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殷周金文族徽可分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基本族徽，另一类则称为盟姻族徽。基本族徽是反映社会、宗教、血缘亲族组织最基本的族属单位，是封国、命姓、授氏等制度的具体体现。殷周金文盟姻族徽在形式上就是由基本族徽通过累加或缀联等形式形成的族徽类型。这些盟姻族徽本质上就是由国族姓氏之间的以“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途径形成的“结盟”或“外姻”等关系的血亲组织，不同形式的盟姻族徽代表着不同的盟姻组织。

关键词：族徽;基本族徽;盟姻族徽

殷周金文族徽大多集中出现于西周中期以前，最新出版的《殷周金文族徽集成》共收录族徽铭文近8000器[1]，约占殷周有铭铜器总数的50%[2]，数量相当可观。因此，对族徽铭文的收集、整理，研究其性质、特点、功用及规律，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1 殷周金文族徽的类型

殷周金文族徽是一种相对固化的方国（族、氏）文化符号。对族徽的科学分类，不仅有益于深入研究、解释殷周金文族徽的含义和功能，还能充分揭示殷周金文族徽所反映的社会、宗教、血缘亲族组织等的变迁。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殷周金文族徽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3]：

①“馘”“枼”“昃”“禾”。

②“禾丙”“禾”“禾”“禾束”“禾亯”“周告亞”“糸子刀”。

③“見冊”“冊”“冊”“冊”。

④“史己”“史秦”“史見”“史農”“史犬”。

⑤“子达”“子共”“子良”“子脊”“子萬”“子臭”。

⑥“亞[夭]”“亞[]” “亞[魚]” “亞[艅]” “亞[]”。

⑦“乙丰”“弔丁”“壬冊”“亞[丁]”“亞[丁]丮”“子乙”“子辛眢（）”。

在这7种族徽铭文分类中，①是由一个相对独立的族徽文字组成，它是我们最为常见的一种族徽铭文。②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徽文字组成的缀联型的族徽铭文。③④⑤⑥⑦是族徽文字与“冊”“史”“子”“亞”“干支”[4]等族徽铭文缀联，它们均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徽文字组成的。其中，带“冊”“子”“亞”者统计的种类计586种之多，约占族徽总数的27.03%。

综上所述，族徽铭文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基本族徽，二是盟姻族徽。基本族徽就是单一方国（族、氏）使用的基本型的徽记形式，如上面7类中的①类就是基本族徽，用A、B、C分别代表不同的单一族徽类型。盟姻族徽在形式上是由基本族徽通过累加或缀联等形式形成的族徽类型，其本质上是由基本族徽家族通过“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途径形成的“结盟”或“外姻”等关系血亲组织[5]，如上面7类②～⑦中的大部分。初步看来，盟姻族徽的形式就是两种：一是A、B、C之间的组合，其形式如AB、AC、ABC等;二是在“亞”内有基本族徽A、B、C和“亞”内基本族徽A、B、C之间的组合型如亞[A]、亞[B]、亞[C]和A亞[B]、亞[A]B、亞[B]C及亞[AB]、亞[AC]、亞[ABC]等形式。

2 基本族徽

殷周金文族徽内涵的研究自宋代始，学者亦指出族徽应是“氏族”名或为“姓、氏”等[6]，这是对族徽研究的巨大贡献。近现代学者考说甚多[7]，但对族徽研究具有开创性贡献的首推郭沫若、容庚的“族徽”说[8]。这将殷周金文族徽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影响深远。检视以往诸多学者的研究工作[9]，我们经过全面整理、分类与研究后，认为“族徽主要包含‘方国、族、（姓）氏、私名等方面的内容。‘方国、族、（姓）氏、私名等的内涵有时是合而为一的，而‘族、（姓）氏则多由方国名、私名等演化而来，且具有徽识性质，我们统称为‘族徽”[10]。在先秦文献中，最早记载殷周社会“族”“氏”和“姓”的是《周易》《尚书》两书。记载“族”“氏”较早且详者，当数《春秋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子渔所说的一段话：“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11]从子渔所言，我们可以看出：西周武王、成王时期，社会族氏结构的调整使原来殷商的社会结构、宗族结构、族氏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革也使原殷商社会所反映的族氏关系、血缘关系及地缘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为了适应西周社会统治的需要。《春秋左传·定公四年》[12]记述“殷民六族”和“殷民七族”如下：

