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生（景德镇陶瓷大学）

中国社会进入元时代，中国陶瓷雕塑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标志性的形态是瓷雕艺术取代了陶雕成为陶瓷雕塑的主流。此时，瓷窑众多，名窑迭出，景德镇窑又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中国陶瓷制作的中心。

一、延续传统，崇尚藏传文化的融合

在元代，青白釉陶瓷雕塑延续南宋传统，刻划、堆雕、镂雕、贴印仍很盛行，其中雕塑形式较强的皈依瓶和各种瓷尊、盖罐仍以捏雕、压印、缕剔手法为主；动物形象趋向怪异；立俑形制清秀恬淡；多变的花草果木浮雕与宋代雕塑精神一脉相承，仍显其主流文化特色、卵白釉的发明创造，以乳脂般色泽体现了元朝贵族的尚白心理，展现出的厚重、壮美的审美特征渗透了陶瓷浮雕纹饰的审美内涵，那种对称式的简练、疏朗和缠枝花卉浮雕模印卵白釉装饰效果，记录了元朝贵族的喜好。

元代景德镇陶瓷雕塑的表现形式十分丰富，单件制品与器物类装饰制品都较宋代有所变化、派生出许多新品种。表现出对空间把握的能力较前代更为提高。元代的单件制品如：瓷俑、佛像，在继承前代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了所塑形象的特征，达到了一个新的表现境界。如佛像雕塑品，前代表现形式多取正面端庄式，左右对称，少有变化。至元代则饶有多变，佛像姿态出现了侧身面像，回眸、顾盼等文人气十足的心象大有展现。浮雕的制作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出现了器物开光形式固定表现区域的浮雕装饰形式，颇有西域伊斯兰陶器文化特色。浮雕的制作，在元代又因明器和大量实用、摆设品的丰富需求，日益精细，成为相对独立，呈主流审美形象的雕塑形式。元代红釉谷仓上的浮雕就属于这种例子。另外，镂雕的制作更为精进，与浮雕和器物造型结合成为复杂而又精致的工艺性的雕塑制品，有向贵族化审美情趣发展的趋势。

青白釉瓷观音

佛教供物的雕塑制作，显示元代对雕塑文化的重视，从出土的青白瓷观音和釉里红塔式罐上，其密布的璎珞纹和藏地塔式建筑，明显地源于藏传佛教信物的缀珠装饰和宗教建筑样式，是元代对藏传佛教的尊崇、藏地文化吸收的最好例证。明器雕塑的塑制说明元代继承了中原文化的厚葬习俗，特别是返复于魏晋时代瓷质模型塑造，有事物循环演化，推进的发展规律。文具的制作多承前朝旧制，多有创新，如青花船形水注，是宋代龙泉窑制品的移植，只不过加上青花装饰，使其造型纹饰更为清晰而已，缺乏雕塑造型的创新。

元代观音像的塑制堪称中国陶瓷史上的旷世一绝，出土于北京元大都遗址的景德镇产《青白釉瓷观音》，是一件极其精致细腻的制品。此像高67厘米，头顶宝冠，上饰精美花卉，发式刻划整齐，面部丰满、眉目清秀、微含笑意，其身着薄衫，满饰复杂多变的璎珞纹，裸胸露足，一臂自然扶座，一臂斜枕于膝，呈端庄坐姿，慈祥和蔼。雕塑手法生动、洗练，繁简有度。璎珞、花饰、衣纹均是手工捏制，拼接而成，是模印、捏雕结合塑制的精典之作，为藏传佛教梵式造像的典型。

秘戏雕塑在宋代多有制作，至元代更有勃兴发展之势，这与元代国家开放程度有关。特别是中国传统婚俗，子女婚嫁由父母做主，新婚陪嫁箱底习以放入秘戏图或雕塑，以示男女之欢，用以提醒新婚之人，达到传宗接代，子孙富贵的愿望。

二、工艺精进，提升陶瓷材质的表现力

景德镇瓷业中心地位的确立，对中国陶瓷雕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陶瓷雕塑是这一中心地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宋代景德镇陶瓷雕塑，多为青白釉装饰，制作上比较注意精雕细刻，讲究文质纤巧的风格，但仅重视瓷器的外在形式表现，忽略了瓷的内在质量。因而，宋代陶瓷雕塑虽形式丰富、精致，然由于胎质粗松，在高温下容易变形，往往造成陶瓷雕塑制造上先天不足，难以完美的窘境。元代景德镇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瓷胎性能，提高了烧成温度，使胎质更加的坚硬细密，大大减少了瓷胎的造型变形、脱断现象。制胎工艺进步，为陶瓷雕塑的精雕细刻和塑造形象的完整，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

元时代，瓷质胎釉的洁白青幽，致密坚硬的性能，客观上为工艺技术的精微、细腻的制作提供了优越的材料应用条件。特别是景德镇解决瓷胎骨质配方之后，增加瓷质性能，提高烧成温度，减少变形现象，更有利于陶瓷造型的精雕细刻。另外胎釉的青幽透明的装饰特点，也为上述雕塑方法的造型增添了更为精致美妙的意味。由于元代十分尊崇藏传佛教，“梵式”造像逐渐在中原大地兴起也影响着中国陶瓷雕塑的塑造。这种造像珠光宝气，端庄富贵，制作技艺非常讲究，技术含量高，有很高的工艺品味。作为藏传密宗喇嘛使用的手执法器金刚杵一类形制，元代也出现了精仿金银铜等金属佛教用具，大多制作精巧，采取雕、刻、镂、捏等手法，经模制印坯敷卵白釉烧制而成。

