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倡“多元一体主义”

2018-02-19王希恩

学术界 2018年8期

○ 王希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上世纪后期以来，尤其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进程骤然加快，因人口流动引起的既有国家秩序与民族结构变化所引发的矛盾日渐突出，国内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不断冲击社会，成为新旧多民族国家共同面对的难题。在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思潮中，西方提出的多元文化主义一度风行世界，或被奉为“济世良方”。但随着矛盾的深入和问题的增多，多元文化主义已面临难以解脱的困境，相继为一些欧洲大国宣布“失败”或“彻底失败”。与此不同的是，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正确的，但目前来看这仍然只是中国经验，尚没有上升到普适层面为更多的人们所认识。基于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和中国话语建设的要求，在民族领域我们也需要提出一些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适意义，体现更为广泛共识的民族和文化理念。笔者曾撰文倡导“多元一体主义”以求引玉。〔1〕值此纪念费孝通先生发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30周年之际，〔2〕重申这一倡导深感必要。

自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来，“多元一体”已是一个认知度很高的学术概念。称“多元一体”为“主义”意在扩展它的普遍价值和意义。“主义”是对一种理论、主张体系化的概称，或当某种观点、行为、社会现象产生一定普遍效应时亦可称为“主义”。就此而言，“多元一体”早已具备了“主义”的特征，已经是一种“主义”了。特别是，经过30年的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但成为民族学界最为流行的观点之一，也在2014年9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决策层面上得到了充分肯定和应用，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的重要内容。所以，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的延伸，“多元一体主义”理当获得更广泛的提倡和深入阐发。

一、中华民族和一般民族结构的深刻揭示

多元一体主义原本出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后者是前者的本义，不能忽略。在费孝通先生的论述中，中华民族的“一体”由56个民族“多元”组成，而在56个民族其下，又有一些分支或“民族集团”构成了另外一层“多元”。中华民族统一体是一个多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3〕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多元一体”不单单是一种中华民族的层级结构，也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的结构，犹如物质由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又由更为基本的粒子构成，各层均自成一种多元一体结构一样，是物质世界的构成规律在民族结构上的反映。每一个民族内含着相互离不开又自为一体的层级关系。每一个民族层级都有自身的生成根据，都有藉以存在的文化特性和心理基础。中华民族和其下的56个民族都是“民族”，尽管这些“民族”涵义不同、属性不同，但都能够为中国人所理解，为中国人所认同。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多元一体并育而不悖。

多元一体体现了一种事物结构上的规律性。而既然是一种规律，就有其不可动摇的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会有多元消融纯然一体这样的民族和民族走向。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的内部结构都是多元的。中华民族只要存在，其结构也只能是多元的，在族性或文化上完全同质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普遍民族结构的一种典型反映。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正确看待民族现象以及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分析方法。

其实，多元一体的族体结构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中有着一贯的表达，只是这种表达最多的是用“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或类似的概念。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方面国情时就讲到，中国除汉人外“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4〕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有关民族工作的场合也总是谈到“我国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等，而宪法更将其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国情进一步做出强调。他在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这种国情表现在民族数量上的多元：全国13亿人口中少数民族就有1亿多人，55个民族，每个民族的人口多少又相差很多，并分布广泛，民族自治地方就占了全国国土面积的64%；也表现在各民族发展水平的差距和所在地区资源的分布上：概括起来说，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这些特点足以说明民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只有了解了这个“家底”，才能真正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懂得民族工作有多重要，做好民族工作有多不容易。〔5〕显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强调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性、一体性，强调了构成国家民族成分的多样性、多元性。通过这种国家和民族结构的分析说明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开发了祖国、建设了祖国，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

当然，由于“多民族统一国家”和“多元一体”的相近性、相通性，习近平在讲话中也对二者作了有机的联系：我国历史演进的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6〕这种联系使得“多元一体”成为党的民族理论的有机构成。

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弘扬

长期以来，尤其是进入“现代”历史以来，人们总是将同一性和大同世界视为至高理想，极力忽略、抹煞多样性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现代文明的发展已证实这是一种错误。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揭示这种错误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它的主要贡献。多元文化主义鼓吹和强调多样性原则，由此使得尊重多元文化和民族平等的理念在西方世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普及。如今，多样性、多种民族、多元文化已不再被看作是一种负担，而被普遍视为一种和谐社会的建设性资源。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因移民问题引发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如何对待异质文化问题上出现了倒退，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已经成为社会正义的价值原则。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已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项重大推进，也正在成为中国人着意培养的文明素养。中国传统文化原本就是讲究“和而不同”的，将其作为处理不同意见、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多元一体主义既是对进步文化观、文明观的肯定和倡导，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观的弘扬。这一点多元一体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是一致的。不能说我们的多元一体理论就是对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传承，但受其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从“多元一体”概念的提出到费孝通全面的理论阐发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最为盛行的时期。尽管中西文化有差异，但在很多的基本价值理念上是相通的。中华文化原本就是一个海纳百川、极为包容的文化。对多元文化或多样性理念的肯定和提倡对改变长期以来国人不正确的民族观念、文化观念，维护民族之间的和谐团结有着积极意义。

