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中源 栾欣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用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党的显著标志。”a《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6/06/29/content_5086739.htm，2016年6月29日。构建党内政治新生态已经成为当下党的建设的一个中心话题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指向。这是在党的历史上，继毛泽东提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b《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43页。之后，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党内生活状态的又一构想。党内政治新生态包含了“净化”“优化”及“重塑”三个基本步骤与递进层面。“净化”着眼于对非正常状态的“矫正”，“优化”是对净化之后状态的提升，而“重塑”则显示为对一种全新状态的追求与构建。显然，这一全新状态并不建立在否定既有秩序之上，而是对党的建设适应新形势、新需求、新使命的强调。

一、构建党内政治新生态的理论依据

运用生态理论和生态思维方式构建政治学理论体系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观点和方法。目前，基于生态视角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有两大类型，即生态政治学与政治生态学。前者着眼于生态的政治学价值研究，后者着力于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政治组织结构的优化及其运行状态的良性。本文的探讨显然属于后者范畴。政治生态包括政治内生态和政治外生态两个部分。就政党来说，党内政治生态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内生态，涵盖政党意识形态、政党制度、政党成员、党内生活以及党内政治运行基本规则等基本要素，并以政党的肌体活力、政党组织结构的张力、政党自我修复能力以及政党的社会动员力为核心指标构成的党内政治形态显现和政治状态反映。而“新生态”显然指向党内政治生态的积极与理想状态，是党内政治生态健康有序、奋发有为的综合体现，意味着政党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正向发展趋势和整体理想状态的达成。

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中国走的是一条“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特色政治发展路径，执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与联动性。因此，构建党内政治新生态不仅是实现党内优良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形成社会“善治”状态的重要依托。从生态视角审视党内政治生活状态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探索，该研究既立足于既有的党的建设研究系列创新成果基础之上，又有其自身特有的领域和边界。建构党内政治新生态，首先需要对其“生态”内涵与相应的实践要求加以明确，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备新的解释功能和实践效果。

二、党内政治新生态的基本指数

构建党内政治新生态，是针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时代课题，以解决党内突出存在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并在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综合性与整体性的党内治理目标，其所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党内政治生态应该“新”在何处。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及其执政环境的重大变化，党自身的思想、组织、作风、生活、能力和形象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繁重。一个拥有440多万个基层组织和8800多万党员的超大规模政党，如何在社会变革的复杂形势下，有效保持队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始终成为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的有机整体，并保持旺盛活力和良好形象等，构成了构建党内政治新生态的现实依据。而党的建设的现状、所涉及的范畴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设计与价值取向，则对这一全新概念的解释力和实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广义而非狭义的视角定义这一概念。广义上的党内政治生态，囊括了党内政治系统中的各种要素，将党内政治行为、政治现象、政治环境视为一个有机统一体，既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方方面面，又综合反映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工作作风、党内法纪法规水准等。与此同时，由于政治生态是一个需要长期培育、持续构建的过程，因此，党内政治新生态的构建也必然是一个逐步递进和优化的过程，这就表明党内政治新生态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现实目标与理想愿景的有机统一体，其所呈现的“生态”指数集中指向五个核心要素。

一是党的思想更加纯洁。对政党来说，思想的纯洁是最根本的纯洁。思想纯洁作为政党“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既具有标志政党性质的价值，也决定着政党的行为、政党的发展方向及发展质量。党的思想纯洁与否，主要通过两个层面的纯洁体现出来：一是政党心理、政党情感及政治信仰；二是对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立场。信仰是人们最基本、最深刻的精神现象，是信仰主体精神领域的核心和精神世界的灵魂。政治信仰既左右着政党心理与政党情感的内涵与取向，也决定着政党的政治立场。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的核心内涵，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特色与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思想纯洁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保持思想纯洁，最重要的是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a习近平：《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求是》2012年第6期。而保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显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宣示，而更多地体现为主体的政治实践。在认识层面，需要广大党员对党的性质与宗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取向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有科学而清晰的认识，并自觉把党员作为自己的“第一身份”。在实践层面，首先需要理直气壮向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亮剑”，自觉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其次，自觉按照党章的要求，在思想和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三，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二是党的纪律更加严明。政党纪律是政党思想的外部表现和具体化，党的纪律从创制到实施、从现象到本质、从规范到条文、从遵守到执行，无不打上党性的烙印。a郑荣华：《中国共产党纪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这里讨论的是广义上的党的纪律，包括成文的纪律和不成文的纪律两个基本范畴，即“纪律”和“规矩”。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党内的行为规范与约束机制，都是需要共同遵守的党内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是对党内既定秩序的权威确认，而且内涵着“应该是”的价值取向。政党的纪律与规矩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包括文本的与非文本的、官方的与非官方的，以及道德、习惯、制度、法律等。b刘红凛：《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但无论以什么形式呈现，其目标取向是高度一致的，都服从和服务于党内政治生态的良性与有序。政治纪律在党的纪律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c《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131-132 页。其核心要求是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围绕这一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做了系统阐述，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即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这些要求实际成为了党内政治新生态的政治准则。