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可以看出，“族”是一个群体称谓，“氏”表示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亲属组织。《礼记·祭统》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13]铸于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是为了显扬其先祖的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用以祭祀其先祖之用。至于族、姓、氏是如何形成的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春秋左传·隐公八年》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14]清代陈立《白虎通疏证·姓名》：“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为善也。”其注曰：“盖姓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

从上文亦可以看出，族、姓、氏是“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15]。这是关于族、姓、氏的较早记载，也是族、姓、氏如何产生、形成的较早且较详细的记录。因此，殷周金文族徽是反映封赐国、邑、地、官、爵、谥等制度下的封国、命姓、授氏等的血缘亲族组织结构。

2.1 基本族徽中包涵的“姓”

：《集成》08622、《集成》04019有“曹白”，《集成》04593、10144、11120等有“曹公”。《合集》[16]6942有：“貞：伐?（曹）其？”东吴韦昭注《国语》说：史伯谓祝融之后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17]。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姓》亦谓祝融之后有“曹”姓[18]。严军《〈左传〉姓氏相关问题的探索》认为《左传》中亦有“曹”姓[19]。

2.2 基本族徽中包涵的“氏”

①以国为氏。

：《集成》03034、《合集》675正、《合集》816反、《合集》858正、《总集》[20]01724有著录。郭沫若认为此族徽就是文献中所记的“須句”[21]。《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子鱼曰：“任、宿、須句、颛臾，风姓也。”[22]僖公二十二年須句为邾国所灭，故城在东平須昌县西北。其后世子孙以国为氏，或省称为須氏，或省作句氏，一作須朐氏[23]。唐代林宝撰《元和姓纂》曰：“《风俗通》太昊风姓，須之后有須句国;又殷有宻須，国为氏;魏有須贾，平陆侯須无，绍传封四代。”[24]

：《集成》01225、《集成》06824有“乙息”;《集成》11695有“冶息（挞）斋（剂）”（战国）;甲骨文所载“息”;《合集》3449“……子……何……息……伯……”（残辞）;《合集》20086“乙亥卜，息伯引？十一月”;《合集》2354“戊申帚息示二屯？永”;《侯马盟书》3.12有“息”，为盟者[25];1979—1980年河南罗山后李商代晚期九座墓葬出土器物有“息”字铭文;《集成》05385、05386铭“息伯赐贝于姜”。今罗山与息县邻，息县为古息国之地望[26]。李伯谦、郑杰祥谓：从河南罗山出土的息国铜器来看，殷时的息国在今罗山境内，北距古息城不过30里[27]。南朝宋的何承天《姓苑》：“息侯之后，子孙以国为氏。”秦嘉谟辑补本《世本》曰：“息氏，息国之后，为楚所灭，以国为氏焉。”[28]《路史》有“息氏”。《世本·姓氏篇》曰：“息国，姬姓。”[29]《左传·隐公十一年》：“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注：“息国，汝南新息縣。”[30]

②以邑为氏。

：《集成》01538《父乙鼎》、《爵》（《集成》07369）铭文有“”字族徽;《合集》4488有“癸酉卜，王告”;《合集》4489有“丙寅卜，令比元……”;《合集》20332有“……于立典丙……”;《合集》27887有“”;《合集》27888有“令”。“”字形甲骨、金文对照如下：

王长丰《“令支”方国族氏考》考证“”就是“令支”的合文[31]。“糸”属支部字，糸与支同部可通。令支，典籍或作“不令支”“泠支”等。《逸周书·王会》作“不令支”，《注》曰：“不令支皆东北夷。”[32]《管子·小匡》作“泠支”，曰“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聴”;又《轻重戊》作“離枝”[33]。《吕氏春秋·有始》作“令疵”[34]，《史记·齐太公世家》作“離枝”[35]，《路史·国名纪》作“零支”[36]等。花东甲骨148b有“”，释作“”，释作“令即”[37]，疑即此“令支”。《管子》记有令支，曰：“代之所以弱于离枝者，以无金钱也。”[38]宋代罗泌《路史》曰：“成汤之初析之离支是为孤竹。”[39]明代陈士元《论语类考》亦曰：“成汤之初析封离支是为孤竹。”[40]大抵可信。令支为古代九塞之一。《吕氏春秋·有始》：“何谓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注：“令疵处则未闻。句注：在鴈门居庸，在上谷沮阳之东，通军都关也。”[41]《路史》曰：“成汤之初析之离支是为孤竹。”注云：“离支、即零支，元年三月丙寅封。”[42]关于令支的地望古籍多有记载。《国语·齐语》载：“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韦昭《注》：“二国，山戎之与也。刜，击也;斩，伐也。令支，今圉县属辽西孤竹之城存焉。”[43]此载亦说明战国时期令支尚存。汉代班固《前汉书》有“令支”。唐代颜师古《注》曰：“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应劭曰：故伯夷国，今有孤竹城。令音铃。孟康曰：支音秪。师古曰：令又音郎定反。”[4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令支有孤竹城。”《注》曰：“伯夷、叔齐本国。”[45]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前汉辽西郡令支县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卢龙县南十二里。”[46]“令支”国大抵始封于殷商，为伯夷、叔齐封国，今河北省迁安县西有令支县故城[47]。

