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长明， 杨国勇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为了避免文明自毁，必须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态转型，走向生态文明。而要卓有成效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扭转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势头，必先厘清导致生态恶化的源与流。虽说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意味着对生态环境或轻或重的“加害”，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从自然界索取物质财富的能力有限，且生态系统本身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并没有引起生态环境的退化。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为私有制下的资本逻辑提供了大行其道的平台，于是，工业革命与私有制上下其手，在淋漓尽致地诠释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的同时，也因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掠夺而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生态劫难。工业革命与私有制联姻孕生的“恶之花”，恶性生长，对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基础，进行着釜底抽薪式的破坏。至20世纪60年代，保护生态环境，净化“地球村”，成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此后，人们的生态意识开始觉醒。然而，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道路并不平坦，生态环境退化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扭转。何以如此？私有化社会中的资本逻辑使然。口口声声保护环境的资本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不惜牺牲人们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一、生态恶化的历史溯源

(一)工业革命与私有制的联姻

人类要生存发展就要索取吃穿住行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必然程度不同地使生态环境做出有利于自身的改变。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中，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加之大自然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人类对自然界的改变是微不足道的。追根求源，人类有能力打破自然界的平衡，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人类在征服自然之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堪称人类在利用自然力方面的革命。与工业革命进程一同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文化，使人类拥有了凌驾于大自然之上颐指气使的资本。当私有制、资本逻辑与工业革命实现联姻，自然界便在劫难逃。陶醉于在征服自然之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人们，忘乎所以，对大自然的后发性致命报复，对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全然不顾。

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造成了人人逐利的惯性。在工业革命之前，私有制之恶尚没有循环放大的环境条件。对宽厚的大自然而言，自私自利的人们，更像一群顽皮的孩子，尚没有越过底线。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也催生了隐藏在人们心底深处的私欲，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呈几何级增长。一个欲望被满足之后，旋即产生新的更大的欲望。就这样，在产生欲望、满足欲望、复又产生新的欲望的过程中，私有制借助于工业革命，对自然界进行着根本性的破坏。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类只要拥有了市场调节功能和技术手段两个条件，经济增长就是无止境的，满足欲望的条件就会被不断创造出来，从而导引了人类向自然界的盲目征服行为。然而，大自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最终使人类自己陷入生存困境之中。在工业文明时代，“上下交争利”的私有制之恶暴露无遗，从而诠释了欲壑难填的全部内涵。当年，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孟子就发出了“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的告诫；今天，面对掌握大自然生杀予夺之权的人类，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上下交争利而地球危矣！

(二)财富倍增与大自然的劫难

如果说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属于谋生性发展范式，那么，工业文明则走上了一条危机重重的增长性发展道路。在这条发展之路上狂奔的“经济人”，视金钱为一切，以创造财富的效率为最高道德评判准则。于是，做人的大道学问无人问津，而在追名逐利的道路上却趋之若鹜。在发财致富的喧嚣声中，道德英雄式微，而财富英雄凌驾于社会之上，俨然成了全社会争相效仿的榜样。私有化的环境加上工业革命的推动力，二者联手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疯长提供了绝好的温床，人类进入了消费时代。在此情况下，人生的所有价值和意义被归结为四个字：发财致富。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不知道有别的痛苦。”〔1〕

说到底，这种具有两面性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是一种剥削阶级的人生观。秉承剥削阶级人生观的既得利益集团，若要践履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必须借助于工业革命成功实现“两个剥夺”——对劳动者的剥夺和对自然界的剥夺。通过占有资本而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完成对劳动者的剥夺；通过占有资本和技术而掠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完成对大自然的剥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将资本家和资本家联合体格式化成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怪兽”。这头通过占有资本和技术专事“两个剥夺”的“怪兽”，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必然同时导致“三大异化”——劳动者的异化、自然界的异化和剥夺者自身的异化。在剥夺文化的架构下，劳动者作为而且也仅仅作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个环节而存在，因此，劳动者的收入始终维持在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水平上，劳动者生存和繁衍的意义，被局限于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范畴内，而作为活生生的人的终极意义，被严重异化。被异化了的劳动者的存在意义是生产，而不再是生活。在通过掠夺自然界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话语体系中，自然界的意义被锁定在提供资源和能源的框架内，可想而知，作为只是供人类索取对象物的自然界被严重异化。在资本增值视野下，被异化了的自然是有用的自然、利我的自然。这样，在财富倍增的光鲜外表背后，是与劳动者一同呻吟的满目疮痍的自然界。在幸福和痛苦皆被量化为占有金钱多少的资本社会中，通过占有资本而占有别人劳动同时掠夺自然的剥削者，在迫使劳动者和自然界双双异化的同时，也必然使自身走向异化。奴役劳动者和掠夺自然界的剥夺者，自身注定也是不自由的，他们给劳动者和自然界套上的沉重枷锁，最终势必将自身连带着套牢在奴役和掠夺的坟场中。被反复验证了的“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老的历史辩证法，将在资本的“坟场效应”中被再一次证实。置身于资本强大的“坟场效应”裹挟中，剥夺者、劳动者、自然界都不能独善其身，尤其是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却没有话语权的自然界，在劫难逃，一场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正在酝酿着。

