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道彬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安徽 合肥 230039)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徽州绩溪人)作为徽学后进，对其乡邦先贤朱熹和戴震都始终充满敬意，并给予崇高的历史性评价，称“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是朱子，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戴东原。朱子的学说笼罩了这七百多年的学术界，中间只有王阳明与戴东原两个人可算是做了两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1〕胡氏从不讳言戴氏的“反朱”问题，但他摈弃了一般人的简单化对待，而始终持有自己独到的观点，认为朱熹(1130—1200，字元晦，徽州婺源人)与戴震(1724—1777，字东原，徽州休宁人)之间，既有时代的不同和世界观的差异性，同时也有治学方法和人性关怀方面的诸多共通性。胡氏在此文中引用了章学诚之言作为自己立说之本，即“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2〕胡适对此深信不疑，但又否定了章氏“出于朱则不应攻朱”之说，曰：“章氏说戴学出于朱学，这话很可成立。但出于朱学的人难道就永远不可以攻击朱学了吗？”况且“我们但当论攻的是与不是，不当说凡出于朱的必不应攻朱”。〔3〕作为继朱熹、戴震之后，徽州乃至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又一里程碑式人物，胡适的胸怀与眼光，也足以让他具有如此高屋建瓴、洞察幽微的中肯平允之论。今承胡适之言，将戴震对朱熹学术思想的传承与乡贤礼敬之意，再加情理和哲理上的拾遗补缺，知人论世，条别是非，还原朱、戴关系的历史本来面目。

一、由“道问学”而至“尊德性”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对传统中国社会后期影响至为深远的圣贤人物，位列孔庙十二哲之次，成为中国学统和道统系列中的重要代表。同时在民间社会层面上，朱子通过著述和讲学乃至门生弟子的代代传承，渐次形成一个能够延续思想学说的重要流派，以《朱子小学》和《家礼》等理学教义，躬行践履于族规民约和世道人心之中，对基层社会尤其是明清徽州地区的风土民情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清代学术汉、宋之争的显著化，使得程朱之学在江、浙、皖地区遭到了陈确、毛奇龄等学者的猛烈攻击。其中，朱熹乡邦的“新安理学”地区，也同时出现了异样的声音，尤以黄生、姚际恒和戴震最为突出。因戴震与朱熹同出于徽州，既有乡邦之谊，且为各自时代的学术最高峰，所以两者数百年间的时差及其产生出的学术思想的变异，定会受到后世学者更多的关注与评价。其中的严词评判，既关乎学理上的是非之争，也有情分上的好恶之偏。遗憾的是，人们只乐观其“不同”，而忽略其“相同”，强调其“分”，不言其“合”，严重地遮蔽了戴震与朱熹之间的相同点及其内在的承续性。

朱熹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理学家，同时在小学、经学和自然科学方面都有重要的阐述、发明与贡献，惜其一生被理学盛名所掩，后世论者仅注目其性命道体之说，而没其躬行实践的格物朴实之学。事实上，朱子治学领域广博，天文地理、河渠农桑、草木鸟兽、律吕术数，无不触类旁通，源流毕贯，既能通经典古训之义，也能达孔孟周程之道，甚至还能够根据高山上的螺蚌化石，考证出海陆变迁和地壳演化的科技知识和道理，可知其“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治学方略和学问目的。自谓：“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4〕可以说，朱子首先是第一流的学问家，其次才是理学家。他读书善据古籍以补正讹脱，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如其《古文尚书》的辨伪、《诗序》的质疑问难，皆究其微旨，通其大例，本证旁证，奄若合符；而《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系列训诂集释之作，则稽览群籍，是正讹舛，捃摭稽核，至为精博。朱子曾自述学问大略曰：“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陆)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朱)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5〕又曰：“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6〕可见朱子学问即有义理之思，又兼训诂之学，清人章学诚即称：“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朱子之学也，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7〕章氏在比较朱、陆异同之时，尤为强调朱子的性命之理与格致之学，其《朱陆》及《书朱陆篇后》两文又将朱子学术与戴震之间的传承，探赜索隐，条分缕析，考之有据，言之有理，故于后世影响很大。胡适也因其言对乡贤朱子的考证之学颇有赞词，认为清代三百年的学术，尤其是乾嘉考据学，实质上就是重新发掘朱熹的“格致之学”。戴震的考据之学，就是对朱子格物学的真正继承和发展。其后，傅斯年与钱穆也称：“自今日观之，清代所谓宋学，实是明代之官学；而所谓汉学，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衍之宋学。”〔8〕“徽学渊源，实本紫阳而不可诬”。〔9〕此等中肯独到之语，说明民国期间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清代学术实际上就是扩大而延伸了的宋明理学。可以说，朱子与戴震所追求的同是孔孟之道，所取路径也大略相同，虽时代有差，表述有别，但殊途而同归。东原常言之“以词通道”“实事求是”，便是朱子“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别一种表述而已。朱子所言：“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读书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学者之不可不知也”。〔10〕正可谓戴氏“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直接思想来源。