③以爵为氏。

：《集成》10793、《华夏考古》1992年3期95页有“侯氏”;《集成》03781、03782有“侯氏”;《集成》09657有“侯母”;《怀》1650“丁亥卜，叀侯……婦……”;《小屯》771“癸未卜，侯射”;《侯家庄》[48]“侯□敢不……”。“侯”为姓氏。1986年河南平顶山市薛庄乡滍阳镇西周墓葬（M95.21）出土一鬲铭“侯氏”[49]。宋代郑樵《通志》：“缗之子孙适他国，称侯氏，以爵为氏也。或云：夏后氏之裔封于侯，无义未闻有国号侯者也。”[50]

④以官为氏。

：《集成》05630、《集成》02827、《集成》09728、《集成》09731及《盛世吉金》66页均有“尹氏”;《合集》5551：“壬午卜，貞尹其？”;《合集》9472正：“令尹乍大田？勿令尹乍大田？”“尹”为官名或人名。《包山楚墓》67有“大尹（夏）句浩受期”[51]。“尹”为姓氏。明代凌迪知《万姓统谱》有：“少昊之子封尹城，又师尹以官为氏，又望出河间。”[52]元代阴劲弦、阴复春《韵府群玉》：“少昊子封尹城因氏，又因师尹之官为姓（氏）。”[53]

3 盟姻族徽

在我国古代社会，“賵赠”助葬之制由来已久，商周时期亦已形成助葬之制。《荀子》曰：“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襚，玩好曰赠，玉贝曰含。赙赗，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54]“这种赗赠助葬制度使得当时不同的助葬人所助葬的器物所表现的族属不同，这种不同即是导致我们所见的殷周墓葬中可能同时出土不同族属的铜器铭文——族徽的根源。”[55]我们发现，在能确定墓主且有族徽铭文出土的商周时期家族墓地所出的同墓异属族徽铭文是我们研究盟姻族徽最具代表性研究对象。

3.1 “某族徽+某族徽”类盟姻族徽

河南罗山天湖商周墓地出土有铭青铜器40器，其中，有“息”字铭文者26器，分别出土于M28、M6、M8、M9、M44、M11、M5、M43等墓葬，M27、M15、M23为女性墓葬。墓葬中出土与“息”缀联的盟姻族徽如“辛息”“乙息”“息己”“息母”“尊息”“息史”“庚息”“息乙”“息斤”等，非“息”族徽有“家” “貯”“亞雔”“”“文丁”“尹”“戈”“涉” “天”等。报告认为：“不同的族徽只能反映息族与他族联姻的关系。”[56]“息”缀联的盟姻族徽应该是“息”族成员与他族联姻合铸铜器铭文形式。非“息”族属的族徽铭文出现在息国墓地的墓葬中，按西周葬制承袭“殷人用祭器”[57]礼制——“赗赠”助葬之制的原则，息国之君或其贵胄死后，其生前的“同轨”“同盟”“同位”“外姻”[58]等即来“赗赠”助葬。这些非“息”族属的族徽铭文即应属于“赗赠”助葬所致[59]。从墓葬出土陪葬制式来看，除M8被盗外，其他如M28、M6、M9、M44、M11、M5、M43均为按礼制陪葬礼器，且均为大中型墓。同一时期其他墓葬如殷墟西区M613出土有“”（集成07364）族徽1器、“戈”（集成09950）族徽1器[60];薛家庄M3出土有“象”（集成06667、近出771）族徽2器、“象”（近出220）族徽1器[61];藁城前西关出土有“守”（集成01096、集成07437）族徽2器、“心守”（集成09488）族徽1器[62];郭家庄M160出土有“亞[址]”“亞[止]”“亞[止]中”[63]等。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青铜器铭文统计如表1所示。这些墓葬族徽铜器的组合出土均说明殷墟西区M613中的“”与“戈”、薛家庄M3中的“象”与“象”、藁城前西关中的“守”与“心守”、郭家庄M160中的“亞[址]”与“亞[止]”和“亞[止]中”之间应该是“同轨”“同盟”“同位”“外姻”[64]关系。“”“象”“守”“亞[址]”等族徽为基本族徽，“戈”“象”“心守”“亞[止]”“亞[址]”“亞[止]中”等族徽为盟姻族徽。另有学者通过对商周家族墓地所见“复合”族徽铜器墓葬的葬制与葬俗、种类与组合关系的研究，也得出了盟姻族徽是“同族分化或不同族氏联姻的反映”[65]，“是族氏分化关系、族氏联姻或联盟关系的表示”[66]。这样看来，盟姻族徽就是由基本族徽家族通过“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途径形成的“结盟”或“外姻”等关系的血亲组织[67]。在盟姻族徽中，一种常见的形式如“某族徽+某族徽”[68]，也就是我们说的“AB、AC、ABC”型。

