“公讳猷，字仲远，姓蒋氏，东汉时有封义兴函亭者，其后分居丹阳金坛，故公为金坛人……靖康元年，复请闲，以徽猷阁直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建炎三年，避兵明州。明年属疾，上章请老，迁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于昌国县蓬莱乡，春秋六十有六。”[15]建炎初年蒋猷的行踪史书缺载，但知他一直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这样的闲差，据同时代人叶梦得《石林燕语》称，该职“为优闲不任事之职。熙宁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罢之则伤恩，留之则玩政，遂仍旧宫观名，而增杭州洞宵及五岳庙等，并依西京崇福宫置管勾或提举官，以知州资序人充，不复限以员数，故人皆得以自便”[16]。也就是说，蒋猷靖康元年（1126）以后实际处于退休赋闲状态，自应屏居于远离战乱的金坛老家或南方某处，故有可能与张缜前后获观《神妙帖》，并撰写题跋，而逗留于沿江且易遭兵乱的江宁，这种可能性不大。总之，蒋猷题跋《神妙帖》时行踪虽难确考，但不会构成本文观点的反证，则是可肯定的。

为进一步证明本文观点，现再对《神妙帖》缺名跋的内容予以分析，看它是否反映的是李清照的真实行踪。理解该跋文的关键是“西兵之变”，王仲闻以为此指建炎元年十二月青州郡守曾孝序被杀兵变一事，但他同时又补充说：“惟明诚云：‘去年秋’，非十二月。如非笔误，则当为另一次兵变，而非金人陷青州。”[17]黄盛璋没有按照王仲闻的疑惑探究下去，而是接受了他的观点，只是对时间上的不合作了修补。他引《要录》称在曾孝序被杀之前，已先有临朐士兵赵晟聚众为乱，然而《要录》并未明言赵晟起事于何时，因此黄盛璋推断说：“赵晟起事时间较早，可能在秋季，至曾孝序被杀在十二月。”[18]这一观点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为学界所接受，近来才有一些学者提出异议。马里扬认为，赵明诚跋文明确说“西兵之变”，“显然是不能含混理解的用语”，所谓“西兵”“即从地理方位讲是来自潼关以西的士兵”；他检核《要录》建炎元年秋山东群盗之活动，有八月末李汲等之乱，遂认为“西兵之变”中的“西兵”，“准确所指应为李汲等”，并推断这支溃兵“大可怀疑是来源于当日著名的‘胜捷军’”[19]。

陈伟文赞同马里扬关于西兵的说法，但认为指李汲之乱则证据不足：一是“无确凿的文献证据”；二是这次兵乱的主要人物是博州卒宫仪，史书只是叙述宫仪兵乱时偶及李汲，李汲不仅是此次兵乱很次要的人物，且早为宫仪所杀，即使李汲确为陕西溃卒，亦不可能称此次兵乱为西兵之变；三是李汲之乱发生于即墨等地，与赵明诚“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语无法对应[20]。这些反驳颇中马里扬论断之失。陈伟文经过考证，认为“西兵之变”的始末是：“建炎元年秋，杭州发生军变，辛道宗受命率领陕西兵二千人讨之，行至嘉兴县，兵士因不满辛道宗独吞犒赐而叛变，攻打秀州，随后攻陷镇江，但不久就在镇江被宋军收服……次年正月张遇再陷镇江。赵万、张遇先后陷镇江，相隔仅三四月，故赵明诚跋云‘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 ”[21]如此，“根据赵明诚跋‘再掠镇江’语，可知其前述‘西兵之变’中导致‘予家所资荡无遗余’的具体事件亦当发生在镇江，然则具体所指应是叛兵赵万于建炎元年九月乙卯攻陷镇江之事，而且当时李清照似寓居镇江”[22]。就吻合程度讲，陈伟文的考证虽比马里扬合理得多，但由于他仍认为《神妙帖》缺名跋为赵明诚所作，且惑于该跋语“再”字之误导，使其将“西兵之变”与镇江被陷一事混在一起，视为同一历史事件了，这一结论看似合理实际根本经不起推敲。如其说李清照寓居镇江就毫无道理，赵明诚就在临郡做官，李清照岂有寓居镇江之理，而且历经兵燹携帖而逃，仍不与近在咫尺的赵明诚相聚，岂不怪哉？另外，张缜观赏此帖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使此一结论难以成立。当然，即便我们承认陈伟文的考证具有合理性，所谓的赵明诚跋文内容也根本与李清照对不上号。陈伟文自己就说：“根据赵明诚跋，赵氏夫妇收藏品似乎主要散佚于建炎元年秋天发生的‘西兵之变’”，然揆诸事实，并非如此，因此陈伟文又不得不曲为解说，称“所谓‘荡无遗余’，诚然可能带有夸张成分，未必可以拘泥理解”[23]。这种强原文以就我的解读，是观念预设的必然结果。陈伟文本应怀疑与赵氏夫妇生平更不相符的《神妙帖》缺名跋，却因观念的预设而走向了反面——质疑《后序》的真伪，可谓与真理失之交臂，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

