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萍

摘 要：自辽宁西部的东山嘴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一个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受中原影响的边缘文化异军突起，为人们对史前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管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渠道。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组群较之前有显著的扩张和分化，人口呈现大幅度增长。究其原因，便是以生计为目标的原始家庭经济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干预。

关键词：红山文化;聚落考古;经济结构;政治形态;家庭经济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1-0007-03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红山文化大型墓葬和祭祀遗址中常发现一种明显区别于生活实用器的筒形器：整体呈空心筒形，弧腹，无底，所发现者皆为泥质红陶，器表多饰彩绘。该器型最初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赤峰红山后遗址，因不见完整器，日本学者将其复原为彩陶罐[1]。随着东山嘴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大量无底筒形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独特的器型设计以及出土位置的特殊含义，使其迅速成为了红山文化的核心论点之一。

已发现出土无底筒形器的地点有10余多处，其中见于报告的包括辽宁阜新胡头沟遗址[2]、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3]、辽宁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4]、牛河梁第一地点[5]、第二地点[6]等。已发掘的筒形器仅见于祭坛、积石冢和墓葬周围，在居住址和墓葬内尚无发现，并且从摆放的位置看来，其为石构祭坛和积石冢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全面揭露的现状不同，红山文化已发现的墓葬均为特殊人群，与聚落相对应的普通民众的墓葬还暂时未发现，因此作为特殊墓葬和祭坛的出土器，并且在现有眼光看来毫无实用性的无底筒形器，其功用与意义的探索从发现之初便列入了研究的日程之中，但无论是陶鼓说[7]、祭器说[8]、还是宗教典礼的产物说[9]，无底筒形器的研究无不是在其“庙、坛、冢”的三位一体的格局背景下去探讨，但仅仅根据其出土背景和相关文献的记载就对器物进行定论还有失偏颇，以致对其背后的政治形态和经济结构的论述也有些人云亦云，跟风却不知何故。从实用器到礼器或祭器的演变与聚落形态的发展密切相关，从轻松的食物获取发展到辛苦的农田劳作，从追求温饱的生存经济到立起神龛、警惕世人的转变，人们从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本文试从民族学和聚落形态的角度去探讨这些问题。

一、聚落组群的变化

社科院考古所在1996—2008年間对教来河上游地区、少郎河流域、半支箭河中游地区进行细致地聚落考古调查，共发现红山文化遗址127处，分属于牛河梁-兴隆沟类型、那斯台类型、魏家窝铺类型[10]。调查结论反映出聚落遗址呈现明显的组群分布特点，同一组群内主次分明，大中小型聚落呈现出环绕分布的特点，聚落分布数量与规模明显超越以往。调查报告将聚落遗址整体分为6个等级，从特大型聚落到第五等级聚落。但在报告中我们发现：无论是特大等级的七分地遗址，还是第一等级的潘家西遗址、金家洼子遗址，调查中仅仅在金洼子发现了房址10余座，采集的也只有零星陶片，故不能假设考古调查的细致性和准确性的完备，但仅根据数个陶片就能确定一个遗址范围属于一个聚落单位还有失严谨，村落间也有大小面积之分，可是它们的级别还属于同一性，仅仅依靠这些极为模糊的遗址分布范围并且未发现任何特殊的功能区，就对遗址进行聚落等级划分未免太仓促。再者，根据所调查的房址以及以往发掘出的居址、遗迹等，很少出现遗迹打破现象，并且多开口于表土下，因此聚落内部甚至单位聚落的重复利用率很低，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不同等级的聚落组群。在没有特殊功能区发现的前提下，只能认为为同一等级的聚落单位。但根据已调查的资料，能确认红山文化时期聚落组群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扩张。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利用以往调查资料，根据遗址面积与陶片数量进行的人口推测，不仅获得对这一地区人口规模的基本认识，而且形成对各考古学文化类型人口变化的整体思考。在他们利用遗址面积与陶片数量这两项指标获得的人口指数中，兴隆洼文化期为0.16，赵宝沟文化期为1.06，红山文化期则增至2.78。通过对这3个文化类型人口指数的比较，红山文化期人口呈现大幅度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1]（图1）。

二、民族学上的聚落扩张

在距今8500-3000年的地质时代全新世，环境气候整体呈上升趋势，气候的上升也经历着冷暖、干湿的气候波动，而红山文化期所处的时段正是大暖期内“气候波动剧烈”的阶段[12]。气候的冷暖反复导致所属地区动植物的资源分布出现较明显变化，而处在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农业经济在此之际也开始走向成熟，与此相关的气候决定论、人口压力决定论也开始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我们先不讨论气候决定论还是人口压力决定论的对错，民族学的调查给了我们一番探讨：

乔治格雷在1930年曾经对澳大利西部的澳洲原住民进行了简要的探险调查，他们发现：土著人的生活无忧，倘若食物不足，他们便会舍弃这片土地，他们清楚土地所产，了解符合时节的食物，能有规律的造访不同的食物产地。

马歇尔对昆布须曼人的调查也有类似的观点：土著人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之中，随时节来回迁徙，物品的储备也不会和社会地位扯上关系。

