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

摘 要：举世闻名的红山文化，令人向往，许多学者为之孜孜探究，许多文人为之研读阐释，红山文化以其丰厚的历史彰显着尊贵的容颜。红山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从印象派的角度来看，中华第一龙、华夏第一村、红山女神等，也许就是她给我们的质性体验。

关键词：红山文化;中华第一龙;华夏第一村;粟;红山女神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1-0001-06

“红山文化”，可谓家喻户晓。外地人来到赤峰首先想到的就是赤峰地区的文化底蕴深厚，话锋一转就会说到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红山文化是什么样子呢？可以具体到4个代表性考古文物上来展示红山文化的芳容。这4件代表性文物只是对红山文化的表层印象，给人的感觉却是振聋发聩。一首小诗《红山文化印象》这样写道：碧玉神龙属第一，华夏古村赋神奇。八千年粟今犹在，红山女神古来曦。

一、中华第一龙

说到中华第一龙，在百度上一搜，查到的有河南濮阳“中华第一龙”，有赤峰红山文化“中华第一龙”。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中华第一龙”呢？

（一）河南濮阳“中华第一龙”

河南濮阳“中华第一龙”发现于1987年。当年6月，河南濮阳市正修一座引黄供水工程，目的是解决居民用水和工业用水。在老城的西南方向调水池附近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河南濮阳市上报国家文物局，经批准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经过清理，发现了4组用蚌壳摆砌的龙虎等图案，尤其是龙的图案被称为最重大的发现。

该图案是在当年8月17日的考古中发现的。在墓地137号探方中，有一老年男性骨架高1.84米，头南足北躺在墓地中，在骨架两侧摆着蚌壳龙虎图案。龙在东侧，1.78米长;虎在西侧，1.39米长，头的方向与墓主人相同，两者均背向墓主人。考古专家认定，蚌龙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遗迹。它在形态上与中原文化中关于龙的描述基本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此处遗址作了详细测定，对蚌壳做的碳十四测定得出的年份可能距今约6600年。据此，专家誉称蚌龙为“中华第一龙”。

（二）赤峰红山“中华第一玉龙”

赤峰玉龙有两块有代表性。一块为“C”型碧玉龙，一块为“C”型黄玉龙。红山“C”形碧玉龙，1971年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被发现。玉龙晶莹细润，呈墨绿色半透明，形体从截面上看为圆形，有如汉语拼音或英文字母的“C”，高度为26厘米，其直径2.3至2.9厘米。玉龙头部短小，吻向前略伸，稍向上噘起，嘴呈紧闭状，鼻子边缘较平。玉龙眼部圆而起棱，略上翘。长鬣位于颈背，卷曲而上富于动感。长鬣呈扁而薄状，上有浅浅的凹槽，但其边缘较锋利。整个玉龙表面除额及鄂底刻有密密的方格状网纹外，光滑无痕。红山碧玉龙工艺精美，能够看出它是以整块的玉料雕刻而成，在技艺上还使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形体上与甲骨文的“龙”字相似。玉龙外观生动形象，富有艺术的想象张力。

该件玉龙在古时做什么用的呢？首先，它不是人的装饰品，因为它的形体与人的饰品相比，体形硕大，不适合配戴。据专家推测，它很有可能是远古时期与宗教关联的礼制用具。在玉龙背上有一小孔，悬挂起来，玉龙首尾正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可见孔的位置是精心设计的。因此，它对于研究我国远古先民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原始宗教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红山文化碧玉龙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华第一龙”，发现较早。之后在河南濮阳也发现了龙形图案，似蚌壳精心地摆塑;山西省吉县狮子滩也发现了鱼尾龙形岩画;辽宁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了用石块堆塑而成的巨龙图案;均认为本地的发现是“中华第一龙”。在第四届中国玉文化学术会议上，专家们一致认为红山文化碧玉龙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龙”。关于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副研究员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碧玉龙是最具龙形的龙，它的发现，让我们找到了龙文化的源头，也证明了我国玉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红山碧玉龙出土时，还在其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这些玉器各具形象，有动物如龙、鱼、龟、蝉等等，也有融入艺术构思的自然现象如璧、环、勾云纹佩饰等。这些玉器，工艺精美，可谓形神兼备，清雅脱俗。

