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方昆

摘    要： 《山上的小屋》、《狂人日记》两篇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都以家庭为主线，文本中的语言有如梦呓，看上去互无关联，在创作手法上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象征手法。但由于两位作家所处社会时代背景的差异，两篇小说体现了鲁迅与残雪对生活的不同思考。鲁迅的小说更关注社会，而残雪的小说更关注个人。

关键词： 鲁迅    残雪    叙事结构    语言风格    创作手法

1985年残雪的小说处女作《山上的小屋》发表，作品中的主人公“我”生活在自己的家庭里，却始终感觉到自己处在家庭其他成员敌意的包围之中。小说营造的这种家庭环境和氛围让读者能很容易联想到鲁迅发表于1918年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那篇小说里，狂人也一直认为哥哥在伙同别人准备吃自己，而能引起读者联想的最主要原因是两篇小说塑造的主人公都有一种在家庭里“受迫害”的感觉。通过对作品的发表时间、主人公形象特点和两位作家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注这几个角度的考察，我们完全可以把残雪的这篇《山上的小屋》看作鲁迅《狂人日记》在世纪末的回声。本文结合作家所处社会时代背景等因素，通过对小说叙事结构、语言及创作手法三方面的比较研究，具体分析两篇小说的相似点，并探究这种相似现象得以出现的深层原因。

一、打破常规的叙事

随着小说这种文学体裁逐步发展成熟，作家们愈来愈拒绝在文本中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创作动机，转而期待读者在阅读文本后，通过自己的思考挖掘作品的内蕴。作为读者，在阅读完一部小说的最基本文字后，必须考虑的是作者透过这些文字准备要表达什么，这就涉及作品的叙事结构问题，考察一部作品的叙事结构将有助于读者对作品内蕴的理解和把握。

具体到这两篇小说，在叙事结构方面，二者相似点很多：首先，二者都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组织小说结构，同时两位作家又都以主人公与家庭其他成员的矛盾与冲突这个角度具体展开情节，这也是两篇小说在叙事结构上的最大相似之处。

在《狂人日记》中，狂人先是怀疑周围的人要谋害自己，“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后来竟然发现自己的哥哥也参与其中，“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这些句子显示出狂人虽然生活在自己的家庭里，但由于小说开篇小序中介绍到当时主人公患有“迫害狂”病，因此在其病态的思维中，他始终都认为周围的人准备谋害自己，甚至连自己的大哥也要和别人合起伙一起吃自己。

《山上的小屋》中，主人公“我”也一直感到母亲、父亲和妹妹在和自己“作对”，父亲、母亲、妹妹的表情、动作在“我”眼里都变得很不自然。如在“我”的抽屉被人清理过后，“母亲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垂着眼。但是她正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我感觉得出来。每次她盯着我的后脑勺，我头皮上被她盯的那块地方就发麻，而且肿起来”。妹妹则偷偷地跑来告诉“我”是父母帮我清理了抽屉，但我却感到妹妹“目光直勾勾的，左边的那只眼变成了绿色。小妹的目光永远直勾勾的，刺得我脖子上长出红色的小疹子来”。而当“我”在家人面前提及山上有间小屋时，“父亲用一只眼迅速地盯了我一下，我感觉到那是一只熟悉的狼眼。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

这些对家庭成员形象的刻画，完全颠覆了传统作品中对亲人形象的塑造。母亲的形象在文中成了恨和恶毒的象征，最能体现母亲这一形象特征的行为是她为了阻止我摆弄抽屉，甚至准备弄断“我”的胳膊;至于父亲，他的形象则更可怕，在我的眼中父亲竟是夜里围绕房子奔跑的狼群中的一只;就连年幼的妹妹也“眼光永远都是直勾勾的，刺得我脖子上长出红色的小疹子来”。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我”的一切行为都受到干涉，毫无隐私和自由可言，更感受不到丝毫亲情。

通过对两篇小说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对比，我们看到：首先两篇小说的确都是围绕家庭这个环境展开情节，最重要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关系在两篇小说中都已经变味了，家里不再有温暖、关爱、亲情，主人公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彼此间不信任，互相防备。

