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视域中的中国式管理〔*〕
2018-02-19周可真
学术界 2018年3期
○ 周可真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一、“中国式管理”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立
“中国式管理”的概念最早是由我国台湾学者曾仕强提出来的,曾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在宣弘“修己安人”的中国式管理。
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是需要有一定理论来支撑的。黄如金先生曾这样来论证“中国式管理”的概念:“管理亟具实践性的特征,决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最好的管理,只有最合适的管理,而最合适的管理就是本土化的管理。因此,从五千多年历史文明中汲取精神营养的各种关于中国式管理的探讨是历史的必然,是现实的需要,也自然会引起热烈的反响。”〔1〕按照黄先生的逻辑,如果承认自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并以其“新工具”(科学归纳法)的发明而开创了现代实验科学以来实践性就成为科学的普遍特征之一的话,那么,至少在实践意义上就不能不承认,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最好的科学,只有最合适的科学,而最合适的科学就是本土化的科学。由此看来,支撑黄先生的“中国式管理”概念的理论前提是大可值得推敲的,因为如果说以“科学具有实践性”为理论前提所得到的“最合适的科学就是本土化的科学”的结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话,那么,以“管理具有实践性”为理论前提所得到的“最合适的管理就是本土化的管理”的结论同样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众所周知,法国科学家路易·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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