东原以乡贤为榜样，秉承朱子之学，一生专意于学问，治学主张由“格物”到“穷理”，由“道问学”而至“尊德性”，即“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11〕在“闻道”问题上，“空所依傍”即标示其显著态度，就是对前贤时彦皆以正心诚意待之，“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常云：“仆以为考古宜心平，凡论一事，勿以人之见蔽我，勿以我之见自蔽。”〔12〕他以汉学之“格致”，以求理学之“道理”。常云：“汉儒训诂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13〕东原“非与后儒竞立说”的原则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也不依傍昔儒以附骥尾，君子务在闻道也。〔14〕如此不偏宋、不佞汉的治学理念，被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和胡适之等赞誉为最能表现出近世科学研究之特点，体现近代思想解放之精神。

有学者认为戴氏《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出版，就决定其反对程朱理学的根本基调，表明了朱熹与戴震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学者不应讳言戴氏“反理学”的思想，但也不该用简单和对立的眼光来对待《疏证》中的文字形体，而要从字里行间窥出其背后的斑斑血泪。正如章太炎所言：“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迾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衋伤深。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15〕章氏的“为民请命”之说，应是戴氏的本意所在。东原深知在文字狱的时代，个人著作的面世务必要用语隐讳，知所避忌；从学理层面上说，“借古讽今”应该是批判程朱理学以达到针砭现实目的最为恰切的处理手段。实际上，戴震真实话语的表达，可由其寄赠段玉裁的书信中知其心曲。曰：“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16〕以个人书信与正规著作相比较，是最能窥见作者内心真实意图的手段。此中“今人”绝对不会是指程朱，定是那些“理”字不离于口、害人不轻手的在位者和权贵派；而《疏证》中的“理”字在信札中却都被替换成了“意见”二字，此中深意，已不言自明。因此，与其说《孟子字义疏证》的内容是批判程朱理学，毋宁说是他借批判理学之名，而抨击强权势利者满口仁义道德的“以理杀人”。因为戴震对于程朱学术与理学末流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疏证》一书实质上是借用“洛闽之言”作为靶子，来抨击朝廷以“理”学为幌子以残害民众，鱼肉百姓，“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对此，我们可以借用胡适称“章学诚虽骂戴氏，却是戴学的第一知己”的话，来同理推导出东原虽批判程朱理学“以理杀人”，但他却是程朱的第一知音。