那么，“西兵之变”到底应指哪一次历史事件呢？若整体把握《神妙帖》缺名跋的内容，以及其他题跋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尤其是张缜，“西兵之变”最有可能指建炎元年秋发生的杭州陈通兵变，现摘引记载较为详细的熊克《中兴小纪》如下：

初，诸路发禁兵会东道总管司勤王，至则总管胡直孺已陷于敌，遂留南京。上即位，遣诸路兵还。时杭州兵才三百余人，有故童贯下胜捷残兵而为盗，将兵者遂诱以足数。军校陈通等见杭州富饶甲东南，因谋归为乱。八月戊午朔，通等夜劫库兵以叛，拘帅臣龙图阁直学士叶梦得，杀转运判官吴昉与副将白均以下凡十二人。时转运副使顾彦成方出巡，通欲俟其归害之。彦成归，及城外而变作，复走秀州。通等逼令前执特进薛昂领郡事，昂不能拒。[24]

可见，发动杭州兵变的主要是原童贯部下胜捷残兵。据《宋史·童贯传》所附《方腊传》载，“贯在西边，募长大少年号胜捷军，几万人，以为亲军，环列第舍”[25]。靖康初，童贯奉上皇南幸，所拥以自随者即胜捷军。胜捷军来自西边，称“西兵”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是当时史书对此类兵种颇为常见的称谓，此当即《神妙帖》缺名跋称杭州兵变为“西兵之变”的由来。杭州兵变猝然发生，所以才会导致“予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帖而逃。如像赵万攻陷镇江，“（建炎元年九月乙卯）是日，贼赵万入镇江府境。守臣、延康殿学士赵子崧遣将逆击于丹徒。调乡兵乘城为备，禁居民毋出。良久，府兵败归，乡兵惊溃。子崧率亲兵保焦山寺，贼逾城而入，纵火杀人，莫知其数，万遂据镇江”[26]，如此长的攻城时间，称兵乱或可，称兵变似乎不合情理，况且《神妙帖》缺名跋所言老妻也完全有可能携家资逃亡，不会像跋文所说的那样仓促。杭州兵变发生于建炎元年八月，与陈伟文所认为的“西兵之变”发生时间相差仅一月，与跋文“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亦正相吻合。这样，《神妙帖》的主人在杭州发生“西兵之变”前，必曾家住杭州，至少应是寓居杭州。这一结论正好与前文推断张缜在杭州（或由杭州至和州的路途中）寓目《神妙帖》颇有相合之处，因为《神妙帖》的主人既然家住杭州，杭州兵变平定后自然会返回故居，二人的相会即使不在杭州，也必然是在路途中，因为一北上、一南下有这种可能。但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来看，李清照此时没有寓居杭州的任何迹象与可能，所以唯一的解释是《神妙帖》的主人不是赵明诚，缺名跋亦非赵明诚所作。

