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静尧

摘 要：早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时，便开始采用“好朋友”“好邻居”“好兄弟”等词语来描述双边关系，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提出，近年来平均每年使用上述类型词语的数量达136次，涉及到的国家有134个，这充分说明“好关系”类型词语已经成为我国外交的通用话语。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在中国式思维模式下的人际与国际关系进行分析，然后对外交中“好关系”话语的发展历程进行描述，最后阐述我国对外关系的差序格局，由此反映出我国在命运共同体下的充满温情与道义的国际秩序观。

关键词：中国 对外关系 差异格局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8）12-0-01

引言

习主席在访问柬埔寨时提出，要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关系，让两国世世代代成为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不仅如此，在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多份联合声明中，也提到了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等词语，并且还将其看作成“精神指引”，由此可见，在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我国自有一套中国式思维与逻辑，并具有较强的独特性，能够对我国的外交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一、中国式思维下的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

对于中西方的关系文化，秦亚青教授在对此方面研究时提出，西方社会由于受到个人本位理念的影响，在社会理论上也以独立的个体作为社会的基本核心，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自然也遵循该理论[1]。而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社会思维是“家、国、天下”，均是人的集合体，即中国注重的是群体中的个人，没有群体便没有个人，而群体的产生主要依靠关系。因此，应正确理解“个人”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与价值，才能够从本质上探究中西方国际关系上的差异。

对于中西方在社会关系上存在的差异，费孝通教授曾经引用了一个较为贴近的比喻，将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格局比作一捆捆独立捆扎的干柴，在格局中有规定的准则，且成员均是独立、平等的个体。而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更像是一圈圈推出去的水波，随着推出去的水波逐渐变远，波纹变得越来越弱，意味着关系的远近亲疏[2]。他认为中国式的人际关系从亲疏程度上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别，即家人关系、熟人关系与生人关系，其中家人关系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与其他家人间的关系；熟人关系主要是指个人与亲戚、邻居、同事、同学等与之相熟悉的人之间存在的关系；生人关系则是指个人与自己并无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在家人关系中，需要遵循情感与责任原则，彼此之间讲究情感与责任，并且竭尽所能付出而不期望对方给予同等回报；而熟人关系，则是需要互相讲究人情，彼此之间以双方过去的感情为基础，采用合适的方式做进一步的人情来往；对于生人关系，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利害情形，二者之间不存在血缘或者人情关系，往往会衡量利弊，对回报的期望较高。

现阶段，中国式的人际关系仍然适用，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同时影响着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现阶段我国在外交中多次使用“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等词语对外关系进行表述，这便是中国式差序思维的充分体现。

二、中国外交中的“好关系”话语的发展历程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好关系”词语出现的频率与涉及的范围不断增加，习主席在面对外交关系时常说“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常见面，多走动，就像走亲戚”“好邻居、好伙伴、好同志”等词语也日渐频繁[3]。本文总结了我国对外关系中“好关系”话语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如下所示。

1.萌芽期

从我国1949年建国开始，在外交关系中便用“好关系”进行双边定位，在“好关系”的萌芽期间，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提出，平均一年会出现15次，涉及到5个国家，在这一时期，我国将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苏联称为是“好兄弟”“好战友”等，如若按照“好关系”词语出现的频率来看，这一时期出现最多的便是“好邻居”，达到49次，主要是由于我国主要与苏联等周边国家建交，而后便是好朋友，出现了37次，然后是好战友，出现了9次，最后是好亲戚，出现了两次，“好关系”词语共计涉及到17个国家，约占我国当时外交国的40%，这也充分说明，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我国的“好关系”定位已经呈现出体系化的趋势。

2.休眠期

休眠期为1697到1983年，在这一阶段内，“好关系”词语仅仅出现了13次，其中1987年出现的频率最多，为5次，主要是邓小平副总理访问马来西亚时，使用了“好朋友”“好邻居”等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了国家在外交方面重心的转移，从周边国家转移到与我国距离较远的国家。在整个休眠期中，我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局面，其主要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张历历教授曾经说过，文革十年属于我国外交最混乱的十年[4]。同时，也导致本国与若干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受到严重影响，我国外交由此陷入僵局。

