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玮志

摘    要： 在欧阳建之前或与欧阳建同时代的人，对于“言尽意”的研讨，更多的只是局限于理论思辨的层面。 后代的作家基于言语和意图的统一，开始关注词语和意义的层次和重要性。这有效促进了“言意”问题从纯理论问题向创造性实践问题的转变。

关键词： 言意之辨    “言尽意”    书不尽言    语言

在欧阳建之前或与欧阳建同时代的人，对于“言尽意”的研讨，更多的只是局限于理论思辨的层面。在刘宋时期，南宋作家范晔以言语和意图的统一为基础，开始关注词语和意义的层次和重要性。这有效促进了“言意”问题从纯理论问题向创造性实践问题的转变。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指出：

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1]。

一般认为，文章的创作只要有效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就算达到了目的，文章创作关注的是意义的表达。所谓的“以文传意”意味着文章通过语言表达了意义和思想感情。当作者使用语言表达思想和感受时，语言就会充满活力——它不再是思想和感情的外衣。它不再是整篇文章的外套，而是文章意义的组成部分。综合范晔的观点，我们会发现，他在探讨“言意”问题时，事实上做了一番假设。在范晔看来，作者在撰写文章时，如果切实做到了“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读者就可以通过语言自然理解文章的意义。这种理解，或多或少带有一点一厢情愿的色彩，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学者对“言尽意”有着非常执着的追求。

及至唐代，范晔“以意为主”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主张主要为杜牧所传承，杜牧在范晔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将语言表达的问题纳入形而下的范畴，主张意思的表达可以促成言语的生成，言词却难以完全表达思想与意思。他在《答庄充书》中指出：

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圈，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谴辞，辞不能成意[2]。

杜牧认为，主导语言的因素，其意在创作之前就应该确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围绕意来组织语言，才能确保语言不碎片化，避免语言凌乱，进而更好地表达意义。在杜牧看来，“言尽意”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存在，表意性的强弱与语言是否优美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有的时候，越质朴的语言表意性反而越强，尤其是在意全胜的情况下，往往会“辞愈朴而文愈高”。这样一种认识，具有几分绝对化的倾向，所反映的未必是语言表达意义时的实际状况。然而，就“言尽意”以意思、意义的表达为根本追求看，主张将语言、言词归于从属，让意义、意思的传达充分发挥主导功能，不失为实现和推进“言尽意”的一种策略。

后世有许多文学理论家继承了“辞愈朴而文愈高”的观点。他们都提倡语言应该质朴，而这种质朴的语言通常在传达意义方面更有效。在北宋的欧、苏时代，这样的观念更是盛行，催生了一类不同于传统的审美风尚。比较富有代表性的是梅尧臣，他主张诗风应该平淡，诗的语言应该平淡而质朴。梅尧臣在《依韵和晏相公》中指出：“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主张运用平淡的语言表情达意。在这方面，梅尧臣的好友欧阳修非常赞成他。他在《六一詩话》里说：“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难。”与之同时代的苏轼很崇尚孔子所主张的“辞达而已矣”，他对“言尽意”有着独特的认识。在《答谢民师书》中，苏轼指出：

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苏轼认为，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丰富情感的文章就是好文章。他觉得孔子所主张的“辞达”本身就包括对平易语言意向的追求，“了然于心”是它基本要求之一，而平易语言则往往更容易达成这样的要求。

明代诗歌评论家胡应麟对“辞愈朴而文愈高”做了更深刻的诠释。他通过具体的文学创作深入讨论了“语浅意深，语近意远”的说法。他在《诗薮》中详细阐述了观点：

乐天诗世谓浅近，以意与语合也。若语浅意深，语近意远，则最上一乘，何得以此为嫌！《明妃曲》云：‘汉使却回频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十九首》、《三百篇》不远过也。

胡应麟对白居易诗歌的评价很高。他认为白居易的诗歌语言能够对其所诠释的思想情感进行精准表述，并且能够与人们达成共识。这种情况下，语言的浅近就不算弊病。在胡应麟看来，借助质朴的语言、富含深远意义的语言，完成诗歌创作，表达内心当中深沉的思想情感，这样的诗歌就是卓越之作。纵观中国文学的历史，不少学者认同诗歌语言的浅近，但没有多少人能够像胡应麟这样将这一问题做出如此到位的解读。胡应麟的观点为人们思考“言尽意”的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

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语言仅仅是表述思想与情感的主要载体，文学创作的根本旨归是呈现思想与情感。对于作家来说，要做的是通过语言表达想法和感受，同时让读者准确理解作者的思想和感受。事实上，每一个作家做到这一点都不容易。杜牧主张使用简单的语言，胡应麟主张使用浅语，这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他们充分认识到读者的知识培养可能存在差异，作者没有必要人为再为读者设置语言障碍。这样的愿望是很好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可行性。然而，简单性和相关性的语言能否实现目标实际上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事项。具体到读者而言，能否对作品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有效的接收与理解，受到许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生活经验、审美情趣、期望视野和预先理解等因素都将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真正要实现“言尽意”应该是一件着实不易的事。