再者，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文物的散佚情况来看，《后序》的记录也确实信而有征。如袁桷《跋定武楔帖不损本》中言：“前有李龙眠蜀纸画右军像，后明诚亲跋，明诚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难寓吾里之奉化，其书画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27]这说明《后序》称“寄物于嵊县”的属事实，相反《神妙帖》缺名跋所言“予家所资，荡无遗余”却如有论者所说是“与史实相去甚远”[28]。如果我们不是强求两存其真，刻意弥合《神妙帖》缺名跋与《后序》记述矛盾的话，其中必有一伪，从这种意义上讲陈伟文的质疑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不过通过诸种证据显示的情况来看，问题并不出在《后序》，而是导源于误认《神妙帖》缺名跋为赵明诚所作，它才是导致研究陷入困境与混乱的关键。

接下来的问题是，岳珂又是依据什么断定《神妙帖》缺名跋为赵明诚所作？问题出在他受到了《后序》的误导。岳珂《神妙帖》赞语中有言：“易安之鉴裁，盖与以身存亡之鼎，同此持保也”，由此可以肯定他看过《后序》，至少应看过洪迈《容斋随笔》关于《后序》的撮述。《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三有“予读洪文敏《容斋随笔》”[29]一句，可知其读过《容斋随笔》，对《后序》自然会很熟悉，否则不会一读缺名跋便联想到李清照南渡逃难之事。正是《神妙帖》缺名跋所述老妻逃难行踪与《后序》的高度相似性，才使岳珂未加详考，便以为缺名跋中的老妻即为李清照，而题跋者自然为赵明诚。再者，李清照逃难过程中文物散落一事，曾在南宋士大夫中广为流传，也易误导岳珂作出此种判断。岳珂自己就收藏钤有“易安室”的法帖，而如此被宝护的《神妙帖》竟无此印记，《后序》亦只字不提，岂不怪哉！岳珂于此不作任何怀疑考证，就断定其为赵明诚所有，其结论又岂能可信。

综上所述，可以说将《神妙帖》缺名跋视为赵明诚所作，实是李清照研究史上的一大误解。它的发现不是推进，而是整整干扰了李清照几十年来的研究，李清照南渡初期行踪与历史的种种悬疑皆因此而生，揭掉这层迷雾，我们才有可能还原李清照南渡初期一段真实的历史。

二、李清照南渡初期行踪考辨

排除了《神妙帖》缺名跋的干扰，李清照南渡初期的历史也就容易理清了。目前关于李清照南渡初期历史的唯一可信记载仍是《后序》，其文说：

靖康丙午岁，侯守淄，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寻常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及渡江，至建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化为灰烬矣。①陶宗仪《说郛》卷四六，中国书店1986年据涵芬楼1927年版影印，第8页b。《说郛》本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后序》全本，故本文所引非特别说明，皆出于此，不再一一注明。

从这段文字可知，李清照应是与赵明诚于建炎元年（1127）春三月一同“奔太夫人丧南来”，所以才使“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皆“化为灰烬”。如果仅是赵明诚奔丧南来，李清照独留青州，嗣后南渡必随行携带一部分，而不致皆“化为灰烬”。据黄公度《代吕守祭赵丞相挺之夫人迁葬》言：“中原芜梗，未返而殂，殡于他乡，金陵之墟，子持从橐，卜居晋水，扶迎车，不远千里”[30]，则赵明诚、李清照奔丧南来之地当在金陵。

《后序》又接着说：“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建康具舟上芜湖，入姑苏，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诏。六月十二日，始负担舍舟……至行在，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病危在膏肓。予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七日，遂不起，取笔而作诗，绝笔而终。”这里说赵明诚建炎戊申（1128）秋九月起复知建康府，与史实不合，当为误记。但称“己酉（1129）春三月罢”，则与事实大致相符，由此可知李清照在金陵居住了近两年的时间。李清照此段生活当颇为悠闲，据《清波杂志》载，“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31]。

赵明诚葬毕，时“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事势日迫”，李清照“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结果是年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弃，所谓连舻渡淮之书又散为云烟矣”。“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李清照不得不随行在逃难，随后逃难路线颇为复杂，且叙述不明，以致引起学界种种猜疑。为便于考证分析，现引录《后序》相关内容如下：