3.2 “冊”“史”类盟姻族徽

在此类盟姻族徽中，类型③中均含“冊”，类型④中均含“史”。我们曾统计过，“冊”类族徽占全部族徽总数的5.35%，“史”类族徽占全部族徽总数的0.92%，两者合计起来占殷周金文族徽总数的6.27%。在殷周金文族徽中，“冊”与“史”类族徽出现的时间均是商代，单独仅“冊”一字族徽有15器。与“冊”字缀联的族徽有“敖冊”“臣辰敖冊”“丙木冊”等116种（其中，仅一“冊”字者1种）。从职官性质上说，与“冊”相配的族徽都是以“作冊”为职官、以官为氏的族属。“史”字族徽铭文有168器，与“史”缀联的族徽有“史癸”“史己”“倗史”“史犬”“史”“史次”“史秦”“史見”“史冊”“史”“史農”“史史”“史”“史午（）”“史乙”“史子”“史子”“亞[竘]史”“（史）亞”“矢史”等20种。1973年山东兖州磁山区李宫村东非墓葬出土“（冊）”族（氏）铜器2件，一件铭“冊父癸”（《近出》0581），一件铭“父癸”（《近出》0889）[71]，也可以说明此问题。另外，在族徽中有“史冊”（《集成》10875）“史史”（《集成》08193）族徽。[72]所以，我们认为“冊”与“史”族在族源性质上应该是不同的，与“冊”与“史”族徽缀联的“盟姻族徽”应均属于基本族徽“AB、AC、ABC”型。

3.3 “干支”类盟姻族徽

在此类盟姻族徽中，⑤和⑦均是含干支的盟姻族徽，其中“子”类较多。“子”类族徽中，据统计仅一“子”字族徽就有100器之多，与“子”缀联的如“子保”“北子”“北子”“北子”“子步”等152种。在殷周金文族徽中，这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徽缀联形成新的缀联式的族徽，按惯例，“子”类族徽中亦应有“子”与其他族徽缀联的“盟姻族徽”形式存在。可见“子”即一个具体的方国名、族氏名，它不可能都是指“爵称”等[73]。在其他与干支缀联的盟姻族徽中，与天干“甲”族徽缀联的形式有8种，与天干“乙”族徽缀联的形式有44种，与天干“丙”族徽缀联的形式有9种，与天干“丁”族徽缀联的形式有34种，与天干“戊”族徽缀联的形式有13种，与天干“己”族徽缀联的形式有37种，与天干“庚”族徽缀联的形式有16种，与天干“辛”族徽缀联的形式有30种，与天干“壬”族徽缀联的形式有4种，与天干“癸”族徽缀联的形式有37种，再加十天干本身，粗略统计有232种之多，占全部殷周金文族徽总数的11.5%（以上数据为2006年统计数据），可见“天干族徽”是一个比较大的类型。我们在这里只能提供“天干族徽”的缀联形式不一定就是对先祖的天干称谓，其中有一部分是缀联结构的族徽，即“盟姻族徽”。除十天干与其他族徽缀联外，“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中有部分地支与其他族徽铭文缀联。“子”与其他族徽缀联者较多如前述，与“卯”缀联的如“辛卯羊”“亞[卯]”“隹卯”等，与“辰”缀联的如“臣辰敖”“小臣辰敖”“臣辰敖冊”“辰寝出”“戉箙辰”“辰”“衞[辰]”等，与“未”缀联的如“冊宁未”“宁未口”“未疋”“又未”“未”“戉未”等，与“申”缀联的如“子申”等，与“酉”缀联的如“北酉”“冊丁酉”“酉二”“戈酉”“宁[酉]”“山酉”“亞[保酉]”“亞[酉]”“配”“酉”“酉乙”等，与“戌”缀联的如“戌人正”“戌無壽”等。“寅”单独有1类族徽而无缀联形式，“丑”“巳”“午”“亥”等目前不见族徽形式。在这些地支与其他族徽缀联形成的缀联式族徽銘文中，我们不能排除它们中间有一部分是方国名、族氏名。这类缀联式族徽我们认为也是盟姻族徽[74]。