三是党的作风更加优良。党的作风是政党组织或党员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思想方法、行为风格、道德状况和精神状态。d李君如等编：《论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修养》，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50-151页。从政治生态建设的视角看，党内政治生态是党风形成的土壤与环境，而党的作风则是党内政治生态的外在呈现，其自身也是党内良好政治生态形成的基本条件。作风不仅体现为一种存在状态，还体现为一种行为方式，甚至能左右事物发展的方向与结果。因此，执政党的作风实际是一个涉及政党建设、国家治理与社会风气的大问题。作风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抗干扰性有着先天的不足，极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因此，常抓不懈成为作风建设方法论层面上不变的“铁律”。而从作风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形成条件来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规则、脱离使命是其要害所在。因此，“务实”就成为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与理想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以及“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是对新时期党风建设提出的整体要求，囊括了党员干部思想修养、施政行为、纪律自觉、处世态度、做事风格、为人原则等涉及作风问题的各个层面。“严”是“实”的实现条件，也是“实”的具体体现，而更“严”更“实”则是党内政治新生态对作风建设的具体定义。

四是党的生活更加规范。规范既指组织内部运行的规则或标准，也指运行的要求与状态。党内生活规范同样具有上述两个层面的内涵，概括起来说就是党内生活的高度有序和党内关系的高度协调。党内生活的规范主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中体现出来。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既是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要件，也是良好政治生态的具体体现。思想、纪律、作风、制度等都是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状态的要素，也就是说，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是一个需要各种相关要素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更加规范是对规范的更高要求，即形成“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的新气象。其核心要义在于把政治纪律和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如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制定；其实践要求突出强调在党内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中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内营造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其目标指向在于党内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而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还蕴含着党内政治生活方式方法的创新，也就是说，不能把强调规范与僵化保守打上等号。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党的组织生活的更加规范，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这就要求创新党的组织生活的方式方法，不断完善党的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切实解决好党内存在的各种随意化、形式化、世俗化、庸俗化现象，从而整体提高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规范性，更好地凝聚和教育党员，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

五是党的能力更加提升。政党的能力是事关政党前途与命运的首要问题。政党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政党的自身建设能力，尤其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和自我监督能力，它们直接关系到政党的思想说明能力、理论导向能力、组织凝聚能力、作风感召能力、制度规范能力和反腐倡廉能力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二是政党执政能力，也就是执政党运用国家机器，依法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有效治理的能力。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政党自身建设能力是根本，执政能力是其自身建设能力的衍生品。党内政治新生态的构建，显然属于政党自身建设的范畴，自身建设能力的提升则是达成党内政治新生态的基本依据。提升党的自我净化能力，在于有效化解现代化挑战和政治参与扩大化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党的意识形态号召力衰竭、制度化水平下降和道德约束力减弱等问题。a袁峰：《自主性与适应性视角下的政党自我净化能力分析》，《理论与改革》2013年第6期。党的自我净化动力主要来自内在的自觉而非外在选举压力，这就更加凸显了其对于构建党内政治新生态的特殊意义。提升党的自我完善能力，在于强调直面经济社会环境快速变化带来的冲击，保持党对修正错误和自我发展上的敏感性与自觉性。这既是党持久保持旺盛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党内政治新生态所以提出及赖以实现的重要凭借。提升党的自我革新能力，强调的是改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碎片化状态，将全方位的改革要素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党的建设中来，为党内政治新生态的构建提供不竭动力。提升党的自我提高能力，建立在追求新发展与新进步的要求之上，强调正视党内存在的问题、敢于突破困境、善于开拓创新，以取得构建党内政治新生态的不断胜利。提升党的自我监督能力，既是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的必备要求，也是是确保党的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党内监督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主监督形式，具有相较于其他监督形式的特殊优势，有利于保证党的组织及党员领导干部充分履行职能，真正落实构建党内新生态的责任。