再者，两篇小说叙事结构都不完整，缺乏明晰的情节线索，叙事断断续续，时空转换迅速，主人公的思维很跳跃。叙事结构的这种特点对习惯于阅读传统小说的读者来说，在理解小说内涵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两篇小说完全颠覆了传统小说“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叙事模式。两篇小说中的故事似乎从开始就没有发展，就无所谓高潮的出现，结尾也比较出人意料，故事似乎戛然而止，这一点在《山上的小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虽然两篇小说在叙事结构上相似点很多，但读者应注意到，即使二者都没有按照传统的叙事模式展开文章，却丝毫不影响文章的表达，相反更能体现出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这一点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更能体现出来：通过这篇小说正文前的小序我们了解到，主人公是个患“迫害狂”的狂人，日记又是在他发狂期间带着紧张、恐惧（以为别人要合伙吃他）的心情写的。小说主人公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作者不可能按传统的叙事结构有条不紊地展开，否则那就不是狂人写的日记了，因此小说只能通过表现狂人的心理和意识活动间接地传达作者的写作主題——“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采取这种叙事策略，恰恰反映了鲁迅在创作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的严谨态度。

分析小说的叙事结构就是为了了解作者通过小说准备表达怎样的思想、情感，也就是通过分析文本探究小说的主题。《狂人日记》的主题上文已经提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对于为何设置这样的写作主题，1918年8月，鲁迅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这样写道：“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结合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鲁迅的这段话。这篇小说创作于“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但在当时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地区影响却不大，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依然束缚着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这在当时深受启蒙主义影响的鲁迅看来，似乎只有揭露出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唤醒沉睡的国民，中国才会有希望。因此，他才给自己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确立了“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主题。

对于《山上的小屋》这篇小说，如果按照传统思维逻辑和阅读习惯解读，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只会是一篇没有情节发展、没有中心人物，看起来只是一段又一段毫无关联的文字堆砌起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纯文本。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按照西方现代派的赏析方式解读这篇小说，上面的一切问题都不存在，小说的所有东西都显得那么清晰，原因在于作家写这篇小说时为了表达的需要，抛弃了中国传统的叙事结构，而借鉴和吸收了现代派意识流的叙事手法。至于作家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叙事技巧创作？由于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一向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和政府陆续为从5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作家平反，老作家们重新获得写作的权利，新一代年轻作家也在不断涌现，中国的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从“文革”结束后一直到80年代中期，当代文坛一直沉浸在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之中，“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是这一阶段文学创作的主流。这种现象一直到1985年才得以改观——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西方文艺理论思想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产生大的影响。到了1985年，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许多作家开始力图改变文学创作这种潮流和方向，由“向后看”转而“向前转”，标志就是这一年出现了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在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残雪的这篇《山上的小屋》在这样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发表，采用这样的叙事模式也是不难理解的。对于这篇小说的主题，我们可以如此归纳：小说主要通过对主人公“我”的一系列行为、意识及生存环境的描写，“表达了作家对人类精神困境及其生存尴尬的深切体察”。

通过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两篇小说在叙事结构方面相似点很多，但读者应注意到深层次方面二者的区别——采用这种相似叙事结构的原因不同：《狂人日记》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其主人公是个患“迫害狂”的狂人;而《山上的小屋》则可以说是“有意而为之”——作家主动借鉴了西方的叙事手法和技巧。

二、梦呓般的语言

由于两篇小说都塑造了一个类似“迫害狂”的主人公形象，因此两位作者为了表现主人公的这一特点，在设计文本语言方面费了一番心思。在《狂人日记》正文前的小序中，作者概括了本文的语言特点“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而对《山上的小屋》中的语言，残雪在一次针对她的访谈中，曾这样说：“我创作的语言中一个个词没必要具备公认的意思，受到这种无意识的支配而创作的语言与其他人的语言完全不同，我的小说语言的组合既奇妙，词汇又少，任意的重复、冗长。”