3.4 “亞”型族徽

在此类族徽中，⑥是含“亞”的族徽类型。在殷周金文族徽中，仅一“亞”字族徽1种，“亞[亞]”族徽1种，与“亞”缀联的族徽有“亞[保酉]”“亞丙”“亞[共肄丙]”等315种。“亞”类族徽占全部族徽总数的14.62%，占相当大的比例，是最大的一个族徽类型[75]。此类族徽在形式上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仅一“亞”字形;二是“亞”内再缀联一“亞”字形（仅1例）;三是“亞”与另外一个或一个以上族徽缀联，“亞”字在其上部;四是“亞”与另外一个或一个以上族徽缀联，“亞”字在其下部;五是“亞”与另外一个或一个以上族徽缀联，“亞”字在其中部;六是“亞”与另外一个或一个以上族徽缀联，“亞”字在其左部;七是“亞”与另外一个或一个以上族徽缀联，“亞”字在其右部;八是“亞”与另外一个或一个以上族徽缀联，它们均在“亞”字内部;九是“亞”与另外一个或一个以上族徽缀联，“亞”字内部、外部均有;十是以上缀联类型分别铸于盖、器（或戈之两面）的族徽铭文。“亞”字族徽铭文的10种类型图示如表2所示。在“亞”族徽内涵的认知上，有不少说法，各家说法不一，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们通过整理目前所见全部此类族徽发现，“亞”族徽内涵远非前人所述。

①在殷周金文中，目前所见单独一“亞”字族徽铜器有32器。这一数字我们不应忽视，可见单独的一个“亞”应是族徽，符合我们判断族徽的标准条件[76]。《集成》08404有“亞父乙”、07290有“亞乍（作）父乙寶尊彝”、05287有“乍（作）父辛旅彝，亞”、09293有“乍（作）父乙寶尊彝，亞”等亦是明证。此类“亞”字族徽应该是“亞”族的徽记，属基本族徽类型。

②单独一个“亞”字族徽属基本族徽类型，“亞”族徽与其他族徽缀联的亦如“AB、AC、ABC”型，应是盟姻族徽，其内涵亦如前述。

③“亞”内再缀联一“亞”字形（仅1例），此类型与“亞[A]、亞[B]、亞[C]”类型一致，我们一起加以研究。在殷周金文中亦有以“亞”称谓先祖的，如恭王时期的《史盘》（《集成》10175）有“亞且（祖）且（祖）辛”;懿孝时期的《钟》（《集成》00247、00248、00249、00250）有“高且（祖）、亞且（祖）”;宣王时期的《盘》（《考古与文物》2003.03.10图18）有“朕皇亞且（祖）”;西周晚期的《南宮乎钟》（《集成》00181）有“先且（祖）南公、亞且（祖）公仲/朕皇且（祖）南公、亞且（祖）公仲”等。《史盘》《钟》等微史家族世系、《盘》所记家族世系如下：

帝己——且（祖）丁——父癸（青幽高祖）——微史烈且（祖）向（日丁）——通惠乙且（祖）商（父乙）——粦明亞且（祖）且（祖）辛旂（父辛）——蔼妻文考乙公豐（父乙）——皇考丁公牆（父丁）——微伯叀[77]

朕皇高且（祖）單公——朕皇高且（祖）公弔——朕皇高且（祖）新室中——朕皇高且（祖）惠中盠父——朕皇高且（祖）零白——朕皇亞且（祖）懿中——朕皇考龏弔——朕皇且（祖）考服[78]