史前生计的贫困论一直是人类学家经久不衰的说辞，我们惯常用现代人的生计准则去探讨史前人类的生活需求，用生活简单去推到其生活艰辛，去证实他们的贫穷，他们在生计上的困难，他们为了生存必须不停地改变现状让物质达到丰富。但物质丰富其实也就是满足生计的一种策略而非贫穷的不幸，如果欲望只是简单地满足生计，又何必去辛苦地劳作舍弃自由而仅仅让物质变得丰富。贫穷本就是人与人的一种对比关系，并不是拥有的东西的多少，它恰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体现，因文明而诞生[13]。我们没有理由去认为史前经济生计困难，他们依赖简易的生产，单纯的技术，民主财富分配，很容易能达到生计的需要。我们总错误地把所处的物质环境与经济结构联系起来，但其实最贫穷的却是现在的我们。经济注定与稀缺性相伴，我们的市场工业体系产生的短缺状况在任何时期都绝无仅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更难以获取。因此摒除我们现有的焦虑心态去审视史前经济才是研究的首要前提。

以采集狩猎为主、农业为辅的史前家户生产经济，其生产的目的便是为了使用，为了满足生计所需，在没有政治干预的前提下，超出生产所需会显得毫无用处，物质丰富可能显得是多余的方式。呈聚落式的聚集方式、环壕式聚落防御措施、极易满足的生计需要，在没有重大灾难或者事件下，史前家庭经济会得到稳固的持续发展，而持续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口的增长，进而导致这种采集狩猎为主的家庭生产经济生产的回报锐减。生产回报收益的逐渐减少，人们只能转移驻地寻找更好的食物来源，但转移的方式并不能改变这种经济的本质，只能是将这种锐减的后果带给其他地方，因此聚落间的逐层分化成为了现实，这在民族学调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纳对恩登布人的调查、伊兹科维茨对拉绵人的调查都频繁发生如下事件：在一个群体内，许多原因都会导致争斗发生，派系林立，意见不合者便会离开另辟他处。缺乏有效的整治机制将逐渐壮大的群体紧密团结，因此群体间便通过社会分裂化解危机。这种村落间扩张的现象便在考古学上明确地体现出来。

三、分析与思考

以生计为目标的原始家庭经济其生产的本质便是为了使用，明确的需求目标致使其工作和生活随性，毫无动力去激发家户经济去超越自身发展，人口的快速增长只是更大程度上拓展这种经济方式的范围。聚落人口的分化、不同聚落的快速形成、住址的随意转移等方式，并不能对这种经济的本质造成影响。但农业的快速发展，手工业的逐渐分化，非实用器的零星出现说明了聚落发生了何故？

在家庭经济中，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与其他家庭间处于一种离散的状态，但是总有很多家庭因为劳动力的问题或者其他原因生产不足，难以维持生计，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结构，它的基础性极为脆弱，难以抵御风险，这也是各个家庭都会循环重复的阶段，这也是家庭经济的本质矛盾，如何突破这个矛盾，也只有将支配家庭经济的力量由政治进行掌控，民族学的调查给这个结论明显的阐述。

塞耶司卡德曾经对马祖鲁人和卡帕库人进行了长期的民族学调查，调查结論明显看出：卡帕库人的生产模式要比祖鲁人明确的多。马祖鲁人实行的是传统的家庭经济，散漫而无效;而卡帕库人实行的是一套头人制度，激励家庭和追随者努力生产，而最后卡帕库人的实际产出要明显胜出的多。政治首领作为家庭间亲属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将群体的目标设计起来，生产的动力激发起来，最终解放生产力，削弱家庭发展禁锢。玛丽道格拉斯曾经对卡塞河地区的乐乐人进行过研究调查，她发现乐乐人一贫如洗的原因就是缺乏强有力的权威，用政治手段遏制群体分裂，激发群体动力。而政治干预最明显的衡量标志就是大聚落群体的出现，社会分工的明确，政治功能区的出现，这也为红山文化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背景做出了对比的解释。

“庙、坛、冢”为组合的政治和祭祀功能区、无底筒形器、无底钵形器等非实用性祭器，玉猪龙、玉龙、玉凤、勾云形玉器等特殊随葬器，陶塑人像、泥塑人像、石雕人像等祖先崇拜，这些特征无不显示出红山文化政治在家庭经济中的介入，陶器、玉器、建筑等专业化分工的出现，也无不显示出政治对家庭经济目标性的改变。从以满足生计为准的家庭经济发展到祖先崇拜、祭祀盛行，从独立的经济个体发展到聚落间的生计目标，人们欲望的转变从生计到生活，绝非简单的技能提升、生计局限解释得了的。

参考文献：

〔1〕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六册）[M].北京：东方考古学会，1938.10-20.

〔2〕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J].文物，1984，（02）：1-8.

〔3〕郭大顺，张克举.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4，（01）：13-17.

〔4〕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J].考古，1994，（06）：33-41.

〔5〕华玉冰.牛河梁女神庙平台东坡筒形器群遗存发掘简报[J].文物，1994，（05）：12-19.

〔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遗址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6，（08）：11-21.

〔7〕陈星灿.红山文化彩陶简形器是陶鼓推论[J].北方文物，1990，（01）：21-26.

〔8〕尚晓波.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存丧葬习俗初探[M]//青果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77-83.

〔9〕刘国祥.红山文化无底筒形器的考古发现及功用[N].中国文物报，1994-09-11（版）.

〔10〕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35-36.

〔11〕赤峰中美联合考察队.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成果[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2-5.

〔12〕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47-52.

〔13〕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7.44-53.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