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多样性始终是肯定的。恩格斯曾在不同的文章中对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爱尔兰人等民族的历史文化做过深入分析，对其特色鲜明的性格给予了恰当的评价和赞美。恩格斯也曾最严厉地批判过沙皇俄国的霸权主义，却对他们使用的俄语大加赞美：“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完全值得学习的。”〔7〕列宁认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消除一切民族壁垒，“不会因此减少反而会百万倍地增加人类的‘变异’，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以及思想上的流派、倾向和差异更加丰富多彩。”〔8〕这里，丰富多彩的“差异”和“精神生活”是无产阶级革命追求的目标。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更明确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9〕所以，在将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运用到具体民族和国家实践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从来是尊重特殊性的，在审视和追求人类文化生活的理想状态时，从来也是将多样性纳入其中的。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也始终贯穿着尊重差异和多样性原则。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少数民族和汉族应享有平等的权利，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10〕并制订具体政策在其执政的根据地内加以实施。这些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一以贯之的提倡和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乃至全部的民族政策都是基于少数民族特殊性和文化差异的制度和政策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逐渐做了明确的表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讲到国情时不但强调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强调多民族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提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11〕一些人可能会认可“多民族”或“多元一体”的客观性，但对其中“一大有利因素”的内涵并不理解。其实道理很简单，单一化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不利于发展。因为多样化才有色彩、有活力，人类正是在多样文化的互动中获得创造的动力、灵感和享受；多样的地域环境和经济方式可为发展提供广阔的资源、市场和条件。而我国所具有的与多民族相伴而生的文化多样性和环境多样性优势不可多得、弥足珍贵。此外，习近平在国际场合多次讲到文明互鉴问题，尤其是2014年3月28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产生了深远影响。习近平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以及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2〕

显然，这些话对我们正确理解国内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同样是适用的，多样性是资源是优势，多元互鉴互融才能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三、“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

多元文化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在强调“多元”的同时没有给予“一体”应有的位置，强调差异性的同时忽略了普遍性和同一性的存在。多元文化主义属于所谓的“后现代”思潮，其特点是反对文化中心主义，彰显差别和异质性。它的价值主要在于通过“多元”或“多样性”的强调，反对普遍主义之下对于异质文化及其群体价值的否定和正当权利的剥夺。〔13〕因此这种多元化或多样性主张在伸张正义的同时也和文化保守主义、“新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始终处理不好尊重多元文化、保障族裔利益与维护国民统一性的关系。如果说，当外来人口较少，异族文化处于明显弱势，不足以动摇原有社会秩序和主流文化地位的话，多一点或仅仅对于“多元”的强调并无大碍。但随着外来人口的逐渐增多，异族人口及其文化严重冲撞了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时候，仅仅强调“多元”就明显不够甚至会起不良作用了。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它只讲“多元”不讲“一体”，或者没有平衡好“一体”和“多元”的关系成为其政策失败的根源。近几年来欧洲移民问题的加剧和由此带来的理论反思越来越倾向于这种认识。多元一体主义则是多元与一体的统一论者。它的“多元”涵义体现的是对事物差异性的承认，“一体”则是对普遍性和同一性的肯定。事物总是有差异也有同一，有多元也有一体。人们在推崇多样性的同时，不能丢弃同一性，在尊重文明或文化多元化的同时，不能忘记人类的共有文明或共性利益。不但要各美其美，也要美美与共。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间的关系。我国各民族汇聚为一个大家庭，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自然结果。”〔14〕这种格局和由此对于多元和一体的定位不可偏移、不可动摇。