六是党的形象更加良好。党的形象是指党的整体素质、性状特征、精神风貌等在社会公众眼里的抽象反映，以及党在执政过程中体现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等给社会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或看法。这种看法和印象具体反映为党在国内外公众中的知晓度和美誉度。b张浩、唐红洁：《论党的形象的内涵、表现与作用》，《理论探索》2007年第3期。它主要包括政党内部形象、政党外部形象以及政党国际形象三个部分。从当代世界政党发展的进程来看，以政党形象塑造为核心的“政党再造”已成为一种趋势，构建党内政治新生态实质上就是塑造政党形象，提升政党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增强政党在党员及公众中的影响力和认同度。政党形象是一种无形的社会约束，能够潜移默化地引导党员保持自身形象与组织形象的一致；政党形象又是一种有效的情感引导方式，优良的政党形象可以增进党员对政党的政治认同；政党形象还是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高低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政党形象不仅可以赢得党员和民众对政党的支持，还是赢得民众信任、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宝贵资源。c李朝阳：《党的形象：关系党的前途的重要课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党内政治新生态话语下的新形象构建，不仅要求党建立起良好的内部形象，以更好地团结凝聚、激励教化和规范约束党员队伍；还要求党维护好外部形象，以更好地影响社会和组织动员群众；同时，维护好国际形象，以更好地促进世界各国政党交流、输出国家形象，以及提振无产阶级政党的士气。

三、党内政治新生态建构的方法论要求

良性生态的形成内含着对达成过程中的实践手段合理性的要求。政治生态的构成元素是多元的，各个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能量传递遵循着特定的规律，其运行状态受着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良好党内政治新生态的建构需要运用系统论的方法，综合考虑这一生态系统内部运行与外部环境优化的有序安排与有效协同等问题。从政治生态结构视角审视，党内政治新生态的构建既是作为实践主体的党组织与党员个体的互动过程，也是作为构建客体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优化过程，同时还是构建目标与构建手段的交互过程，这实际明确了党内政治新生态构建实践的技术要领。

（一）党内政治新生态构建与国家宏观政治新生态构建相协同。党内政治新生态的构建显然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与氛围，而且其本身就作为国家宏观政治生态的有机构成而存在。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及其在国家政治运作中的核心作用，党内政治生态便具有了对国家宏观政治生态的先导性、带动性、保障性功能。但党内政治生态并不等同于国家宏观政治生态，也无法直接决定国家宏观政治生态。因此，需要从党内治理和国家治理两个层面相向而行，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继而实现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宏观政治生态的协同发展。

国家宏观政治生态固然是一个大系统，政治无疑是这个大系统中的决定性元素，但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因素既作为政治的相生物，也作为政治的制约者而存在。而单就国家政治生态系统本身而言，其包含了公权力、政府、政党等要素。这些要素的互动与博弈所呈现的整体状态，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宏观政治生态。而良性政治生态的达成，取决于执政党执政价值的正当性、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政治运行的规范性，以及治理结果的正态性。这实际规定了构建国家宏观政治新生态的内容与路径。

其一，彰显执政价值的正当性。政治合法性从内在价值上讲就是政治正当性，从外在形态上讲主要是政治认同。可见，政治正当性既是执政合法性内核，也是政治认同的基本依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设计，决定了公平、正义、民主、秩序、法制作为构建国家宏观政治新生态基本价值选项的必然性。这些选项的达成，都需要一个共同的前提，并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人民主体，而人民主体的核心要义与根本体现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其二，强化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制度的科学性在与制度的善性，有利于良好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形成。提升科学性包含着两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是坚持“制度自信”，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及其取向保持“定力”，坚持走中国特色之路；二是坚持制度创新，以推进治理现代化为目标不断改革和完善制度体系。其三，提升政治运行的规范性。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政治运行规范的根本要求与集中体现。坚持法律优先、法政适当分权、严格法律控制以及实行权力合理分立与适时监督是实现规范性的基本保障。与此同时，转变政府和权力机关的角色，建设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宽职能与小政府等也是政治运行规范的基本条件。其四，推进治理结果的正态性。正态性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分布合理性”表述。这里强调的是政治治理效果的良性。“善治”是治理的终极目标，而构成善治的内涵则因不同政治主体的价值差异而不尽相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以及社会利益多元化，使新阶段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价值取向与社会认同标准等方面产生了分歧。这对新形势下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完善协商民主，寻求社会利益最大公约数成为必然路径，而如何协商则需要新的智慧与技巧。