其次，《疏证》一书在写作形式上也深受《朱子语类》问答辩驳式的影响，更是模仿了朱熹弟子陈淳《北溪字义》的词典释义方法，将理学中的几个重要范畴以字义训诂的形式构建起来。陈氏书列出命、性、心、情、仁义礼智信、道、理、诚、经权等二十六门，荟萃宋五子之说，而以朱子说为折衷〔17〕；戴氏书则以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为目，列为四十四条，总结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因此，陈、戴两书皆以孟子为宗主，形式上的传承更是昭然若揭。对此，洪榜曾在东原去世之时就明确指出《疏证》“非言性命之旨也，训诂而已矣，度数而已矣”，意在不能简单地认为《孟子字义疏证》和《与彭允初书》仅仅只是责难程朱之书，而应理解成戴氏为了剔除附着在程朱理学上的异端成分，通过文字考证和经典诠释的手段替程朱做辩护和澄清。故洪氏云：“戴氏《与彭进士书》，非难程朱也，正陆王之失耳；非正陆王也，辟老释之邪说耳；非辟老释也，辟夫后之学者实为老释而阳为儒书；援周孔之言，入老释之教；以老释之似，乱周孔之真，而皆附于程朱之学。”“戴氏之书，非故为异同，非缘隙嚷嘲，非欲夺彼与此，昭昭甚明矣”。〔18〕洪榜一生服膺东原，为戴氏学说的真实意图而上下游说和宣传，论定戴氏之书的“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故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也特为此表彰洪氏，全载此文以为援引，致使后世不至于泯灭戴学“义理”层面的功劳。梁启超指出：洪氏“这几句话批评得对极了，试拿毛西河攻击程朱的书，陆稼书攻击陆王的书，和东原各书相对照，便可以见出东原的态度确是‘学者的’了”。况且“东原并没有攻击别派的行为，不过将这派那派研究出他们的真相，理清楚他们的系统，叫他们彼此不相蒙混，这种工作，无论对于某种学问，在批评家或历史家是最必要的。我们认东原为最忠实于这种工作的人”。〔19〕至此，我们可以说这部“正人心之要”的《疏证》一书，用“以词通道”的方法探明“治乱之源”，悟得“圣人之道”，正是秉承了朱子由“道问学”而至“尊德性”的路径而来，也正印证了冯友兰所言：“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20〕

二、通理知欲 明体达用

程朱理学在自宋至清的发展历程中，受到来自释道融合、朱陆之争及阳明心学等诸多思潮的浸染而不断地嬗变。清初的思想界集中批判心学的“致良知”，努力恢复程朱理学的信仰。然而，此时的朱子学虽然处在朝廷官学的地位，却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朱子学了。而乾嘉时期的儒者猛烈攻击程朱理学，很大程度上是因抨击阳明心学而上溯深挖、连带及之。对此，傅斯年曾高屋建瓴、洞察幽微地指出：“清代汉学家自戴震以降攻击理学者，其最大对象应为心学，不应为程朱。然戴氏之舍去陆王、力诋程朱，则亦有故。王学在明亡后，已为世人所共厌弃；程朱之学在新朝仍为官学之正宗。王学虽与清代汉学家义极端相反，然宗派式微，可以存而不论；朱学虽在两端之间，既为一时上下所宗，故辩难之对象在于此也。”〔21〕清初的王学已“人所共厌”，也不堪一击，汉学家的响箭自然落在其后面的程朱身上。在批判心学的思潮里，朱子成为首当其冲的“辩难对象”、众矢之“的”。

清儒与宋儒的思想分歧，既体现在本体论和工夫论的对立上，也有心性论和“理欲观”的差异。朱熹的“天理人欲”观点在自宋至清的时代长河中，已逐渐失去其原本“抑制奢欲，关心民瘼”的本来意蕴。首先，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提出，源于南宋朝廷苟且偷安于临安，而官僚阶层又穷奢极欲，贪婪无度，“禁欲”于民众而“享乐”于自己，致使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朱熹针对当时危难的社会境况，欲从学理层面上为百姓争取生存空间，希望统治阶层能够“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是怀着深沉的历史责任和危机意识，与统治阶层说“理”的。但人微言轻，也未曾有效，甚至还遭到反对者的谗害，被定为异端邪说和“伪学逆党”。其次，朱熹的“灭欲”，重在对上层社会的“正君心，去淫奢”，而对下层民众则心存悲悯，希望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他反对“肉食者”剥夺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条件，指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22〕“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无不各有个天理人欲。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23〕认为圣贤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即是天理，更合乎人欲。换言之，人性的必需及合理的满足就是“敬”和“天理”；骄奢淫逸、追求美味就是“肆”和“人欲”。基于朱熹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存理灭欲”说具有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人文情怀，深富现实批判价值，今天也仍然具有历史启示意义。