近年来，中央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这对正确处理多元一体的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要解决好认同问题。事实证明，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好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正确的中华文化认同应该兼顾三个层次：一是尊重56个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每一个民族都有表现自己特性的文化、利益和感情，不让这种认同存在是不现实的。二是提倡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认同”一词不仅是指自我归属的一种感受，也包含着肯定、认可的意涵。因此，提倡中华文化认同也当然地包含着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现实中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有乐观的一面：经过多年的政策教育，民族平等、相互尊重的意识已在社会公众中得到普及。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对不同民族的异地风情、异样文化报以掌声，在危难时刻会义无反顾伸出援手，充分展现各民族之间的同胞之情。但在具体交往过程中，文化隔阂、利益隔阂和情感隔阂又会不时出现，伤害民族关系的矛盾纠纷也在频频发生。所以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仍是一个急需得到加强的领域。三是强调对中华文化一体性的认同。“中华民族”既是中国56个民族的总称，又是有着同一性的一个整体，而体现这种同一性的最鲜明特征就是广泛存在的共性文化。如渗透于各民族社会的儒学理论、天下归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忠孝节义的社会伦理、多族同一的风俗习惯，以及当今通用的语言文字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等。忽视这种同一性和一体性，不符合实际；不认同这种一体性和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便无从谈起。

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不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仅仅停留在文化认同是不够的，各民族共有的利益认同和命运认同也必须得到应有的强调。近代以来，在与外国列强的抗争中，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民族”范畴，而是形成了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和情感联系于一身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民族之间也许文化差异较为明显，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可能存在障碍，但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各民族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离开谁的关系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在当代世界的大格局中，中华各民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利益攸关、命运攸关。这是我们建立中华民族认同的优势和特点，更容易也更应该被明晰化起来。

四、文化相对论的扬弃

多元一体理论与多元文化主义是有联系的，由此决定了它与文化相对论也需有一个理论上的切割。20世纪中叶以来，文化相对论在西方人类学中地位凸显，俨然成为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也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内容。文化相对论有着彰显文化平等、反对文化霸权的积极意义，尤其在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文化独霸天下的当代世界，其在维护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权益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文化相对主义相信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它文化更为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标准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正当性：可以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他文化。”〔15〕这就走向极端了。文化相对论的狭隘视角和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否定，理论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它推动着多元文化主义行诸实践的时候，也便很容易使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是非被模糊了。随着文化相对论的出现和盛行，一些否定历史进步、否定先进与落后的论点大行其道，成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理论。这些观点和理论不但混淆了是非界限，也严重影响了一些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包括对国内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的影响。

应当明确，尊重多样性不等于鼓励文化隔绝。我们在承认各民族文化特殊价值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先进与落后、文明与蒙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发展论，始终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16〕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提倡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需要努力实现现代化，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我国的民族工作或被称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讲“团结”也讲“进步”。于是在文化问题上，鼓励各民族摒弃落后、接受文明，移风易俗；讲保护继承也讲创新发展，讲破旧也讲立新；提倡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多元一体主义汲取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积极因素，也是对文化相对主义错误的否定，因为多元一体主义本身就是在超越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的一种建构。长期以来，在对待民族文化方面人们常常没有将区别先进与落后放在必要的位置，以至于在怎样弘扬和继承民族文化，怎样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上疏于辨别、是非不清，造成了一些发展机会的损失。倡导多元一体主义就是倡导科学的发展观，摒弃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和保护主义，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解除思想束缚。

五、提倡构建、完善和发展

如何解决好民族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一”和“多”的关系。〔1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18〕显然，“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一”和“多”的关系，就是“一体”和“多元”的关系。“一体”与“多元”的矛盾由此也是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的基本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全局中具有关键意义、根本意义。因此，提倡多元一体主义就是提倡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矛盾。

多元一体主义是一种理念，树立它有助于实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自觉、多元和一体辩证统一的自觉、摒弃落后创新发展的自觉。多元一体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树立它有助于正确看待中华民族结构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正确看待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有助于正确看待全部民族现象的现状和未来。多元一体主义还是一种政策导向，树立它可以注重“同”和“异”的协调、“大”和“小”的协调、整体和局部的协调。这些理念、思维方式和政策导向对我们培育正确的民族观，做好民族工作无疑都至为重要和必要。

多元一体主义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借鉴和超越，它有着自身固有的理论内涵，也有着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实践需求。我们需要提倡，更需要努力构建、完善和发展。因为，多元一体主义应当是在当代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上携带广泛共识的中国式表达，是我们在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上贡献的中国智慧。

注释：

〔1〕王希恩：《从多元文化主义到多元一体主义的思考》，《世界民族》2013年第5期。

〔2〕本文为作者2018年4月14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发表3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3〕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5〕〔6〕〔14〕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1、12、29页。

〔7〕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6页。

〔8〕列宁：《德国机会主义论战争的一本主要著作》，《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3页。

〔9〕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10〕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95页。

〔11〕《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央视网，2013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