（二）党组织新生态构建与党员新状态构建相协同。这里的党员既指每个党员个体，也指党员个体的集合。由此延伸的党员状态也相应地包含了党员个体状态和各类党员个体集合而成的党员群体状态。党员是党组织构成的“元”要素，党的组织生态也因此首先表现为党员个体状态的“集合”。当然，党员作为有思想的和能动性的个人，其状态不可能是静止的和固化的，而是在交互影响的同时保持着与外界的信息交换。因此，党的组织生态既体现为党员状态的“集合性”存在，更体现为党员状态相互激发形成“化学反应”之后的新状态生成。也就是说，党员队伍的总体状态决定着党组织的基本生态。因此，党组织的政治新生态构建必须基于党员队伍新状态构建之上。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众多，尽管党章对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一致的，并且强调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党员的权利一律平等。但由于党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个体能力、素质和文化背景等都不尽相同，对所在党组织政治生态形成的实际影响力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构建党组织的新生态中，一方面需要根据党的建设的时代特征与基本任务，对全体党员提出统一性的要求。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中共中央对合格党员提出了明确要求：“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这既是合格党员的时代标准，也是党员新状态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需要抓好党员新状态构建的“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起，从人做起，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a《习近平谈中共的纪律和规矩》，《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月8日。抓住关键少数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由领导干部所承担的特殊政治社会角色决定的。党的领导干部作为执掌党内事务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事务决策与实施权力的特殊群体，既是治国理政的政治精英，也是治党兴党的中坚力量，在党内政治新生态构建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而这一作用的生成需要以领导干部“权威”作为依托，权威包含着权力权威和人格权威两个主要层面的内涵。权力权威具有强制性特征，决策与“发号施令”都是权力权威作用的结果。在党内政治新生态构建中，这一权威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权力权威的发挥除了在制度层面保证权力使用的正当性与规范性之外，还受到领导干部个人因素的影响。领导干部的人格权威既是领导权威的有机组成，也是权力权威生成的重要因素。领导干部人格权威的形成在于正确对待权力与职守所生成的感化力量，其具体要求就是坚守正道、恪守原则、谨守职责、把守底线。坚守正道，就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一身正气；恪守原则就是严格遵守制度和规矩、公正公平、疾恶如仇、刚直不阿；谨守职责，就是以执政为民为主旨，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把守底线就是守住做人与从政的伦理底线，清正廉洁、干净办事、干净做人。