其实我们很有必要回归到孔子对言意关系的主张：“辞达而已矣。”虽然孔子的话语中有一种无助，但同时他事实上也表达了一种自信：意义是可以被语言所传达和表述的。上文中苏轼所传达的观点，可以说是苏轼对“辞达而已矣”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解读。“辞达”一方面有着主张语言质朴的含义。苏轼主张语言表达的意义应该是“了然于心”。在他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心中的意义不能通过口头说，通过笔书写，孔子说“辞达”实际上是要求“了然于心”就可以了。满足这一基本要求，将突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这应该是“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在苏轼有关于言意关系的众多观点中，有一项对“辞达而已矣”的解读很有必要予以关注，即他非常重视语言的自然属性。提倡作者在使用语言时应充分尊重并遵循语言的自然本质。他在《文说》一文中说道：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在这里，苏轼对“辞达”作了非常鲜明生动的描写，这是对苏轼“言尽意”的一种比喻。有时，使用语言表达意义也可以达到“尽”的程度，好像水是流动的，具有物体的形状，日行千里，不被岩石挡住，不因为长距离而断流，“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想要实现这样的自然本色，唯有切实做到“言尽意”。在苏轼看来，“辞达”是促成“言尽意”的一种必要选择。他把它当作一个法则告诫写作的人：在很多情况下，“言尽意”是可能的。作为一个有很多成就的文學家，苏轼可以从审美的角度理解“言尽意”理论，使其成为当时“言尽意”学派的典型代表。

在苏轼之后，许多人对“辞达而已矣”的修辞策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元代的刘将孙主张，诗应该是让人品读和理解的，要想让读者充分理解诗的内容，就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辞达。在《黄公诲诗序》中，他强调：“辞而不达，谁当知者？”[3]他还主张，只要语言达到其含义，那么无论文章的长度如何，缩写可以变成五七言小文，扩展能够变成鸿篇大作。语言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充分表达意义。明代的李东阳也主张，写诗需要以辞达意。在《麓堂诗话》中，他说道：

作诗不可以意徇辞，而须以辞达意。辞能达意，可歌可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4]。

李东阳反对“以意徇辞”，避免意循言走的做法。他认为，如果诗歌达到其意义，就很容易流传久远。此外，他认为，由于语言的新颖性，意义极具包容性。他曾就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说明借助语言表达思想和情感非常有意义，使“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外”。在他看来，辞达的意图不仅仅是狭隘地表达作者当时的思想和情感，还包括可以启发赋予读者的意义，这也是读者在欣赏作品时可以重新创造的意思。

及至清代，“言尽意”的理论又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文论家们循着孔子“辞达”的理论做了进一步发挥。王夫之是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立足于情景交融的主张，强调“以意为主”是写文章作诗的根本，“势”可作为其辅助。王夫之所主张的“以意为主”，并不是单纯强调诗文应该注重说理，而是主张要有情感的投入，争取做到情景交融，情理兼容。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一文中，王夫之讲道：“将人一定一事一题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词采、求比拟、求故实，比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霏，何尝动的一丝纹理。以意为主，势辅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婉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语言是表达诗文之意的重要手段，也是“意中之神理”，是表达诗歌意义的重要手段。

清代的恽敬对“辞达”这一理论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在《与纫之论文书》中，他说道：

圣人之所谓达者，何哉？其心严而慎者，其辞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辞和;其气灏然而行者，其辞大;其知通于微者，其辞无不至。言理之辞，如火之明，上下无不灼然，而迹不可求也;言情之辞，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远来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辞，如土之坟壤咸泻，而无不可用也。此其本也[5]。

在这里，恽敬将“辞达”与作者的心灵、精神、气和知识联系起来。同时，它还涉及作者的多方面的能力问题，意志，情感，知识培养，生活态度等诸多方面，都会影响到言是否尽意。语言中所表现的理、事和情是作者心、神、气、知的高度统一。如果在文章中充分准确地表达了理性、事实和感受，就实现了“言尽意”。恽敬也有意识地利用美学理解表达理性、事物和情感的语言。他认为，表达真理的言论，如带来光明的火，可以随处照亮，不会留下痕迹;表达感情的词语就像水的曲折，进入洞穴，不知道该怎么做;表达事物的词语，好似土的坟壤倾泻，到处都是。在表达理性、事物和感受的过程中，语言已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用。

古人主张“言尽意”，主要侧重于表达文学作品情感的重点，并试图给读者一种美感。在笔者看来，“言尽意”应该是相对的。在具体探讨“言尽意”时，古人希望语言浅近、质朴，主张浅近、质朴的语言更能达到尽意的目的。另外，有些人主张使用华丽的语言表达深远的意义，并认为这是最好的。这事实上已经触及对无穷之意的思考与研究。其实，“言尽意”与“言不尽意”恐怕是绝难分割的课题，它们本身其实就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将它们做了人为区分而已。

注释：

①郁沉，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5.

②[唐]杜牧.答庄允书[A].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82.

③陶秋英.宋金元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555.

④丁福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1：372.

⑤王镇远，邬国平.清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695.

参考文献：

[1]宋协立.“言意之辨”：语言的局限性与文学的重要性[J].文史哲，1994（2）.

[2]夏甄陶.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4]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张海明.玄妙之境[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孔繁.魏晋玄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7]朱光潜.无言之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0]徐克谦.《庄子》哲学新探：道、言、自由与美[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纪秀生.从古代的“言意之辨”看语言的局限[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