到台，守已遁。之嵊，在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在。时驻跸章安，从御舟岸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时，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示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诏，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予大惶怖，不敢言，遂尽将家中所用铜器等物，欲去外廷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嵊县。后官军收叛卒取闽，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研磨可五七盝，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前，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忽一夕，空壁负五盝去矣。

这段话中的“在陆”，通行的雅雨堂本讹作“出睦”[32]，致使此句本不易理解的话完全说不通了。浦江清就曾说：“剡县今嵊县，睦州今建德县，黄岩今黄岩……章安，镇名，今临海县东南。此数句疑有误倒处，按之地理不顺。以余之见，应改为‘出睦之剡，到台，台守已遁，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于地理方合。”[33]于是浦江清根据《宋史》高宗出逃路线，推断道：“易安则既葬德甫于建康后，欲向西行至洪州未果，必在池阳家中，稍作料理，折而东南行至睦州（建德），因张飞卿玉壶事，欲将古器赴越州行朝投进，而上已移幸四明，时建炎三年十二月也。遂南至嵊县，再至台州，至黄岩，至章安镇，是建炎四年正月也。”[34]黄盛璋对此亦曾十分疑惑，他说：“剡为今嵊县，睦为今建德，从台州入海根本走不到嵊与建德；由台‘之剡，出睦’，再回头走黄岩，往返差不多有二千里，即云‘睦’为‘陆’之误，由台之剡，走黄岩往返也在千里，一则为情理所不容，再则当时金兵紧随在后面急追，即使事势可能也不容许这样做，三则台州既是入海之道，由台追御舟，又必须经过黄岩，没有回头‘之剡之睦’往返奔波的必要，这一节一定传钞时给钞错了。”[35]黄盛璋也对李清照的行走路线重新作了分析考索，他认为李清照的逃难行踪是：建炎三年（1129）闰八月廿六日离建康，闰八月廿八日至十月十七日经杭州，十一月廿五日至十二月五日至越州，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居奉化（即之嵊），建炎四年（1130）正月二日至十八日到台、走黄岩雇舟入海，正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随御舟之温，三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二日随御舟返越[36]。黄盛璋的分析考索可谓细致入微，较之浦江清明显合理得多，其长处之一即是指出李清照葬毕赵明诚即从建康出发，而非返回池阳。前文引述《后序》的话说得很清楚，赵明诚、李清照在池阳只是停舟暂住，故李清照闻知赵明诚病于行在后，即“解舟下”，行李必皆在舟中，不可能再返回池阳，浦江清显然受到了“出睦”这一讹误的影响，才会作出此种判断。所以，黄盛璋直接称“之剡之睦”乃传钞之误，他可能未用陶宗仪《说郛》本对校，从版本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其推断却也颇为接近事实。

实际上，李清照追踪高宗的逃难路线并不难理清，以往研究除缺乏版本对校外，对文本也未充分细读。众所周知，目前最早的《后序》版本是洪迈《容斋随笔》撮述本，其中说：“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于嵊县。庚戌春，官军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将军家。岿然者十失五六，犹有五七簏，携家寓越城，一夕为盗穴壁，负五簏去。”[37]这里没有“出睦”一说，可见此为“在陆”钞录过程中形近而讹无疑。接下来最为关键的是“之嵊”一点，这需要读“先侯疾亟时”后一段内容才能够明白。此段内容补叙了李清照葬毕赵明诚后的一段特殊经历，又恰好弥补了《后序》叙述李清照“到台”之前一段逃难路线之缺失。由此段内容可知，李清照为澄清谣言，不得不轻装简从，“遂尽将家中所用铜器等物，欲去外廷投进”，由建康追踪高宗，至越高宗已“移幸四明”，为尽快追上高宗，又不得不“并写本书寄嵊县”。因此，前文的“之嵊，在陆又弃衣被”只是一个补充说明语，并不是继“到台”之后的又一行走路线，这在《容斋随笔》撮述本中体现得最为清楚。因此，李清照的实际行走路线是：由建康至越州，寄物于嵊县，到台，走黄岩，从御舟入海之温，又之越，放散百官后之衢，复赴越，又赴杭。可见，《后序》关于李清照追踪高宗逃难一段记载并无问题，由于版本传钞与理解之问题，才导致种种猜疑与错误。