无独有偶，在翁牛特旗还发現了一块黄玉龙，这件玉器来自民间，不清楚它的出土地点，因此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有的专家认为这件玉器应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典型文物。后经多方论证，2010年10月确认它的出土地点为翁牛特旗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红山文化遗址群中。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考古队队长刘国祥认为，通过近两年考古调查工作，可以得出这样结论：玦型黄玉龙形器选料上乘，雕刻工艺精致，玉龙神态飘逸，其工艺特点及其制作形制可以看出属于红山文化玉器，他认为也是堪称国宝的文物，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

由于玉龙在赤峰市境内出土，赤峰市因此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

（三）发现中华第一玉龙

中华第一龙的发现过程，既平淡又富有传奇色彩。

1971年8月某日下午，农民张凤祥正在果林里修梯田。他所在位置是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后面。他在修梯田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神秘的人工砌成的石洞，在石洞底部，他发现了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被泥土包围着。他用手掂量一下，有点份量，就把它当做一块废铁拿回家中。他的小弟弟张凤良此时仅六七岁，就把哥哥拿回的东西当成了玩具。他用一根绳子系好，在村子里与小伙伴们拖着玩起来。过了几天，上面的土被磨掉了许多，一部分露出了本来的面目，晶莹富有光泽，像是玉石。他立即把这块玉收起来。过了几天，他把这件玉器带到了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干部王志富看了看，认为是一件文物，决定征集并收藏，付给张凤祥30元人民币。从此，这件玉器在文化馆静悄悄地度过了13年。

1984年，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获得了重大发现。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一座古墓时，墓主人胸前摆放着两件精美的玉器。经考古专家鉴定，认为它们是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距今约5000年。这个消息迅速在文化界传播开来。此时，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立即想到了十多年前收藏的玉器。他拿出来认真观察、研究，意识到这可能与牛河梁玉猪龙有关系，有可能是与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决定去北京找专家鉴定。

他找到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请他为这件玉器做鉴定。苏秉琦先生用手轻轻地抚摸观察这件玉器，同时询问他出土的地点和征集的过程。经苏秉琦先生多方考证，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件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遗物，是一件珍贵的玉龙。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中华文明史，长期以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夏商周为始，中原文化成了中华文明的摇篮，这种观念已近乎深入人心。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开始促使国人重视审视中国史前史，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透过红山文化这一视角，专家们发现，中国的历史学者被秦始皇的历史观所误导，其维修的长城遮住了历史学家的視野。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是中原文明史，更应到长城以北探秘。

二、华夏第一村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古诗中的北方，辽阔高远，生机勃勃。内蒙古地区是草原文明的殿堂，东部的赤峰市则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其丰厚的文化令人震撼。被史学界称为“华夏第一村”的遗址就被发现于赤峰市敖汉旗。

敖汉旗面积仅有8000多平方公里，人口却多达60多万，占赤峰市总人口的近1/7。在敖汉旗境内，考古文化成为红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先后发掘了“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等史前考古学文化。

这些遗址文化中“兴隆洼文化”更令人期待，由于发现大型聚落，敖汉旗东部宝国吐乡兴隆洼村的历史遗迹被史学界称之为“华夏第一村”。

“华夏第一村”是一处距今8200—7500年前的原始村落遗址，这是根据房址内出土的木炭标本进行碳14年代测定得出的结论。自1983年至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7次考古发掘，获得一系列较为重要的考古资料，因此，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面积大、时代早、保存好，被学术界誉为“华夏第一村”。

通过考古发掘，兴隆洼遗址分两期。第一期遗址总面积3万余平方米，清理出房址188座、窖穴400余座、居室墓葬30余座。聚落外有一椭圆形环壕，东北至西南最大径183米，西北至东南最小径166米，壕宽1.5-2米，壕深0.55米，房址排列整齐有序，面积一般在60平方米左右，在遗址中央发现有两座并排的大房址，面积超过140平方米，这可能是该聚落的首领所居，或举行公众议事、原始宗教活动的场所，这样大的房址出现在8000年前，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对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聚落部局、房屋建筑、生活方式等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该遗址地穴四面“墙壁”较直，土质为黄褐色生土，“墙壁”表面呈红褐色。有的灶下面垫有石块，灶的周围有排列规整的柱洞，柱洞共有两圈，外圈呈长方形或方形，分布在四周穴壁内侧，内圈呈圆形，分布在灶址周围。房址内没有发现门道，居住面的西南侧踩踏较严重，可以断定这里应是地穴的出入口。该聚落遗址布局规整，秩序井然，应该是经过统一规划建造而成，这是我国迄今所知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经过全面考古发掘的惟一一处原始村落。