二、资本逻辑下的生态文明悖论

(一)资本逻辑下的生态保护

今天，当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再次成为现实威胁时，人们如梦初醒。自毁还是自救，成为地球人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作为将地球生态环境糟蹋得面目全非的始作俑者，西方世界中的一批先行者来到了环境保护的前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被重新发现，人们的生态意识逐渐强化。实际上，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居住在同一片蓝天下，因此，“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为了优化地球生态系统，人类可谓煞费苦心，仅仅由联合国牵头的高端会议、倡议、文件就不计其数，同时还设立了多个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节日。由此，人们看到了地球生态系统恢复勃勃生机的希望。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边治理、边污染的现实，使我们致力于生态保护的努力常常如“竹篮打水”。其中的缘由，除了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淡薄之外，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是重要的推手。在强势的资本逻辑主导下，一切皆以能否实现利润最大化为转移：如果保护生态环境有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那么，资本家就会高举生态保护的大旗，在生态保护的幌子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假借上节能项目、开发环保产品的名义，赚得盆满钵满；如果保护生态环境有碍于实现利润最大化，那么，资本家就会毫不犹豫地将生态保护的大旗踩在脚下，或者“口言善，身行恶”，举着生态保护的大旗，而行恶化生态环境之实。秉持资本逻辑，资本的巨轮正继续无情地碾压生机勃勃的自然生态，一切有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因素，必须统统让路。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2〕对资本家来说，可以高谈阔论生态保护，前提是不影响资本逻辑。而且，由私有制的狭隘性和即时性所决定，资本集团即使在口口声声保护环境时，也只是保护一时的环境，而以破坏子孙后代的环境为代价。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口口声声保护环境的资本家及其集团，将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电子垃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是由私有制下的极端环境利己主义决定的。由极端环境利己主义主导的环境保护，注定是有利于实现资本逻辑的“环境保护”。

(二)生态文明悖论与现实困境

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善良本性是文明层面的，而资本的血腥本性是野蛮层面的。人们的善良与资本逻辑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当道德遇到野蛮，理性的道德常常溃不成军。何以如此？因为资本逻辑是利润最大化逻辑，而不是道德逻辑。资本逻辑只讲利润，不讲道德。时代变了，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的实现形式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这一逻辑的核心要旨没有变，也不会变。如果有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就是：资本逻辑的实现方式变得更加凶残，更加露骨。如果有源源不断的无限极利润，那么，资本即使毁灭所谓的“垃圾人口”也在所不惜。因此，资本逻辑与生态保护不兼容。

生态恶化的现实，正在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但就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道理，为什么一具体到人们的行动中就要落空？道理谁都清楚，行动往往事与愿违。实际上，这种违背常识的生态文明悖论，完全是私有制下的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在资本的快速循环和周转中不断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本逻辑，也是资本的灵魂所在。如果背离了这一血腥味十足的逻辑，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如果背离了这一活力十足的灵魂，资本就会立即走向死寂。在资本巨轮面前，一切不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生态道德说教都将被无情碾压。和谐伦理——不管多么高尚，只有纳入资本话语体系中并接受资本逻辑的格式化，才有真实的内涵。私字当头的社会基础，不可能矗立起牢固的生态文明大厦。生态文明之花，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将来也不可能绽放在私有制和资本逻辑的土壤里。〔3〕一边讴歌私有制和资本逻辑，誓将私有制和资本逻辑进行到底，一边高唱生态文明，无异于南辕北辙。