然而，朱子“存理灭欲”之说的原始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也被负载了相反的作用，成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结果是“任法律而参洛、闽，是使种马与良牛并驷，则败绩覆驾之术也”。〔24〕因此，原本以富国强民为宗旨的理学家的理想追求，也逐渐被“言清行浊，设身私欲”的假道学和迂儒蠹吏所污染而变质扭曲。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倚仗“权势”胡作非为，拿“天理”或“意见”的令牌，让卑弱者“呼天无门”。戴震本人就是遭受这种“天理”残害的牺牲品，东原三十三岁遭遇横逆，至于终生不曾回乡。他奋力读书，求解于圣贤经典，“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明了残害自己的原因乃是“后儒以理杀人”。正如章太炎所言：“戴君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闽洛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25〕“贼渠”为一己之利而“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凭借“闽洛之言相稽”，致使“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基于“天下受其害者众”，戴震发愤著述，“为臣民诉上天”，摧毁那些被后儒末流所污染的“天理”“意见”，但从未攻击程朱本身。

戴震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清社会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秩序已大为松动，商人的物资利益追求、民众合理的生存欲望，已经成为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特别是徽商在明清时期的异军突起，更需要寻找理论上的代言人，对现实公正平等的要求、义利关系的重新定位、理欲关系的适度调整等问题，都要得到相应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戴震早年经商，而后由商而儒，对待中下层民众的物资欲望或商业利益怀有“同情之了解”，也自有其独到的理解与表达。所以，他对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高度评价，以及“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理论证明，也都由此感触，应运而生。实际上，《疏证》和《原善》的撰述本身，就深刻隐含着徽商活动和民生关怀的大背景，表述了商人阶层的心声与追求。戴氏以为：“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26〕如果从徽商情感的角度来看，也可以理解为：凡“经商”皆为有“利”；无“利”则无为矣。有“利”而后有“商”，有“商”而归于“诚信”之谓“儒商”。如此将“义理”与“嗜欲”、“欲望”与“义利”的关系放置在有利于人性需求和商业运营的轨道上加以考量，既便于理解和接受商品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现实，也有利于促进理欲辩证统一问题的争论。可见戴氏的通理知欲和明体达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明清商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做的事实证明和理论支撑，以此抨击传统社会“商为四民之末”的腐朽观念及其对商业和商人的抑制和打击。朱、戴二人虽然针对的侧重点不同，却殊途而同归，皆具修齐治平的人文情怀。

胡适认为：东原倡言“体民遂欲”而成为反抗人欲礼教的急先锋，但在情感上绝无攻击程朱本身的问题，他只是要人们用科学家求知求理的态度与方法来应付人生问题，戴氏和朱子在人情隐曲和人性的终极关怀上是一致的〔27〕。事实上，朱子所倡导的“财自道生”“以义取利”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徽商“贾而好儒”行为的直接导因和取利法宝。从“人欲”的本质来看应兼善、恶两义，饮食男女、常情隐曲，朱子以为善；见利忘义、骄奢淫逸，朱子以为恶。戴震的“理存于欲”则偏于“善”处而言，故其主张遂民之欲；程朱“存理灭欲”则专指“恶”处言之，故要人遏私去欲。无论是上古圣贤，还是汉宋大儒，休养生息、体恤民情皆为儒者一贯的人文关怀和追求，朱子更不例外，其“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成为戴震“一人之所欲，天下人之同欲也”的著述命题，由此也充分显示出两代学者关心民瘼、为民请命的民本思想。戴氏云：“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不私则其欲皆仁也，皆礼义也；不偏则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28〕东原此论，既是儒家义利观和经济伦理的哲理性阐释，也是对徽商争取适当权益的合理合法的诉求，这与朱熹对待“义理”与“嗜欲”的观点完全一致。故胡适指出：戴学重在扩充心知之明，使人体察事物条理，这是一种新的理学，既非“厉禁言理”，更非“蔑理”。其实，戴学最近于程伊川与朱子，同属于致知穷理的学派，实在是程朱的嫡派，又是程朱的诤友，他是撇开“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去做那致知穷理的科学事业。〔29〕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戴氏既是程朱理学的有力“后继”，也是在新的时代为徽商“存意开源”的功臣。

