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明旭

或许不少问题在短时间内仍将处于探索与试错阶段，但对于大多数教育出版从业者来说，在骤变的时代，拆除藩篱、抱团取暖，至少可以让他们在踏上新征程时保持充足的体能。

10月末的申城气候温润，桂花的香气飘散在街巷间，正是一年中最惬意的时节。然而在10月23日开幕的第39届华东地区教育出版社年会上，来自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的15家教育出版社的掌门人却无暇赏景。自国家关于中小学实行三科教材统编的“通知”下达至今已一年有余，大部分地方教育出版社都切实感受到了新政下教育出版市场上的阵阵寒意。刚刚过去的开学季，随着“通知”要求的逐步推进，全国小学、初中的一、二年级学生手中都拿到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统编三科教材，而此前许多地方版国标三科教材则正式告别历史舞台。

“以基础教育、教材为支撑的传统教育出版发展目前受到了很多制约，面临着教材出版机会减少、教辅饱受质疑等诸多问题。”本届年会的东道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张莉琴开场便直言不讳，直戳教育出版社当前痛点，“纸张和印制的成本上涨还未看到顶部，人力成本也不断攀升，整体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种种掣肘都在倒逼教育出版转型、升级。”

但路在何方？面对天候的剧变，教育出版单位该坚守主业，还是要跨界走向多元？应专注教育出版还是涉足教育服务？针对会上抛出的一系列困扰教育出版社多年，却在当下显得尤为尖锐的问题，与会的社长总编们分享了各自的见解。或许不少问题在短时间内仍将处于探索与试错阶段，但对于大多数教育出版从业者来说，在骤变的时代，拆除藩篱、抱团取暖，至少可以让他们在踏上新征程时保持充足的体能。

新政“余震”尚在如何破局？

不可否认，去年下达的三科教材统编新政的“余震”至今还在影响着一些教育出版社，不少之前参与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写的地方教育社教材出版业务受到挤压。面对调整，如何一方面适应新政，稳住教育出版的根本；另一方面，在教育出版之外拓宽产品线，挖掘新的市场空间并成功破局，是切实摆在部分地方教育社掌门人面前的难题。

时间回溯。2017年6月26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7年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和小学科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正式下发。《通知》规定，从2017年秋季起，全国小学、初中新生将使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统编三科教材，而许多地方版国标三科教材则将逐步退出使用。

对此，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党委书记王瑞书感受颇深。“三科教材统编新政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拿掉了苏教社教材体系的半壁江山，带来的损失近三亿元。”面对重新调整后的教材出版市场，王瑞书再次强调了苏教社“二次创业”的决心，“要在稳定纸质传统出版市场的同时，在增值服务中形成有偿服务的商业模式。”

作为本届年会东道主代表之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周维莉从集团层面分享了应对新形势时的思考。“集团鼓励包括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内的各家单位利用作者的优势、编辑队伍的优势、地处上海对外交流的优势，探索地方教材、校本教材。”据她透露，世纪集团鼓励各出版社创新开拓的教材奖励基金方案正在运作当中。

面对新政带来的调整，福建人民出版社社长房向东的思考是，拓宽产品线，“路不只有一条”。据他介绍，该社近年来在主题出版领域有所斩获，而理财、文史、古籍等领域也是该社的强项。凭借多条产品线的共同发力，该社2017年收入1.1亿元，利润约3200万元。但问题依然凸显，“社科出版社对教材教辅依赖的程度太高，‘走市场的能力比较弱，这是让我们经常感到焦虑的问题”。

在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郑可看来，目前教育出版不是要解决生存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创新发展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破旧立新，是最难的。”

拥抱“数字化”疑虑仍存

数字出版早已不是新鲜的概念，行业内一度热议的“纸书消亡论”也已逐渐褪去。经历了考察、论证、试错、再论证的无数次循环，回过头来，教育出版社究竟要不要全面拥抱“数字浪潮”，又应选择何种模式，再次成为摆在从业者面前的难题。

关于这一议题，本届年会上的观点分成了较为分明的两派，分享经验者有之，略显悲观的论调亦有之。在部分社长看来，国有出版企业长久以来存在喊的多做的少；用政府的钱做的多，用出版社自己錢做的少；做技术的人做的多，做出版的人做的少这三种现象，“真正讲起来，我们离数字出版还很远”。