三、通往生态文明的公有制基础

私有制下的资本逻辑和工业革命，是人类生态困境的两大推手。意图沿用私有制的资本逻辑去纠工业文明之过，等于抓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一样可笑。用产生问题的思维去解决问题，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因此，绝不能用造成生态困境的思维去解决生态文明问题。资本逻辑下的生态文明悖论，促使我们对生态文明借以实现的机制进行追根究底式的拷问。既然生态困境是工业革命与私有制的联姻所致，因此，欲要建构生态文明，就必须从私有制的另一极——公有制中寻找答案。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应的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而基于公有制的制度设计，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耦合。公之大义，在于“两性”——全局性和长远性。“公”乃会意字，本义为公正，从八从厶，八即分也，厶即私也。韩非以八为背，言道：“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韩非子·五蠹》)“厶”，奸邪也，象形字，乃私的古字，意指自营，为自己利益不择手段去营求。《说文解字》释公曰：平分也。从八从厶。八厶，背私也。公之深意，在于去私。就是说，与私相背，就是公；或者说，平分私就是公。因此，全局性和长远性，是公有制的天然思维向度。可见，作为公有制思维应有之义的全局性和长远性，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广阔的全局视野和持久的长远眼光耦合。公有制内生的公共性原则，能够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对他人、他地、他国的关照成功对接；公有制内生的历时性原则，能够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对子孙后代的持续关照成功对接。

(一)公有制内蕴的公共性原则使人类的生态共同体成为可能

在私有制下，“经济人”及其联合体，为生产而生产，狂热地追求价值增值，奉效率最大化为唯一宗旨，甚至把历史理解为GDP增长的一元函数。在“经济人”视野中，这个本来丰富多彩的世界上，除了自私自利人，其他人皆不在“正常”范围内——即使偶尔有利他行为，也必须用私利去解读，因为其最终目的还是通过利他而利己；除了经济增长，其他任何事业都是多余的。有时，“经济人”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一定时期也能够实现某种范围的联合，结成某种形式的所谓“共同体”。但事实证明，这种基于私利、各怀鬼胎的联合注定不能持久。与私有制下将人格式化成有水快流、有油快采不断实现利润最大化、最快化的“经济人”不同，公有制条件下，人是具有奉献精神的致力于心和、人和、天和追求的和谐人。公有制内蕴的公共性原则，为人类生态共同体所要求的“三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性平台。

心灵界的和谐，即心和，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炼成。心和，是和谐人的基本要义之一。在私有制环境中负重前行的弱者和凌驾于弱者之上的强者，身心无时无地不处在失衡中——劳动者的身心失衡是因为金钱短缺(包括绝对短缺和相对短缺)，剥夺者的身心失衡是因为对金钱的无止境占有欲。内心世界极度失衡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者的。生态文明，从心开始，此之谓也。唯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练就一颗素朴之心。宠辱不惊，得失不忧，重奉献轻索取，作为身心和谐的基本内涵，与公有制存在着由此达彼的桥梁，或者说，是公有制天然内生的和谐之维。

社会界的和谐，即人和，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与人的和谐，是和谐人的基本要义之二。私有制社会流行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野蛮竞争文化，从而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横行无忌的社会条件。在强调“我为人人，社会将更美好”的公有制社会中，强者更强，弱者不弱，个人价值的实现非但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反而为他人价值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而有助于他人价值的进一步提升。在公有制条件下，达尔文主义被框定在清晰的边界内，社会达尔文主义被驱逐出最后的避难所。

自然界的和谐，即天和，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人的基本要义之三。与人人逐利的私有制社会将自然界看做可供榨取的对象物不同，公有制社会将富有生命的自然界纳入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换言之，人类文明的进步理应包括自然系统的优化提升。在公有制的视域内，自然不再是吃喝自然，不再是或仅仅是索取对象，而是与人类共命运的同胞。自然之于人类，不仅仅具有作为利用对象的单边意义，而且具有作为手足同胞的共生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以不危及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原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此道非他道，乃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在赚取利润时，必须合乎自然之道。20世纪20年代，洛杉矶的有轨电车系统十分健全，如果在市内出行，非常便利，根本用不着私人汽车。为了打开汽车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通用汽车公司一举买下整个系统，并分步骤将这一系统废除。为了出行，更多人不得不考虑购买汽车。只要有利于发财，即使付出浪费资源和能源导致生态环境退化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资本的逻辑。在环境和金钱之间，资本家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金钱一边。面对金钱，生态系统分文不值。大自然既然化生了人类，自然会理解作为天地骄子的人类的合理需求，但绝不会容忍人类的过度贪婪。一旦人类的贪欲达到一定阈值，大自然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和谐剃刀”，将人类和人类创造的文明一同剃除，重演上一属未知的文明被无情剃除的悲剧。〔4〕为了避免文明自毁，必须实现以公有制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客观上成为生态共同体合格成员的自然和谐之维。 可见，只有在公有制内蕴的公共性原则的基础上，私有制下的失衡之人，才能实现华丽转身，成为致力于“三和”追求的和谐人，进而使广延意义上的生态共同体成为可能。