华夏第一村的“居室墓葬”具有独特特征，在那个时期具有高贵身份的人会埋在居室，这时该居室可能就会被废弃，也有可能继续居住。遗址每期聚落人口在300到500人左右，埋在居室的不到1/10。这些成批的居室墓葬，是我国史前最奇特的埋葬习俗，而且具有明显的宗教祭祀意义。以118号墓葬为例，墓穴呈长方形，主人是一男子，约50岁，其右侧为两只整猪，猪腿有捆绑痕迹，成仰卧状，且一雌一雄，占据了墓穴底部近一半的位置。在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以狩猎、采集为主，野猪成为猎取的主要对象，被视为最珍贵的祭祀用品。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以猪牛羊来祭祀可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墓葬中墓主人腰部的蚌裙，据考证是我国史前最完整的服饰资料。出土的玉器为迄今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磨光真玉器，是探索中国玉文化宝贵的文物;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及动植物遗骸资料对研究我国史前文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期遗址，较之第一期面积更大，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第二期位置在一期遗址西北约13公里处，遗址主要分布在兴隆沟村边西南方向的坡地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对二期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遗址面积1800平方米。通过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共发现房址11座、居室墓葬10座、灰坑12座。在对遗址发掘中还发现了一批具有典型特征的陶、石、骨、玉、蚌器及动物骨骼、植物遗骸资料。

该期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是在黄土上直接挖掘而成。地表共有房址150余座，排列整齐，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从已发掘的东部及中部区域来看，房址基本处于同一年代，且布局统一。该房址气势壮伟、整齐划一，可推测中华民族文明史应在8000年以前，甚至更久远的年代。

房址室内平面呈“亚”字形，有暗道式出口，这在我国东北地区史前时期房址中系首次发现。房址中可见当时存在等级之分。22号房址中出土遗物最多、最有考古价值，可见其高贵的身份。该房址保存最完整，灶址两侧有4个对称排列的柱洞，另在房址两侧穴壁内有2个立柱。发现的遗物有：3件小型玉器是迄今我国年代最早的真玉器;钻孔蚶类贝壳;20余件立置或扣置的成组陶器;2件大型磨盘和磨棒;4个额顶正中有钻孔的动物头骨、2件人头盖骨牌饰和1件三角形镶嵌蚌壳的石质人面饰等。

敖汉旗境内辉煌灿烂的远古文化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国内外学者和游客。随着遗址保护工程的顺利进行，兴隆洼遗址蕴涵的远古文化将呈现在世人面前。兴隆洼文化遗址即“华夏第一村”的考古发掘，将中國北方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向前推进3000年。为中华民族统一体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对研究辽西地区当时社会结构、生产水平、生活方式具有典型意义。兴隆洼遗址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学术界的震惊。自2004年至今已有5000余名日本、韩国、美国、以色列、英国、德国的专家学者考察兴隆洼，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与发现》栏目制作“兴隆洼记事”上下集，时间长达80分钟，已在央视播出。

三、八千年粟

中国传统文化中，称国家为“社稷”，有江山社稷之说。“社”古代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日子以及祭礼。“稷”古代指百谷之长，因此帝王奉祀为谷神。《本草纲目》记载：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尔雅·释草》注为：稷，粟也。粟，即谷子，脱壳后称小米。可见粟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且有重要的地位。考古的三大课题是探索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敖汉旗历史悠久，地处燕山山脉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山坡地较多，北部丘陵起伏，小块平原较为开阔。据《明史》记载，敖汉曾是“沙柳浩瀚，柠条遍地，鹿鸣呦呦，黑林生风”之地。因此，敖汉旗是探索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较为理想的地方。

自200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利用3年的时间在敖汉旗兴隆洼进行了考古挖掘工作。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为发掘兴隆洼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发掘工作，房址遗迹约37座，居室墓葬26座呈现在我们面前。通过发掘遗址，还发现并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物，这些文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等。令人惊奇的事件出现在对编号F31堆积层内和居住面上的土样浮选后，考古人员发现了大约1500多粒炭化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是我国著名的植物考古学者，他通过实验室的分类和植物种属对这批炭化粟进行了鉴定，得出的结论是：这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小米。这批碳化粟又被送往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验室进一步验证。得出的结论是：这批谷物距今约7700至8000年，比欧洲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