《礼记·大传》曰：“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79]汉代郑玄《礼记注疏》又补充说“小宗有四：或继高祖、或继曾祖、或继祖、或继祢，皆至五世则迁”[80]。由上可见，两家族均是继祖或高祖一系，五世之后均称“亞且（祖）”。“粦明亞且（祖）且（祖）辛旂（父辛）”和“朕皇亞且（祖）懿中”均是五世则迁另立宗室者。西周王室一系亦如此，五世则迁。《史记·周本纪》载：文王崩，武王立，“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从盖王瑞自太王兴”[81]。唐兰认为：“把古公亶父追称为太王，所以周朝的宗庙从太王开始。”从太王至成王，乃五世之宗[82]，即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另立新宗，至厉王为五世，我们从西周金文中可以补充与诸王对应的宫室如下：康王（康宫）、昭王（昭宫）、穆王（穆宫）、夷王（宫）、厉王（剌宫）[83]。五世迁宗后的新宗或是甲骨卜辞所称的“其乍亞宗”（《合集》30295）的“亞宗”，“五世而迁、另立新宗之新祖则称为‘亞且（祖）”[84]。《簋》[85]（《集成》03975）曰“王酓（飲）多亞”，“亞”字即指宗庙建筑场所。宋人王黼说“亞室者，庙室也”[86]。

安阳殷墟西区M1713[87]“亞[魚]”墓出土了一组5器商末青铜器铭文（表3），这些铭文均铸刻有墓主人称谓，但在称谓上比较特殊，这为我们研究“亞”字的内涵或有补益。墓中所出《亞[魚]鼎》（《近出》0339）、《（寢）魚爵》（《集成》09101）铭文分别为：

壬申，王易亞[魚]貝，用乍兄癸尊，在六月，隹（唯）王七祀翌日。

辛卯，王易（寢）魚貝，用乍父丁彝。（器铭）亞[魚]。（盖铭）

发掘简报称：“‘魚为墓主人之族名，亦即氏族的徽号，‘可能是墓主人生前担任的职务。”[88]这是正确的。器主称“亞魚”，又称“寢魚”，“寢”为“魚”的职官名，这已经为学界所认同。在殷周铜器铭文中，还有不少以“寢”为官的如《（寢）鼎》（《集成》02710）、《（寢）敄簋》（《集成》03941）等。既然“寢”为“魚”的职官名，那么“亞”就不可能是“魚”的职官了，更不可能以“亞”“职官”为氏的了。我们曾说明“亞为爵称”不可信[89]。这样看来“亞”为职官、爵称均不可从。前文已经论述“亞”表示宗庙，我们用这种解释就全通了。“亞[魚]”是“魚”族五世而迁，另立新宗的“魚”族后裔。由此，我们可以确信“亞[A]、亞[B]、亞[C]”形式的殷周金文族徽的内涵即是“亞”内的某族在五世之后另立新宗，成为新的宗庙始祖者的称谓。这个“亞[某族徽]”族徽形式是相对于其先祖在世次上的称谓，表明已历五世，五世后人则更称其祖为“亞[某]”。西周晚期的《鼎》[90]所记世系有“亞且（祖）師（隆）、亞且（祖）師、亞且（祖）師僕”，可见后五世均可称“亞[某]”。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可以结论如下：“亞[A]、亞[B]、亞[C]”是基本族徽“A、B、C”五世迁宗后的称谓，即“A、B、C”为前五世基本族徽，“亞[A]、亞[B]、亞[C]”为五世迁宗后的基本族徽。

④在上述分类中还有如“A亞[B]、亞[A]B、亞[B]C”和“亞[AB]、亞[AC]、亞[ABC]”等形式。我们知道“亞[A]、亞[B]、亞[C]”是基本族徽“A、B、C”五世迁宗后的基本形式，其族氏的延续性上没有变化，只是在表述或书写形式上放入“亞”内加以区分罢了。可见，“A亞[B]、亞[A]B、亞[B]C”类盟姻族徽在实质上与“AB、AC、ABC”盟姻族徽形式是一样。我们在《殷周金文族徽研究》列“亞[某族徽]+某族徽（亞[某族徽]）”和“某族徽+某族徽”[91]族徽形式，用简式表述就是“亞[A]+B（亞[C]）”形式（下图），这种形式族徽一般都是分铸于器物的盖、器或戈的两面，把它们拆分开来就好理解了。这类族徽也是盟姻族徽的一种形式。