通过作家各自对自己作品的说明，可以看出两篇小说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两篇小说的语言都不符合各自时代流行的大众阅读习惯：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林系小说及鸳蝴小说正盛行一时，前者是用文言翻译外国小说，后者是用文言写通俗小说。此类作品语言通俗易懂，很受当时市民阶层的欢迎，与这两类小说的语言相比较，《狂人日记》的确可以说是“满纸荒唐言”，初读下来让读者摸不着头脑;而残雪《山上的小屋》的语言也与当时流行的伤痕和反思小说截然不同，在这篇小说中，读者基本看不到任何与“文革”有关的词汇、语言，而且语言也是颠三倒四，互相之间毫无联系，似乎仅仅是一个个词汇的简单排列。

但仔细研读文本，我们又可以发现：虽然两篇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语言是相似的，但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是不尽相同的。鲁迅的《狂人日记》采用这种语言方式可以说是“被动”的，原因和作家放弃传统叙事结构类似：作品是在表现一个患“迫害狂”的人物形象，在他的日记中，使用的语言绝不可能像正常人的日记里那样——清晰有条理（因为假使这样做了，这位主人公恐怕就配不起“狂人”的称号了）。而文中所谓的“语无伦次”的语言，其实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位身患“迫害狂”症的主人公形象。鲁迅正是借助狂人这些表面看上去荒唐不经的语言向读者暗示什么。以第一则日记为例：文中说“我”没看见月光已三十多年了，今日再见到，“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这样一句话本来就是一句疯话，因为很难想象一个正常人能三十多年不见月亮;但是透过这句话，读者应该能够领悟到文中的月光不仅指现实的月色，而且富有某种象征光明的意味，狂人认为过去三十多年的生活全是发昏，暗含着主人公的觉醒之意。文中类似语言很多，所以《狂人日记》表面上看来满篇疯话，实则作者在其中寄寓了读者完全能够领略的战斗的深意。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缘何本文一发表就引起了如此大的轰动，并被誉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语言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来说，就如同上文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这种类型的语言是其作品中一贯的风格。有评论家在论及残雪作品语言时，这样写道：

在叙述语言上，残雪以歇斯底里的狂乱，精神病患者疯疯癫癫的语言和梦呓，描绘出一幅幅荒誕、错乱、丑恶的世界景观，传达出孤独、恐惧、焦虑、压抑的情绪和神经质、自我分裂、自恋的意识，并使潜意识得以呈现。

通过对作品的阅读，读者可以看出对残雪语言的这种评价是符合其作品实际的。本篇小说作为她的处女作，残雪主要想通过小说表现特定年月的人性压抑和扭曲，而这一创作动机，读者通过阅读文中的语言应该能够有所体会：象征个人隐私的抽屉被父母“翻得乱七八糟，几只死蛾子、死蜻蜓全扔到了地上”，而那却是我心爱的东西。这一段话很显而易见地表达了作者的创作态度：主人公在家庭中毫无隐私和自由可言，文中人物的人性都变得扭曲和压抑。可以说残雪主动地使用这些让读者莫名其妙、一头雾水的语言真是用心良苦。所以相对于《狂人日记》语言运用的“被动”，《山上的小屋》中的语言使用可以说是有意而为之，是“主动”的。但无论“主动”、“被动”，两篇小说的语言实际上对小说主题的表达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两位作家在语言运用这一方面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合前两部分比较来看：两篇小说在叙事结构和语言风格层面相似点很多，当然这种相似点是建立在小说表层结构层面的;一旦读者结合具体的社会时代背景及小说内部环境等因素对文本进行分析，如同上文所述，导致这种相似点出现的深层原因又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将以上两部分的比较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表层结构上两篇小说是相似的，而导致这种相似得以出现的深层原因又是有区别的。

三、多种创作手法的巧妙运用

创作手法对一部作品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一部作品的创作手法对作品采用何种叙事结构和语言是有决定作用的，简而言之，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手法，会直接影响作品的叙事结构及语言的表达。