3.发展期

从1983年以后，我国的外交格局逐渐好转，进入到了复苏与发展时期，尤其是在1994年以后，我国在双边关系定位中使用“好关系”的频率不断增加，被定义的国家数量也在逐渐扩大，并以上升的趋势延续。如，《人民日报》显示，2016年有很多好伙伴、好朋友加入到我国“好关系”团体当中，如卢旺达、冈比亚、伊朗等，这一时期与我国具有“好关系”外交格局的国家有134个，总外交国174个，占总外交国的77%，从1983年开始“好关系”词语出现的数量总计为1927次，平均每年会出现80次以上，尤其是在近十年来，每年更是能够达到136次。经过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在1949年到2015年的“好关系”外交定位轨迹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数据库

从图1中的数据能够看出，“好关系”词语已经成为我国外交中的普遍用语，例如，，我国早在1964年便将巴基斯坦称为是“好邻居”，在1976年又称之为“好朋友”；2003年将其称为“好亲戚”，我国与巴基斯坦间的外交始终定位在“好关系”格局当中[4]。

三、中国对外关系的差序格局

对于不同国家来说，采用不同内容的“好关系”来表现关系上的远近，而关系的亲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推开波纹型的外交网络，这便是中国国际关系差序格局。从整体上来看，“好关系”组合具有以下几种含义。

1.称谓不同代表着关系远近

在对于关系远近的表述上，可以参考上文中对家人、熟人与生人的分类，更加清楚的展现关系上的远近。在上述关系类型中，“家人”是在血缘基础上联系起来的，屬于最亲密的关系，与家人关系最为接近的便是亲戚，因此亲戚次之。熟人可以分为朋友与伙伴，“朋友”是指除家庭关系外，具有感情联系的人，可以说在亲疏关系上除了家人便是朋友；与“朋友”较相似的便是“伙伴”，其指的是共同参与意向工作，具有共同利益，能够通过共同行动获得共同目标的人，由此可见，伙伴更倾向于利益关系，而朋友更侧重情感，朋友的亲密关系要大于伙伴。最后是邻居与同志，由于受到地理条件限制，即便关系再亲密也无法定位为“邻居”，因此只有我国周边国家才能够受此定位；“同志”主要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普遍性上受到限制。

2.“好”字代表关系程度

“好”字属于一种定性，但到底什么样的朋友算“好朋友”，什么样的兄弟算“好兄弟”，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在国际关系上也不例外。从整体上来看，能够经受住岁月的考验才能够配上“好”字定性评价，由此可见，“好”字也代表着外交关系的程度。例如，2013年习主席在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时说，两国的友谊经受住的国际环境上的种种考验，是好兄弟、好伙伴、好朋友。反之，一些外交关系不符合“好关系”的要求，如与我国关系较为紧张的印度与日本，在2015年习主席与莫迪总理的三次会谈中均没有提及任何“好”字，这说明目前的中印关系不符合“好关系”的定位。

3.“好关系”以外都是“生人”

我国建立的外交网中共计有190多个国家，而其中有56个国家没有出现在“好关系”名单当中，这些国家便属于中国外交网中的“生人”，它们有些是从“熟人”变为“生人”，如索马里、菲律宾等；一些是没有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如不丹等；一些属于建交时间较短的国家，如马拉维等，这些国家大部分是与台湾“绝交”以后，与我国开始建交的，因此在关系上称不上“好”；还有一些是与我国处于外交竞争对手状态，如日本、印度等；再有就是常年处于战乱当中、政府稳定性较差的国家，如黎巴嫩、乌干达等。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当代在“好关系”的确立上与过去不同，在划分标准上不是地理位置与文化发展程度差异，也不是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而是通过交往、合作、建立共同体等方式明确双方对问题的共同看法。在这一中国式思维的影响下，能够充分解释为何许多“家人”变成了“熟人”“生人”等，而有些“生人”却变成了“家人”，这主要是受到两国之间的感情与信赖所影响，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生关系上的变化。

综上所述，现阶段虽然我国综合实力不断上升，但是在国际上的中国声音仍然不够主动，更多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受众。因此，要想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必须要建立一套成熟完善的话语体系，而“好关系”话语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向世界展示我国对国际秩序的思考，帮助我国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

参考文献

[1]秦亚青. 差序格局理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从欧美思维到中国智慧[J]. 南亚研究， 2018（1）.

[2]费孝通. 中国职场从“差序格局”到“团体格局”的转变[D]. 山西师范大学， 2015.

[3]周裕琼. 从标语管窥中国社会抗争的话语体系与话语逻辑：基于环保和征地事件的综合分析[J]. 国际新闻界， 2016， 38（5）：52-68.

[4]张历历.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J]. 社会学研究， 2016（4）：20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