三、礼敬乡贤 守正出新

戴震与朱熹在人本主义和理欲观的目标上是相当一致的，若要追究两人之间究竟有何不同，首先是他们所面对的各自时代的不同：朱子肩负着新时代复兴儒学的使命，纵然也倾心于“道问学”，但迫于释、道的挑战压力，不得不专心于“尊德性”的深究。而东原所处的却是乾嘉汉学兴盛之时，“道问学”既是时代的学术思潮，也是其个人的禀赋所向。戴震对数百年前的宋学加以修正，既属于学术内在自省发展的必然，也是后学替先贤剔除身后的不当附会。为了拂去程朱身上的异端附着而欲还其本来面目，戴氏秉持“实事求是”“空所依傍”的独立精神，向释、道之学的“无欲、无为”和理学末流的“空言心性”及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发起挑战，以朱子“进学在致知”为路径，“重问学，贵扩充”，“以词通道”，“修辞立诚”。他指出：“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于是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有好老释而溺其中，既而触于儒书，乐其道之得助，因凭借儒书以谈老释者。对同己则共证心宗，对异己则寄托其说于六经孔孟。”〔30〕这种剖析精微、条别是非而各归其是之法，正是“朱子格物穷理精神”的切实体现。故杨向奎先生称戴震不仅是汉学大师，同时也是宋学大师。