但大体上看，相较前些年大部分出版社的谨慎态度，参加本届年会的多位嘉宾在介绍自家产品时都多了几分底气。据河南大象出版社总编辑杨秦予介绍，作为该社转型升级的核心产品，该社开发的ADP5数字出版与教育服务平台如今已经上线运营并产生利润，“很多平台和子系统数据、资源对接目前都已在有序进行”。

山东教育出版社同样斩获颇丰，据山东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祝丽介绍，该社从自身资源优势出发，和科大讯飞联合打造了“智能话教”服务，接下来还要在古诗文朗读、英语口语评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尝试，并在智能翻译机、儿童智能英语教材等方面继续开发。另外，该社自主研发的中小学专属有声读物平台“小荷听书”自去年10月开发上线以来已积累了10多万的用户。

然而并非每家社的数字化之路都是坦途。据青岛出版社总经理、总编辑张化新介绍，该社从2010年开始就成立了专门的数字出版中心，尝试通过“电子书包”切入数字出版市场，但盈利效果并不理想。目前，该集团调整战略方向，将精力投入在青云梯题库系统上，为传统教辅赋能。另外，该集团还和清华大数据中心合作了“青豆数学”，发力人工智能教育。

江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桂梅结合自己曾经在传统纸媒的工作经历分享了她对于数字出版的看法。“尽管不能说传统纸媒的现状就是纸书出版的明天，但若不主动拥抱互联网，未来发展再努力，都可能会面临困境。”据她介绍，该社的数字出版主要围绕“我乐学习”在线教育平台和“我乐创客”服务教育平台这两大平台，以求在数字出版方面赢得一些先机。

在广西教育出版社副社长苏敏看来，转型最重要的是员工工作思维方式的转型。据她介绍，该社从2012年成立数字出版部，结合该社资源完成了数字平台的搭建。“但面对着出版社与互联网技术公司在市场运营推广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如何找到有效的突破口杀人市场，是当下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

“面对数字化的话题，中国的出版人有些过分焦虑，这大可不必。”广东教育出版社党委副书记李远谋结合海外市场纸书同数字化内容逐渐平分秋色的现状，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最重要的，永远不要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结果只会事倍功半。”

与其转型 不如延伸

相较于融合发展，多元发展的概念长久以来让出版业颇为纠结。一方面，出版人透过同行近些年的一些尝试，不难窥见涉猎其他产业所能为企业带来的可观收益；另一方面，贸然跨进另一片不熟悉的领域，所要承担的风险也非普通业务可比。在今年的年会上，教育社的领军者们对于这一话题有着较为一致的判断，与其跨界转型，不如拓展延伸。

“我始终认为教育出版当前所谓的转型发展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浙江教育出版集团总编辑周俊说，该集团开展了一系列教师教育培训，并和中小学签约，推进校园文化建设、联合教学，近年来还涉足文化综合体的建设。“说起来点很多，但都是在探索，尽管实现了较好的营收，但利润微薄，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商业模式。”

湖北教育出版社则从创新和创意两个维度人手，拓展多元产业链条。“创新项目方面，我社目前试水了书法教育生产链，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绩，年初成立的书法‘习汉字工作室已囊括产品、平台、培训、活动、文创等多个板块，今年收益达1000多万。”该社副总经理伍红玲指出，结合相关经验，该社还会在音乐方面做类似的创新和产品链的打造。在创意方面，该社将在今年抓住汉口作为戏剧老码头的优势，以戏剧为突破口进行相关业务尝试。

广东教育出版社则看中了幼儿园市场，在教育培训产业链的延伸上做文章。“我社通过直接创办幼儿园，打造幼儿园教师服务、培训队伍，最终落脚点还是做服务。目前，我社开设的幼儿园已经开始招生，有几十名儿童入园。”广东教育出版社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编辑李远谋介绍道。另外，该社还瞄准部分学校下午四点半放学后的空余时间，打造“430”项目，鼓励学校提供托管服务，出版社则深入教师培训市场提供服务，“这将是我社未来发展的新起点”。

相比起来，海南出版社的触角伸得则更远一些。据海南出版社副总编辑袁保华介绍，该社在文化产业领域进行了深度挖掘，目前，该社经海南省政府授权建设的海南文化广场，投入使用已经两年，目前项目评估资产有三亿多元。

总地来看，在教育全民化、信息化浪潮席卷的当下，本次年会上各家教育社掌門人对于教育出版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及自身困境的剖析颇为实际，认清当下的同时，为教育出版破解新命题、探索新发展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我们也有理由期待，经历调整的教育出版将成功破茧成蝶，在更远的苍穹展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