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文

摘 要：本文将探究新的社会环境下道德恐慌中媒介效果的延续和变化，分析媒介效果产生的媒介背景并阐释媒介效果产生的理论归宿。

关键词：道德恐慌 媒介效果 探究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8）12-0-01

道德恐慌作为影响大众不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而媒介作为信息的出发点与流通的连接点影响着道德恐慌的产生、发展与解决。随着媒介技术地深入发展，大众媒体、新媒体与自媒体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信息生产、传播链，媒介在道德恐慌进程中的角色与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本文立足于媒介新环境下道德恐慌事件中媒介的角色与效果进行深入分析。

一、道德恐慌及其演变

目前国内对于道德恐慌的研究有对道德恐慌的定义及其相关书籍的剖析与理解，其中包括许志对查斯克里彻的《道德恐慌与媒介》进行分析与解读、黄典林对斯图亚特·霍尔的《监控危机》的解读、李媛婧根据科恩、霍尔、查克杨等人的著作分析道德恐慌与社会控制。其次是对各种社会语境下道德恐慌的产生缘由进行分析，其中有张洪根的《论技术主义时代的道德恐慌策略及其悖论》、刘砚议的《后现代传媒语境下的道德恐慌》。最后是关注媒介对道德恐慌的作用，其中有邱鸿峰对新闻叙事中心转移与道德恐慌的研究、景军对艾滋病谣言与道德恐慌的研究、吴梦旎对新媒体传播环境下道德恐慌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国外对道德恐慌最新的研究是有关于校园枪击、性、同性恋艾滋病等现实问题。现今学界对道德恐慌的研究趋势已经逐渐从回顾词源、理清道德恐慌的内涵与外延走向结合现实问题研究不断发展的媒介形态对道德恐慌进程的影響。

二、道德恐慌中的媒介效果

道德恐慌的负面效果是显性与隐性共存、短期与长期共生的，这种情绪不仅会在事件发生当时引发社会不安定情况，而且这种情绪会伴随对某一群体的标签化印象长久地留存于人们的记忆当中，当社会中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时，这些记忆就会被调动，引爆新的道德恐慌。媒介在道德恐慌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减轻或加剧道德恐慌负向效果的重要推手。

基于以往对道德恐慌产生、发展及解决中媒介效果的研究，同时根据后真相时代下公众认知模式的改变将媒介简单分为不同角色：恐慌事件（情绪）的制造者、恐慌事件（情绪）的传播者、恐慌事件（情绪）的终结者。媒体在道德恐慌事件中的不同角色决定了其效果会随着媒体形式、媒体间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首先媒介的参与会对道德恐慌事件产生推动效果。媒介的报道可以塑造公众对报道对象的记忆，且通过大量的、长期的叠加传播效果形成话语沉淀并潜移默化地“培养”公众对事物认知的原型。由于新闻话语中沉淀的原型可以使新闻话语更为贴近受众，也可以成为新闻话语中固定成见、刻板印象的发源地，媒体的推动效果就可能会造成道德恐慌事件的消解，即正向推动或是负向推动，其中负向的推动效果还包含显性效果——直接扩大媒介恐慌范围，和长期的隐形结果——公众对某一群体或某一行为形成以媒介为主导的记忆模式，随着其他事件的发生或事件的推移沉淀在公众的记忆中，等待随时被唤醒。

其次媒介的报道（或言论）可能会造成事实或情绪的扭曲效果，自媒体时代观点的意见领袖应运而生，情绪从众现象尤为严重，被转移了关注点的道德恐慌事件则更容易被扭曲。社会场域中的各色群体在为争夺自身权力和利益的角斗场中总把自己看作是永恒真理的化身。人们接受并反复接触到与自己相同的观点，因此更容易认为“他者”会对社会的发展和自我利益造成损害，从而轻易给“他者”贴上越轨的标签。新环境下，泛媒体化使得媒体虚假报道的情况与日俱减，但自媒体的发展使得情绪的传播更为便捷，道德恐慌事件中出现了媒介扭曲情绪的情况。自媒体的出现使公众习惯于了解事实后通过信任的自媒体人判断事件的方向和评价的立场，但是部分自媒体一味追求关注度和粉丝量，导致自媒体行业中出现为“漂亮的阅读量而不断刷新行业底线”的行为。这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道德恐慌事件引发的公众负面情绪，反而会放大事件部分细节，引发公众的敌对情绪——从对事件本身的恐慌变成对群体（或个体）的集体仇视。

再之媒介的客观报道会对事件起到净化作用。道德恐慌事件的传播势必会伴随谣言和情绪地表达。在官方消息匮乏的情况下，人们通过谣言传播来释放焦虑，并从中进行自我教育，这也就是所谓的“精神口香糖”。在媒介接近权深层次开放时，“精神口香糖”的概念更趋向于由于人们难以解决道德恐慌事件，因而通过发表观点并寻找共同的声音以谴责越轨行为，由此获得社会存在感、慰藉恐慌的情绪。为了避免谣言和无意义的恐慌情绪地漫延，媒体间客观的信息互补将会对事件的解决、群体的去标签过程产生积极的作用。如此一来既可以及时传递信息实现媒体职业责任，又可以净化道德恐慌事件对公众情绪的负面影响。

最后事件得到解决后，媒介还可以产生闹钟效应。事件发生期间，伴随大量公众对越轨行为的强烈谴责而来的是对该事件的畏惧情绪，而媒体的集中报道、专家的深刻分析和预防措施则会为公众设置了越轨事件的闹钟——让公众认为这类事件会再次发生，加上公众对该事件及相关群体形成了认知原型沉淀，人们再遇到类似事件时就会更加敏感、更趋向于情绪化评价事件。道德恐慌在多次循环的作用下不断扩散升级，因此可以说媒体和专家等发出的预警本身使得道德恐慌更为严重。至此公众成为惴惴不安的幻想中的受害者，时刻等待闹钟再次响起。

三、结语

随着媒介类型的分化和权责的明晰，大众媒介制造道德恐慌的现象减少，扭曲程度降低。媒介了解自身在社会进程中的地位、认清自身在可能引发道德恐慌的社会问题事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减少媒体成为谣言“发声器”或情绪的“宣泄口”的可能，减少由媒体引发或经媒体推动的道德恐慌事件发生的频率，协同营造健康的社会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张洪根.论技术主义时代的道德恐慌策略及其悖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7）：70-73

[2]吴梦旎.新媒体传播环境下道德恐慌的形成和发展[D].浙江省：浙江大学，2012.

[3]周裕琼.谣言一定是洪水猛兽吗？——基于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2009，（8）：51-54

[4]曾庆香.新闻话语中的原型沉淀[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2）：6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