任何一种学派思想的发展，后期必定产生流弊，这是万物的自然规律。我们不能以理学末流之弊而归罪于作始，更不能因程朱创始理学而损害其学术之全部，以一眚掩大德不是客观正确的态度。戴震批判朱子，既有礼敬之心，也有攻错之功。世人以东原批驳宋儒为“讥骂洛闽”，忘本负恩，也是简单片面，“不得旨要”之见。凌廷堪称：“今案其(东原)遗编，学之大者犹可考见，特惧读之者不得旨要之所在，以矜奇炫博遇之，不然或与妄庸巨子讥骂洛、闽者等视而齐观，则先生之学由此而晦矣。”〔31〕浙东黄式三云：“后儒之疑戴骂戴者，为其说之驳程朱耳。而以程朱之所自言与尊信程朱者之所言参互引证，学者可平心读之，去戴氏之矫枉过正而取其所长，在善学者之实事求是也。”〔32〕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极富时代性、复杂性和继承性，不能简单地划归于非此即彼。东原批判理学是时代学风之必然，也是学术争鸣之必须，更有其个人遭际的凄凉背景。实际上，“我国自十七世纪初期，其后凡三百年的学术研究，实在并不是反对朱熹和宋学；相反的，近三百年来的学者实是承继了朱子治学的精神”。〔33〕作为以恢复孔孟本真为责任的儒者，戴震传承着理学家的道德修身、正心制行之学，努力饬躬笃行，博学力行，与惠栋、江永和钱大昕等清儒一样，他们“批判”宋明理学，但绝不“背叛”程朱，一贯奉行着“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的人生准则，即如姚鼐所言：“婺源自宋笃生朱子，传至元、明，儒者继起，虽于朱子之学益远矣，然内行则崇根本而不为浮诞，讲论经义，精核贯通，犹有能守大儒之遗教，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江慎修永，其尤也。”〔34〕戴震师承江永，对朱熹也始终以乡邦大贤而礼敬之，以学术的传承而弘扬之。翻阅戴震著述，未曾见其直呼朱熹之名，而始终以“朱子”或“子朱子”相称。云：“宋之有朱子，近数百年以来学者宗之；朱子者，集宋儒之大成者也”〔35〕；“先儒为《诗》者，莫明于汉毛、郑，宋子朱子”〔36〕；汉之郑康成、宋之子朱子，其学殊绝，其人亘古不能有二之人也；“陆王，主老释者也；程朱，辟老释者也。今足下主老释、陆王而合孔孟、程朱与之为一，无论孔孟不可诬，程朱亦不可诬”〔37〕。戴氏早年由熟读朱子《集注》《或问》进入科举，晚年著述则更为通明达观，厚意称许程朱，对汉宋优劣，唯论其实，不偏一家。他以郑玄和朱熹各为其时代之大儒，不因朱子的理欲观而废其学，不以“尊德性”而掩其“道问学”，云：凡宗仰昔贤，用寄爱慕，闻名起敬可也。援以证实，用资考核，必有起而辩之者。〔38〕其景仰先贤之情溢于言表，而求是不苟之意也直言不讳。梁启超赞之曰：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39〕戴震正是秉承了朱子学的理念，既非全盘否定先贤，也具自我独立精神，故其“论性论道论情论欲也都是用格物穷理的方法，根据古训作护符，根据经验作底子，所以能摧破五六百年推崇的旧说，而建立他的新理学”。〔40〕三百年来，人们对戴震批判朱熹的理论反省，如果能够懂得卓越的学术思想必根植于其同源的历史传统，就能望表而知里，领悟出东原对朱子一贯的恭敬崇慕之情，以及传承朱子学的使命感。

大凡杰出的思想家都有“反传统”的秉性，这与万事万物的遗传变异相类似，也与“穷则变，变则通”的新陈代谢的理论不悖。如墨子学儒术，既而非儒；王肃习郑学，既而攻郑；程朱之学也曾入禅，而辟佛尤深。故“人之于学，既登堂而入室，复操戈以相伐。入而能出，此其所以大也。古今能自成一学派者，可屈指数，要其成功之由，莫不如此”。〔41〕而“能自成一派”的戴震，之所以能够成为兼涉多域而又异军突起的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定与他“登堂入室”而又“入而能出”的卓越才能密不可分。一般人只关注戴氏对朱子学的“出”，而不见其对朱子学的“入”，忽视他对朱子学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开拓之功。“他们只知道戴震攻击宋儒的理学，有破坏之功，而不知道戴震的大功在于提倡一种新的理学来代替那矛盾的、不彻底的旧理学”。〔42〕胡适此言也正契合了梁启超概论清代学术具有“生、住、异、灭”的演变流程，证明程朱理学“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故有“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的精辟论断。〔43〕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着力点在于剔除“希附末光者”的“附会”和“诡辩”，而汲取“先辈”之“精要之义”，努力去“建立他的新理学”。那么，作为“后戴震时代”的学者自当以“订讹规过”“不为贤者讳”的心态来对待学术发展的大势。