(二)公有制内蕴的历时性原则使人类生态共同体的世代延续成为可能

如何使已经结成的人类生态共同体世代延续，确保子孙后代应有的生态份额和发展权利，是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遇到的又一关键问题。

在私有制社会中，即使某些特定群体基于即时的经济利益或其他考量，在生态保护问题上暂时结成一定范围的共同体，达成一定共识，但不可能持久。私有制下参与利益博弈的共同体的相关方，结成共同体的初衷还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有利于实现资本逻辑，各方自然就会委身共同体中；一旦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冲突不可调和，资本家会立即露出狰狞面目，本着利润最大化逻辑选择经济效益，从而使基于资本逻辑的共同体土崩瓦解。在私有制的架构下，因资本逻辑结成的利益共同体，迟早会因资本逻辑而解散。因利而聚，利尽则散；因义而聚，必能久同。与私有之小利不同，公有之大义，决定了公有制下共同体纽带的牢固性和持久性。公有制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上，而且体现在三者一以贯之的统一上。公有制不但代表着人们的共同利益，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而且代表着人们的长远利益，从而使生态共同体的世代延续成为可能。“功成不必在我，在乎万世基业也”——这是也应当是公有制社会中人们的思想共识！这样的思想共识源于肯定万物价值的生态类意识。万类皆有特定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天赋的，不以我们是否认识到为转移。〔5〕当生态自觉的浓厚社会氛围形成之时，人们自然会在人类价值与万有存在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并在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生态文明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即使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如果疏于监督，私有制成分也会按资本逻辑掠夺自然界，时不时流出狰狞面目，甚至造成严重的生态事件。公有制的制度设计只是开辟了通往生态文明的光明大道，然而，生态文明的实现还需要人们的认知自觉和行动自觉，还需要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已有300万年历史和8000年文明史的人类，目前已经走到自毁还是自救的岔路口，而走向生态文明是自救的唯一出路。〔6〕天道为公，立于天地之间的人，理当法天象地，以自然之公道为师，以天地之无私为范，方能适天配地，与天同毕。此诚如老子所言：“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老子·第7章》)“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生而无私，为而不恃，是天地的至尊品格。有鉴于此，老子在《道德经》的最后告诫为营私所累的芸芸众生：“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81章》)背公而营私，天地之恶也；大公而小私，天地之配也。是背道而驰，以“小我”为中心，放任私有制下的私心、私利、私欲、私德，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文化垃圾，还是顺天而行，彰明“大我”正道，重建公有制下的公心、公利、公义、公德，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公天下精神，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当下，我们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力量，缺少的是驾驭力量的智慧；我们已经拥有了制度设计的智慧，缺少的是设计制度的决心。可以肯定的是，人类要规避已经和即将到来的生态风险，打通生态文明之路，就必须尽快实现有决定意义的所有制转向——由私有制递进到公有制。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走向生态文明与迈向不测深渊的力量和制度，都在我们手里掌握着，何去何从，选择权在人类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那富有穿透力的经典箴言言犹在耳，“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7〕共产党人的五字真言——消灭私有制，直捣资本主义及一切剥削制度的要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所有制问题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发展，尤其关乎着生态文明的走向！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页。

〔3〕刘长明：《和谐伦理何以可能——一种基于所有制维度的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12期。

〔4〕刘长明：《论“和谐剃刀”——以生态系统的自平衡机制为线索》，《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刘长明：《万有价值论——以万有存在和谐共同体的名义》，《文史哲》2007年第6期。

〔6〕刘长明：《哲学文化隆起带现象观止》，《东岳论丛》2018年第2期。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