对于《狂人日记》中使用的创作手法，从作品一问世，评论界就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作品纯粹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种说法比较普遍;1958年在主流文坛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之后，有些评论家也把《狂人日记》看作浪漫主义的作品;进入新时期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门大开，西方的文学理论观念开始大批涌入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又有论者提出《狂人日记》是象征主义的作品。相比之下，我更赞同严家炎先生在《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中的意见：《狂人日记》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有机结合的作品，实写小说人物尤其是对主人公狂人的描写，用的是现实主义。如对狂人的心理活动的描写：他的过敏、多疑、惊恐、奇怪的联想，不正常的推理和错觉，都很符合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点;虚写小说寓意，小说主题的表达用的是象征主义，表现在狂人的一些关键性疯话里，精心安装双关的含有深意的揭露封建制本质的内容。如在第三则日记中，狂人翻阅历史，却发现“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一部分内容就一语双关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当然他的依据除了对作品内容的具体分析外，还来自于鲁迅曾经谈到的关于《狂人日记》创作的一段话：我写《狂人日记》“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点医学上的知识”。他认为这段话正好透露了《狂人日记》是一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有机结合的作品，理由如下：刻画狂人形象要用“一点点医学上的知识”，可见作者不仅创作态度严肃，而且自觉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至于“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其中不仅有现实主义作品，还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作品。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欧洲象征派文学正风行一时，鲁迅不可能不受其影响，鲁迅喜欢的作家安特列夫就是一位象征派作家。由此他得出结论——《狂人日记》从创作方法上说，“鲁迅不但自觉地运用了近代现实主义，还第一次把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新的艺术境地，完成了某种单一的创作方法绝难完成的任务”。

对于《山上的小屋》的创作手法历来争论较少，基本上评论界都把残雪的作品贴上了现代主义的标签，这也与她在一本访谈录上论及自己作品时的说法相吻合，如“写实主义的写法不过瘾，有些东西说不出来，非得用现代主义的写法才说得出来”、“我写的不是外在的东西，都是挖掘潜意识的小说，我的小说就是跟别人不同”、“我的作品确實属于现代主义”。上文说到《山上的小屋》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的意识流的手法，因此在分析和解剖这篇小说的主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意识流”这种写作技法的特点：所谓西方意识流手法，“是指作家在创作中不注重对故事情节、人物、单独环境的描写，而有意写人物的主观意识和下意识活动，热衷于表现各种潜在的心理，深入挖掘和展示人物的全部意识领域（特别是传统心理描写难以表现的深层意识）;同时可以减少甚至抹掉作品中作者的人为痕迹，使读者直接从人物意识屏幕上读到人物的全部意识”。结合意识流写作的特点，再阅读残雪的这篇小说，读者能很明显地看出她是在有意运用这种潜意识写作技法，这也是文章没有完整的叙事结构，缺乏清晰的情节线索的原因之一。此外，这篇小说中还有象征、荒诞等手法的运用。如主人公“我”语言的跳跃，不连贯就是典型的意识流的写作技法，重点在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我”“始终清理不好的抽屉”、“我”的意识中“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则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诸如文中“我”把“死蛾子、死蜻蜓”当作“心爱的东西”，父亲长着一只“狼眼”则给读者一种很强烈的荒诞感。

通过对创作手法的比较，可以看出：与两篇作品在叙事结构和语言风格层面上相似点很多的特征不同，两篇小说在创作手法层面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尽管二者都有象征手法的运用，《狂人日记》的创作手法还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同时适当融入西方现代派的重要技法——象征;而《山上的小屋》则全篇都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痕迹，完全抛弃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相比之下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对人的内心的“解剖”更深入，更着意通过这样的描写反映作家对人内在灵魂孤独的关注;而《狂人日记》则更注重通过作品的描写反映作家对现实黑暗生活的批判，这也是导致两篇小说创作手法层面区别明显的原因所在。

总之，通过对两篇小说叙事结构、语言风格及创作手法三大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创作的相似之处：都对社会问题有着极大的关注，并在作品中表达出自己的思考与主张;两篇小说都打破了传统小说大团圆的结局，披露了各自社会背景下人的生存困境，使读者从中得到警醒。当然两篇小说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在创作方法、表达主题方面，两位作家由于生活阅历、所处背景等各个方面的差异而给读者呈现出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和特点。残雪作为20世纪末登上文坛的作家，至少在《山上的小屋》这篇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鲁迅在20世纪初对作品中“真的恶声”的期待，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山上的小屋》看作《狂人日记》在世纪末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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