赵志军认为，西辽河地区不足10万平方公里，地形特征呈现出多样性，主要有山地、河谷、草原、荒漠、黄土丘陵等。这样的生态环境，为小米野生祖本的传播和进化提供了条件，并使其逐步进化，成为栽培作物。“敖汉兴隆沟遗址关于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是一个非常缓慢且不断变化的过程。”赵志军认为，敖汉作为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它以事实表明，农业发展不断发生飞跃，大概每两千年就有一个巨大变化。根据他的理论，他把这种变化归纳为5个飞跃阶段：第一阶段是10000年前至8000年前后，即兴隆洼文化农业时期;第二阶段是6000年左右，即红山文化农业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三四千年前，即夏家店文化农业时期;第四个阶段发生在2000年前后刘汉王朝时期，传统农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从汉至今，是第五次飞跃时期，大量杂交农作物产生，转基因农作物出现。

在考古界，学者们非常关注南方的稻作文明，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他们对北方旱作农业关注少、研究的少。事实上，北方农业更能体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更大贡献。基于此，敖汉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炭化粟对探讨研究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考古界学者通过借助兴隆沟人、动物和植物的稳定同位素数值的分析，认定小米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已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之一，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种植谷子。2012年8月18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命名敖汉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敖汉享有“世界粟黍发源地”“中国小米之乡”“中国最大的优质谷子生产基地”之美誉。

敖汉小米米色清新，品质纯正，属米中之上品，其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均比普通小米高，也高于大米、面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含量丰富而比利协调，维生素、矿物质元素的含量较丰富。2014年7月，中国作物协会粟类作物专家委员会授予敖汉旗“全国最大优质谷子生产基地”。2014年9月3日，第一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国际会议在敖汉旗成功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中国作物协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和敖汉旗政府联合主办，授予敖汉旗“世界小米之乡”称号。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琼斯领衔的课题组研究发现，欧洲的小米应该是从东南亚通过欧亚草原通道传播过去的，考虑到兴隆沟遗址所处位置，其有可能是小米向欧洲传播的起始点。

四、红山女神庙

“女神庙”处于牛河梁遗址群的中心位置，它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祭祀遗址，对我国史前的社会发展史、宗教思想史、民族文化史、美术艺术史、建筑史以及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女神庙”的发现与发掘情况

女神庙的发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1983年秋天，红山文化考古人员正在牛河梁进行考古调查，他们调查的目标是牛河梁积石冢群附近地区。在周密而认真的调查中，考古队员有了新的收获。一位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人的耳朵，地点在附近的冲水沟。这是一个用泥巴塑成的人耳朵。顺着这条线索，他们继续寻找相关目标，经过反复勘察，又发现了一些被水流冲下来的人体残块泥塑和一些红山文化陶片。其中泥塑人体部位有：泥塑人鼻、乳房、手臂等。研究员并未就此止步，而是逆流而上，在较高处的东山坡展开了考古工作，经过细致的研究，反复的论证，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新的遗址，一个令世界震惊的遗址：牛河梁“女神庙”遗址！

女神庙位于辽宁省西部西辽河流域凌源与建平的交界处，在牛河梁主山梁的中心部，其年代约公元前3630年左右，距今5000多年，属于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女神庙从其布局和性质上看，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相似。女神庙长22米，宽5.3米。它分为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主体部分结构的特点是多室相连，以圆形和长方形为主。主室为圆形，左侧室、右侧室同为圆形。北面一室为长方形，南面是两室，也为圆形，与一个东西向长方形室相连。从总体上看，女神庙呈七室相连的布局，从平面上略呈“亚”字形。女神庙附近有大型的祭坛和大规模的积石冢群，由此可推断这里是重要的祭祀场所。《礼记·曲礼》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女神庙的这种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前后呼应的结构和布局，对我国后世殿堂和宗庙的布局设计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庙的建筑结构为半地穴式，由土木筑成，地面坚实且平整，地面及墙面都被火不同程度烧过。墙面上有三角纹几何图案，有勾连纹图案，前者呈赭红间黄白色，后者呈赭红色。图案线条简单，呈直线和折线兩种。女神庙墙上的几何图案被视为国内最早的壁画。

女神庙出土的大量遗物中，陶制祭器和泥塑造像最为突出。陶制祭器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豆形器盖，它的形状像倒置的豆，外表绘有“之”字型纹，并且有长条镂孔，属于细泥红陶制品。第二种是圆底钵形器，内外壁都很光滑;第三种是镂孔彩陶祭器，外有黑彩三角几何纹饰，体形较大，也为细泥红陶制品，属于专用祭器。

女神庙的大量遗物中，最独特的是泥塑像，分为两类：人物塑像和动物塑像，人物塑像占有较大比重。由于年代久远，塑像并不完整，多以碎块状出现。在人物塑像中，都是女性塑像，还有出土的裸体孕妇雕像。有的雕像还有彩绘的痕迹，初步判断人物塑像可能本来的面目是彩色的。从规格上看，塑像大小不一，有的与真人一样大小，有的可能会大于2至3倍。