以上对李清照南渡初期行踪的考辨，仅其荦荦大者，细部问题当须就版本源流及相关史料作进一步探考，不过这已非本文所能及。

三、关于《后序》叙事与史实出入及其真伪问题

除前文澄清之两大点外，《后序》还有一些记述颇致研究者质疑。陈伟文总结《后序》叙事与史实相出入之处还有如下8条：

1.《后序》称赵挺之在建中元年（辛巳）（1101）任吏部侍郎，而史载则在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至元符元年（1098）间。

2.《后序》称李清照建中辛巳（1101）加入赵家时，赵明诚年二十一，而赵明诚宣和四年（1122）跋称“时年四十有三”，照此类推，建中辛巳赵明诚年当二十二岁。

3.《后序》称（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而史载则在次年正月。

4.《后序》称建炎戊申（二年）（1128）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史载则在建炎元年（1127）八月。

5.《后序》所述李清照追踪高宗逃难路线于地理不合。

6.高宗从章安镇到达温州后三天，台守才弃城遁逃，而《后序》称李清照到台后，“台守已遁”，此时高宗早已离开章安到达温州，又岂会等到李清照从台州辗转到达章安后，还能跟随御舟从章安去温州？其时间错乱显然可见。

7.《后序》文末题署：“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据《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1132）八月朔日之干支为戊子，非甲寅。

8.《后序》云：“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则作《后序》时年五十二。《后序》题署时间为“绍兴二年”（1132），据此上推李清照生年，当为元丰四年（1081）。然《后序》记事始于建中辛巳（1101）李清照嫁入赵家，则此年李清照为十八岁，据此上推李清照生年当为元丰七年（1084）。两者相差三年，即使按照《容斋随笔》“绍兴四年”（1134）之说，亦相差一年。

第1点，钱建状引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考证结果，认为“《后序》记赵挺之任礼部侍郎时间不仅不误，还可补《宋史》赵挺之本传之阙”，辨之甚是。第2点，亦如钱建状所说“古人记人年岁，本有虚岁、实岁之分，故可两存”，这不仅不能作为质疑《后序》真实性的依据，反而说明《后序》的记述与事实颇为接近。第3、4点，《后序》所记有微误，无可讳言，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3点《容斋随笔》撮述本与《说郛》本《后序》均无此句，这当与《后序》的版本刊刻与传钞有关。第5、6两点，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完全不能成立。第7、8两点，实际为同一问题，即《后序》的署年问题，对此夏承焘、吴庠等前辈学者均曾作过较为深入的考证与推算，他们一致认为《后序》署年有误，而倾向于认为署年应为“绍兴四年”（1134），或“绍兴五年”（1135）——“五”被洪迈笔误作了“四”①详参夏承焘《“易安居士事辑”后语》《题“易安居士事辑后语”之后》及附录，夏承焘《唐宋词论丛》，中华书局，1962年。。

由此可见，《后序》文字记述虽有微误，可信度仍是很高的，以往对《后序》记述内容的质疑多是人为或者说外在因素干扰的结果，并不能动摇李清照曾经撰写过《后序》这一历史事实。当然，这并不是说《后序》的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如“（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一句，《容斋随笔》撮述本与《说郛》本皆无，而见于《后序》的重要钞本吕无党本②该本见《四部丛刊续编》（四八），上海书店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重印。及最为通行的刻本雅雨堂本③见孙星衍辑《续古文苑》（三），商务印书馆，1937年。。另外，还有《后序》的题署时间，以及各版本之间文字的相互差异等问题，这些当主要与版本流传有关，有待进一步澄清，由于涉及问题较为复杂，非本文所能及，当另撰专文详论，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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