综上所述，朱熹与戴震皆为各自时代的学术巅峰，两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不仅是个人之间的学术评价或情感剖析，更多的还会牵涉到两个重要时代学术思潮的争议。朱子以创新精神将儒家思想哲理化、精致化，适应时代之需，完成了儒学的全新发展，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时代；数百年后，戴震又在自己的时代里解剖了宋明理学，将考据与义理统一起来，证之以实，运之以虚，建构起清代“新理学”的知识系统，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作为汉学家的戴东原，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既有汉儒之博而畅其旨，又有宋儒之潜而洽其趣，对程朱本身及其学问始终充满敬意，并加以传承和弘扬。戴震与朱熹的人本主义和理欲观的目标也相当一致，只因时代的差异以及后世的混淆和偏见，酿成两造缺席下子虚乌有的对垒。或以为戴震抨击程朱理学，是不敬乡贤，数典忘祖，则“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戴学之于朱子学，应该理解为“当做诤友，不为佞臣”的关系。他为朱子去其一非，成其百是，也使程朱理学历久弥新，在新的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事实上，戴震早已预见身后人们对他的误解，但也只能说：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44〕一代宗师，诚哉斯言。为人为学，自当如是。

注释：

〔1〕〔3〕〔27〕〔29〕〔40〕〔42〕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9、68、41-56、133-135、61、135页。

〔2〕〔7〕章学诚：《朱陆》，《章学诚遗书》内篇卷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15、15页。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页。

〔5〕朱熹：《答项平父》，《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朱熹集》第五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94页。

〔6〕朱熹：《语孟集义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朱熹集》第七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944页。

〔8〕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引语，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9〕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71页。

〔10〕朱熹：《读书之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集》第七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888页。

〔11〕〔13〕戴震：《与某书》，《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495、495页，

〔12〕戴震：《戴震全书》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56页。

〔14〕〔44〕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74、373页。

〔15〕〔24〕章太炎：《释戴》，《太炎文录初编》卷一，《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2、122页。

〔16〕戴震：《与段玉裁书》，《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543页。

〔17〕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

〔18〕洪榜：《上笥河朱先生书》，《二洪遗稿》，道光梅花书院刊本，第1-13页。

〔19〕梁启超：《戴东原哲学》，《饮冰室文集》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

〔2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2页。

〔21〕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9-170页。民国时期的学者因出身和学行都距清儒较近，故其反思清代汉宋学术之情势也较合理。他们以为“以理责天下之人，非创宋学者之所为，而为宋学末流之失，安可以咎宋学乎”(参见吕思勉《理学刚要》)；甚或以为清儒即为宋学之赓续，如惠栋和戴震等汉学家是“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皆未化宋学之迹者也”(参阅叶德辉《与戴宣翘校官书》)。若再以冯友兰《新理学》中所称“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哲学体系顺延而言，戴学也可以清晰地归入所谓“新理学”的范畴，由此也可将戴学与朱子学的关系，归为由“照着讲”而至于“接着讲”的学术框架之内。

〔22〕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十三，《朱子全书》第14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9页。

〔23〕《朱子语类》卷十五，《朱子全书》第14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7页。

〔25〕章太炎：《说林》上，《太炎文录初编》卷一，《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7页。

〔26〕〔28〕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216、197页。

〔30〕戴震：《答彭进士允初书》，《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53页。

〔31〕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13页。

〔32〕黄式三：《申戴氏理说》，《儆居集·经说三》，《黄式三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6页。

〔33〕葛懋春等辑：《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34〕姚鼐：《吴石湖家传》，《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13页。

〔35〕戴震：《闽中师友渊源考序》，《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555页。戴氏著作中多称“朱子”，偶称“朱文公”或“紫阳夫子”，可见朱熹在戴氏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学界认为戴震早年必受先贤新安理学家多方濡染，定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此言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东原一生参与科举，熟读朱子《四书集注》，潜意识中的程朱思想自然盘踞终生。实际上正如梁启超所言：当时许多大学者口头上即使鄙夷宋学，一个个都是稀稀薄薄朦朦胧胧的程朱游魂披上一件许、郑的外衣，那时候思想界的形势大略如此。

〔36〕戴震：《毛诗补传序》，《戴震全书》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125页。

〔37〕戴震：《答彭允初书》，《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59页。

〔38〕戴震：《答曹给事书》，《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31页。

〔39〕〔4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4、3-7页。

〔41〕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