室内发现的女神头像是女神庙中成群排列塑像中的一件珍品，也是该庙内最重要的发现。这尊红山女神头像，在发顶、下唇及左耳朵部位残缺不全，鼻子及左面部有裂纹，但是面部整体保存完好。头像脸部呈圆形，最明显的特征是额骨突起，眼眉不明显。鼻子部位鼻梁较低而较短，上唇较长而薄。这种面部特征符合蒙古族女人的特点。这尊头像采用了写实主义风格，其规格大小与真人一致。雕像毕竟是艺术品，作者进行了艺术处理，既重视头像的外形的美，又强调头像的内蕴之美，自然之中流露着一种无可名状的情感。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为表现其美的神韵，作者使用了玉片，以彰显其美丽与珍贵。在嘴的处理上，作者也别具风格。上唇外张，嘴角微微上翘，似欲语又止，表现了瞬间的动感之美。从整体来看，这尊头像表现了早期女性美丽、高贵的特质，是一尊艺术价值极高的塑像。

（二）解读“红山女神”

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彩塑女神像，是我国古代塑造艺术的代表，其高超艺术水平令人叹为观止，有人认为可媲美西方的维纳斯雕塑。在我国历史上，人体艺术多出现在国画中，雕塑艺术并不多见，人体雕塑尤其女性人体雕塑更为少见。红山女神雕塑的出土，把我国人体雕塑的艺术史追溯到了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从这一点上，可见女神像在我国乃至世界雕塑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红山女神像经过专家推断，复原后形象为：脸型为标准的“盾牌型”脸，飞扬眉、杏核眼、吊角目、蒜头鼻、薄唇抿嘴、大耳有轮，头上可能戴有花环或盘辫或粗布巾带。从艺术上看，女神头像完整，头及面部比例准确，其大小与现实中人一致。作品以写实为主，稍有夸张。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红山女神头像中雕塑、彩绘与镶嵌相结合的表现技法，这也是我国古代艺术的完整结合，是红山文化最突出的艺术成就，这种雕塑方法在国内甚至国际的美学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从史学上看，红山女神像以历史上人物为依据塑造，它就具有了历史考古价值。历史学家发现，她可以作为研究中华人种学和民族史的材料。在中亚地区，曾有把人头骨涂泥成像的崇拜形式。而牛河梁的红山女神像既然是以古代真人为依据塑造，这就为亿万中华子孙饱览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提供了现实的范本。

关于红山女神，有人说与“女娲氏”有关。古籍记载，女娲的功劳之一是“拓土造人”。在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了带有肢骨的塑件，有研究者认为这与古籍记载有惊人的相似。另外，在牛河梁女神庙附近，有一座人工建造的土山，其构成甚为奇特，让人联想到“女娲补天”神话。该土山外观呈圆锥形，顶部为小抹顶，外围都用巨石包围。上面有3层大石头包围，下面也同样是3层石头包围。每一层向里面延伸10米。每一层石头为1米高。山体直径40米，山的高度为16米，有5至7层楼的高度。在山的周围，还有圆锥形积石冢群，有30处之多。土山和积石冢群的整体布局与埃及金字塔的整体布局相似。据此，有人把它们称为中国的“金字塔”。自空中俯视，女神庙、“土山”都处在南北方向的中线上，在东西两侧分布着积石冢群，它们与中线距离相等。“土山”则在整个布局的中心位置。在最初发现“土山”时，其顶部是炼铜遗址。山上有1500个炼红铜的坩埚，每一个锅直径约为30厘米，高约33厘米。山上有“之”字纹的彩陶片及冶铜坩埚片。这些特征，让人自然联想到“女娲补天”的神话，古时因战争致天塌，“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土山上的遗迹，与女娲神话有相似之处，故有人推测，女神庙有可能就是红山文化时期古人对女娲的崇拜。

长期以来，中华文明的起源被认定为“中原说”。黄河是母亲河，黄河流域自然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北方的考古发掘的成果越来越对此学说提出了质疑。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一体”说逐渐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红山文化是燕山以北西辽河流域的重要新石器时代文化，作为北方文化的重要一环，对于支持“多源一体”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老先生在《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说：“在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考古学的认识曾有过偏差。表现为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了北方古文化。现在看来，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受到苏秉琦先生的启发，有的学者致力于探讨红山文化的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为红山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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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姜黎梅）