杂剧在元代广为兴盛，与当时停止科举八十多年和大批文人放弃“读书做官”的老路而投身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有关。这种现象带动了中国陶瓷雕塑的同步发展。这主要反映在集镶、镂、堆、捏、刻等技艺于一体的建筑型青釉瓷枕。这些瓷枕均仿戏台结构，上冠如意型枕面，主体内容以杂剧中的情节为依据，雕塑方法多变，釉色青幽透润，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元杂剧兴盛的面貌。戏曲兴盛的瓷雕瓷枕，其雕塑技艺极其复杂，传递出元代崇尚繁复细腻、多变直观的审美心理。像青白釉广寒宫枕，陶瓷雕塑技法聚于一体。宫殿门框、窗栏以透雕法雕制，君王、侍从、宫女用圆雕塑制，栏杆、殿宇用浮雕图饰，待各类部件完成，又需根据宫殿形制将建筑模型和人物组装、安置到位。此枕繁复叠套、精细入微的工艺史无前例、堪称一绝。采用如此技艺塑造的瓷枕，也有宋代的那种孩儿枕和祝福枕等内容，与广寒宫枕一样，雕塑复杂而精细，反映出元代瓷塑装饰化倾向。

三、开放姿态，集纳诸多文化的显现

元代开放的姿态更多地吸纳了中亚、西域文明，给中国陶瓷雕塑提供了多元化发展空间。宋青瓷雕塑继续烧造，“枢府瓷”印纹浮雕装饰的出现，青花、釉里红的烧造，给中国陶瓷雕塑艺术带来了空前的机遇。

元代重视瓷器的对外贸易，从当时在景德镇设立官办瓷局可见一斑。此时，青花瓷趋于成熟，釉里红创烧有成，这一全新的陶瓷品种出现，直接影响着陶瓷雕塑的创造。一批融入青花釉里红装饰意味的带有雕塑语汇的西王母神像、盖罐、谷仓、三足炉、舟、砚滴，小动物饰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一些雕花器物类造型，器物四面有几何花形开光，雕塑、釉彩四种不同图案，与罐体透雕纹青釉装饰相得益彰，分外华丽。在这种技术因素之外，形成元代陶瓷雕塑讲求精巧之风，主要还是受中亚、西域以及藏传佛教文化影响，将许多繁复、华丽、细腻的装饰造型格调吸纳、转化，形成元代陶瓷雕塑精致的塑造品位，提升了陶瓷造型工艺美的特点。

元代陶瓷雕塑承续了前代诸多造型特点和塑造技艺，显现陶瓷雕塑塑造以明器为主转向以供把玩为主的过渡征象。兴起繁复的雕塑装饰之风，为明清浓重的彩瓷雕塑发展彰显明确意向。元代陶瓷器物采用雕塑和釉彩结合的装饰方式，实际上与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有关，因为这些器物图形装饰可在伊斯兰器物装饰上找到影子，这种开光镂雕形式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国际贸易的需要，也丰富了中华民族陶瓷雕塑艺术的表现手法，是中国陶瓷雕塑向彩塑方向迈进的过渡征兆。同时青花釉里红用于瓷塑装饰，也在元代有所反映，最典型的是一些人物雕像装饰运用青花釉里红材料，更加明显地弱化了雕塑自身的体感语言，陶瓷雕塑造型为便于彩绘，往往简化衣纹褶皱等转折关系，让位于彩饰作为主体语言。这种彩瓷雕塑已显露出陶瓷雕塑艺术由比较纯粹的、相对独立的、富有雕塑艺术本体精神的表现姿态渐入彩瓷张扬的新境。

四、结论

景德镇窑在宋代逐渐繁荣，至元代又免于战乱，全国能工巧匠八方而聚，制造工艺、材料不断改良，多种因素促成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中国陶瓷雕塑因景德镇制瓷业的兴盛，而广为发展。艺术格调也与景德镇陶瓷雕塑风格密切相关。元代陶瓷雕塑艺术特征，表现为因制瓷技术的快速提高，元代陶瓷雕塑的主流还是逐渐向精巧细腻的方向靠拢。产生全新的元代陶瓷雕塑精致灵巧的塑造风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元代陶瓷雕塑的特征就是景德镇窑雕塑制品的特征，因为景德镇代表了整个元代陶瓷雕塑塑造的水平。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陶瓷雕塑发展到现在，仍有其广阔的空间，神圣的使命。首先是元时代的陶瓷工艺精神值得继承、学习。说到底陶瓷艺术要想做得好，必须先静心，不能有半点浮燥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因为陶瓷雕塑造型的塑造烧成，也是一个心历陶瓷工艺的过程，人的智慧也是通过这一非常虔诚的品种得以发挥，其艺术设想也得依赖这一过程予以实现。其二，当代陶瓷雕塑反叛传统，喜标新立异，虽符合艺术发展规律，却不等于抛弃工艺原则这项人类智慧的结晶。古往今来许多优秀的陶瓷雕塑艺术，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得以发展。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体现工艺技艺、表现愿望、造型形式，三者恰到好处、相得益彰是最高的审美境界，其中工艺原则的遵守起到实现审美造物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