（三）新生态的目标构建与新生态评价体系构建相协同。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组织的建设目标往往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实目标；一个是理想目标。现实目标主要着力于眼前突出问题的解决，即消除组织内部存在的可能导致其衰落或异化的各种消极现象，使组织内部生活回归到应有的正常状态，继而为理想目标的设定与推进创造基础和条件。理想目标则是作为组织的发展远景或方向指引而存在，相对于现实目标的具象性，理想目标更多体现为一种理念，或者说是一个永远都在路上的愿景。党内政治新生态的目标构建同样具有现实与理想两个层面。就现实目标而言，就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意在整肃党内生活秩序，扭转松散、平庸、低俗的习气；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意在营造团结务实，风清气正的党内生活氛围，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以及各类违纪违法现象；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意在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设条件。党内政治新生态既是党内政治生活状态的目标设定，也作为服务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种手段而存在，但由于全面从严治党本身也属于治党的一种态度和手段，不具有“目标”特性，因此需要明确回答这一目标是什么的问题。这需要从政治行为动机层面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党内政治新生态和全面从严治党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即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无论是作为现实性目标的“严肃”“净化”与“打基础”，还是作为理想目标的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其内涵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发展性，这在一定意义上就为解释的选择性以及评价标准的“自主性”提供了可能，而这些则是诱发党的建设随意化与庸俗化的症结所在。因此，目标的科学性需要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加以支撑，而评价体系科学性，则是由评价体系对实践过程、实践机制、实践效果的覆盖度、相应指标设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手段的规范性等要素决定的。党内政治新生态的评价体系既包括对新生态的目标、实践和成效的评价，也包括对政党成员以及政党肌体的状态与活力的评价。为确保党内政治新生态始终沿着科学的方向前进，就需要不断认识、调整和创新新生态建设的方向、目标、任务和进程，需要对新生态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和评价，需要通过程序性与制度性的反馈和审视，不断提升党内政治新生态构建的实践效果。具体来说，党内新生态的评价机制必须包括三个部分的基本内容。一是评价新生态构建的目标设置是否合理，新生态的目标构建有现实目标和理想目标之分，这表明了其的目标设置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从现实到理想逐步前进的动态过程，这就要求政党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来及时调整、修正、更新目标。二是评价新生态构建的目标落实机制是否科学，在这一评价体系中，除了需要明确评价的标准、内容和方法之外，还需明确评价的主体，也即由谁来实施或操作评价，这样才有利于形成一个完整、科学、综合的评价体系，以全方位、多层次保证新生态构建目标的真正落实。三是评价新生态构建的目标效果是否达成，目标效果评价强调的是通过寻找和发现新生态构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通过总结和凝练新生态构建的成绩及经验，引导新生态的构建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不断前进。

（四）新生态的非常态措施与常态化长效机制构建相协同。非常态措施指的是新生态构建过程中采用的非常态化的、具有突击性和突然性的措施，它具有快速、高效等特征，能够在短时期内纠正党内存在的或抑制可能出现的不良现象或问题，帮助党内迅速展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老虎、苍蝇一起打”、“以猛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等宣示，都是非常态措施的体现。但它不意味着党内政治新生态的“速胜论”，而是在着力于破解党内亟待解决的难题的同时，为党内政治新生态长效机制的构建扫清障碍，是建立常态化长效机制的先决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a《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0114/c64094_26380006.html，2015年1月14日。正是以非常态措施推进常态化状态形成的具体举措。

相对于非常态措施，常态化长效机制的构建必须更具宏观性、整体性和稳定性，让各个子机制在彼此协调配合与相互作用中充分发挥出整体的最大效能。它侧重的是通过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式，建立一个结构合理、功能齐全、关系协调、程序严密的有效机制，帮助执政党主体克服“政治惰性”的负面影响，以实现党内政治新生态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常态化长效机制的构建，离不开两个方面的提升。首先是政党制度化水平的提升，制度化水平是一个综合概念，它不仅要看单项制度的科学化水平，还要看制度体系横向上的整合功能和纵向上的控制机制，更要看政党的制度建设理念和制度创新能力。b金晓钟、唐晓清：《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基本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09页。在这方面，常态化长效机制的构建涉及到三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是制度本身的创新与完善；二是制度之间的内在联动；三是制度的落实机制。这也是制度治党的基本内涵与要求。其次是政党规范化水平的提升，政党规范化水平强调的是政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水平，它主要从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中体现出来。党内法规是党的某方面制度的规范化和进一步提升，重要的制度一定要转化为法规，这样才更具刚性保障，才可以被长期坚持下去，才有利于常态化长效机制的保持。

总之，生态视域下的党内生活状态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既立足于既有党的建设创新成果之上，又有着自身特有的领域和边界。党内政治新生态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或提法，显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形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的战略构想。因此，构建党内政治新生态也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与目标所系。党内政治新生态指向的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积极与理想状态，是党的正向发展趋势和整体理想状态达成的集中体现，它包含着对党的思想、纪律、作风、生活、能力和形象等方面建设的新期许与新要求。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党内政治新生态的构建相应成为推动国家政治新生态构建的核心力量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义。由于党内政治新生态的构建关联国家宏观政治生态构建、关乎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良好状态培育，因此，它也提出了构建方式的科学性、系统性、协同性等技术要求。实践在发展，党内政治新生态的具体内涵也在发展，相应的实践手段和方式也在发展。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永远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