⑤在盟姻族徽中有一种特殊族徽略辞形式（下图）。在带“亞”字族徽中，亦有“亞”内作多个单独族徽并列者，且“亞”内每一单独族徽均见有其他形式存在，如《亞[若癸]鼎》（《集成》02400、02401）等器。林沄在《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一文中亦例举了不少在铭文中出现的略辞之例[92]，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我们看看下列两组铭文不难发现它们是在“亞”内分别铸“受丁乙若癸乙”和“覃日乙受日辛日甲共”，其形式如五世后盟姻族徽中的“亞[ABC]”。《合集》28011“壬午卜，貞：亞比受于方？”[93]此辞为何组三B类卜辞[94]。按林沄说，“亞比受”之“亞”与“受”应是方国联盟[95]，“亞”与“受”在辞中均应是族长名或族氏名。《集成》02400等器铭文“亞[受丁乙若癸乙]”中，“亞”内有“”“受”，而“”亦有独立的族徽如《近出》0765等，“受”亦有独立的族徽，如《集成》00374、03030、03031、04737、04738、04958、06041、06602等，“”“受”亦均应属方国（族氏）名。另外，《合集》7428辞曰“冊，王比上下若受，我又”。“上下若受”，以前不得其意，今结合殷周金文族徽铭文“亞[受丁乙若癸乙]”，知“若、受”是二个姻亲的方国联盟。这样，除28011辞所载之“亞”与“受”是方国联盟外，此一联盟还有“若”“”，四方国在一起组成一个较大的联盟，并铸此类器立盟[96]。《亞[覃]尊》（《集成》05911）等盟姻族徽亦是多族并铸立盟之器。

⑥我们在《殷周金文族徽研究》中，把上述论述总结如下[97]：a.我们发现“亞”类族徽有如下规律，如“其”→“亞[其]”→“亞[其]”→“亞[其侯]”“亞[其]”“亞[其]乙”，另一种形式是“豕”→“亞[豕]”→“亞[豕]馬”→“亞[聿豕]”。这一规律我们可以概括为：某族徽→亞+[某族徽]→（某族徽+）亞+[某族徽（+某族徽）]（+某族徽），或可以简略如：A、B、C→亞[A]、亞[B]、亞[C]→A亞[B]、亞[ABC]。b.“亞”为爵称、“亞”是“一般低级服役者”等说不成立。c.“多亞”“亞旅”“徒亞”“寡亞”“诸侯大亞”等“亞”亦是指宗庙建筑。d.单独一“亞”字族徽就是以“亞”为族长名、方國名、地名的方国、族、氏。e.“亞[某族徽]”族徽形式是相对于其先祖在世次上的称谓，表明已历五世，五世后人则更称其祖为“亞[某族徽]”。同时，“亞[某族徽]”亦为某族另立新宗的标志。f.“亞[某族徽]+某族徽（亞[某族徽]）”等“盟姻族徽”是由于“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原因形成的，是一种结盟、联姻等社会关系的族属同祭同祀的体现。“某族徽+某族徽”形式的“盟姻族徽”内涵亦同。g.部分特殊“盟姻族徽”常有略辞出现，这类铭文为“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原因而铸器立盟之辞。

4 结语

通过我们对上述殷周金文基本族徽内涵的研究，认识到基本族徽包含姓、氏等家族称谓，这些称谓是代表了以这些姓或氏为国（邑）名或族名称谓的国族姓氏。《殷周金文族徽内涵研究》[98]所述族徽分类中，族徽包括基本族徽和盟姻族徽两类，“亞[A]、亞[B]、亞[C]”类型是在商周宗法制度基础上，五世迁宗后的基本族徽。基本族徽就是单一方国（族、氏）使用的基本型的徽记形式，形式如“A、B、C”或“亞[A]、亞[B]、亞[C]”。盟姻族徽在形式上就是由基本族徽通过累加或缀联等形式形成的族徽类型。这些盟姻族徽本质上就是由国族姓氏之间的以“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途径形成的“结盟”或“外姻”等关系的血亲组织，不同形式的盟姻族徽代表着不同的“盟姻组织”。

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全部殷周金文族徽按族徽家族类型，我们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按族徽家族延续性，上述族徽排列可做如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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